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胡同文化中的胡同有什么特点

如题所述

胡同，大概应该算是老北京民居建筑的主要形态。作家以敏锐而细致的观察，介绍着胡同的诸多特性：建筑方位上的方正感，名字由来的市井味儿，胡同的小而多，离闹市区的近又似乎远，胡同与四合院的连成一体……总之，与胡同相关的方方面面、种种情景，都说明得绘声绘色，饶有兴味。这不但给人以知识，而且为阐释由胡同形成的胡同文化作了铺垫。

胡同是物质的，死的。而胡同文化则是精神的，活的。于是，作家的文思愈加敏捷飞动，文字也随之活灵活现。北京胡同文化的种种表象便跃然纸上。

安土重迁，舍不得“挪窝儿”，这是因循守旧观念在居住上的表现；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这是独门独院生存环境之使然；有窝头，就知足了，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这是自满自足的心态……

作家从北京人接人待物的细微之处，找寻着胡同文化的表象特征。并由这表象掘进内里，对深藏于胡同文化的实质作出了理性的概括判断：“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安分守己，逆来顺受。”

扩展资料

课文鉴赏

这篇文章，是作者给摄影艺术集《胡同之没》写的序。作者久居北京，非常熟悉北京人的生活，对现代文明进步大潮中北京胡同的没落，充满复杂难言的感情。

整体感知

什么是文化？众说纷纭。比较公认的文化定义，是英国人类学家泰勒（1832—1917）的看法：“文化，就其在民族志中的广义而言，是个复合的整体，包含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个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必需的其他能力和习惯。”

简单地说，文化是人们生活意识、习惯、观念等的集合。说起文化，许多人可能觉得高深莫测。探讨文化问题，必定是学者专家的“专利”。而本文作者说起胡同文化，并没有很严肃地讨论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从琐碎的日常生活、风俗民情娓娓道出。

北京的胡同方方正正、胡同内的四合院规规矩矩。胡同、四合院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反过来也可以说北京人的文化造就了胡同和四合院。读了这篇文章，许多读者也许会感觉到，文化这样贴近我们的生活，文化也可以这样探究。

书名是“胡同之没”，序言自然围绕“没”字下功夫。文章分三个部分，先谈胡同的起源、发展，再谈胡同文化的特征，最后谈胡同文化在时代大潮中的衰落。看似悠闲散漫，但其中的内在联系却是非常紧密的。

作者感情

作者一生对传统文化都怀有深厚的感情，这可以从作者许多作品中深切地感受到。对于某种传统文化的没落，作者的感情态度，首先是豁达，不保守、不顽固，与时俱进，能够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对于北京的胡同、四合院，作者是相当留恋的，对于北京胡同文化的许多方面，作者也是很推崇、并融合其中的。

但他并没有因为胡同文化日趋没落而痛心疾首，相反以一种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样的时世交替。其次，作者对胡同的没落，是深怀叹惋之情的，毕竟对多年生活的胡同、四合院有很深的感情，受过胡同文化许多的熏染。作者的人生信念和价值观，许多和胡同文化水乳交融，比如知足常乐、随遇而安、安分守己等，正合作者清心淡泊的性格。

所以作者经过那么多政治风波和人生挫折，还能保持平和的自我，不浮躁、不功利、不媚俗。其三，作者对胡同文化有所反思、有所批判。

作者很清醒地认识到“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在现代信息化社会，国家、民族之间的交流日趋扩大，人为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封闭”意味着思想保守、意味着行动落后。而“易于满足”“安分守己”等，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语言特点

汪曾祺作品的语言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是很有特色的。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窥见一斑。本文语言平白、朴素，口语性强，富于表现力。比如开头：“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

这几句话完全是平直的描述，没有什么文辞的修饰，即使打比方，也充满生活气息，“像一块大豆腐”，没有半点矫揉造作，但是说出来却让人感到不枯燥，有滋有味；“四方四正”“正南正北”“正东正西”，把事物的特点描摹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言简字约，但是准确、生动。

“城里有大街，有胡同”这样的短句，表达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和上下句子连贯起来，让人觉得像北京艺人说书一样，充满韵味。这样的语言特点在本文中到处可以感受到，不必一一列举。

汪曾祺作品的语言，还有很深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底蕴，如“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四字四句，语如连珠，既雅致，又通畅，毫无生硬滞涩之感，将古典语言与现代语言巧妙地融合贯通，给人一种别致的感受。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胡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