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拯救你，中国法理学

2016年4月27日晚上7点，由法律出版社•《中国法律评论》主办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法理学”学术沙龙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凯原楼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

参加本次沙龙的嘉宾有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季卫东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舒国滢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徐爱国教授、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桑本谦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陈景辉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马剑银博士、清华大学法学院聂鑫博士参会。

召集此次学术沙龙的始因是北京大学法学院徐爱国教授在《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2期批评栏目刊文《论中国法理学的“死亡”》。由此引出：中国法理学是真亡，还是假寐？中国法理学的死亡，是自杀，还是他杀？中国法理学的根基何在？中国法理学如何在超越中再生？一时间引起法学界瞩目热议。

本次沙龙由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陈景辉教授同时客串主持，七位嘉宾分别对“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法理学”作了十分钟的相关主题发言，随后进行了热烈而富有成效的讨论。

北京大学法学院徐爱国教授以“地主”之份，首先作简要发言，他认为从非法律的语境中分离出独立法律知识与法律理念，是中国法学新生的紧迫任务。旧法律理论和法律意识形态不死亡，一个全新的法学就不会诞生。其中，需要死亡的，首当中国法理学。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季卫东教授指出，讨论中国法理学的价值于当下具有特别意义，法理学意识形态是当下需要思考的问题，需要思考市场、政府和社会主义，三者如何结合，其中的基础是实践哲学。而法教义学与实践哲学的争论，在本体论上没有突破，故而不得不在方法论上翻新。 法教义学是方法论或者学派，法理学要追求普世价值，要为法律制度的变迁提供发展方向。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舒国滢教授结合多年的思考指出，当代中国的法理学到了需要反思的时候了，病因最主要是来自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或者说二者之间内在的张力。在将法理学塑造成一个健康的学科方面，第六或第七代法理学家将大有作为。他还提出了对青年学者的几点建议：不要想当国师，要潜心做学术；不要满足于民科的水准研究法理学，要进行专业研究；专业方面首先要把握好法理学的学科体系和经典理论；不要追求作公知，否则容易走火入魔成为公害。

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桑本谦教授认为“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法理学不是假大空，也体现在所有的个案中。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法理学，其实多种理论可以竞争法理主导权，要求局势能够先说服自己，再说服民众。所以至少能够做到以下三点：能够解释法律现象和问题；能够批判现存的法律漏洞；能够清晰简洁。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马剑银博士的观点非常犀利，他认为中国法理学压根就没有出生过，只有jurisprudence in China，而没有jurisprudence of China。 法理学在中国遇到的困境有：百家争鸣实际上是自说自话； 意识形态的限制； 与科学、政治、哲学的理论前沿发展相比落后很多，缺少法理学与其他学科的沟通；没有深入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他提出应该打破学科间的界限，研究经典与未来，放下学派之争，先做学术规范。

清华大学法学院聂鑫博士从比较法史学的视野提出了法学家难以避免自身的政治立场，也考虑现实责任。在当下，法理学与法教义学有着中国特色的平行线关系，而美国、德国都不是这样。法理学的发展，可以考虑“通过法教义学，超越法教义学”。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陈景辉教授从徐爱国教授《论中国法理学的“死亡”》一文出发，同意徐文的法理学问题现状，但对问题产生的说法有不同，对解决方案的理解也不相同。他提出了两个问题：（1）是法理学“教科书”死了，还是法理学“学科”死了？（2）是中国“法理学”死了，还是“中国”法理学死了？陈老师认为不存在所谓“中国法理学”，只有一般意义上的法理学，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法理学属于“理想”的规范体系，而部门法包含“非理想”的规范体系及实践层面的规范体系，而法教义学与部门法学的重叠，必然会导致它的“死亡”。

头脑风暴

随后进入嘉宾自由讨论和现场观众提问环节，头脑风暴，精彩纷呈。沙龙持续近三个小时，最后在意犹未尽的氛围中圆满结束。

中法评 · 会客厅

本次沙龙讨论的精彩内容将独家刊于《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3期对话栏目，敬请期待。本次活动版权由《中国法律评论》编辑部独家持有，任何媒体（包括自媒体）非经授权，不得发布讨论内容。侵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