修身，是指修养身心，修身的具体行为表现日常生活中就是择善而从，博学于文，并约之以礼。
修身就是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净化、纯洁，通过自我反省体察，使身心达到更加完美的境界。个人修身不仅饱含了为人、修身、处世的智慧，还包含着始终要有一颗平常心去应对生活中的烦恼和不幸。
修身的方法：
一、戒生气
古人云：“气大伤身。”生气是人类负面情绪中的一种，一个人如果经常生气，就会使身心受到损害。
二、戒自卑
自卑可以轻而易举地摧毁一个人，也能使人因自强而崛起。
三、戒嫉妒
与其将有限的精力消耗在嫉妒他人的成功上，不如抓住时机做一些实事。
四、戒小人
小人不但对我们的人生之路毫无帮助，反而会成为一块在关键时刻让你跌倒的绊脚石。
五、戒诱惑
我们要力戒权力、金钱、美色等各种诱惑，不断完善自身素质，加强个人修养，提高道德品质，同时保持 一 份健康平和的心态。戒暴怒：暴怒容易使人失去理智，所以，一定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扩展资料：
修身之要义一：
自处超然，处人蔼然；
有事斩然，无事修然；
得之淡然，失之泰然；
思之坦然，为之善然。
修身之要义二：
一身浩然气，二袖清白风，
三分傲霜骨，四时读写勤，
五谷吃得香，六神常安定，
七情有节制，八方广结缘，
九有凌云志，十足和善心。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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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7-07-14
《礼记·大学》有言，欲治其国者，先治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可见，在以修身、齐家、治国为三大内容递进建构的中国文化系统中，修身是基点，是核心。
所谓修身，就是“克已”，完善人品操行，提高人生境界，做一位符合中国文化来设计的，具有最高人生价值的中国人。修身，作为目标，是人的完善，人格的自我体现；作为手段，是实现最高人生价值的道路和方法，是为齐家、治国打下一个扎实的基础。
儒家们所设计的最高价值的人生是效法远古。孔子说：“今人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人以为楷。”（《礼记·儒行》）这种对古人的敬仰，不是纯粹的复古，近似西方文艺复兴时代倡导古希腊文化思想。效法远古，意味着有历史依据，更能够为时人所接受。马克思把这比喻为借古代人物，演现代之剧。儒家在描述远古时代的人时将自己的政治理想渗透其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这是一个政治清明，礼仪井然，人心融融的“礼”、“仁”之邦。克已（即修身），复礼归仁，就是修持具有“怀仁”、“知礼”的身心，既要与这个理想的大同社会相适应，还要为它的实现而努力。而前者才是修身的目的，后者只是将修身作为手段，以此为出发点，才能实现大同这一外部世界的最高境界。外部世界的最高境界同修身这一内部世界的最高境界才得以完美的结合。
修身的标准是什么呢？是“仁”和“礼”。这两者既有区别，也有联系。
仁，形二人，意为人人和睦友爱。一言譬之，爱人。孟子言之为“恻隐之心”，具体体现在不同的社会交往环境里，则是忠、恕、孝、悌，对国君、对朋友、对父母、对兄弟，都有一个“仁”的问题。“仁则爱人”的思想，奠定了国家秩序中以民为本的思想基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民本”思想造就了一大批“为民请命”的无道则反、无道则争、无道则隐的仁人志士，他们是民族的脊梁。礼者，社会人际关系也，是“仁”的社会体现。孔子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言“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藤文公上》）。在孔孟那里，礼序，依然是以远古社会为蓝本，渗透了他们的社会理想的人际秩序，是政治清明的具体化。这个人际秩序的内核是仁道，表现为各在其位，各尽其责。因此，不仁道的人际关系应该匡正。成汤灭桀，武王灭纣，按说是僭越。但桀、纣是无道，“无道则反”，他们是伐无道，以施仁政，故而成为孔孟仰慕的先贤。孔孟所言的父子有亲是双向的。不避开父亲的责打，而使父亲冒不义之名是愚孝。孔孟也推崇“非时不见，非义不合”的隐贤。可见在先秦时代，儒家的“仁”、“礼”思想，充满朝气，是烛照士大夫们积极参与社会改造和文化建设的精神之炬。而正是这个“仁”和“礼”不是呼之则出，轻易就能达到的，而是要通过敬慎的内省、艰苦的“克已”才能达到。这就是修身、正心。“修”和“正”的过程，正是对每一个人的严格考验。孔子的学生曾子曾说：“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正是在修身方面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通过修身（克己）能达到儒家理想的“怀仁”“知礼”的人格高度，基于孔孟的“性善”说。