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化对世界的影响（2012上海历史）

从制度，文化，精神等方面展开。不要网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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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四大发明促进欧洲科技发展
　　　欧洲人认为，欧洲的中世纪（公元800年～1500年）是欧洲最黑暗的教会独裁专制时期，科学和言论没有应有的自由。
　　　西方历史上小城邦政权林立，混战不已，不存在国家形态和有系统的国家行政管理。还存在严重的排斥异端思想文化的惯例，西方历史上的政教合一政权，不仅要烧死异教徒，还要同时毁灭异教的著作文字，这种从毁灭异端肉体到异端思想文化的事情，一直贯穿于西方的整个历史，其惨烈程度，使“焚书坑儒”著称的秦始皇望尘莫及。因此，此前西方的文化著作难以留存。更不用说如何保存羊皮纸（书）了。
　　　公元8世纪之后，欧洲才出现民族国家。1582年才有统一的历法。但是，奇怪的是，此前西方的历史事件的年份却又十分准确的。
　　　中世纪，中国的指南针和黑色火药、印刷术、造纸术、生产技术、政治经济文化知识相继传入欧洲。
　　　欧洲人在学习融合了古罗马、希腊的古典文化和阿拉伯文化，以及中国印度古文化的基础上，产生了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并且运用和发展了中国的四大发明，促进欧洲科技发展，使科学技术更上一层楼。
　　　欧洲人运用和发展了黑色火药，制造了威力无比的洋枪洋炮（藉此侵略掠夺奴役其他国家）；
　　　科学家惠更斯最初尝试利用火药的爆炸力作为动力机的原动力，这个原理后来被其他人用于蒸汽机，结果成功了；
　　　1300年，欧洲人仍然不会造纸，只能够使用树皮和羊皮书写。与此同时，欧洲的文字才开始逐步完善。但是，据说，此前的欧洲学者已经用羊皮写出了不少几万字、10万字甚至几十万字和百万字的巨著，这要几个房子才能装下一本书，却又拿不出实物。可见，欧洲人放卫星比1958能还早。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抓住时机》一书中指出：“当欧洲还处于中世纪的蒙昧状态的时候，伊斯兰文明正经历着它的黄金时代。……几乎所有领域的关键性进展都是穆斯林取得的。……当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们把知识的边界往前开拓的时候，他们所以能眼光看到更远，是因为他们站在穆斯林巨人的肩膀上。”
法国学者蒙塔尼在《数学史》中说：“实际上十五世纪以前凡是西欧人所著的数学书籍，主要是抄袭阿拉伯人的，至多是在阿拉伯人成就的基础上略加发挥而已。”
阿拉伯帝国地跨亚、非、欧三洲，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转站。来自中国、印度的发明创造经阿拉伯人传入欧洲后，给欧洲带来了重大变革，有力地影响和推动了欧洲社会的发展进程。
　　　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运用》一文中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中国的造纸术也是公元1150年才传到西班牙，1276年传到意大利，1350年传到法国，1390年传到德国，1494年传到英国，1576年传到莫斯科，1690年传到北美。西方出现雕版印刷则是在1450年以后。西方首次出版纸张书籍，是在1472年以后，1499年才在西方出现了专职纸张印刷所，西方的活字印刷则更晚了。
　　　中国的造纸术传入欧洲后，大大促进了科学文化知识在欧洲的传播速度和广度，迅速提高了欧洲的科学文化水平；
　　　有人认为，欧洲的印刷术是自己独立发展的。问题是，欧洲连纸张都没有，也就没有研究活字印刷术的物质基础和可能；
　　　指南针和洋枪洋炮令欧洲人的胆子越来越大，海洋探险越来越远，尽管欧洲航海家哥伦布、华哥达·伽马的海上活动，都比郑和晚得多，他们几次航行，人数在100人左右，船只三、四艘，吨位最大的仅120吨。在航程、规模、组织等方面，郑和都超过这几个欧洲航海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出海远航事业于1435年就彻底停止了。
　　　欧洲的远洋事业终于超越了中国。
　　　1492年开始到16世纪初，欧洲人先后到达美洲大陆、非洲和亚洲。
　　　随后，欧洲教会大量传教士进入亚洲、中国。16世纪下半叶，进入中国的传教士使欧洲初步认识和了解中国。新航线的开辟，使中国的瓷器、茶叶、丝绸等大量输入欧洲，成为欧洲的高级消费品，引起欧洲上流社会及至民众的关注、赞赏和爱好。
　　　欧洲人不惜为此去美洲开发金矿，花费大量金银货币与中国换取瓷器、茶叶、丝绸，甚至造成贸易逆差也在所不惜。
　　　
　　　2.2　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知识促进欧洲发展
　　　毕竟，欧洲是一个崇尚自由，善于学习、设计和善于收获的民族。16世纪，马可·波罗有关中国奇迹的报道传遍欧洲。发自中国的信函、文章，都是以科学文体撰写的地理人文知识。大量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作为欧洲之外的新鲜事物，通过传教士进入欧洲。
