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有人格魅力的人物的专题摘抄（附有对其的评价）
重点放在“人格魅力”，一定得有评价~~~~~~~~
在线等，急急急急急急
有一点没说清楚，人物一定是现实中有的，比如说某位做出过很大贡献的人~~
司汤达的墓志铭：活过、爱过、写过.
司汤达是十九世纪法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一生并不长，不到六十年，而且他在文学上起步很晚，三十几岁才开始发表作品。然而，他却给人类留下了巨大的精神遗产：数部长篇，数十个短篇或故事，数百万字的文论、随笔和散文，游记。
司汤达的本名叫亨利·贝尔。1783年1月23日出生于法国格勒诺布尔市。父亲是一个资产者，但却拥护王权与教会，头脑里充满了贵族的观念。司汤达的家庭教师是一个神甫。这个神甫对他进行严格的贵族式教育，禁止他与一般的儿童玩耍。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他母亲的外祖父。他母亲属于意大利血统，生性活泼，思想较为自由开放，能够用意大利文阅读但丁等人的作品。但她在司汤达七岁时便逝世了。司汤达的外祖父是一个医生。思想特别开放，是卢梭和伏尔泰的信徒，拥护共和派。司汤达少年时期经常住在外祖父家，在那里阅读了大量的世界名作。
司汤达的童年，是在法国大革命的疾风暴雨中度过的。
1796年至1799年，他在格勒诺布尔的中心学校上学，那是法国革命时期按照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潮和教育思想建立的新型学校。司汤达在那里面系统地学习了新思想，新知识，对法国文学和唯物主义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779年，他来到巴黎，原来准备投考著名的综合工艺学校，但为革命的形势所鼓舞，加入了拿破仑领导的军队。1800年，他随拿破仑率领的大军到了意大利的米兰。米兰人民长期遭受奥地利的统治，视拿破仑的军队为救星。他们对法国革命的热情，他们的优秀的文化传统，对司汤达的影响很深。以后他长期在米兰居住，写作，并以米兰人自居。
从1806年到1814年，司汤达随拿破仑的军队转战欧洲大陆。在1812年从莫斯科大撤退时，他担任后勤军官。长期的斗争实践，使他的共和派的观点更加坚定，更加憎恶腐朽没落的封建贵族与教会的黑暗统治。因此，以后他脱下戎装，投身于文学创作时，他的批判的笔锋总是指向贵族和教会，便不奇怪了。
1814年拿破仑下台，波旁王朝复辟。资产阶级的革命派遭受镇压，封建的王公贵族则弹冠相庆。在这种形势下，司汤达觉得“除了遭受屈辱，再也不能得到什么”，便离开祖国，侨居意大利的米兰。在这里，他对意大利的爱国主义人士抱以极大的同情，与争取民族解放的烧炭党人来往密切。他的行动，引起了统治意大利的奥地利军警的注意。当1821年意大利革命失败，许多爱国者身陷囹圄时，他也被警察当局作为烧炭党人的同情者而驱逐出境。直到1834年，他被派任为法国驻教皇辖下的奇维塔韦基亚城的领事，才再度回到意大利。
司汤达从1817年开始发表作品。处女作是在意大利完成的，名为《意大利绘画史》。不久，他首次用司汤达这个笔名，发表了游记《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从1823年到1825年，他陆续发表了后来收在文论集《拉辛和莎士比亚》中的文章。此后，他转入小说创作。1827年发表了《阿尔芒斯》，1829年发表了著名短篇《瓦尼娜·瓦尼尼》。他的代表作《红与黑》于1829年动笔，1830年脱稿。1832年到1842年，是司汤达最困难的时期，经济拮据，疾病缠身，环境恶劣。但也是他最重要的创作时期。他写作了长篇小说《吕西安·娄万》（又名《红与白》），《巴马修道院》，长篇自传《亨利·勃吕拉传》，还写了十数篇短篇小说。在1842年3月23日司汤达逝世时，他手头还有好几部未完成的手稿。
司汤达是以长篇小说名世的。他的长篇代表作《红与黑》，传世一百多年，魅力分毫未减。然而，他的短篇小说也写得十分精彩。其代表作《瓦尼娜·瓦尼尼》、《艾蕾》（直译为《卡斯特罗修道院长》）等，写得生动传神，脍炙人口，堪称世界短篇小说花园里的奇葩。它们与梅里美的《马特奥·法尔戈纳》、《塔芒戈》、巴尔扎克的《戈布塞克》一起，标志着法国短篇小说创作的成熟。
本书收录了司汤达的十三个短篇小说。其中《往事连篇》（直译为《一个意大利绅士的回忆》）、《箱子与鬼》《米娜·德·旺格尔》、《媚药》、《菲利贝》等五篇译自法国瑟伊出版社的《司汤达小说选》，其余八篇译自法国伽里玛出版社的《意大利轶事》，兹按写作年代逐篇介绍如下：
《往事连篇》于1825—1826在英国《伦敦画报》连载，1826年，法文译本或者改写本在巴黎的不列颠书店与读者见面，开始时无人知道作者是司汤达。司汤达逝世后，他的表弟柯隆伯在整理他的遗稿时，发现了这篇作品的部分底稿，于是把它收入1854年版的《司汤达小说集》。
这篇小说描写了在拿破仑的军队占领意大利期间的社会风俗，世态人情。保守的人士聚集在教会的旗帜下，企图神灵于圣母的保佑，阻止滚滚而来的革命浪潮，而教会势力则趁机制造奇迹，编造所谓圣母显灵的谎言，蒙蔽愚昧的人们；年轻人，有理智的人则对教会那一套持反对态度，他们欢迎拿破仑大军的到来。小说叙述了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劫持教皇的行动，对乱世英雄有一些精彩的描写。总之，小说描写的意大利社会是一个保守的、愚昧的社会，广大民众视教皇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因此，拿破仑大军在意大利失败，教皇复辟，掀起复仇运动是势所必然的事。
《箱子与鬼》写于1829年底。这一年圣诞节司汤达曾把它读给梅里美听。这篇小说通过一个警察局长利用权势，霸占民女，活活拆散一对恋人的故事，向读者揭露了西班牙复辟势力的凶残与霸道。作为这种恶势力的对立面，两个恋人的纯洁、善良，为了爱情不惜抛洒热血的情节，极具动人心魄的力量。