人之初，性本善，尧舜时代民心敦厚，就证明了人心向善。只是到了后来，世风日下，“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礼记·礼运》），人心布满了尘世的污垢。在这种情况，君子就应该挺身而出，修身（克己）除污垢，恢复“性情”，锻炼成仁人。而荀子主“性恶”，是基于人们被日下之世风所薰染而言的，但他也肯定作为类的存在物的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所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荀子·王制》）。孔孟与荀子，言人性善恶，貌似各执一端，实则殊途同归，都强调修身正心，开掘善性，去具备大儒的风范，以铸成美好的心灵。
那么，怎样才算是具备大儒的风范，才算具有美好的人格呢？孔子在答鲁哀公时做了系统的阐述。首先是虚静以待。“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二是谦虚谨慎。“大让如慢，小让如伪，大则如威，小是如愧。其难进而易退也，粥粥若无能也”；三是恭敬信让。“言必先行，行必中正。道涂不争险易之利，冬夏不争阴阳之和，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四是重忠信、立义、多文（知识），并做到“非时不见”和“非义不合”；五是操持专一。“见利不记忘其义”、“见死不更其守”、“往者不悔，来者不豫。过言不再，流言不极。不断其威，不司其谋”；六是刚、毅、木、讷，“可亲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杀而不可辱”；七是杀身成仁。“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八是风纪端正。“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谄”；九是为民请命，“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十是“博学”、“笃行”、“不淫”、“不困”、“慕贤”、“容众”、“毁方”、“瓦合”；十一是选贤与能。“内称不辟亲，外举不辟怨”；十二是谦让待友。“爵位相先，患难相死。久相待，远相致”；十三是保持品德的纯洁。“澡身而浴德”；十四是高风亮节。“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近文章（爱好礼乐），砥历廉隅”；十五是交友重道。“行本方义，同而进，不同而退”；十六是以仁为本。最后，孔子点出儒者的人格操守，“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不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礼记·儒行》），也就是后来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可见，儒家修持身心所体现的最高人生价值，第一是达则兼济天下。博学，以待问、待取，一名话，是入仕从政，施展抱负。但入仕从政并不是目的，目的是兼济天下，辅助君王以施仁政，实现儒家的礼义井然的社会理想，既有实现儒家社会理想的经国治世之学于胸，又有“身可为也，而志不可夺也。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之德于心，造福于民，儒家誉之为“立功。在这种人生价值取向的熏陶下，造就了一大批为国为民英勇献身的仁人志士。他们在贤明君主身边兴邦立国，发展生产、商业，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在恶劣的时代，他们反无道，诛残暴，逐强虏，抑或改进国家机器，救民于倒悬，其功绩斐然，彪炳史册，这使我们今天一想起他们就肃然起敬。
儒家修持身心所体现的最高人生，第二是穷则独善其身。穷，是与达相对而言的。如果说，达是入仕，用“仁”、“礼”普化天下；穷则是未仕，用“仁”、“礼”烛照自身。未仕，不入仕，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天下无道，儒者不愿事奉无道之君以污其行；另一种是天下有道，而儒者自己安贫，不为利禄所动。第一种情况，“虽有暴政，不更其所，不合作（“非时不见”，“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不同流（“非义不合”），仍不失大儒风范。在这种人生价值取向的熏陶下，造就了一大批叛离封建专制的或朝隐、或野隐的隐士。孔子说，“无道则隐”，“贤者避世”，“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儒家推崇隐退，是基于维护自己的政治原则，施仁爱，反无道，绝不助纣为虐。因而退是“待时”，“以求其志”，“世事扰扰，山中人不能高卧”，“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进亦忧，退亦忧”，他们表面上是虚静无为，实则是一种变通，是积极有为的另一种态度。