　　中世纪的欧洲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基督教教会是当时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它宣扬人生下来便有原罪，要在教会的控制下，通过禁欲和修炼才能在死后进入天堂，否则要下地狱。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都被极端的教义所控制，失去了理性和自由。新兴资产阶级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维护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主张摆脱宗教思想枷锁，摆脱教会的禁欲主义的束缚。他们需要一种新的思想文化来作为推翻教会专制文化的依据和舆论，承认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地位和利益，否定上帝赐予之说；人们有权享受物质乐趣是合理自然的，不应该受到禁欲主义的道德谴责。
为此，新兴资产阶级需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反对教会专制文化的运动，建立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新文化和社会秩序。
资产阶级借助“复兴古罗马和希腊的古典文化”为旗帜开始思想文化改革运动---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到了17世纪，对中国文化的推崇和对中国商品的消费成为时尚，形成遍及欧洲的“中国热”。“中国热”对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当时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狄德罗、霍尔巴赫、魁奈等，非常崇拜中国文化，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民主观、平等观、自由观、博爱观等视为他们建立理想秩序的重要思想来源。
　　　霍尔巴赫宣称，法国要想繁荣必须以儒家的道德代替基督教的道德。伏尔泰则说，“在这个地球上曾有过的最幸福的、并且人们最值得尊敬的时代，那就是人们尊从孔子法规的时代”，“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伏尔泰甚至感慨，在欧洲各国还是森林中的野人的时候，中国人已经能够用完善而明智的制度治理国家。他深以不能生活在中国那样的国度为憾。
　　　魁奈十分尊崇孔子，所以他当时被欧洲人尊称为“欧洲的孔子”。他曾经撰写《孔子简史》，对孔子进行了高度的评价。在将孔子与古希腊圣贤比较时，明显褒扬前者而贬抑后者，说孔子的《论语》远远胜过古希腊圣贤的哲学。
　　　1769年，魁奈出版了《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该书的第八章标题为《中国的法律同作为繁荣政府的基础的自然法则相比较》。显然，魁奈将中国视为一个实行自然法则（规律）的理想国度，通过对中国的制度实践的考察，阐述了自由经济思想。
　　　有中国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文化至少是魁奈自然秩序观念的重要来源之一；中国儒家哲学中的重农思想，显然对法国学者魁奈重农观念的建立产生过重要影响；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学派---重农主义的自然秩序学说,第一次确认在人类社会存在着客观规律，从而为政治经济学提出了认识客观规律的任务。这一认识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创立了把社会经济看作是一个可以测定的制度的概念。这概念意味着社会经济受着一定客观规律的制约；经济范畴存在着相互的内在联系；事物的发展具有理论上的可预测性；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大量引用中国资料和文献，杜尔哥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在经济学说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马克思评价为“重农主义体系发展到最高峰”，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它已经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杜尔阁的理论骨架，即使不谈它比《国富论》在时间上领先，也显然比《国富论》的理论骨架更胜一筹。”而杜尔哥此书的写作，与中国旅欧学者和中国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与他所掌握的中国经济知识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或者是希望从中国的实践中得到解释，或者是受中国的情况的启发而予以发挥，或者是直接从中国古代文化中汲取了营养。杜尔哥向中国旅欧学者提出了52个经济问题，这就是杜尔哥的《中国问题集》，可以作为一个证据。18世纪50～70年代，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全部理论和政策就是建立在这一概念上的。
　　　在新兴的欧洲，中国被表述为，所实施的伦理道德规范以及政治制度是与欧洲完全相反的原则，是欧洲应该学习的。
　　　1699年威廉·莱布尼茨（1646-1716）首次真正的提出：中国是一个拥有世界高度文明的国家：“有谁可以想像到，在这个世界上，确实还有一个民族，他们拥有一个在某种意义上甚至高于我们的文明生活.....”
