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简介

厄尼斯特·海明威（1899－1961），美国著名小说家。出生于一个医生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红十字会救护车司机，在意大利前线受伤。后作为《多伦多明星日报》驻外记者赴法国，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作品。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于1925年出版。40年代出版成名作《太阳照样升起》，描写战后一批流落欧洲的青年的迷惘、彷徨和幻灭感，小说被称为迷惘的一代代表作。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1927）和《胜者无所得》（193）塑造了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硬汉性格”，确立了他短篇小说大师的地位。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1929），以他在意大利战场的经历为背景，描写一对恋人的幸福被战争摧毁的悲剧；《丧钟为谁而呜》（1940）以反法西斯主义为主题，描写一名美国志愿兵在西班牙内战中的英勇牺牲精神。这两部反战小说被誉为现代世界文学名著。中篇小说《老人与海》（1952）描写一个古巴渔民面对失败时的顽强拼搏精神，此书获得普利策奖。其他作品还有《死在午后》（1932）《非洲的青山》（1935）、《有的和没有的》（1937）《过河入林》（1950）等等。
海明威的作品具有独特的风格，不仅文体简洁，而且语言生动明快，对美国文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1954年海明威获诺贝尔文学奖。

海明威（1899～1961）美国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899年7月21日生于芝加哥市郊橡胶园小镇。父亲是医生和体育爱好者，母亲从事音乐教育。6个兄弟姐妹中，他排行第二，从小酷爱体育、捕鱼和狩猎。中学毕业后曾去法国等地旅行，回国后当过见习记者。第一次大战爆发后，他志愿赴意大利当战地救护车司机。1918年夏在前线被炮弹炸成重伤，回国休养。后来去加拿大多伦多市星报任记者。1921年重返巴黎，结识美国女作家斯坦因、青年作家安德森和诗人庞德等。1923年发表处女作《三个短篇小说和十首诗》，随后游历欧洲各国。1926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初获成功，被斯坦因称为“迷惘的一代＼1929年，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长篇巨著《永别了，武器》的问世给作家带来了声誉。 30年代初，海明威到非洲旅行和狩猎。1935年写成《非洲的青山》和一些短篇小说。 1937年发表了描写美国与古巴之间海上走私活动的小说《有的和无的》。西班牙内战期间，他3次以记者身份亲临前线，在炮火中写了剧本《第五纵队》，并创作了以美国人参加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1940）。他曾与许多美国知名作家和学者捐款支援西班牙人民正义斗争。1941年偕夫人玛莎访问中国，支持我国抗日战争。后又以战地记者身份重赴欧洲，并多次参加战斗。战后客居古巴，潜心写作。1952年，《老人与海》问世，深受好评，翌年获普利策奖。195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卡斯特罗掌权后，他离开古巴返美定居。因身上多处旧伤，百病缠身，精神忧郁， 1961年7月2日用猎枪自杀。 海明威去世后发表的遗作，主要有：《海流中的岛屿》（1970）和《伊甸园》（1986）。他那独特的风格和塑造的硬汉子形象对现代欧美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

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1899—1961），美国小说家。他于1899年生于芝加哥附近的一个医生家庭，195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担任驻欧洲记者，并以记者身份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西班牙内战。晚年患多种疾病，精神抑郁，1961年自杀。他的早期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1927）、《永别了，武器》（1927）成为表现美国“迷惘的一代”的主要代表作。

30、40年代，他塑造了摆脱迷惘、悲观，为人民利益英勇战斗和无畏牺牲的反法西斯战士形象《第五纵队》，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50年代，塑造了以桑提亚哥为代表的“可以把他消灭，但就是打不败他”的“硬汉形象”（代表作《老人与海》1950）。海明威是美利坚民族的精神丰碑。

20年代是海明威文学创作的早期，他写出了《在我们的时代里》、《春潮》、《没有女人的男人》和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永别了，武器》等作品。这一时期，正值西方世界沉沦为爱略特在社会崩溃背后所看到的荒原时期，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就是写战后一群流落欧洲的青年的生活情景以及他们精神世界的深刻变化。小说主人公杰克·巴恩斯是一名美国记者，战争毁掉了他的性能力。他爱上了一名英国护士勃瑞特·艾希利，后者也倾心于他，但他们无法结合。

