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尊严”为何总被“国家利益”消费？

如题所述

作者：姬鹏 “韩亚空难”早已落下帷幕，死者是两个女学生，当局一直在调查，民间一直在揣测，明明只是航空遇难中的正常死亡事件，却被部分人以国家利益道德绑架，貌似这是国际问题，索性就不依不饶了，想想前一段时间的“火灾集结号”，伤者何止两人，你们为啥不考虑国家利益了，爱国请先保证个人尊严吧！不然你都是伪爱国。 受传统文化影响，每一个中国人生来就有一种“集体”高于个人的价值认同。不要说“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以天下为已任的知识精英，哪怕贫贱且文盲的乡野村夫，也知道“家庭”幸福高于个人幸福，为了家庭情愿忍辱负重。这种价值认同放而大之，就是家族、国家的利益与尊严永远高于个人的利益与尊严。一个大家庭，哪怕平时有人持强凌弱，兄弟因此反目，然而一旦为恶者受到外界的批评与指责时，受欺压者也会噙住泪水为兄弟辩护。因为在中国人潜意识里，家丑决不可外扬。家庭的尊严相对个人的尊严来说要重要得多，兄弟如此，夫妻如此，家族如此，国家亦如此。这就是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集体的价值高于个人价值”，集体永远占据着道德的最高点。顺着这样的逻辑，很多人就会利用集体压制个人，哪怕个人早已猪狗不如，可是他们觉得，为了国家就得这样。死的是两个学生，笔者以为，先把事情解决了，该赔偿赔偿，该安抚安抚，至于国家利益，意淫的人们请不要延伸事情的脉络，你如果不懂尊重个人，你说你爱国，你赶紧给我滚。 出现这种用“国家利益”消费“个人尊严”的事情，其实确有历史根源。中国的历史多灾多难，经历了太多的分分合合。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然而当国家处于分离状态时，人人忧心忡忡，象失去依靠的孩子，仁人志士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致力于国家的大一统。在这期间，个人荣辱得失统统不予讲较，最终国家终于定于一统，其后维护这种大一统的稳定性又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最高道义责任。正是国人这种家国同构的价值认同，才是中华民族历经苦难却始终屹立不倒的凝聚力来源。集体的尊严高于个人，这已成为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意识。国人最痛恨的一种人，不是杀人如麻的魔王，不是奸淫掳掠的强盗，而是敢于蔑视集体荣誉的人。一个人一旦在道德上背上“汉奸”恶名，恐怕永世不得翻身，哪怕他的行为完全是正义性的。我们往往会看到一种非常荒谬的事实：哪怕这个国家处于一个非常残暴的君主统治下，民众过着暗无天日般的奴隶生活，他们自己也有抱怨，但是外界千万不能指责他的君主不义，否则就是与所有人为敌；再或者，这个国家的民众长期处于狂热崇拜暴力征服的迷信状态，长期处于一种妄自尊大的恍惚状态，但是少数清醒者千万不能站出来指出这种谬误，否则必成为众矢之的。因为这个群体对国家的认同，远远高于对真理的认同。这群人对集体的归属感依靠感，远远超出了理性层面。 这是为什么呢？如果我们反思一下：不论是“替天行道”的绿林好汉，还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已任的知识分子，无不是把“天道”作为最高道德目标。，绿林好汉的“天道”虽然也有追求公平正义的诉求，但是很显然这种正义是以国家为道德座标，替天行道的最终目的是为国家惩奸除恶。知识分子的平天下的目标也是以国家为道德标尺，最终目的是为了使国家强大。这里的天道显然不是天理正义，替天行道的绿林好汉行的为了所谓“天道”可以杀人如麻；平天下的知识分子的“天道”更是国家道统，主张用严刑峻法来约束民众。绿林好汉与知识分子的道义来源于国家主义的集体价值观伦理，而马克思的乌托邦理想国正是为底层大众提供出一种新的理论依据；无论是历史，还是民间的戏剧与故事，对于正义的歌颂，无不是诗意化的结果，在追求过程中的血腥与残暴，都因结果或目标的正义性而被诗意地美化了，这些价值判断无不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相吻合；中国人历来讲究有仇必报以血还血，决不宽恕敌人的铁血主义正义观，无疑与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一拍即合。传播博爱精神的基督教文化因为与中国文化相排斥，很难成为中国人的信仰。相反，马克思的集体主义伦理，刚好迎合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国家主义伦理，斗争哲学刚好迎合了底层大众绝不妥协的铁血精神，平均主义刚好迎合了中国农民几千年来均贫富的梦想，所以才使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强大的号召力，由最初的星星之火到后来的全面燎然。伟人的作用，只是顺势点燃了众人心中的那团火。 正是因为中国人千百年来对国家、对族群非理性的崇拜所形成的集体主义伦理，既是皇权专制的伦理基础，也是后来马克思主义登堂入室的思想基础。没有对集体的高度认同与归属感，就没有后来的极权制度，正是因为中国人普遍地对生命个体尊严、自由之权利的集体无意识，才是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猪圈中的根源。中国传统文化，不管是正史还是民间故事，无不是无限赞美与拔高集体荣誉。只要是为了国家的强大，不管是杀人如麻的残暴战争，还是忍辱负重的无辜牺牲，都被无限诗意化与道德拔高。天、地、君、亲、师、我，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隶属关系。国家是崇高的，而个人是渺小的。既使在古代的民本思想里，所谓民为贵君为轻，所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里的“民”也不过是作为国家而存的，并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在传统文化里，你就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对个体生命的思考，更找不到对生命尊严与自由赞美的文章或民间故事。正是因为我们对个人隶属于族群、国家这种集体主义价值观伦理非理性的认同，才使得掌握集体权力的人无法无天。而中国人无论是做官还是经商，最终目的还是追逐对集体权力的支配权，我们的人生目的不是打碎猪圈，过上自由的幸福生活，而是为了做猪圈的主人。 然而如果国家象个大猪圈，她的繁荣与强大，虽然也可以带来猪食的富足与猪群的繁荣，但是很显然，国家地位的上升并不能带来猪群地位的提升。猪养得再肥再大，人家尊重的也是猪圈主。只有砸碎猪圈，过上有尊严有自由的人的生活，国家荣誉与个人尊严才是一致的。我们常常把国家尊严等同于个人尊严的保障来源，把集体价值等同于个人价值的来源，结果绝大多数人沦为国家围墙上的一块没有个体价值的砖，仅仅作为国家城墙的意义而存在。什么时候我们在概念上弄明白了集体与个人之间的明确界限，我们就离幸福生活不远了。 让我们回归常识吧，在一切价值中，只有生命是最高贵的。生命的尊严与自由，才是衡量一切道德的标尺，所谓族群、政党、社会、国家，这些后来形成的集体是次要的。国家是要爱的，但是有一个前提，国家的存在理由是为了保障她的公民过上有尊严与自由的幸福生活，而不是相反。如果这个国家在制度上象个大猪圈，在文化上象个大酱缸，尽管猪圈里的猪群因经济繁荣而养得白白胖胖，那也不代表国家在道义上的正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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