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保护弱势群体？

如题所述

立法者认为这一条款体现了“保护弱势群体”的精神。实际上，这一条款只能反映出立法者对怎样保护弱势群体并无正确的认识。而且，条款的内容违反了基本的法治原则。 弱势群体是应该得到保护和特殊照顾的，对此，公众已基本形成共识。但是，问题在于，应该怎样实施这种保护？ 以交通问题来说，认为行人、非机动车相对于机动车属于弱势群体，主要是因为：前者的自我防护能力差；完成同样的动作更为费力；更易受外界条件，如天气的影响，等等。针对这种情况，如果要保护弱势群体的话，只要在这些方面做出相关的照顾性规定，就可以基本可以消除行人及非机动车的弱势状态了。比如，为行人及非机动车划出更多的专用通道；为行人及非机动车修建更宽的道路；同等条件下，要求机动车主动避让行人及非机动车；在某些条件下，优先放行行人及非机动车；适当延长人行横道的绿灯时间，等等。我相信，类似的措施是一定会得到绝大多数司机的拥护的。实际上，甚至其他一些更倾向行人、非机动车的规定也不难被社会认可。 关键之处在于，必须区分两种情况：一、通过某些有针对性的特殊规定改变行人、非机动车的弱势地位，实现交通参与者之间的平等；二、通过赋予行人、机动车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利来改变他们的弱势地位。 而交通新法的立法者显然混淆了这两种情况。 分析有关的条款就会发现，这些规定的含义可以概括为：只要发生事故，不管行人及非机动车实施了什么行为，司机都要承担责任。这种规定会产生什么？会产生不折不扣的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地位，产生可以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权者！也就是说，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不仅仅满足于在法律上赋予弱势群体优先的地位，而干脆赋予弱势群体以不受法律约束的地位！ 要知道，不受法律约束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强者。难道保护弱势群体就是要把他们变为道路上压倒一切的强者吗？ 制定法律本来是为了约束、调节人们的行为，以实现社会的秩序和公正，可法律中却规定某些人可以不受其约束。这种违反基本法治原则的自相矛盾的法律难道不应该尽快改变吗？ 另一方面，法律不是宣传口号，不是道德呼吁，而是人们必须在现实中遵守的规范。因此，可遵守性是对法律最起码的要求。换句话说，作为约束人们行为的工具，法律要想达到目的，必须使人们能够根据法律事先调整自己的行为。人们应该可以预先知道，哪些事是可以做的，哪些事是不可以做的；怎样做属于违法，怎样做就不会违法。 假如交通法只是赋予行人及非机动车特殊的法律照顾，即使这些照顾很多，甚至有些过分，司机至少可以根据这些法律规定调节自己的行为，主动避免违法。可是，根据现行的交通法，司机并不知道怎样预先调节自己的行为。如果司机想要不违法，想要不承担法律责任，想要做一个守法公民，这部法律告诉司机应该怎样做了吗？告诉司机哪些事是可以做的，那些事是不可以做的吗？没有！司机只知道，根据这部法律，自己是否违法、是否要承担巨额赔偿，取决于别人的行为和自己的运气。自己要为别人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这样的规定公正吗？而且，这样的规定实际上已把法律置于人们无法主动遵守的地位。不知这样的法律还有什么用？ 即使是故意杀人这样严重的行为，如果责任完全在被杀一方，当事者也无须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这被称为正当防卫。但司机在道路上驾车这样正常的行为，却随时要面对倾家荡产的危险，而且司机还不知道怎样预防。这样的法律规定距离法治原则实在是太远了。 从执法的角度来说，这样的条款也面临不小的问题。过去，绝大多数机动车都属于单位所有，单位一般都具有较强的经济赔偿能力，类似的法律规定还有一定的实施基础。而现在，许多司机实际上也是普通的社会公众，无论是经济地位，还是政治地位，与行人及非机动车都属同一水平。在这种条件下，颁布这种显失公平的法律不仅是不应该的，而且也是不明智的。可以想象，这样的法律日后将给执法者——交通警察和法官们带来许多棘手的问题。最有可能的实际结果就是，出现许多变通的办法，事实上否定了这个条款。真正大行其道的是各种“潜规则”。而这样一来，法律的威信将受到极大的破坏。至于保护弱势群体，当然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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