这些把儒家“养其身以有为”的思想已注入血液的朝隐野隐之士，冷面热肠，不甘心生命短促，时不待来，把“待来时”延伸到“待来世”，正好潜心著书立说，教授门徒，用文字完成他们在政治上未实现的愿望和理想。他们被誉之为“立言”。他们博学好思，见利不忘其义，见死不更其守，向痛苦的人生注进一种使内心世界完美的清流，使这痛苦忧深的人生也成为壮美、圆满的人生。他们刚、毅、木、讷的人格操守，先天下忧、后天下乐的思想境界和复杂丰富的人生经验发展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他们是中国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和传播者，这使我们今天一想起他们就肃然起敬。
第二种情况，天下并非无道，而由于种种原因，儒者并未受到重用，或者有些儒者自己不愿为得所累，便潜心修身。他们认为儒家的政治理想，并不偏重通过治国去实现，而是偏重修身去实现；因为人生的最高价值是“怀仁”和“知礼”。穷，从某种意义上讲，不为利禄所累，更宜于修身。有人用“知足者常乐”来引伸孔孟的“安贫”思想，实则断章取义，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正如儒学鼓励儒者入仕一样，入仕并不是目的，兼济天下才是目的。那么，安贫也不是目的，目的是由此独善其身，即“安贫乐道”。“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也不堪其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是指颜回忍受贫困的物质生活，也坚持道德修养，保持儒者的品行操守，乐在其中。仁（恻隐之心）、义（羞恶之心）、礼（恭敬之心）、智（是非之心）、信（坦诚之心） ，人皆有之。通过认真反思，克己修身，除去尘垢，就可以使原本是善的人性大放光彩了。如是，也就达到“今天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儒家誉之为“立德”。他们是中国文化凝聚而成的典型，是传统美德的结晶，是民族整体形象的代表，其人格力量足以使民族聚为一体，穿越千难万险，走向未来。这种影响，从其深度、力度来说，比政治上朝代替换，更加深入骨髓，流芳百世。这使得我们今天一想起他们就肃然起敬。
达，则立功；穷，则立德，立言。先儒们通过修身，不管遇到何种情况，都力图在短暂的人生中留下长久的影响。这样，能以“长久的影响”来告慰自己，不至于在短暂的人生中留下痛苦的悔恨。“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于此可见，古人把“立德”放在首位，说明“修身”的确是基础，是出发点。不朽，指的是精神不朽，美好的心灵不朽。不朽之人，超越了生命的转瞬生灭，超越了生存的荣辱困苦，这人生自然是快乐的，幸福的。孔子用“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概括了自己一生。而孔子就是“不朽”之说的创始者、践行者，给后世留下一个光辉的典范。
至此，我们可以说，儒家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他们强调的修身正心的人生，是积极有为的人生；是集侧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坦诚之心为一胸的人生；是既入世，承载满腔的社会责任感，进而事父，远而事君；又保持“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讪于富，不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的人格操行，超凡脱俗的人生；是把幸福感，乃至相应的苦乐感、荣辱感灌注于道德修养过程中的人生。总之，是中华民族最富人道精神、最具创造力的文化基因，也是中国文化能渊源流长，把世界上近五分之一的人口凝聚在一起，能名扬四海五洲，为他民族所惊叹、所仰慕、所修习的原因所在。它们是中国文化的基点、内核和精华，是今天中国道德建设必须依存的历史文化基石，也是今天振奋民族精神，之所以必须继承民族文化遗产的内在原因。
自汉以后，儒学被封建统治阶级定为一尊，使儒学的发展和完善，并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造就出一大批堪称民族脊梁的仁人志士，奠定了政治基础，这是儒学的大幸。由于阶级的属性所决定，以儒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封建国家机器，在本质上是反儒学的。被封建专制所利用的儒学，逐渐磨蚀了它原来的不依附和不屈就于权贵的生气。