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和明朝的科举制的发展和变化

如题所述

二唐代处于科举考试的初期，在整个科举史上开考密度最大。

综合《文献通考》、《册府元龟》、《玉芝堂谈荟》、《登科记考》、《资治通鉴》等书的记载，自建国当年即武德元年（618年）开始，法定是年年开考。289年间共举行科举考试266次，实际上也几乎是年年都开考。其中，麟德二年（665年）的那次因主考事先泄露考题被揭发而作废，应除去。上文已述，唐代的科举考试分许多科目。单就人们最看重的进士科而言，剩下的265次（其中有14次是分两处或4处开考，各派知贡举，各自出题，各自放榜，未经统一阅卷、排名，未曾产生状元。真正全国统一排名的考试只有251次）除2次未见录取人数记载外，其余263次共录取进士6637人。录取人数最少的贞观十二年（622年）、显庆元年（656年）、麟德元年（664年），都是3人；最多为咸亨四年（673年）因上两年停贡举而至79人；平均每次25.24人。拿289年平均，每年取进士22.97人。唐代每年所补充的官员绝对远远不止这个数。开元十 七 年 三 月 ， 国 子 祭 酒 杨 瑒 便 上 言 曰 ：“ ……每 年 应 举 ， 常 有 千 数 ， 及 第 两 监 ， 不 过 一 二 十 人 …… 臣 窃 见 入 仕 诸 色 出 身 ， 每 岁 向 二 千 余 人 ， 方 於 明 经 、进 士 ， 多 十 余 倍 。”
可见，尽管举子们竞争很激烈，但唐代的科举并不是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其它的途径还有很多，唐代的进士只占整个官僚队伍中的极少数，形不成气候。
初唐时期时期更是如此。据统计，玄宗开元初年法定的全国官员总数为18 805人，而自开国初至此际95年间进士加诸科总共取士205人，这些人即使有一半能活这个时候，也只能占官员总数的5.47%！因此，政府也好，民间也好，对科举考试的重视程度远不如后来的宋、明、清诸朝。相应的，官私著作中对科举之事亦远不如宋、明、清时期那么关注，那么津津乐道。直到晚唐宣宗十年（859年）政府才开始注意对科举资料的收集与保存（P828）加之年代久远，资料散失，有关唐代科举的资料甚难搜集。即使是对于后世特别看重的状元，当时人们的兴趣也不是很大，资料亦难找寻。笔者经过10来年的努力，虽较《登科记考》有所进展，但到目前为止（笔者将《登科记考》所考定的139名状元去掉了9个，另外增加了21个，也仅查找到151位唐代状元的姓名（含1人有姓无名），只占唐代状元251名的60.16%，且较多已知名姓的状元其字号、生卒年、籍贯及生平事迹无从考订。
三唐代科举还有许多跟后世不同之处，最突出的有两点。
其一：对于考场的种种犯规行为一直都较为宽容，根本没有出现过象明、清时期那样血淋淋的科场案。
《 唐 会 要 》卷 七 六 载 ：“长 庆 元 年 敕 ：‘ 今 年 礼 部 侍 郎 钱 徽 下 进 士 郑 朗 等 一 十 四人 ， 宜 令 中 书 舍 人 王 起 、 主 客 郎 中 知 制 诰 白 居 易 重 试 。’ 复 落 十 三 人 。 三 月 丁 未 诏 ：‘ 国 家 设文 学 之 科 ， 本 求 实 才 ，苟 容 侥 幸 ，则 异 至 公 。访 闻 近 日 浮 薄 之 徒 ， 扇 为 朋 党 ，谓 之 关 节 ， 干 扰 主 司 。 每 岁 策 名 ，无 不 先 定 ， 眷 言 败 俗 ， 深 用 兴 怀 。 郑 朗 等 昨 令 重 试 ， 乃 求 深 僻 题 目 ，贵 观 学 艺 浅 深 。 孤 竹 管 是 祭 天 之 乐 ， 出 于 《 周 礼 》 正 经 。阅 其 呈 试 之 文 ， 都 不 知 其 本 事 ，辞 律 鄙 浅 ，芜 累 至 多 。 其 温 业 等 三 人 ， 粗 通 可 与 及 第 。 其 余 落 下 。 今 后礼 部 举 人 ， 宜准 开 元 二 十 五 年 敕 ， 及 第 人 所 试 杂 文 ， 先 送 中 书 门 下 详 覆 。 侍 郎 钱 徽 贬 江 州 刺 史 。’”
《 登 科 记 考 》卷 二 二 载 ： 大 中 元 年 正 月 ， 吏 部 宏 辞 举 人 漏 洩 题 目 ， 为 御 史 台 所 劾 。 侍 郎 裴 稔 ， 改 国 子 祭 酒 ； 郎 中 周 敬 复 ， 罚 两 月 俸 料 ； 考 试 官 刑 部 郎 中 唐 扶， 出 为 虔 州 刺 史 ；监 察 御 史 冯 颛 ， 罚 一 月 俸 料 ； 其 登 科 十 人 并 落 下 。 《 旧 唐 书 · 宣 宗 纪 》、《 唐 会 要 》卷 七 六 亦均 载 此 事 ，只 是 时 间 各 有 参 差 。