一个美国作家罗伯特·柯恩——一个对生活颇多虚妄与浪漫幻想的人也爱上了勃瑞特，但她并不喜欢他。这一群历经沧桑的青年，战后浪迹欧洲大陆，整日无所事事，聚饮、争吵或殴斗。战争夺取了他们的亲人，给他们留下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创伤，他们对战争极度厌恶，对公理、传统价值观产生了怀疑，对人生感到厌倦、迷惘和懊丧。小说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谴责了战争，具有反战色彩。小说因写了一代人的迷惘而成了“迷惘的一代”文学流派的代表作。

《永别了，武器》（又译《战地春梦》）是海明威的代表作。他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为主题，揭示了“迷惘的一代”出现的历史原因，控诉了战争毁灭人的理想和幸福，戕害人们的心灵，并使千百万无辜生因此涂炭。这篇作品显露了海明威散文风格的基本特色和“现代叙事艺术”。作品故事情节简单而意境纯一，语言朴实无华，句子短小凝练，环境描写达到情景交融。

40年代，他根据在非洲的见闻和印象写了《非洲的青山》、《乞力马扎罗山的雪》， 还发表了《法兰西斯·玛贝康短暂的幸福》。1932年发表了《午后之死》， 尊奉美国建筑师罗德维希的名言“越少，就越多”，使作品趋于精炼，缩短了作品与读者之间的距离，提出了“冰山原则”，只表现事物的八分之一，使作品充实、含蓄、耐人寻味。

1939年，海明威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创作了著名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 这是一部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品。它写了国际纵队的志愿人员罗伯特·乔丹为配合一支游击队的一次炸桥行动而牺牲的感人故事，这部作品是海明威中期创作中思想性最强的作品之一，在相当程度上克服和摆脱了孤独、迷惘与悲泣的情绪，把个人融入到社会中，表现出为正义事业而献身的崇高精神。

二战后，海明威创作进入晚期，其代表作为《老人与海》，由于小说中体现了人在“充满暴力与死亡的现实世界中”表现出来的勇气而获得195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海明威一生的创作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以自己的经历披露了当权者的伪善和现实的残酷，刻画了美国年轻一代的迷惘情绪，作品中洋溢着对劳动人民的热爱，在探索艺术创作的途径中使现实主义在开放性的兼容并蓄中获得了新的光采！