“仁”的思想中最为核心的“天下为公”被“家天下”代替，敬民爱民重民成为封建统治者装璜门面的金匾，原是各在其位，各尽其责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设计，被阉割为“君要巨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三纲”；调剂人际关系的礼序成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礼教；用以修身的“克己”被篡改为泯灭个人的意志和需求；“安贫乐道”被支解为“知足者常乐”。儒学中僵化、保守、庸懦、乃至反动的成分越来越浓。经过宋明理学家的加工和诠释，这时的儒学终于蜕化为完全为封建政治服务的落后文化。在一次又一次内部大分化、大辨论也改善不了儒学被蒙污、被阉割和被篡改的命运之后，终于面对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厄运。“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打倒孔家店”，带有特定的政治目的，即救我中华，必须结束封建政治的统治，连同封建政治赖以生存的文化基础也一同扫荡。我们今天高度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也在于此。作为封建政治赖以依存的文化，正是封建统治的代言人所篡改的儒学思想，是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也是我们今天继承文化遗产必须剔除的内容。
古代先儒所修持的人生，是满载着政治理想和社会责任感的充实而丰满的人生。封建社会的建立和发展并没有象先秦时代的儒家们所设计的那样。国家统一了，然而乱从上起，君王昏暴，民不聊生。后来的儒者们虽有经国治世之韬略，却无回天之力，无可奈何花落去，那“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的长叹，在历史长廊里一直悠悠回荡。这一点，也有点近似西方启蒙思想家们所面对的现实。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并没象他们所设计的那样，而是事与愿违。他们在先进的革命理想破灭之后，纷纷从塑造资产阶级开创历史新纪元的英雄形象的浪漫主义者，转变为揭露资产阶级原始积累的罪恶的批判现实主义者。西方启蒙思想家同中国古代的儒家们，都同样地面对着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涌起过相同的历史失落感。区别仅在于，在中国，那些认识社会现实越清楚和居官越高的士大夫，理想破灭之后，更多的转变为消沉。“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那原本是快乐的、朝气的、满载社会责任感和政治理想的人生，变得沉重和苦闷。人有卸却沉重，排遣苦闷，趋向宁静的天性。老庄学说，佛释学说，是从不同的角度去卸却人的社会理想和社会责任，化“有为”成“无力”，又替“无为”寻找了堂皇的借口。“士不求有用于世，但求无愧于世”，这也契合了儒家的“正义内存”、“明哲保身”的思想，故而在士大夫间流行开来。这些士大夫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时，身在朝庭而心游山水，口言庄禅而心存魏阙，在希望和无望，负重和卸重，处浊世而不同流，保持着身心自由和人格尊严中聊度一生。因而汉唐以来，大儒们的思想，特别是在他们人生的中晚期思想中，都包含了浓厚的老庄思想和禅释思想。后代史学家们称之为“儒学为主，释道辅补”。其实，儒家学说在创始期就论及了人生的方方面面，就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和融合各种健康文化的同化力。儒释道思想能交融互补，是泛儒化的结果。
两千多年来，先哲们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以“修身”为主题的名篇。这些名篇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实施公民道德建设的今天，能不同程度地为今人完善人品操行，提高人生境界，实现最高价值的人生提供历史的参照物。
所谓修身，就是“克已”，完善人品操行，提高人生境界，做一位符合中国文化来设计的，具有最高人生价值的中国人。修身，作为目标，是人的完善，人格的自我体现；作为手段，是实现最高人生价值的道路和方法，是为齐家、治国打下一个扎实的基础。
儒家们所设计的最高价值的人生是效法远古。孔子说：“今人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人以为楷。”（《礼记·儒行》）这种对古人的敬仰，不是纯粹的复古，近似西方文艺复兴时代倡导古希腊文化思想。效法远古，意味着有历史依据，更能够为时人所接受。马克思把这比喻为借古代人物，演现代之剧。儒家在描述远古时代的人时将自己的政治理想渗透其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这是一个政治清明，礼仪井然，人心融融的“礼”、“仁”之邦。克已（即修身），复礼归仁，就是修持具有“怀仁”、“知礼”的身心，既要与这个理想的大同社会相适应，还要为它的实现而努力。而前者才是修身的目的，后者只是将修身作为手段，以此为出发点，才能实现大同这一外部世界的最高境界。外部世界的最高境界同修身这一内部世界的最高境界才得以完美的结合。