《宣宗纪》、《登科记考》接下来还均有记载说：“御史台奏：‘据正月八日礼部贡院捉到明经黄续之、赵弘成、全质三人，伪造堂印、堂贴，兼黄续之伪着绯衫，将伪贴入贡院，令与举人虞蒸、胡简、党赞三人及第，许得钱一千六百贯文。据勘黄续之等 罪款，具招造伪，所许钱未曾入手便事败。奉敕并准法处死。主司以自获奸人，并放。’”因考场作弊被处死的仅见此一例，这是因为其事涉“造伪”。据《唐会要》卷四一，在唐代，“造伪”属仅次于“十恶”的重罪，所以处罚较重。然而，此次被处死的3人皆既非考官，亦非考生。
可见，作弊情节过于恶劣的涉案人也只偶然有极少数被处死，一般对考生的处罚都只是不予录取，或者再加上几年不许参加考试；而对于考官的违规则只是贬官降级，没有太当一回事。即使是事先泄漏了考题，致使考试作废，或者落实收受了贿赂，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有一例——麟德二年的主考左史董思恭原拟判死刑，结果还是免死、流放，其他的依然只是贬官。
据《登科记考》，仅进士科为争夺状元桂冠就有：强要状元竟遂愿、自定状元自写榜、“诈和”取得第一名、取舍决于场外人、名次定在开考前、权臣倚势搞裙带、还情送顶状元冠等15次不正当竞争，当时人们都不举发、不追究，也就是说都能容忍。
清人王世祯就看不懂唐代的科举，他说：“唐人最重进士科，然主司、举子关节交通，不以为怪。”的确如此。由于科举取士并非主要的入仕途径，其它的门路尽多，加之录取了也不是立即有官做，到能做官时起点也很低，科举得手并不能象宋中期以后那样“一登龙门，身价百倍”，所以制度较松弛，人们对科举考试公正性的期望值并不高，犯不着对考试中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大动干戈。我们不可以看明、清科举的眼光去看唐代科举。
其二：宗族子弟照样参与科举竞争，与天下寒士一起追求榜上有名而不加限制，当时人们也都能接受，相关史书中均不见有臣下就这一问题上过奏章，这也是宋以后所见不到的现象（宋代还有微量的残存）。依据《登科记考》的记载，并参之其它史籍统计，唐代已知的151名状元中，宗室出身的就有李程、李从实、李肱、李筠等4人，占2.65％。普通进士名单不全，无法统计，估计宗室出身的一般进士还会超过这个比例。而宗室总人数在当时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绝对没有这么大。宗室子弟本来就有恩荫、特赐等种种特权，在享受教育方面也占有很大的优势，又在科举考试中也占有优势，是极不合理的。宋以后在这方面进行了改革，作了种种限制，应该说是很大的进步。
跟这一点密切相关的是：笔者发现，有案可稽的唐代73名状元中，出身三品及以上（包括宗室）或历代名人之家的就有56人，占76.71％；四品及以下官僚家庭出身的11人，占15.07％；寒士出身的只有6人，占8.2%。估计这少数几个出身“微寒”的，也并非来自一般平民或农户，多半是破落官僚家庭，至少是个小地主，只是近几代无人做官而已。那些未留下姓名或虽知其名姓却找不到家世资料的状元，也不一定就是出身“微寒”，仅仅由于他们影响太小而唐代又不怎么重视状元。56个家世较为显赫的状元中就多半其祖辈、父辈或兄弟辈在新、旧《唐书》中有传，而本人则只字不曾被附带提及。
这些情况表明，唐代科举所选拔的人才多处在社会上层，中层的都很少，更不用说下层了。掌权者并没有将科举考试看得很神圣，有意无意地在制定有关章程时留下一些余地，不糊名，不誊录，甚至不硬性规定非依考卷高下决定取舍与名次不可。这不甚严密的制度执行起来再打些折扣，于是朝里有人好做官，朝里有人易争先，所以郑氏、归氏、孔氏、赵氏、崔氏等大家族出状元都是一窝一窝的。中下层读书人不仅难以争先，甚至难以录取。可以说，唐代的科举考试实质上是上层社会内的权力再分配，是上层社会中的庶族从豪族手里分权，远不是真正的“广开才路”，在全社会范围内挑选人才。所谓“为国选才”只是一句空话。直到宋代中期以后，科举考试的制度日趋严密完善，有“殿试”、“读卷”、“糊名考校”、“分房阅卷”、“公立甲次”等措施，而名次的确定又有“初考”、“复考”、“详定”3道关，且有宗室一般不许参试，高官及考官的子弟或亲戚参试要回避，并另设试场、另定名额、分别录取等规定，选才的范围才逐渐扩展到中下层。