《媚药》写于1830年1月，同年6月发表于《巴黎评论》。司汤达自称写这篇作品是为了“治疗头痛，散心”。而且他承认参考了十七世纪法国作家斯卡龙的一起作品。他说：“每个时代的调味汁不同。我不过把1660的调味汁换成1830年的罢了。”这篇作品描写的是一个西班牙少妇鬼迷心窍，抛弃富裕但年老的丈夫。与一个跑江湖的马戏演员私奔，上当受骗仍不变心的故事。也许这确是一起消遣之作，思想平平，但在创作手法上有独到之处，尤其是开头与结尾受人称道。开头描写的时间、地点、氛围与情节十分协调，很能抓住读者；结尾言简意深，给人以想象的余地。
《米娜·德·旺格尔》写于1829年12月至1830年1月间。其后又几经修改。但司汤达生前未拿出发表。直到他死后十一年巴黎的《两世界评论》才将它刊发。在司汤达的作其中，这是少有的描写德国人的作品之一。米娜·德·旺格尔出身于德国大贵族家庭。她父亲因厌恶非正义的征战，受到宫廷的监视，最终忧郁而死。她为了追求自身的幸福，离乡去国，来到巴黎，堕入了爱河。为了达到目的，这个爱幻想的德国姑娘不惜纡尊降贵，乔装改扮，来到她私下热恋的人家里做女佣，不料因高兴过度，吐露了秘密，酿成悲剧，最后以身殉情。司汤达通过这个哀惋曲折的爱情故事，展示了德国人与法国人性格上的差异以及对待爱情的不同态度。小说的女主人公米娜·德·旺格尔在作者的人物画廊里，是一个有血有肉，光彩夺目的人物。
《菲利贝》成于何时，专家们尚未得出定论。有人认为是在1827年至1830年间。也有人认为是在1839年。但法国文学史家克鲁才分析了菲利贝与《红与白》中的主人公吕西安的性格特征，觉得两者相近，便认为它成于1835年至1839年间。严格地说，这篇东西也许够不上短篇小说，只能算一个短故事，也有点像中国的笔记小说。内容也确如副标题，是一位膏粱子弟的几个生活片断，如经商、恋爱、搬家等，写得比较粗放。在司汤达的短篇创作园地里，它也许只能算一根小草，但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司汤达的创作，终究是有益的，因此我们也把它收进集子。
在收入《意大利轶事》的八个短篇里，除了《瓦尼娜·瓦尼尼》成于1829年以外，其余的都写于1833年以后。关于这些小说，有些情况需略作介绍。
1833年，司汤达再次来到意大利后，在一个朋友家的藏书室里，发现了一批“古代的手稿”。这些手稿真实地记录了意大利十六、十七世纪的一些重大的“社会新闻”。司汤达在阅读之后，大感兴趣，认为它们是“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意大利历史的有益补充”；它们描绘了“孕育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一代天才的风土人情”，便花重金购得抄录权，请人仔细抄录了某些篇章，保留在身边，反复阅读，并以部分翻译加部分创作的手法，将这些手稿改写成短篇小说。他在世时，选出《艾蕾》、《维多利娅·阿柯朗波尼》（或译作《帕利亚诺公爵夫人》）、《桑西一家》三篇结集出版。在他去世十二年后，他表弟整理了他的脾气据此改写的短篇小说，并加上描写意大利人爱情故事的《瓦妮娜·瓦尼尼》，结成一集，取名为《意大利轶事》出版。
1829年发表的《瓦妮娜·瓦尼尼》，是一起短篇杰作。它通过烧炭党人彼埃特罗与罗马贵族小姐瓦妮娜的爱情，歌颂了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歌颂了为民族解放而献身的烧炭党人。瓦妮娜是个倾国倾城的美女。她虽然出身于阀阅世家，但视富贵如浮云，心甘情愿地追求一个出身低微，身负重伤，又被官方通缉的逃犯。为了爱情，她甘愿舍弃一切，甚至不惜自己的名声。但为了得到彼埃特罗的爱，她竟然告密出卖了彼埃特罗手下的战士，破坏了他们的起义。她当初爱上彼埃特罗，是钦佩他为民族解放奋斗的大无谓精神。但由于私心的支配，她的爱情到头来变成了正义事业的阻力。
作为她的对立面，彼埃特罗表现了可歌可泣的爱国精神。他爱瓦妮娜，爱她胜过爱自己的生命。但是当他必须在祖国的命运和个人的幸福之间作出选择时，他放弃了后者。为了民族解放他甘于吃苦，当他手下的战士被捕，起义失败后，他毅然投案自首，以免被人疑为叛徒。当他得知是自己的心上人告的密后，他愤怒地拒绝了她的解救，与她断绝了情缘。他的凛然正气和非凡的人格力量使他成为文学史上一个光彩夺目的爱国者形象。
《岸边的圣方济各教堂》是一起描写“意大利激情”的小说，教皇的侄媳康波巴索王妃表面冷漠、清高，谨守妇道，实际上充满了不可抑制的情欲。她与法国驻教廷的使馆随员，法国摄政王的私生子暗通款曲。但她一心要独享情夫的情爱，一旦得知他移情别处，便与教会的野心家勾结，派人暗杀了情夫。司汤达在描写这对青年的情爱波折时，附带了几笔，便把当时教会任人唯亲，编织裙带关系，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互作私人交易的丑恶事实揭露无遗。
《维多利娅·阿柯朗波尼》写的是宫廷贵族为情爱和利益进行的两次阴谋仇杀。小说是以记叙“社会新闻”的笔调写的。尽管案情十分曲折，解决案件的方式惊心动魄，但最精彩的还是关于初为红衣主教，后为教皇西利斯图斯五世的蒙太托的描写。菲利克斯是蒙太托的外甥和养子。红衣主教视他为掌上明殊。然而，他在听到养子被人暗杀的消息后“面不改色”，一点儿没有震惊的表现。第二天梵蒂冈召开红衣主教会，人们认为他不会到场，谁知他和往常一样，第一批到会，而且在教皇本人流泪安慰他时，他也和平常一样，十分平静，并且要求圣上不要下令调查案情，说他已宽恕了杀手。他的这些表现，赢得了教皇和其他人的好感。大家都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教士。此后不久，他当选为教皇（他在外甥死后的表现无疑为他当选脾气了道路），脸立刻变了，逼得涉嫌与他外甥谋杀案有关的人逃离罗马。他的种种表现，活脱脱表现了一个野心勃勃，不择手段往上爬的高级教士的伪善心灵。
《桑西一家》以哀怨动人的笔调写了贝阿特丽丝及其一家的不幸遭遇。她是个美丽的少女，正值如花似玉的年龄，本该充分享受父母的怜爱。谁知她父亲是只衣冠禽兽，想方设法虐待她，糟蹋她。她忍无可忍，与继母一起，叫人杀死了这个淫棍。这件杀人案事出有因，理当得到法官的同情，然而教会的裁判机构却不顾天理人情，判决这位少女及其一家人死刑。作者在这里对司法的不公正表达了强烈的义愤，对不幸的少女表示深切的哀怜。