修身的标准是什么呢？是“仁”和“礼”。这两者既有区别，也有联系。
仁，形二人，意为人人和睦友爱。一言譬之，爱人。孟子言之为“恻隐之心”，具体体现在不同的社会交往环境里，则是忠、恕、孝、悌，对国君、对朋友、对父母、对兄弟，都有一个“仁”的问题。“仁则爱人”的思想，奠定了国家秩序中以民为本的思想基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民本”思想造就了一大批“为民请命”的无道则反、无道则争、无道则隐的仁人志士，他们是民族的脊梁。礼者，社会人际关系也，是“仁”的社会体现。孔子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言“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藤文公上》）。在孔孟那里，礼序，依然是以远古社会为蓝本，渗透了他们的社会理想的人际秩序，是政治清明的具体化。这个人际秩序的内核是仁道，表现为各在其位，各尽其责。因此，不仁道的人际关系应该匡正。成汤灭桀，武王灭纣，按说是僭越。但桀、纣是无道，“无道则反”，他们是伐无道，以施仁政，故而成为孔孟仰慕的先贤。孔孟所言的父子有亲是双向的。不避开父亲的责打，而使父亲冒不义之名是愚孝。孔孟也推崇“非时不见，非义不合”的隐贤。可见在先秦时代，儒家的“仁”、“礼”思想，充满朝气，是烛照士大夫们积极参与社会改造和文化建设的精神之炬。而正是这个“仁”和“礼”不是呼之则出，轻易就能达到的，而是要通过敬慎的内省、艰苦的“克已”才能达到。这就是修身、正心。“修”和“正”的过程，正是对每一个人的严格考验。孔子的学生曾子曾说：“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正是在修身方面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通过修身（克己）能达到儒家理想的“怀仁”“知礼”的人格高度，基于孔孟的“性善”说。人之初，性本善，尧舜时代民心敦厚，就证明了人心向善。只是到了后来，世风日下，“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礼记·礼运》），人心布满了尘世的污垢。在这种情况，君子就应该挺身而出，修身（克己）除污垢，恢复“性情”，锻炼成仁人。而荀子主“性恶”，是基于人们被日下之世风所薰染而言的，但他也肯定作为类的存在物的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所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荀子·王制》）。孔孟与荀子，言人性善恶，貌似各执一端，实则殊途同归，都强调修身正心，开掘善性，去具备大儒的风范，以铸成美好的心灵。
那么，怎样才算是具备大儒的风范，才算具有美好的人格呢？孔子在答鲁哀公时做了系统的阐述。首先是虚静以待。“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二是谦虚谨慎。“大让如慢，小让如伪，大则如威，小是如愧。其难进而易退也，粥粥若无能也”；三是恭敬信让。“言必先行，行必中正。道涂不争险易之利，冬夏不争阴阳之和，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四是重忠信、立义、多文（知识），并做到“非时不见”和“非义不合”；五是操持专一。“见利不记忘其义”、“见死不更其守”、“往者不悔，来者不豫。过言不再，流言不极。不断其威，不司其谋”；六是刚、毅、木、讷，“可亲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杀而不可辱”；七是杀身成仁。“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八是风纪端正。“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谄”；九是为民请命，“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十是“博学”、“笃行”、“不淫”、“不困”、“慕贤”、“容众”、“毁方”、“瓦合”；十一是选贤与能。“内称不辟亲，外举不辟怨”；十二是谦让待友。“爵位相先，患难相死。久相待，远相致”；十三是保持品德的纯洁。“澡身而浴德”；十四是高风亮节。“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近文章（爱好礼乐），砥历廉隅”；十五是交友重道。“行本方义，同而进，不同而退”；十六是以仁为本。最后，孔子点出儒者的人格操守，“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不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礼记·儒行》），也就是后来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可见，儒家修持身心所体现的最高人生价值，第一是达则兼济天下。