海明威的生平

欧纳斯特·密勒·海明威生于一八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一家六个孩子，他是第二个。他母亲让他练习拉大提琴；他父亲教他钓鱼和射击。童年似乎没有创伤。中学是一九一七届的，他是一个热情的、好竞争的标准美国男孩；学习成绩好，体育运动全面发展（游泳、足球、射击，还偷偷地到当地体育馆去学拳击），参加辩论团，学校乐队里拉大提琴，编辑学校报纸《吊架》，还给文学杂志《书板》投稿，写短篇小说（已经初具日后成熟的风格的苗头），写诗。他有时中途搭别人的车，出去旅行。有一次在禁猎区打鹭鸟，事后躲藏起来，免受法律制裁。某些批评家认为，海明威离家出游说明他童年过的是正常的生活；但在别外一些批评家看来，则象征他早年反判像树园的生活方式，反映他家庭生活中关系紧张。
他父亲与母亲的兴趣一定截然相反，所以引起他身上相克的反应和某种敌对性。姐姐玛茜琳尼·山福德大他两年，但同海明威一起长大，说他父母亲“互相笃爱”，但承认他们“常常相互感到厌烦”。他母亲格雷丝·霍尔·海明威是公理教会信徒，宗教观念强（她给四个女儿取了圣徒的名字），但也是一位有艺术修养的女人，她把家庭环境布置得如同教堂组织的文化沙龙。他父亲克拉伦斯·艾德家兹·海明威是一个杰出的医生，热心的、有训练的运动员，又是一个专业的研究自然界的人，他引起他儿子对于户外活动的爱好。夏天，他们居住在密执安北部近彼托斯基湖畔的房子里，海明威医生有时候带他儿子一起出诊，横过华隆湖到奥杰布华族印第安人居住地去；他们经常一起钓鱼和打猎。他们关系密切，虽然他父亲严于律己，甚至比海明威太太更严格，更具有清教精神。
他双亲各自对他的影响至少粗粗看去是清楚的。他对户外活动的爱好，作为运动员的训练和勇敢，从来没有减退过。他喜欢音乐（虽然讨厌学大提琴）和美术，也一如既往。他珍爱巴哈和莫扎尔特，说他从“研究和声学与对位法”之中学到写作方法；又说“我从画家身上学到的东西同从作家身上学到的东西一样”。从海明威在像树园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现有的材料看来，没有一点能说明他日后不是一个正常的成年人。然而，我们看一看这位自传性异常突出的作家的创作，就发现那些以涅克·阿丹姆斯为主人公的、关于那一段时间的故事（《印第安帐篷》、《医生与医生妻子》、《某件事情的结束》、《三天大风》、《战斗者》与《杀人者》），写的却是暴力与恐惧、混乱与失望的主题——还有孤独；他的同学指了，孤独与多才多艺是海明威当年最突出之点。
他毕业前两个月，美国参战。卡洛斯·倍克尔写道：“他面临的几条路是上大学、打仗和工作，”海明威选择工作。他左眼有毛病，不适宜去打仗。一九一七年十月，他开始进堪萨斯市的《星报》当见习记者，这家报纸是美国当时最好的报纸之一。六个月之中，他采访医院和警察局，也从《星报》优秀的编者G·G·威灵顿那里学到了出色的业务知识。海明威在《星报》头一次知道，文体象生活一样必须经过训练。《星报》有名的风格要求单上印道：“用短句”，“头一段要短。用生动活泼的语言。下面说，不要反面说。”海明威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学会把写新闻的规则化成文学的原则。
但是，战争的吸引力对海明威越来越大，他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后半月开始这场探险。头两个月，他志愿在意大利当红十字会车队的司机，在前线只呆了一个星期。在这个星期最后一在的下半夜，海明威在意大利东北部皮亚维河边的福萨尔达村，为意大利士兵分发巧克力的时候，被奥地利迫击炮弹片击中。他旁边的一个士兵打死了，就在他前面的另一个士兵受了重伤。他拖着伤兵到后面去的时候，又被机关枪打中了膝部；他们到达掩护所的时候，伤兵已经死去。海明威腿上身上中了两百多片碎弹片，他在米兰的医院里住了三个月，动了十几次手术，大多数弹片都取了出来。他受伤的时候，离他十九岁生日还差两上星期。
五十年代早期，海明威说过：“对于作家来说，有战争的经验是难能可贵的。但这种经验太多了，却有危害。”摧残海明威身体的那次炸裂也渗透他脑子里去了，而且影响更长、更深远。一个直接的后果是失眠，黑夜里整夜睡不着觉。五年之后，海明威和他妻子住在巴黎，他不开灯仍然睡不着。在他的作品中，失眼的人处处出现。《太阳照样升起》中的杰克·柏尼斯，《永别了，武器》中的弗瑞德里克·亨利，涅克·阿丹姆斯，《赌徒、修女和无线电》中的弗莱才先生，《乞力马扎罗的雪》中的哈利和《清洁、明亮的地方》中的老年待者，都患失眠症，害怕黑夜。