《帕利亚诺公爵夫人》叙述了一起贵族家庭常有的事情：女主人与年轻的男侍从偷情。司汤达没有过多地描写偷情的场面，倒是对处理这件事情的过程作了详细的描写，更费了不少笔墨，对教廷内部你死我活的斗争，作了逼真的展现。两个偷情者当然被处死了。甚至连腹中的胎儿都不放过。封建大家族里，这种惨无人道的私刑制度令人触目惊心。
《艾蕾》是一出催人泪下的爱情悲剧。贵族小姐艾蕾与“强盗”尤拉相爱，遭到父兄的极力反对。不幸在一次战斗中，她的兄弟死于尤拉刀下。伤心欲绝的父母为斩断她与尤拉的情丝，把她送进修道院；而尤拉攻打修道院失败，为了逃避追究，远走他乡，失去了联系。在与情人生离死别，身处恶劣环境，十分痛苦的情况下，艾蕾自甘堕落，先花费重金贿赂，当上了修道院长，后失身于道貌岸然的主教。最后，因怀孕事发，被判重刑。当她听说尤拉率人前来解救她的消息时，留下一封长信，自杀身亡。这篇名作通过艾蕾这个大家闺秀的不幸遭遇，深刻地揭示出，封建的门第观念是扼杀青年人幸福的凶手；伪善的教会，修道院是使人堕落的根源。
《血染风情》（直译为《宠爱过度反害人》）和《苏奥拉·斯科拉蒂卡》两篇的题材有类似之处。虽然故事发生的年代不同，一起是1585年前后，一起是1740年前后，但两篇小说都写出了封建制度的惨无人道，和贵族修道院的黑幕。那些多子女的贵族家庭为了保证家庭的财产不致分散，往往只把财产传给长子，对于其余的儿子只给一定的生活费，对于女儿则一律赶出家门。或者嫁出去换一笔财产，或者把她们送进专门为这些人开办的贵族修女院。进了修女院则等于进了坟墓，与外面的一切联系都要切断。正如《血染风情》里修女说的：“父母把我们送进修道院，家庭财产都被兄弟霸占，我们被关在这座活人的坟墓里，没有第二条生路。”但是少女们都是活生生的人，不甘心牺牲自己的青春、爱情、幸福，想方设法与外面的情人幽会。然而这种行为一旦被发现，便要被视为渎圣罪，轻则打入地牢，终身监禁，重则处死。《血染风情》和《苏奥拉·斯科拉蒂卡》写的就是贵族修女们的生活，她们对幸福的向往和对命运的抗争。对受社会与家庭迫害的修女，作者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对她们英勇反抗，追求幸福与自由的行动则予以热情的歌颂，把这些“淳朴而富于感情的人”称为“现代文明的先驱”。
《红与黑》
灵魂的哲学诗
于连是19世纪欧洲文学中一系列反叛资本主义社会的英雄人物的"始祖"
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
19世纪卓越的政治小说
现代小说之父的经典著作
19世纪欧洲文学史中第一部批判现实主义杰作
美国作家海明威开列的必读书
被英国小说家毛姆认为是真正的杰作的文学书
1986年法国《读书》杂志推荐的理想藏书
《红与黑》是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的代表作，自1830年问世以来，赢得了世界各国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特别为年轻人所喜爱。作品所塑造的"少年野心家"于连是一个具有高度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已成为个人奋斗的野心家的代名词。
小说发表后，当时的社会流传"不读《红与黑》，就无法在政界混"的谚语，而本书则被许多国家列为禁书。《红与黑》在心理深度的挖掘上远远超出了同时代作家所能及的层次。它开创了后世"意识流小说"、"心理小说"的先河。后来者竞相仿效这种"司汤达文体"，使小说创作"向内转"，发展到重心理刻画、重情绪抒发的现代形态。人们因此称司汤达为"现代小说之父"。《红与黑》在今天仍被公认为欧洲文学皇冠上一枚最为璀璨精致的艺术宝石，是文学史上描写政治黑暗最经典的著作之一，100多年来，被译成多种文字广为流传，并被多次改编为戏剧、电影。
司汤达的墓志铭：活过、爱过、写过.
司汤达是十九世纪法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一生并不长，不到六十年，而且他在文学上起步很晚，三十几岁才开始发表作品。然而，他却给人类留下了巨大的精神遗产：数部长篇，数十个短篇或故事，数百万字的文论、随笔和散文，游记。
司汤达的本名叫亨利·贝尔。1783年1月23日出生于法国格勒诺布尔市。父亲是一个资产者，但却拥护王权与教会，头脑里充满了贵族的观念。司汤达的家庭教师是一个神甫。这个神甫对他进行严格的贵族式教育，禁止他与一般的儿童玩耍。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他母亲的外祖父。他母亲属于意大利血统，生性活泼，思想较为自由开放，能够用意大利文阅读但丁等人的作品。但她在司汤达七岁时便逝世了。司汤达的外祖父是一个医生。思想特别开放，是卢梭和伏尔泰的信徒，拥护共和派。司汤达少年时期经常住在外祖父家，在那里阅读了大量的世界名作。
司汤达的童年，是在法国大革命的疾风暴雨中度过的。
1796年至1799年，他在格勒诺布尔的中心学校上学，那是法国革命时期按照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潮和教育思想建立的新型学校。司汤达在那里面系统地学习了新思想，新知识，对法国文学和唯物主义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779年，他来到巴黎，原来准备投考著名的综合工艺学校，但为革命的形势所鼓舞，加入了拿破仑领导的军队。1800年，他随拿破仑率领的大军到了意大利的米兰。米兰人民长期遭受奥地利的统治，视拿破仑的军队为救星。他们对法国革命的热情，他们的优秀的文化传统，对司汤达的影响很深。以后他长期在米兰居住，写作，并以米兰人自居。
从1806年到1814年，司汤达随拿破仑的军队转战欧洲大陆。在1812年从莫斯科大撤退时，他担任后勤军官。长期的斗争实践，使他的共和派的观点更加坚定，更加憎恶腐朽没落的封建贵族与教会的黑暗统治。因此，以后他脱下戎装，投身于文学创作时，他的批判的笔锋总是指向贵族和教会，便不奇怪了。