　　　莱布尼茨把欧洲与中国作了对比：在生存的实际能力方面中国与欧洲相当；在科学思维、逻辑、数学以及自然科学、军事技术方面，中国不如欧洲；但是造成此情的原因“与其说是缺少这方面的知识，不如说是意识形态所致，因为他们藐视所有与武力侵犯人身或者相互厮杀有关的事情、东西，同时也因为他们厌恶战争，在此有些类似耶酥，出于高尚精神，而不是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出自于恐惧。”
　　　他认为迫切需要做的事情，是应该让中国人到欧洲来传播中国的思想文化。他认识到：中国人在向在中国的欧洲传教士学习欧洲先进的数学、自然科学知识，从而能够弥补这些方面的不足。而欧洲人就应该加快学习中国人那些理性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自然神学。如果欧洲只是向中国人传播认知，而不向中国人学习的话，那么欧洲人很快地就会被中国人抛在后面。欧洲必须向中国学习。
　　　在欧洲启蒙运动家的眼里，欧洲广泛存在的贵族世袭制是应该废除的。世袭阶层在欧洲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在中国，那些领导国家的官员是社会知识精英，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这些官员并不是世袭制的，而是代代更新的。即使是高官去世，其子也不能继承父亲的官职。要想获得官职，必须通过科举考试。
　　　在伏尔泰和他的启蒙战友们的眼中，柏拉图的国家学说理念在中国得到了实现。伏尔泰兴奋不已：“人类思想领域内没有什么政府能够比中国现在的更好了，在中国政府中，所有的问题都由官吏决定，而官吏全是男性，他们的能力是通过多次严格考试得到了证明的。”伏尔泰提倡自然权利学说，鼓吹信仰、思想言论、出版自由和天赋人权，主张政治改良和“开明君主制”
　　　欧洲重农学派的奠基人弗兰策斯·魁奈在他1767年发表的有关中国国家体制的文章中进一步证明：中国国体与政体的持续、稳定的原因就在于它是建立在自然秩序的基础上。中国的政府机构设置适合于那种处在繁荣发达状况下的政府的生存原则，还可以作为所有政体借鉴的模式。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反对君主专制，主张君主立宪政体，提出“三权分立”学说。　　
　　　欧洲启蒙哲学家们对中国的崇拜，引发了一个文化知识界以及上流社会对中国的崇拜热。教会关于中国的书籍以及大量的旅游报道越传越广，在受过教育的群体中，人人都读过有关中国的书。在欧洲，知识界对中国的兴趣，从来没有像17、18世纪那样的浓厚。带有中国风光的工艺美术品在这个世纪的30年代成了最时髦的东西。伴随着中国文化的传入所引起的这种震动。百余年间，中国一直作为现代文明的巨人笼罩着欧洲。直至19世纪初。
　　　“中国热”对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欧洲终于推翻了长达500年的黑暗的教会专制统治。
　　　中华光芒福照欧洲，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说的确立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　　　
2000年来，无论中国政治如何变迁，所有民族都会被融入大中华文化之中，大中华和平理性的光芒永远照耀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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