博学，以待问、待取，一名话，是入仕从政，施展抱负。但入仕从政并不是目的，目的是兼济天下，辅助君王以施仁政，实现儒家的礼义井然的社会理想，既有实现儒家社会理想的经国治世之学于胸，又有“身可为也，而志不可夺也。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之德于心，造福于民，儒家誉之为“立功。在这种人生价值取向的熏陶下，造就了一大批为国为民英勇献身的仁人志士。他们在贤明君主身边兴邦立国，发展生产、商业，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在恶劣的时代，他们反无道，诛残暴，逐强虏，抑或改进国家机器，救民于倒悬，其功绩斐然，彪炳史册，这使我们今天一想起他们就肃然起敬。
儒家修持身心所体现的最高人生，第二是穷则独善其身。穷，是与达相对而言的。如果说，达是入仕，用“仁”、“礼”普化天下；穷则是未仕，用“仁”、“礼”烛照自身。未仕，不入仕，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天下无道，儒者不愿事奉无道之君以污其行；另一种是天下有道，而儒者自己安贫，不为利禄所动。第一种情况，“虽有暴政，不更其所，不合作（“非时不见”，“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不同流（“非义不合”），仍不失大儒风范。在这种人生价值取向的熏陶下，造就了一大批叛离封建专制的或朝隐、或野隐的隐士。孔子说，“无道则隐”，“贤者避世”，“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儒家推崇隐退，是基于维护自己的政治原则，施仁爱，反无道，绝不助纣为虐。因而退是“待时”，“以求其志”，“世事扰扰，山中人不能高卧”，“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进亦忧，退亦忧”，他们表面上是虚静无为，实则是一种变通，是积极有为的另一种态度。这些把儒家“养其身以有为”的思想已注入血液的朝隐野隐之士，冷面热肠，不甘心生命短促，时不待来，把“待来时”延伸到“待来世”，正好潜心著书立说，教授门徒，用文字完成他们在政治上未实现的愿望和理想。他们被誉之为“立言”。他们博学好思，见利不忘其义，见死不更其守，向痛苦的人生注进一种使内心世界完美的清流，使这痛苦忧深的人生也成为壮美、圆满的人生。他们刚、毅、木、讷的人格操守，先天下忧、后天下乐的思想境界和复杂丰富的人生经验发展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他们是中国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和传播者，这使我们今天一想起他们就肃然起敬。
第二种情况，天下并非无道，而由于种种原因，儒者并未受到重用，或者有些儒者自己不愿为得所累，便潜心修身。他们认为儒家的政治理想，并不偏重通过治国去实现，而是偏重修身去实现；因为人生的最高价值是“怀仁”和“知礼”。穷，从某种意义上讲，不为利禄所累，更宜于修身。有人用“知足者常乐”来引伸孔孟的“安贫”思想，实则断章取义，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正如儒学鼓励儒者入仕一样，入仕并不是目的，兼济天下才是目的。那么，安贫也不是目的，目的是由此独善其身，即“安贫乐道”。“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也不堪其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是指颜回忍受贫困的物质生活，也坚持道德修养，保持儒者的品行操守，乐在其中。仁（恻隐之心）、义（羞恶之心）、礼（恭敬之心）、智（是非之心）、信（坦诚之心） ，人皆有之。通过认真反思，克己修身，除去尘垢，就可以使原本是善的人性大放光彩了。如是，也就达到“今天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儒家誉之为“立德”。他们是中国文化凝聚而成的典型，是传统美德的结晶，是民族整体形象的代表，其人格力量足以使民族聚为一体，穿越千难万险，走向未来。这种影响，从其深度、力度来说，比政治上朝代替换，更加深入骨髓，流芳百世。这使得我们今天一想起他们就肃然起敬。
达，则立功；穷，则立德，立言。先儒们通过修身，不管遇到何种情况，都力图在短暂的人生中留下长久的影响。这样，能以“长久的影响”来告慰自己，不至于在短暂的人生中留下痛苦的悔恨。“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于此可见，古人把“立德”放在首位，说明“修身”的确是基础，是出发点。不朽，指的是精神不朽，美好的心灵不朽。不朽之人，超越了生命的转瞬生灭，超越了生存的荣辱困苦，这人生自然是快乐的，幸福的。孔子用“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概括了自己一生。而孔子就是“不朽”之说的创始者、践行者，给后世留下一个光辉的典范。