1814年拿破仑下台，波旁王朝复辟。资产阶级的革命派遭受镇压，封建的王公贵族则弹冠相庆。在这种形势下，司汤达觉得“除了遭受屈辱，再也不能得到什么”，便离开祖国，侨居意大利的米兰。在这里，他对意大利的爱国主义人士抱以极大的同情，与争取民族解放的烧炭党人来往密切。他的行动，引起了统治意大利的奥地利军警的注意。当1821年意大利革命失败，许多爱国者身陷囹圄时，他也被警察当局作为烧炭党人的同情者而驱逐出境。直到1834年，他被派任为法国驻教皇辖下的奇维塔韦基亚城的领事，才再度回到意大利。
司汤达从1817年开始发表作品。处女作是在意大利完成的，名为《意大利绘画史》。不久，他首次用司汤达这个笔名，发表了游记《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从1823年到1825年，他陆续发表了后来收在文论集《拉辛和莎士比亚》中的文章。此后，他转入小说创作。1827年发表了《阿尔芒斯》，1829年发表了著名短篇《瓦尼娜·瓦尼尼》。他的代表作《红与黑》于1829年动笔，1830年脱稿。1832年到1842年，是司汤达最困难的时期，经济拮据，疾病缠身，环境恶劣。但也是他最重要的创作时期。他写作了长篇小说《吕西安·娄万》（又名《红与白》），《巴马修道院》，长篇自传《亨利·勃吕拉传》，还写了十数篇短篇小说。在1842年3月23日司汤达逝世时，他手头还有好几部未完成的手稿。
司汤达是以长篇小说名世的。他的长篇代表作《红与黑》，传世一百多年，魅力分毫未减。然而，他的短篇小说也写得十分精彩。其代表作《瓦尼娜·瓦尼尼》、《艾蕾》（直译为《卡斯特罗修道院长》）等，写得生动传神，脍炙人口，堪称世界短篇小说花园里的奇葩。它们与梅里美的《马特奥·法尔戈纳》、《塔芒戈》、巴尔扎克的《戈布塞克》一起，标志着法国短篇小说创作的成熟。
本书收录了司汤达的十三个短篇小说。其中《往事连篇》（直译为《一个意大利绅士的回忆》）、《箱子与鬼》《米娜·德·旺格尔》、《媚药》、《菲利贝》等五篇译自法国瑟伊出版社的《司汤达小说选》，其余八篇译自法国伽里玛出版社的《意大利轶事》，兹按写作年代逐篇介绍如下：
《往事连篇》于1825—1826在英国《伦敦画报》连载，1826年，法文译本或者改写本在巴黎的不列颠书店与读者见面，开始时无人知道作者是司汤达。司汤达逝世后，他的表弟柯隆伯在整理他的遗稿时，发现了这篇作品的部分底稿，于是把它收入1854年版的《司汤达小说集》。
这篇小说描写了在拿破仑的军队占领意大利期间的社会风俗，世态人情。保守的人士聚集在教会的旗帜下，企图神灵于圣母的保佑，阻止滚滚而来的革命浪潮，而教会势力则趁机制造奇迹，编造所谓圣母显灵的谎言，蒙蔽愚昧的人们；年轻人，有理智的人则对教会那一套持反对态度，他们欢迎拿破仑大军的到来。小说叙述了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劫持教皇的行动，对乱世英雄有一些精彩的描写。总之，小说描写的意大利社会是一个保守的、愚昧的社会，广大民众视教皇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因此，拿破仑大军在意大利失败，教皇复辟，掀起复仇运动是势所必然的事。
《箱子与鬼》写于1829年底。这一年圣诞节司汤达曾把它读给梅里美听。这篇小说通过一个警察局长利用权势，霸占民女，活活拆散一对恋人的故事，向读者揭露了西班牙复辟势力的凶残与霸道。作为这种恶势力的对立面，两个恋人的纯洁、善良，为了爱情不惜抛洒热血的情节，极具动人心魄的力量。
《媚药》写于1830年1月，同年6月发表于《巴黎评论》。司汤达自称写这篇作品是为了“治疗头痛，散心”。而且他承认参考了十七世纪法国作家斯卡龙的一起作品。他说：“每个时代的调味汁不同。我不过把1660的调味汁换成1830年的罢了。”这篇作品描写的是一个西班牙少妇鬼迷心窍，抛弃富裕但年老的丈夫。与一个跑江湖的马戏演员私奔，上当受骗仍不变心的故事。也许这确是一起消遣之作，思想平平，但在创作手法上有独到之处，尤其是开头与结尾受人称道。开头描写的时间、地点、氛围与情节十分协调，很能抓住读者；结尾言简意深，给人以想象的余地。
《米娜·德·旺格尔》写于1829年12月至1830年1月间。其后又几经修改。但司汤达生前未拿出发表。直到他死后十一年巴黎的《两世界评论》才将它刊发。在司汤达的作其中，这是少有的描写德国人的作品之一。米娜·德·旺格尔出身于德国大贵族家庭。她父亲因厌恶非正义的征战，受到宫廷的监视，最终忧郁而死。她为了追求自身的幸福，离乡去国，来到巴黎，堕入了爱河。为了达到目的，这个爱幻想的德国姑娘不惜纡尊降贵，乔装改扮，来到她私下热恋的人家里做女佣，不料因高兴过度，吐露了秘密，酿成悲剧，最后以身殉情。司汤达通过这个哀惋曲折的爱情故事，展示了德国人与法国人性格上的差异以及对待爱情的不同态度。小说的女主人公米娜·德·旺格尔在作者的人物画廊里，是一个有血有肉，光彩夺目的人物。
《菲利贝》成于何时，专家们尚未得出定论。有人认为是在1827年至1830年间。也有人认为是在1839年。但法国文学史家克鲁才分析了菲利贝与《红与白》中的主人公吕西安的性格特征，觉得两者相近，便认为它成于1835年至1839年间。严格地说，这篇东西也许够不上短篇小说，只能算一个短故事，也有点像中国的笔记小说。内容也确如副标题，是一位膏粱子弟的几个生活片断，如经商、恋爱、搬家等，写得比较粗放。在司汤达的短篇创作园地里，它也许只能算一根小草，但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司汤达的创作，终究是有益的，因此我们也把它收进集子。
在收入《意大利轶事》的八个短篇里，除了《瓦尼娜·瓦尼尼》成于1829年以外，其余的都写于1833年以后。关于这些小说，有些情况需略作介绍。
1833年，司汤达再次来到意大利后，在一个朋友家的藏书室里，发现了一批“古代的手稿”。这些手稿真实地记录了意大利十六、十七世纪的一些重大的“社会新闻”。司汤达在阅读之后，大感兴趣，认为它们是“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意大利历史的有益补充”；它们描绘了“孕育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一代天才的风土人情”，便花重金购得抄录权，请人仔细抄录了某些篇章，保留在身边，反复阅读，并以部分翻译加部分创作的手法，将这些手稿改写成短篇小说。他在世时，选出《艾蕾》、《维多利娅·阿柯朗波尼》（或译作《帕利亚诺公爵夫人》）、《桑西一家》三篇结集出版。在他去世十二年后，他表弟整理了他的脾气据此改写的短篇小说，并加上描写意大利人爱情故事的《瓦妮娜·瓦尼尼》，结成一集，取名为《意大利轶事》出版。
