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师事业编制取消后和不在编的一样吗

竞争上岗的是靠本事吃饭，绕开公考入编的则应当全部清退，没人敢擅作威福了风气自然就会变好

取消编制后，实行“老人老制度、新人新办法”原则，取消高校、公立医院的事业单位编制后，将会逐步缩小编外人员与编内人员的待遇差别，以后有编无编都一样了。
今年1月15日，人社部官员在“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最新动态及热点问题高峰论坛”上表示，今年重点要研究编制创新改革，特别是高校、公立医院不纳入编制管理后对相关改革的影响。　　
此次表态相比半年前，意思没变，但更为务实：从“研究对相关改革的影响”更进一步到“研究人事管理的衔接办法”。　　
编制通常是指组织机构的设置及其人员数量的定额和职务的分配，由财政拨款的编制数额由各级人事部门制定，财政部门据此拨款，通常分为行政编制和事业编制。目前我国的编制主要是三定：定职能、定机构、定人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萝卜一个坑”，由财政按人头给行政、事业单位拨款。　　
有数据表明，目前中国公立医院在编人员有800多万，高校在编教职工有233万余人，总计约1000万人。当高校、公立医院不纳入编制管理之后，这1000万人的人事管理到底该如何衔接？　　
“可以实行我们一以贯之的‘老人老制度、新人新办法’原则。”苏海南给出了他的答案：对于高校、公立医院取消编制的这1000万人员，一方面可根据其工龄长短大多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只要不严重违反单位规章制度就不会被解聘，其中，归上级组织人事部门管理的干部仍由组织人事部门管理，其政治等待遇不变；另一方面，先仍按原人头费拨付财政经费，保证这部分人员的工资福利开支资金来源。新人不再有新编制，依照劳动人事法律法规一律签订相应期限的劳动合同，用高校、医院合法依规创收的钱开支工资。最终要走向根据高校、医院提供的公益性服务拨付相应财政资金，与原人员编制完全脱钩。

在人社部举行的2016年度第二季度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李忠在介绍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下一步工作安排时明确表示，“研究制定高校、公立医院不纳入编制管理后的人事管理衔接办法”。　　
如果未来全国高校和公立医院全面取消事业编制，意味着以后招聘的新进人员全部没有编制，全面推行聘用制及按照劳动合同法律法规统一管理。　　
很多人更关心，编制取消了，是不是目前在编人员的“铁饭碗”要没了？

高校、公立医院为何要取消编制？
脱离实际，用工双轨制受诸多诟病
自2011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发布以来，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一直在多方面、多角度向前推进。而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作为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将展开。　　
最先开始的是高校、公立医院不纳入编制管理。所谓“不纳入编制管理”，按照人社部的解释，就是取消事业单位编制，但保留事业单位性质。　　
为什么高校、公立医院要取消编制？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接受采访时表示，“主要是这种管理方式已经远远脱离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医院的人事管理工作实际。不利于这些单位根据实际需要聘用人员，反而在所有高校、医院均造成同一单位内因有无编制几种身份人员之间的诸多矛盾。”　　
不纳入编制管理，似乎意味着高校和公立医院要全面市场化，很多人担心，一旦市场化，当前已经存在的“上学难、看病贵”问题是否更加严重？　　
苏海南的回答是否定的：“考虑到高校、公立医院的公益属性，不应该完全推向市场。现在研究和制定高校、公立医院不纳入编制管理的目的，绝对不是让看病贵、上学难问题更加加重，而是要减轻。”　　
近年来，“上学贵、看病难”已然成为新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在教育方面，小学几百元，高中上千元，大学上万元，供孩子读大学的费用对于收入低微的农民来说近乎天文数字。医疗存在的问题更严重。卫生部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约有近半居民有病不就医，29.6%的居民应住院而不住院。　　
取消高校、公立医院编制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事业单位全面推行养老保险改革。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胡仙芝表示，目前，部分城市事业单位已开始启动统一社保改革，事业单位原来普遍存在“用工双轨制”受到诸多诟病，统一纳入养老保险和社会保险，可以使这方面的改革面临破冰。　　
记者采访了解到，长期以来，在有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内部，有编制和没编制的人员区别很大，尤其在工作的稳定性和所享受到的福利待遇方面，编内跟编外人员有着不小的差别。　　
一位事业单位聘用人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编外员工干得再多、干得再好，通常和编制内员工没法比。收入差距是一方面，还难以享受到编制内员工完整的福利待遇，如落户口、评职称等，得不到平等的机会。进不了编制内，永远是‘二等公民’”。　　
而且这“二等公民”所占的比例还挺大，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早前接受采访时表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编外人员多的单位有的占到一半，少的可能也有20%到30%左右。”