至此，我们可以说，儒家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他们强调的修身正心的人生，是积极有为的人生；是集侧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坦诚之心为一胸的人生；是既入世，承载满腔的社会责任感，进而事父，远而事君；又保持“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讪于富，不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的人格操行，超凡脱俗的人生；是把幸福感，乃至相应的苦乐感、荣辱感灌注于道德修养过程中的人生。总之，是中华民族最富人道精神、最具创造力的文化基因，也是中国文化能渊源流长，把世界上近五分之一的人口凝聚在一起，能名扬四海五洲，为他民族所惊叹、所仰慕、所修习的原因所在。它们是中国文化的基点、内核和精华，是今天中国道德建设必须依存的历史文化基石，也是今天振奋民族精神，之所以必须继承民族文化遗产的内在原因。
自汉以后，儒学被封建统治阶级定为一尊，使儒学的发展和完善，并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造就出一大批堪称民族脊梁的仁人志士，奠定了政治基础，这是儒学的大幸。由于阶级的属性所决定，以儒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封建国家机器，在本质上是反儒学的。被封建专制所利用的儒学，逐渐磨蚀了它原来的不依附和不屈就于权贵的生气。“仁”的思想中最为核心的“天下为公”被“家天下”代替，敬民爱民重民成为封建统治者装璜门面的金匾，原是各在其位，各尽其责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设计，被阉割为“君要巨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三纲”；调剂人际关系的礼序成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礼教；用以修身的“克己”被篡改为泯灭个人的意志和需求；“安贫乐道”被支解为“知足者常乐”。儒学中僵化、保守、庸懦、乃至反动的成分越来越浓。经过宋明理学家的加工和诠释，这时的儒学终于蜕化为完全为封建政治服务的落后文化。在一次又一次内部大分化、大辨论也改善不了儒学被蒙污、被阉割和被篡改的命运之后，终于面对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厄运。“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打倒孔家店”，带有特定的政治目的，即救我中华，必须结束封建政治的统治，连同封建政治赖以生存的文化基础也一同扫荡。我们今天高度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也在于此。作为封建政治赖以依存的文化，正是封建统治的代言人所篡改的儒学思想，是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也是我们今天继承文化遗产必须剔除的内容。
古代先儒所修持的人生，是满载着政治理想和社会责任感的充实而丰满的人生。封建社会的建立和发展并没有象先秦时代的儒家们所设计的那样。国家统一了，然而乱从上起，君王昏暴，民不聊生。后来的儒者们虽有经国治世之韬略，却无回天之力，无可奈何花落去，那“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的长叹，在历史长廊里一直悠悠回荡。这一点，也有点近似西方启蒙思想家们所面对的现实。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并没象他们所设计的那样，而是事与愿违。他们在先进的革命理想破灭之后，纷纷从塑造资产阶级开创历史新纪元的英雄形象的浪漫主义者，转变为揭露资产阶级原始积累的罪恶的批判现实主义者。西方启蒙思想家同中国古代的儒家们，都同样地面对着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涌起过相同的历史失落感。区别仅在于，在中国，那些认识社会现实越清楚和居官越高的士大夫，理想破灭之后，更多的转变为消沉。“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那原本是快乐的、朝气的、满载社会责任感和政治理想的人生，变得沉重和苦闷。人有卸却沉重，排遣苦闷，趋向宁静的天性。老庄学说，佛释学说，是从不同的角度去卸却人的社会理想和社会责任，化“有为”成“无力”，又替“无为”寻找了堂皇的借口。“士不求有用于世，但求无愧于世”，这也契合了儒家的“正义内存”、“明哲保身”的思想，故而在士大夫间流行开来。这些士大夫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时，身在朝庭而心游山水，口言庄禅而心存魏阙，在希望和无望，负重和卸重，处浊世而不同流，保持着身心自由和人格尊严中聊度一生。因而汉唐以来，大儒们的思想，特别是在他们人生的中晚期思想中，都包含了浓厚的老庄思想和禅释思想。后代史学家们称之为“儒学为主，释道辅补”。其实，儒家学说在创始期就论及了人生的方方面面，就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和融合各种健康文化的同化力。儒释道思想能交融互补，是泛儒化的结果。