1829年发表的《瓦妮娜·瓦尼尼》，是一起短篇杰作。它通过烧炭党人彼埃特罗与罗马贵族小姐瓦妮娜的爱情，歌颂了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歌颂了为民族解放而献身的烧炭党人。瓦妮娜是个倾国倾城的美女。她虽然出身于阀阅世家，但视富贵如浮云，心甘情愿地追求一个出身低微，身负重伤，又被官方通缉的逃犯。为了爱情，她甘愿舍弃一切，甚至不惜自己的名声。但为了得到彼埃特罗的爱，她竟然告密出卖了彼埃特罗手下的战士，破坏了他们的起义。她当初爱上彼埃特罗，是钦佩他为民族解放奋斗的大无谓精神。但由于私心的支配，她的爱情到头来变成了正义事业的阻力。
作为她的对立面，彼埃特罗表现了可歌可泣的爱国精神。他爱瓦妮娜，爱她胜过爱自己的生命。但是当他必须在祖国的命运和个人的幸福之间作出选择时，他放弃了后者。为了民族解放他甘于吃苦，当他手下的战士被捕，起义失败后，他毅然投案自首，以免被人疑为叛徒。当他得知是自己的心上人告的密后，他愤怒地拒绝了她的解救，与她断绝了情缘。他的凛然正气和非凡的人格力量使他成为文学史上一个光彩夺目的爱国者形象。
《岸边的圣方济各教堂》是一起描写“意大利激情”的小说，教皇的侄媳康波巴索王妃表面冷漠、清高，谨守妇道，实际上充满了不可抑制的情欲。她与法国驻教廷的使馆随员，法国摄政王的私生子暗通款曲。但她一心要独享情夫的情爱，一旦得知他移情别处，便与教会的野心家勾结，派人暗杀了情夫。司汤达在描写这对青年的情爱波折时，附带了几笔，便把当时教会任人唯亲，编织裙带关系，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互作私人交易的丑恶事实揭露无遗。
《维多利娅·阿柯朗波尼》写的是宫廷贵族为情爱和利益进行的两次阴谋仇杀。小说是以记叙“社会新闻”的笔调写的。尽管案情十分曲折，解决案件的方式惊心动魄，但最精彩的还是关于初为红衣主教，后为教皇西利斯图斯五世的蒙太托的描写。菲利克斯是蒙太托的外甥和养子。红衣主教视他为掌上明殊。然而，他在听到养子被人暗杀的消息后“面不改色”，一点儿没有震惊的表现。第二天梵蒂冈召开红衣主教会，人们认为他不会到场，谁知他和往常一样，第一批到会，而且在教皇本人流泪安慰他时，他也和平常一样，十分平静，并且要求圣上不要下令调查案情，说他已宽恕了杀手。他的这些表现，赢得了教皇和其他人的好感。大家都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教士。此后不久，他当选为教皇（他在外甥死后的表现无疑为他当选脾气了道路），脸立刻变了，逼得涉嫌与他外甥谋杀案有关的人逃离罗马。他的种种表现，活脱脱表现了一个野心勃勃，不择手段往上爬的高级教士的伪善心灵。
《桑西一家》以哀怨动人的笔调写了贝阿特丽丝及其一家的不幸遭遇。她是个美丽的少女，正值如花似玉的年龄，本该充分享受父母的怜爱。谁知她父亲是只衣冠禽兽，想方设法虐待她，糟蹋她。她忍无可忍，与继母一起，叫人杀死了这个淫棍。这件杀人案事出有因，理当得到法官的同情，然而教会的裁判机构却不顾天理人情，判决这位少女及其一家人死刑。作者在这里对司法的不公正表达了强烈的义愤，对不幸的少女表示深切的哀怜。
《帕利亚诺公爵夫人》叙述了一起贵族家庭常有的事情：女主人与年轻的男侍从偷情。司汤达没有过多地描写偷情的场面，倒是对处理这件事情的过程作了详细的描写，更费了不少笔墨，对教廷内部你死我活的斗争，作了逼真的展现。两个偷情者当然被处死了。甚至连腹中的胎儿都不放过。封建大家族里，这种惨无人道的私刑制度令人触目惊心。
《艾蕾》是一出催人泪下的爱情悲剧。贵族小姐艾蕾与“强盗”尤拉相爱，遭到父兄的极力反对。不幸在一次战斗中，她的兄弟死于尤拉刀下。伤心欲绝的父母为斩断她与尤拉的情丝，把她送进修道院；而尤拉攻打修道院失败，为了逃避追究，远走他乡，失去了联系。在与情人生离死别，身处恶劣环境，十分痛苦的情况下，艾蕾自甘堕落，先花费重金贿赂，当上了修道院长，后失身于道貌岸然的主教。最后，因怀孕事发，被判重刑。当她听说尤拉率人前来解救她的消息时，留下一封长信，自杀身亡。这篇名作通过艾蕾这个大家闺秀的不幸遭遇，深刻地揭示出，封建的门第观念是扼杀青年人幸福的凶手；伪善的教会，修道院是使人堕落的根源。
《血染风情》（直译为《宠爱过度反害人》）和《苏奥拉·斯科拉蒂卡》两篇的题材有类似之处。虽然故事发生的年代不同，一起是1585年前后，一起是1740年前后，但两篇小说都写出了封建制度的惨无人道，和贵族修道院的黑幕。那些多子女的贵族家庭为了保证家庭的财产不致分散，往往只把财产传给长子，对于其余的儿子只给一定的生活费，对于女儿则一律赶出家门。或者嫁出去换一笔财产，或者把她们送进专门为这些人开办的贵族修女院。进了修女院则等于进了坟墓，与外面的一切联系都要切断。正如《血染风情》里修女说的：“父母把我们送进修道院，家庭财产都被兄弟霸占，我们被关在这座活人的坟墓里，没有第二条生路。”但是少女们都是活生生的人，不甘心牺牲自己的青春、爱情、幸福，想方设法与外面的情人幽会。然而这种行为一旦被发现，便要被视为渎圣罪，轻则打入地牢，终身监禁，重则处死。《血染风情》和《苏奥拉·斯科拉蒂卡》写的就是贵族修女们的生活，她们对幸福的向往和对命运的抗争。对受社会与家庭迫害的修女，作者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对她们英勇反抗，追求幸福与自由的行动则予以热情的歌颂，把这些“淳朴而富于感情的人”称为“现代文明的先驱”。
《红与黑》
灵魂的哲学诗
于连是19世纪欧洲文学中一系列反叛资本主义社会的英雄人物的"始祖"
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
19世纪卓越的政治小说
现代小说之父的经典著作
19世纪欧洲文学史中第一部批判现实主义杰作
美国作家海明威开列的必读书
被英国小说家毛姆认为是真正的杰作的文学书
1986年法国《读书》杂志推荐的理想藏书