那个年老的待者说：“这毕竟只是失眠。有这病的人一定不少。”失眠是那种痛苦的并发症的症状，海明威、他的主人公和（“有这病的人一定不少”）他的同胞都受到折磨。菲利普·扬对海明威的个性作了出色的、合乎情理的心理学分析，提出一个论点，说他这次创伤民引起的情绪，非他理性所能控制。海明威晚年反复地、着了魔似地搜索这类似的经验，来驱除那种精神创伤；如果办不到，他就不断地通过创作而浊思考来再现这个事件，为的是控制它所激起的忧虑。
扬明智地指出，海明威最终关心的是艺术，而不是创伤。然而，在局部范围内，扬的个性学说可以把海明威的为人与他的作品统一起来。而且，对于海明威观察战争，对于这位艺术家，这种学说赋予特殊的意义。《永别了，武器》和一些短篇小说出色地描述了战争在社会、感情和道德方面的含义，然而，使他的战争经验“难能可贵”的不止是这番描述：它在他心灵上锻铸出他对人的命运的看法，这几乎影响他所有的作品。迫击炮的碎弹片成了残酷世界破坏力量的比喻，海明威和他的主人公成了寻求生存道路、受伤的人类的象征。他已经差不多准备好，可以把那种生活感受转化为文学作品了。
他取得红色英勇勋章之后的五年内，缓慢地却是目的地为写作生涯而努力。橡树园热情欢迎它的英雄归来，但是海明威的父母亲——尤其是他的母亲——感到厌烦，因为这个年轻的除了写作别无雄心，又极为乐意接受家庭的供养。有一度他为多伦多《每日星报》和《星报周刊》写特写。他姐姐玛茜琳尼写道，他刚过完二十一岁生日，他母亲提出最后通牒：要么找一个固定的工作，要么搬出去。海明威搬了出去，到芝加哥当了一年《合作福利》的编辑，这是一份宣传合作投资的机关报。那年冬天，他认识了他在文学界头一位重要的朋友舍伍德·安徒森，并且通过安徒森，认识了“芝加哥派”的其他成员。同时他认识并爱上了哈德莱·理查孙，她是一位漂亮的红发女郎，比他大八岁。1921年九月，海明威与哈德莱结婚，在家里的乡间别墅度蜜月，接着去多伦多，当了几个月的特写记者。
但是，他真心需要的是欧洲，是有空间的时间进行写作。海明威夫妇决心接受一个驻国外兼职记者的工作。此后两年，海明威成了《星报》驻欧洲的流动记者，人住在巴黎，兼写关于日内瓦与洛桑国际会议的报道，包括希士战争的简练的戏剧性电讯。他偶尔写一点轻松的、但观察锐利的印象记，内容是瑞士滑雪、西班牙斗牛和德国战后生活。他早期新闻工作的训练，加上天生爱好简洁，已经成了一种风格，他现在写的电报——浓缩、紧凑——使这种风格更为有力。
在此同时，他写小说，写诗，想找一个出版商发表他一篇东西，但（自一九一八年以来）一直没有找到。一九二二年迅速地发生一连串事件，加速了他的希望，接着他又感到失望。他凭舍伍德·安徒森的一封介绍信，带着他的作品去见葛屈露德·斯泰因，她在弗勒吕斯路的沙龙是依兹拉·庞德、詹姆斯·乔衰斯和福德.麦多克斯·福德等侨居国外的人的艺术中心。斯泰因喜欢这个年轻人，他派头简直象大陆上的人，一双眼睛“好奇得有感情”，她鼓励他当作家，不过劝他应该完全放弃新闻记者的工作，把散文修改得更加精练一些：“这里描写很多，又写得不十分好。从头来起，写得集中一些。”庞德也喜欢这位新到的作家，同他一起散步，拳击，鼓励他继续写诗。五月份和六月份，海明威头一次公开发表作品——一篇只有两页的讽剌性寓言《神妙的姿势》和一首只有四行的诗《最后》，这首诗是补白，填补威廉·福克纳六节诗留下的空白。一家新奥尔良的杂志《两面派》把这两篇作品都发表了，他这番运气，又是靠舍伍德·安徒森帮的忙。
灾难发生在一九二二年末他参加洛桑和平会议的时候。他约定叫哈德莱带一只手提箱去迎他，哈德莱几乎把他所有的手稿都装在这只箱里（少部分邮寄）。在巴黎的里昂车站，她把手提箱放在车箱里，未加提防，过了一会儿回来，发现箱子不见了。几年以后，海明威给卡洛斯·倍克尔的信中说道：这件事使他痛苦万分，他“恨不得去做外科手术，免得去想它。”海明威没有办法，只好重起炉灶，这回获得惊人的成功。一九二三年，他几篇作品被刊物采用。哈丽特·蒙罗在《诗歌》（一九二四年一月号）上发表他站首短诗；玛格瑞特·安德生和琴·希普在《小评论》（一九二三年四月）上发表了他六个短篇（共十八个短篇，原拟于次年一月发表，总题为《在我们的时代里》；一九二三年夏天，罗伯特·麦卡门发表海明威第一部作品《三篇故事和十首诗》（三篇故事是《在密执安》、《我的老头子》和《不合时宜》）。