人权、财权将怎么衔接？
专家：老人老制度，新人新办法

其实，今年1月15日，人社部官员在“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最新动态及热点问题高峰论坛”上表示，今年重点要研究编制创新改革，特别是高校、公立医院不纳入编制管理后对相关改革的影响。　　
此次表态相比半年前，意思没变，但更为务实：从“研究对相关改革的影响”更进一步到“研究人事管理的衔接办法”。　　
编制通常是指组织机构的设置及其人员数量的定额和职务的分配，由财政拨款的编制数额由各级人事部门制定，财政部门据此拨款，通常分为行政编制和事业编制。目前我国的编制主要是三定：定职能、定机构、定人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萝卜一个坑”，由财政按人头给行政、事业单位拨款。　　
有数据表明，目前中国公立医院在编人员有800多万，高校在编教职工有233万余人，总计约1000万人。当高校、公立医院不纳入编制管理之后，这1000万人的人事管理到底该如何衔接？　　
“可以实行我们一以贯之的‘老人老制度、新人新办法’原则。”苏海南给出了他的答案：对于高校、公立医院取消编制的这1000万人员，一方面可根据其工龄长短大多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只要不严重违反单位规章制度就不会被解聘，其中，归上级组织人事部门管理的干部仍由组织人事部门管理，其政治等待遇不变；另一方面，先仍按原人头费拨付财政经费，保证这部分人员的工资福利开支资金来源。新人不再有新编制，依照劳动人事法律法规一律签订相应期限的劳动合同，用高校、医院合法依规创收的钱开支工资。最终要走向根据高校、医院提供的公益性服务拨付相应财政资金，与原人员编制完全脱钩。
显然，取消高校、公立医院的事业单位编制后，将会逐步缩小编外人员与编内人员的待遇差别，以后有编无编都一样了。
　
取消编制后是否还有财政拨款？
大家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取消编制后是不是就不再有财政拨款？　　
“当然不是。”胡仙芝给予了否定，“取消事业单位编制，并不改变事业单位的公共服务提供性质。由于高校、公立医院的公益属性，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责任不能推卸，只不过是在责任方式和方法方面可以更加多元化、社会化。也就是说，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不再单纯地通过控编制、管人头、管经费等直接的方法，而是可以通过政府采购合同、PPP等多种方式，对公共服务提供进行保障，并对公共服务的质量和产出进行更有效的监管。”　　
但是，国家对高校、公立医院实施的财政差额拨款政策，如果不按人头来拨了，具体怎样拨款？总得有一个标准可以参考。　　
苏海南告诉记者，接下来就要研究高校、三甲医院所提供的相应的公益服务值多少钱，国家就应该给拨多少钱，这个额度就跟原来的编制、人头没关系了。“比如原来可能给某高校或某公立医院5000万，经过测算以后不够用，不利于改变上学难、看病贵，可能就拨款7000万。当然，如经研究评估之后，其提供的公益性服务不值5000万，那就应下降，只拨给4000万。”　　
他通过《中国经济周刊》提醒：财政差额拨款一定要解决高校、医院公益性服务因为取消编制所带来的跟公益性服务不匹配问题，财政拨款一定要跟公益性服务的实际绩效考核结果直接挂钩，既不能少拨造成高校、医院缺财政支持去乱创收、乱收费；也不能无限制地拨款，又回到原来的大锅饭，浪费纳税人的钱。　　
“近年度公益性服务搞得好就相应多拨点，其他年度公益性服务干得不好，就相应地减一点，而不是一个固定的财政额度旱涝保收。”苏海南特别强调：对高校、医院的收费应健全法规制度进行规范管理，使其符合市场价值，既不加重学生及其家长和患者的负担，又不致使高校老师、医院医护人员因财政资金加依规创收资金不足以维持单位正常运转并支付符合市场价格的工资而出现大量人才流失。

将在部分城市三级甲等公立医院率先进行试点
对于当前的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李忠介绍，人社部正配合有关部门做好经营类事业单位改革、部分城市三级甲等公立医院开展编制管理改革等工作。　　
上述表态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将率先在部分城市三级甲等公立医院开展高校、公立医院取消编制的试点。　　
苏海南对此给予肯定：“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肯定得有，毕竟这几个城市高档次的三甲医院的医疗资源是供不应求的，一个大夫一天要看几十甚至上百个来自本地和全国其他地区的病人。”　　
据记者了解，目前，深圳已率先在新建市属医院全面取消编制，按照岗位管理模式采取全员聘用，成为全国首个吃“螃蟹者”。　　
2012年，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正式投入运营。从成立之日起，这家医院跟深圳其他公立医院相比，出身已是天壤之别：这家由深圳市政府投资，香港大学团队进行管理的公立医院，不再有“铁饭碗”。所有员工不再具有事业编制身份，医院取消行政级别。　　
编制改革里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待遇，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改革后的待遇如何众所关注。深圳市医管中心副主任郑国彪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港大医院的薪酬制度充分体现了医生的劳务价值。医生的年薪起点是40万，最高的顾问医生年薪将近100万，充分体现劳务价值和技术价值。　　
从薪酬来看，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试点改革无疑是成功，毕竟高校和医院聚集了大量的人才，他们是重要的人力资本，而目前国家制定的工资标准确实偏低。由于国家财政给的钱不够，部分教师或者医生就从其他不合法、不合规的渠道去创收来弥补损失，于是就把这个负担直接转嫁到患者和学生家长身上，所以出现了“上学贵、看病难”。因此取消编制后如何保障他们的待遇，让他们的收入跟所做的贡献真正相匹配，是一个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