《红与黑》是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的代表作，自1830年问世以来，赢得了世界各国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特别为年轻人所喜爱。作品所塑造的"少年野心家"于连是一个具有高度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已成为个人奋斗的野心家的代名词。
小说发表后，当时的社会流传"不读《红与黑》，就无法在政界混"的谚语，而本书则被许多国家列为禁书。《红与黑》在心理深度的挖掘上远远超出了同时代作家所能及的层次。它开创了后世"意识流小说"、"心理小说"的先河。后来者竞相仿效这种"司汤达文体"，使小说创作"向内转"，发展到重心理刻画、重情绪抒发的现代形态。人们因此称司汤达为"现代小说之父"。《红与黑》在今天仍被公认为欧洲文学皇冠上一枚最为璀璨精致的艺术宝石，是文学史上描写政治黑暗最经典的著作之一，100多年来，被译成多种文字广为流传，并被多次改编为戏剧、电影。
司汤达的墓志铭：活过、爱过、写过.
温馨提示：内容为网友见解，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2008-05-03
红楼梦》的文字善于腾挪跌宕，波澜起伏，不但大的故事情节的发展是如此，在许多局部描写中也处处表现出这种特色来。在描写了王熙凤出场后，贾母即命“带黛玉去见两个舅舅去”，而结果是贾赦说：“连日身上不好，见了姑娘彼此伤心，暂且不忍相见。”贾政也因今天“斋戒”去了，故都没见着。在礼规上，两位舅父大人是必须见的，但在文章上如果一个个见面伺候，叙说一番，则不但文字枯燥，而且这两次舅甥的暗谈，文字上也是很不好写的，结果作者采用避难就易，避实就虚的方法，既做到了理之所必见，又避免了实见时描叙的困难。而且这里的虚见又和前后必须要有的实见相互配合，使文章的气势显得抑扬顿挫，波澜起伏。
此后，作者用了相当多的文字写黛玉从宁府回到荣府的一路所见，回荣府后王夫人与黛玉的谈话，黛玉与贾母一起进餐，等等。贾府的面貌与生活习惯也都一一写来，作者的笔锋似乎已从写人物出场转向对贾府其他方面的描绘去了。然而这一切的描写，恰恰是作者在为另一个更高潮的人物出场作铺垫，因此，当吃完饭，贾母命令其他人“你们去吧”，只剩下她和黛玉二人之后，刚要说几句话时，“只听见外面一阵脚步响，丫鬟来报道：‘宝玉来了’。”这样，小说掀起了这次人物出场的最高潮。作者这样安排宝玉的出场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在一般情况下，整天在“内帏厮混”的贾宝玉，当林黛玉一进贾府时，是马上就会碰面的，然而作者却偏偏打发他今天“往庙里还愿去”了，一直拖到晚饭后其他人都不在场了，才让他回家。这种安排，有两点用意，一是要让宝、黛二人单独相会（唯一的贾母在场是当时条件下所不可避免的）。宝、黛最后才相见，就可以把其他该写的人和事都写了，然后集中笔墨来写此二人的相会，以掀起最后的高潮；遣散的人，是为了不发生其他干扰，避免分散读者的注意力，以突击这书中的二位主角，这有如舞台上为突出主要人物而时常使用的“净场”手法一样。这样做的结果，就能有力地加强二人的形象，在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收到强烈的艺术效果。
贾宝玉的出场，还有一个独特之处是，他刚一露面，“黛玉一见，便吃一大惊”之后，又进去换了另一副装束打扮出来。除衣饰的不同外，第一次主要描写了他的面、色、鬓、眉、鼻、睛等外貌特征。第二次则写到了他“转盼多情，语言若笑；天然一段风韵，全在眉梢；平生万种情思，悉堆眼角”，——完全是传神之笔了。在古代小说中，使其主人公只这样出场亮相的，可说是十分少有的。贾宝玉这个艺术形象给读者的印象如此深刻，是和作者对他初次上场时运用的这种着意刻划的独特手法分不开的。
从以上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作者写这些人物的出场，有的先，有的后，有的是本来在场的，有的是贾母叫人去“请”出来的，有的是黛玉去拜见的，有的是自己赶来的，有的是单个到来，有的是多人出来，有的写得详，有的写得略。有实写，有虚写，文章变化多姿，而又合情合理，都体现了作者精密的艺术匠心。
第二，作者对第一次出场的人物，善于用简洁的笔墨准确描绘其形态外貌，又深刻揭示其性格特征，给人以不可磨灭的印象，使人物的基本特性在第一次露面时，就深深扎在读者的脑海中。
如迎春、探春、惜春、虽然“其钗环裙袄，三人皆是一样的装束”，可是迎春的“温柔沉默，观之可亲”，探春的“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文采精华，见之忘俗”，寥寥数语，就已概括出这二人的整个性格特征。
至于其他主要人物就更是这样了。文中王熙凤的出场，描写的非常出色。作者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她的外貌。先总写她“彩镑辉煌”，“恍若神妃仙子”，而后细写她头上戴的，绾的；项上带的，裙边系的；上身穿的，下身着的及外面罩的。真是满身珠光宝气，阔绰绝伦；遍体花团锦簇，艳丽无比。这身穿戴，配上她那“丹凤三角眼”，“柳叶吊梢眉”的俏丽相貌，风骚、苗调的体态，威而不露的神情，再加上丫头、婆子，众星捧月似地前呼后拥，这位年轻、风流、得势、有权的主儿，就从文中活脱脱地站了出来。
再看她的言谈举止，一声“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人未到，笑先闻，已初步展示了她放任的性格。这王熙凤，不出则已，一出则“喧宾夺主”，看她，携了黛玉的手，就那么细细打量起来，故作惊叹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象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三句话，于夸赞黛玉娇美容颜，同情黛玉不幸身世之中，蕴含着对贾母不失时机的阿谀逢迎。这王熙风不仅会说，还很会做。她感情极丰富，而目变化迅速，说着、哭着，贾母一制止，立刻就“转悲为喜”，自我解嘲，说自己勾起老祖宗伤心，该打。作品通过这样很精炼的外形描写和一件小事，就把王熙凤这个人物由表到里的主要特点十分精确地勾画出来了。