虽然前途好象有把握，路上却有现实的障碍。哈德莱怀孕了，两夫妇几乎没有钱。他们同意回多伦多住两年，挣够了钱再到巴黎来，到那时候他可以致力于写作。他们在一九二三年八月离开巴黎。约翰·哈德莱（“勃姆比”）·海明威生在十月，但到了一九二四年一月，海明威夫妇已经回到巴黎和蒙巴那斯，安居在戴尚圣母院的一套公寓房子里。海明威走向成功的步子又耽误了，因为他得拿出一部分时间来干活养家。他不去过蒙马特尔区的游堕生活，吃不饱肚子，这在《流动宴会》里都有记载，但他坚持写作。正如斯泰因所观察的，“他十分认真地写作，想当作家。”突破是在一九二五年——也许是靠两位有影响的支持者帮忙。司各特·菲兹杰拉德还没有认识海明威的时候，艾德蒙·威尔逊已经给他看过海明威的作品，菲兹杰拉德印象很深，并催促斯克利布纳公司的麦克斯威尔·珀金斯去约稿。珀金斯写了信，但因为误和邮递方面的错误晚到了十天，海明威已经接受了安徒森的出版者波尼和利夫赖特公司二百元的预支稿酬，出版他的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其中包括同名集子中发表的早期的速写，还接受出版公司对于他下两本书的权限。
从经济收入上说，《在我们的时候里》是失败的，下一本书，即讽刺模拟安徒森作品的《春潮》，也是失败的，但是海明威引起艾伦·泰特、保尔·罗孙匪尔德和路易斯·克罗纳伯格等美国重要评论家的注意，他们都认为海明威是美国文坛新出现的声音。然而，又是菲兹杰拉德对海明威的才能讲得最有说服力。菲兹杰拉德在《如何浪费材料——评我的同代人》一文中，攻击那些已取得稳固地位的作家——尤其是亨·路·门肯和安徒森——认为他们“强调发掘美国的‘意义’”，是“不真诚的，因为他们自己身上并没有这种需要。”菲兹杰拉德说，侨居国外的人倒是有这份好处，能够为自己形成一种“不会败坏的风格”，表现净化了的热烈感情。菲兹杰拉德以海明威和《在我们时代里》为主要的例子，说明这位作家“具有新的气质”，而且具有上述两个方面的特点。菲兹杰拉德的文章发表在五月，五个月以后，海明威证实了菲兹杰拉德的赞扬是很有道理的。
一九二六年十月斯克利布纳公司出版了《太阳照样升起》，不到三十岁的海明威成了有定评的文学家。作为一位作家第一部长篇小说，销路不错，也博得了好评。海明威晚年在《流动宴会》这部书回忆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六年间的生活情景时，追忆当时的梦想，刻苦的训练和灾难。梦想是牧歌式的：对哈德莱纯洁的爱，巴黎和伏拉尔勃等美好的去处，友人的情谊。刻苦的训练——把自己写为一个挨饿的人，渴望成功心切，无情地律己，同时也为了形成自己的文学风格。灾难是随成功接踵而至的梦魔般的现实，它粉碎了梦想，破坏了训练，只剩下了欲望，放纵和失望。海明威写这本书的时候，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病痛可能加剧老年人怀旧的甜蜜和痉。然而，在某个意义讲，也说明海明威终于明白他早年在巴黎的时代，正是他作为一个人与作为一个艺术家最为融合的年代。他发表了《在我们的时代里》、《太阳照样升起》，尤其是一九二九年发表了《永别了，武器》的时候，他已经有了足够的经历，形成他对人类命运的看法和极能表现这种看法的文体风格。虽然他艺术上的发展还没有结束，但是他后来写的东西至多是技巧更为精致，更有光彩，把他已经写过的主题加以变化罢了。
他此后二、三十年的戏所以能够唱得下去——除了一系列近乎传奇的轶事之外——在某种程度上讲，是由于海明威相当灵活地使自己在群众中的形象适应时热变化的要求。他个人在群众中有魅力，正是这个原因——不管是叫“爸爸”这个慈祥的绰号，也不管是叫“冠军”这个好斗的称呼。然而，更吸引人是内心的戏剧性变化。当他的名声由细流汇成潮流的时候，他的感觉能力好象在水槽里打滚。在早期作品中，恐惧与美感密切得难解难分：他们只能通过极为含蓄的感觉传达出来。艺术家驾驭了人的形象。在后期作品中，受压抑感情的细微之处常常写得过火，几乎成了感情的嘲弄。内心戏剧性的力量正在于此。因为，海明威仿佛要想称补艺术上的失败，在生活上作出过度的反应。他在现实世界中的行动仍然反映出他关心悲剧性的经验，迫切需要对抗含有敌意的世界，肯定他的自我形象。但是，由于英雄的气概太显眼、太坚决，人物的行动写得过分明显。因此落到滑稽、令人窘迫、甚至常常令人厌烦的地步。如果说他在二十年代是在艺术上探险，那么到了三、四十年代这个艺术家本人成了冒险家。他对人生的看法没有改变，只是艺术的工夫松驰了。