两千多年来，先哲们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以“修身”为主题的名篇。这些名篇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实施公民道德建设的今天，能不同程度地为今人完善人品操行，提高人生境界，实现最高价值的人生提供历史的参照物。
第2个回答 推荐于2017-09-02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简而概之的说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表现出较强的逻辑性，他们由小到大、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当然由于它产生于春秋战国交届的时期，受了宗法制度的影响很大，但是现在其积极的部分人们领会的主要内涵。
对于人之是善是恶之说，先贤有两种说法，一为性本善，一为性本恶。谁对谁错，只是个人理解的问题！
人之生来是为恶，所以需要我们不断的修身养性！不断的让自己少犯错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人犯错是在所难免，不必苛责！
人在青年，有两件事情需要做，一为修身养性，二为收敛！至于齐家治国，却看日后你的造化！
古人的修身养性之道—“静”、“忍”。古人关于修身养性之道，特别强调一个“静”字、一个“忍”字。如，诸葛亮即有“非静无以成学”、“宁静致远”等，而曾国藩就非常推崇“忍”的功夫。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古人的所谓“修身养性”，实际上就是通过自我修炼来达到自我完善的一种途径，就是要把先贤之美德才学化为自身之习性功力。而要“修”要“养”，就首先要能“静”能“忍”，否则，心浮气燥，如何修得下去，养得起来？
所以，古人说：“躁心浮气，浅衷狭量，此八字是进德者之大忌也。去此八字，只用得一字，曰主静。”“万事忍为上”等等。足见“静”、“忍”的重要。
对于年轻人来说，修身养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做得比较到位的话，那么可能他就没有朝气了。但是修身养性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说又是很重要的境界。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对于人之是善是恶之说，先贤有两种说法，一为性本善，一为性本恶。谁对谁错，只是个人理解的问题！
人之生来是为恶，所以需要我们不断的修身养性！不断的让自己少犯错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人犯错是在所难免，不必苛责！
人在青年，有两件事情需要做，一为修身养性，二为收敛！至于齐家治国，却看日后你的造化！
古人的修身养性之道—“静”、“忍”。古人关于修身养性之道，特别强调一个“静”字、一个“忍”字。如，诸葛亮即有“非静无以成学”、“宁静致远”等，而曾国藩就非常推崇“忍”的功夫。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古人的所谓“修身养性”，实际上就是通过自我修炼来达到自我完善的一种途径，就是要把先贤之美德才学化为自身之习性功力。而要“修”要“养”，就首先要能“静”能“忍”，否则，心浮气燥，如何修得下去，养得起来？
所以，古人说：“躁心浮气，浅衷狭量，此八字是进德者之大忌也。去此八字，只用得一字，曰主静。”“万事忍为上”等等。足见“静”、“忍”的重要。
对于年轻人来说，修身养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做得比较到位的话，那么可能他就没有朝气了。但是修身养性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说又是很重要的境界。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3个回答 2020-04-23
儒家的仁义道德，和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恭、宽、信、敏、惠。温、良恭俭让
第4个回答 2020-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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