贾宝玉的出场，不仅排在最后，而且事先作过一番渲染，主要是王夫人对黛玉的交底，说贾宝玉是一个“孽根祸胎”，是家里的“混世魔王”，他的嘴里“有天没日，疯疯傻傻”。加上黛玉幼时听母亲说过，这个宝玉“顽劣异常，不喜读书，最喜在内帏厮混”等等。这样，读者也就和黛玉一起，事先对贾宝玉形成了一个先入之见：“这个宝玉不知是怎样个惫懒人呢。”当作者完成了这样一番铺垫之后，送到黛玉和读者面前的宝玉却完全是另外一个青年公子的形象，尤其是使宝玉接连两次亮相，由形到神的描绘，不仅使黛玉见了吃一大惊，就是读者也因前后截然不同的对照，而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此外，作者还托用后人的两首“西江月”词，从另一侧面揭示了他的性格特点，点破他以后的身世遭遇。从表面看，这里句句都显示着对宝玉其人的嘲讽；但透过字面，却又处处看到作者对宝玉性格的赞美。这种欲赞还讽，寓褒于贬的新颖手法，在这里是显得十分别开生面的。它也是《红楼梦》刻划人物的重要手法之一。所谓“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这常常是贾宝玉外形特征的表现，而“行为偏僻性乖张”，“古今不肖无双”，“于国于家无望”，却是贾宝玉内在性格的核心所在。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出，作者所要写的主要人物主要是封建社会的叛臣逆子，而不是一个风月场中的情痴情种。
作者在描写林黛玉时，笔触深入到这位少女的心灵深处，多次直接、间接地描写黛玉的内心活动，细腻地刻划了黛玉的精神世界。
作者概述她初到贾府时的心理，说她抱定：“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意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的主意。在这种心情支配下，她处处仔细地观察，事事认真地思考，时时谨慎地行动。作者极写了她如履薄冰的心理状态，及反映这种心理的细微表情。
黛玉初到贾府，她人地生疏，需要正确地分析，敏捷地判断，并且迅速地反映到行动上来。这一点在人物描写上，势必表现为精炼扼要的心理描写和人物言行的紧密结合。黛玉几次选择座位的情景，就表现了这一特点。黛玉选择座位时，总要先“度其位次”，然后选择适合自己身份的位置就坐。文中四处用“一一”修饰黛玉的行动。从这许多的“一一”中，我们看到了黛玉那唯恐性子有不当之处，“被人耻笑了去”的要强性子。
林黛玉虽是出身贵族家庭，但她不是“四大家族”的成员，她寄人篱下，孤苦伶仃。宁、荣二府的赫赫声势，这钟鸣鼎食之家的封建宗法、封建礼教，使林黛玉一踏进贾府大门，就感到一种具大的压力，她一系列的心理活动，就是这种压力的反映。作者要与黛玉这个处在特殊地位的“心较比干多一窍”的少女，突出地描写她的心理，是再好不过的表现方法了。
第三，写人物出场与介绍两府环境交插进行，配合自然，相得益彰。
在写黛玉与众人会面时，作者还穿插写了不少黛玉所见贾府房舍的结构，豪华的陈设，贵族家庭的礼规家法以及生活习惯等等。安排这样的穿插，即使人物的出场能够有波澜起伏，文章可以做得变化多姿，同时这些穿插内容的本身又是不可少的，因为通过第十七回“试才题对额”后面有对大观园的系统介绍，而两府的环境这样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容则主要是从这里的穿插来反映的，因此这些穿插又不是处于一种附属的地位，而是有其独立的重要意义。同时这里所写的一切，又很符合林黛玉的身份地位和文化修养。因此对贾府环境的描绘，实际也是从一个特定的侧面表现了刚刚进入这个环境的人物林黛玉。从这里也可看到，《红楼梦》的文字不但没有一处闲笔，而且任何一个人，一件事的写法都不是随意写出来的，其中的关联和脉络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学习。
此后，作者用了相当多的文字写黛玉从宁府回到荣府的一路所见，回荣府后王夫人与黛玉的谈话，黛玉与贾母一起进餐，等等。贾府的面貌与生活习惯也都一一写来，作者的笔锋似乎已从写人物出场转向对贾府其他方面的描绘去了。然而这一切的描写，恰恰是作者在为另一个更高潮的人物出场作铺垫，因此，当吃完饭，贾母命令其他人“你们去吧”，只剩下她和黛玉二人之后，刚要说几句话时，“只听见外面一阵脚步响，丫鬟来报道：‘宝玉来了’。”这样，小说掀起了这次人物出场的最高潮。作者这样安排宝玉的出场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在一般情况下，整天在“内帏厮混”的贾宝玉，当林黛玉一进贾府时，是马上就会碰面的，然而作者却偏偏打发他今天“往庙里还愿去”了，一直拖到晚饭后其他人都不在场了，才让他回家。这种安排，有两点用意，一是要让宝、黛二人单独相会（唯一的贾母在场是当时条件下所不可避免的）。宝、黛最后才相见，就可以把其他该写的人和事都写了，然后集中笔墨来写此二人的相会，以掀起最后的高潮；遣散的人，是为了不发生其他干扰，避免分散读者的注意力，以突击这书中的二位主角，这有如舞台上为突出主要人物而时常使用的“净场”手法一样。这样做的结果，就能有力地加强二人的形象，在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收到强烈的艺术效果。
贾宝玉的出场，还有一个独特之处是，他刚一露面，“黛玉一见，便吃一大惊”之后，又进去换了另一副装束打扮出来。除衣饰的不同外，第一次主要描写了他的面、色、鬓、眉、鼻、睛等外貌特征。第二次则写到了他“转盼多情，语言若笑；天然一段风韵，全在眉梢；平生万种情思，悉堆眼角”，——完全是传神之笔了。在古代小说中，使其主人公只这样出场亮相的，可说是十分少有的。贾宝玉这个艺术形象给读者的印象如此深刻，是和作者对他初次上场时运用的这种着意刻划的独特手法分不开的。
从以上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作者写这些人物的出场，有的先，有的后，有的是本来在场的，有的是贾母叫人去“请”出来的，有的是黛玉去拜见的，有的是自己赶来的，有的是单个到来，有的是多人出来，有的写得详，有的写得略。有实写，有虚写，文章变化多姿，而又合情合理，都体现了作者精密的艺术匠心。