在《太阳照样升起》出版、《永别了，武器》未出版之间，海明威同洽德莱离了婚，与当过《时尚》时装式样编辑的保琳·帕发费结婚，他们回到美国，定居在基维斯岛，一九二七年海明威完成并发表了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一九二八年，他写《永别了，武器》初稿的时候，保琳生下他们第一个孩子（她一共生了两个儿子）；他修改初稿时，得知消息：他父亲得了糖尿病，又因经济困难自杀，用的是他自己父亲内战时用过的手枪。二十年以后，海明威在插图本《永别了，武器》的序言中回忆道：“那一年有好地时光和坏的时光，”但又说他当时“生活在书里”，“比我任何时候都愉快。”三十年代早期，他经济富裕，婚姻美满，到处冒险。这些年里，他到怀俄明和蒙大拿打野鸭，打麋子，到非洲猎大动物，登上定制的“皮拉尔”号游艇到基维斯岛和别米尼岛外捕鱼。这些年头正值大萧条时期。国家因经济危机弄得情绪低落，但海明威却更象一个狂热的童子军。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年间，他给《老爷》杂志写了二十三篇生动但没有多大价值的文章，描写狩猎和捕鱼，这给大萧条期间城市中的受害者提供了一个精神避难所。他们在海明威粗狂妄的面容和强壮的身躯上看到背运时期一位英雄的面貌；他含蓄的散文、精练的对话表现了典型的“重压下的优美风度”。他这些年来发表的两部非小说的作品加强了这个形象。一部是《午后之死》（1932），称颂斗牛的仪式，一部是《非洲的青山》（1935），描写一次狩猎旅行，预演人与野兽的悲剧，但几乎声嘶力竭地歌颂人类勇气的尊严。
三十年代早期，海明威小说相对地说写得比较少。二十年代，海明威发表了两部小说，三十五个短篇，一部谐模作品，一些诗，外加相当数量的通讯报道。他三十年代前半期产生的主要作品是《胜者无所得》（1933），一个短篇小说集，收入十四个短篇小说。一九三六年，他发表了他最好的短篇小说之一《乞力马扎罗的雪》，主人公是一个作家，因写不出“他该写”的作品而奚落自己。
从一九三七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艺术家海明威还是当他的冒险家，只是改变了装束。从《有的和没有的》（1937）中亨·利·摩根的话——“一个人不行……他好的干不出事”——开始，海明威和他的主人公牺牲了他们的私事，转向世界危机所引起的集体的责任。至少从表面上看来，大萧条与西班牙内战粉碎了海明威的信念：他长期以来认为作家的主要任务是“直接地真诚地写人”，“谁要是把政治当作出路，谁就在骗人。”左翼批评家一向嘲笑他们心目中的海明威耽乐的孤立主义，现在欢迎他的转变。其实，海明威在他的小说创作里并没有向左转，他的人物走的是老路——冒险，孤独，结果是死胡同。他们重新进入世界，因为民主可能比法西斯好些，但他们虽然同人民混在一起，但不是人民的一员。海明威也是如此。不管他参加什么战争，统统成了他的战争，他打仗一如既往，有他自己的条件，自己的理由。
一九三七初海明威去到西班牙。官方名义是北极美报业联盟记者，他却不是不篇不倚的旁观者。他借债为忠于共和政府的部队买救护军，在美国第二届全国作家会议上发言攻击法西斯主义，协助拍摄亲共和政府的影片《西班牙大地》（1938），发表了他唯一的一出长戏《第五纵队》，描写这场冲突。一九三九年他在哈瓦那郊区“了望农场”购买了一份地产，就在地产山顶的房子里，创作关于法西斯主义、民主和个人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
小说出版几天后，保琳·帕发弗以“遗弃”为理由同他离婚。一个星期之内，海明威娶第三个妻子玛瑟·盖尔荷恩，她是圣路易市人，小说家、记者，他们共同生活了五年，婚后头两年，他们去中国当战地记者，海明威为现已停刊的纽约报纸《下午报》撰写报道。海明威在这些报道中认为：日本、英国与美国之间不大会爆发战争，但不是不可能发生。他有预见，指出如果日本进攻美国在太平洋或东南亚的基地，那么战争不可避免。
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他被《柯里厄》杂志作为没有军籍记者派往巴顿将写的第三军为止这段时间内，海明威驾驭“皮拉尔号”——由政府出钱配上通讯与爆破设施——巡逻海上，成了一艘伪装的反潜艇的兵舰。虽然“皮拉尔号”没有遇上潜水艇（如果遇上，海明威准备命令自己在指挥塔上扔手榴弹和燃烧弹），海明威的报告可能帮助了海军侦察到一些潜水艇的方位并把它们炸沉，海明威因这些功绩得到表彰。一九四四年海明威在英国同皇家空军协作，几次坐飞机参加战斗，没有受伤，但在伦敦一次灯火管制时汽车失事，他头部与膝部受伤。几家报纸登出他的讣告，但不久，在联军登陆那一天，在诺曼底的福克斯·格林海滩上海明威观看了几分钟战斗才回到船上。
他虽然名义上属于巴顿将军的军队，却同第一军第四步兵师一起行动，参加解放巴黎的战斗和凸地战役。