明朝科举制度
科举始创与隋唐，而后经历了宋元明清的发展，直到1905年废除。每个朝代虽然都用的是科举制度，但每朝每代又有其各自的特点，不尽相同。明朝科举制度，上承唐、宋、元三代，下启清朝，是我国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具有重要的意义。探讨明朝科举制度的特点，有助于我们对整个明朝科举制度的了解和研究，明朝时期的科举的特点又有哪些呢？这也正是本文要论述的。
一、学校教育为科举考试服务
明朝科举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从学校学习的内容到科举考试内容的学习，科举考试方式方法的培训及各级学校教育的教学、管理、考核、奖惩以及通过科举入仕等诸多方面，都充满了浓厚的为科举考试服务的色彩。《明史·选举志一》中记载“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这正说明了学校作为科举取士的基础教育作用，明朝科举取士的过程也正是学校科举一体化的过程。
明朝的学校包括两大基本系统：在中央一级，即所谓的京师首善之区有国子学；在地方一级，按照行政区划，其级别依次为府、州、县学。国学由三个分支即南京国子学、中都国子学、北京国子学。国子学中的学员一般来自官僚子弟和平民中的德艺优秀者。府、州、县学的诸生，只有通过岁贡和选贡进入到国子学当中才有机会被授予官职。明朝万历年间，国子学已经达到能够垄断教育教学的所有层面。而且自明初以来的中央国子学的学校功能是越来越为科举服务也愈益在形式和内容的衔接上靠近科举。
明朝地方学校的另一大系统是地方儒学——府、州、县学。它承担着为国子学输送监生的责任和义务，在不同时期输送的名额都有一定的规定。地方的府、州、县学同中央国子学一样纳入了科举的轨道。当时的地方的府、州、县学无论是在督学之制还是教学内容上都体现着其是为科举服务的。
明朝学校科举一体化的特点决定了明朝地方府、州、县学的基本办学教育走向，它同中央国子学一起构成了明朝封建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科举取士制度则是明朝各级学校教育的必然归宿。
二、科举与理学的渐进与紧密的结合 宋明理学的产生, 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唐的韩愈、李翱, 其后又经过宋初三先生和北宋五子的努力经营, 到南宋时期, 理学已经从儒学中脱胎出来, 逐渐发出了耀眼的异彩, 一时之间, 大师名儒迭出, 至朱熹则集其大成, 完成了理学这种新式儒家理论学说的创生。明朝继元崛起,在政治地位上把理学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处。洪武二年( 1369),太祖开科取士, 宣布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其中经过些许曲折, 到洪武十五年( 1382), 以理学为宗的科举制度最终被确立下来，科举与理学渐进并紧密的结合。
永乐十二年（1414），中央政府下令纂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其目的十分明显, 就是在思想界确立一种权威思想, 为其中央集权专制的政治服务。概而言之, 前两部为圣贤经义要道, 后一部则是搜罗节选周、程、张、朱阐注六经的著作。这三部大全的颁布, 标志着理学统治地位的最终确立。但是这三部大全, 由于皇帝的诏命, 篡修不到一年, 三部草草而就的著作就成了朱明近三百年来的理学的权威解释。为了更好的传播统治阶层的思想理念, 如何完备科举制度就被提到日程上来。
科举制度大刀阔斧的改革也在太祖成祖两朝奠定了基础, 科举考试独重进士一科, 而
题目又专取《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和《四子书》之内容。这些内容的标准答案就是以三部大全为准绳的。不仅如此, 在考试问题上, 也出现了体裁严密的八股文，“其文略纺宋经义, 然代古人语气为之, 体用排偶谓之八股, 通谓之制义”。这种文体并不考察思想的创造, 它最为重视的是考生的考试技能, 这正是标准化考试需要的, 但是对于学术之创新又是危害极大。而且明朝的政策:“使中外文武, 借由科举而选, 非科举, 毋得为官。”这样科举考试便成了士人入仕最为重要的途径, 尤其对于绝大多数的中下层社会士人而言, 更是如此。而理学传播的最基本的团体就是这部分人, 他们在功名利益的吸引之下, 大部分的精力花费在三部大全之中, 而科举考试又有严格的标准答案, 此种情况下就不允许他们有什么自己的创造。这样大量的知识分子的宝贵时间和有限的精力就被束缚在三部大全之中, 除此之外, 几乎一书不读, 理学的发展自然就后继乏人了。《明史·儒林传序》云: “经学非汉唐之精专,性理袭宋元之糟粕, 论者谓科举盛而学术微”, 如此评价, 可谓一针见血。

明朝科举与理学的结合，将理学推上了思想王者的殿堂，但是，随着八股文的实行，科举不再是注重考察思想的创造，而演变为重视考生的考试技能，而且人们的思想渐渐的受到禁锢，学术式微，学风也脱离了务实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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