第二，作者对第一次出场的人物，善于用简洁的笔墨准确描绘其形态外貌，又深刻揭示其性格特征，给人以不可磨灭的印象，使人物的基本特性在第一次露面时，就深深扎在读者的脑海中。
如迎春、探春、惜春、虽然“其钗环裙袄，三人皆是一样的装束”，可是迎春的“温柔沉默，观之可亲”，探春的“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文采精华，见之忘俗”，寥寥数语，就已概括出这二人的整个性格特征。
至于其他主要人物就更是这样了。文中王熙凤的出场，描写的非常出色。作者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她的外貌。先总写她“彩镑辉煌”，“恍若神妃仙子”，而后细写她头上戴的，绾的；项上带的，裙边系的；上身穿的，下身着的及外面罩的。真是满身珠光宝气，阔绰绝伦；遍体花团锦簇，艳丽无比。这身穿戴，配上她那“丹凤三角眼”，“柳叶吊梢眉”的俏丽相貌，风骚、苗调的体态，威而不露的神情，再加上丫头、婆子，众星捧月似地前呼后拥，这位年轻、风流、得势、有权的主儿，就从文中活脱脱地站了出来。
再看她的言谈举止，一声“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人未到，笑先闻，已初步展示了她放任的性格。这王熙凤，不出则已，一出则“喧宾夺主”，看她，携了黛玉的手，就那么细细打量起来，故作惊叹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象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三句话，于夸赞黛玉娇美容颜，同情黛玉不幸身世之中，蕴含着对贾母不失时机的阿谀逢迎。这王熙风不仅会说，还很会做。她感情极丰富，而目变化迅速，说着、哭着，贾母一制止，立刻就“转悲为喜”，自我解嘲，说自己勾起老祖宗伤心，该打。作品通过这样很精炼的外形描写和一件小事，就把王熙凤这个人物由表到里的主要特点十分精确地勾画出来了。
贾宝玉的出场，不仅排在最后，而且事先作过一番渲染，主要是王夫人对黛玉的交底，说贾宝玉是一个“孽根祸胎”，是家里的“混世魔王”，他的嘴里“有天没日，疯疯傻傻”。加上黛玉幼时听母亲说过，这个宝玉“顽劣异常，不喜读书，最喜在内帏厮混”等等。这样，读者也就和黛玉一起，事先对贾宝玉形成了一个先入之见：“这个宝玉不知是怎样个惫懒人呢。”当作者完成了这样一番铺垫之后，送到黛玉和读者面前的宝玉却完全是另外一个青年公子的形象，尤其是使宝玉接连两次亮相，由形到神的描绘，不仅使黛玉见了吃一大惊，就是读者也因前后截然不同的对照，而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此外，作者还托用后人的两首“西江月”词，从另一侧面揭示了他的性格特点，点破他以后的身世遭遇。从表面看，这里句句都显示着对宝玉其人的嘲讽；但透过字面，却又处处看到作者对宝玉性格的赞美。这种欲赞还讽，寓褒于贬的新颖手法，在这里是显得十分别开生面的。它也是《红楼梦》刻划人物的重要手法之一。所谓“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这常常是贾宝玉外形特征的表现，而“行为偏僻性乖张”，“古今不肖无双”，“于国于家无望”，却是贾宝玉内在性格的核心所在。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出，作者所要写的主要人物主要是封建社会的叛臣逆子，而不是一个风月场中的情痴情种。
作者在描写林黛玉时，笔触深入到这位少女的心灵深处，多次直接、间接地描写黛玉的内心活动，细腻地刻划了黛玉的精神世界。
作者概述她初到贾府时的心理，说她抱定：“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意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的主意。在这种心情支配下，她处处仔细地观察，事事认真地思考，时时谨慎地行动。作者极写了她如履薄冰的心理状态，及反映这种心理的细微表情。
黛玉初到贾府，她人地生疏，需要正确地分析，敏捷地判断，并且迅速地反映到行动上来。这一点在人物描写上，势必表现为精炼扼要的心理描写和人物言行的紧密结合。黛玉几次选择座位的情景，就表现了这一特点。黛玉选择座位时，总要先“度其位次”，然后选择适合自己身份的位置就坐。文中四处用“一一”修饰黛玉的行动。从这许多的“一一”中，我们看到了黛玉那唯恐性子有不当之处，“被人耻笑了去”的要强性子。
林黛玉虽是出身贵族家庭，但她不是“四大家族”的成员，她寄人篱下，孤苦伶仃。宁、荣二府的赫赫声势，这钟鸣鼎食之家的封建宗法、封建礼教，使林黛玉一踏进贾府大门，就感到一种具大的压力，她一系列的心理活动，就是这种压力的反映。作者要与黛玉这个处在特殊地位的“心较比干多一窍”的少女，突出地描写她的心理，是再好不过的表现方法了。
第三，写人物出场与介绍两府环境交插进行，配合自然，相得益彰。
在写黛玉与众人会面时，作者还穿插写了不少黛玉所见贾府房舍的结构，豪华的陈设，贵族家庭的礼规家法以及生活习惯等等。安排这样的穿插，即使人物的出场能够有波澜起伏，文章可以做得变化多姿，同时这些穿插内容的本身又是不可少的，因为通过第十七回“试才题对额”后面有对大观园的系统介绍，而两府的环境这样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容则主要是从这里的穿插来反映的，因此这些穿插又不是处于一种附属的地位，而是有其独立的重要意义。同时这里所写的一切，又很符合林黛玉的身份地位和文化修养。因此对贾府环境的描绘，实际也是从一个特定的侧面表现了刚刚进入这个环境的人物林黛玉。从这里也可看到，《红楼梦》的文字不但没有一处闲笔，而且任何一个人，一件事的写法都不是随意写出来的，其中的关联和脉络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学习。
第2个回答 2008-05-03
啊
相似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