　　人物简介
　　海明威在撰写作品
　　海明威出生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郊外橡树园镇一个医生的家庭1899年7月21日，他的父亲酷爱打猎、钓鱼等户外活动，他的母亲喜爱文学，这一切都对海明威日后的生活和创作产生了不少的影响。中学毕业后，海明威在美国西南的堪萨斯《星报》当了9个月的实习记者。这家报馆要求新闻报道简捷明快。海明威在《星报》受到了良好的训练。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海明威怀着要亲临战场领略感受战争的热切愿望，加入美国红十字会战场服务队，投身意大利战场。 　　大战结束后，海明威被意大利政府授予十字军功奖章、银质奖章和勇敢奖章，获得中尉军衔。伴随荣誉的是他身上237处的伤痕和赶不走的恶魔般的战争记忆。 　　康复后的海明威作为加拿大多伦多《星报》的记者常驻巴黎。他对创作怀着浓厚的兴趣，一面当记者，一面写小说。他的创作得到当时著名小说家的鼓励和指点。在近10年的时间里他出版了许多作品，其中最有名的是《太阳照常升起》。《太阳照常升起》是海明威第一部重要的小说。写的是像海明威一样流落在法国的一群美国年轻人。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迷失了前进的方向，战争给他们造成了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巨大伤害，他们非常空虚、苦恼和忧郁。他们想有所作为，但战争使他们精神迷惘，尔虞我诈的社会又使他们非常反感，他们只能在沉沦中度日，美国作家斯坦因由此称他们为“迷惘的一代”。这部小说是海明威自己生活道路和世界观的真实写照。海明威和他所代表的一个文学流派因而也被人称为“迷惘的一代”。 海明威作品《永别了，武器》
　　1929年，海明威的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是“迷惘的一代”文学的最好作品。小说的主人公亨利是个美国青年，他自愿来到意大利战场参战。在负伤期间，他爱上了英籍女护士凯瑟琳。亨利努力工作，但在一次撤退时竟被误认为是德国间谍而险些被枪毙。他只好跳河逃跑，并决定脱离战争。为摆脱宪兵的追捕，亨利和凯瑟琳逃到了中立国瑞士。在那里，他们度过了一段幸福而宁静的生活。但不久，凯瑟琳死于难产，婴儿也窒息而亡。亨利一个人被孤独地留在世界上，他悲痛欲绝，欲哭无泪。小说在战争的背景下描写了享利和凯瑟琳的爱情，深刻地指出了他们的幸福和爱情是被战争推向毁灭的深渊的。 　　1928年，海明威离开了巴黎，居住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和古巴，过着宁静的田园生活。他经常去狩猎、捕鱼、看斗牛。但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海明威无法再过宁静的生活了。1937年至1938年，他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奔波于西班牙内战前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作为记者随军行动，并参加了解放巴黎的战斗。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海明威立即将自己的游艇改装成巡艇，侦察德国潜艇的行动，为消灭敌人提供情报。1944年，海明威随同美军去欧洲采访，在一次飞机失事中受重伤，但痊愈后仍深入敌后采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获得一枚铜质奖章。 　　1940年，海明威发表了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的反法西斯主义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作品描写了主人公美国青年乔顿，他志愿参加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奉命在一支山区游击队的配合下，在指定时间炸毁一座具有战略意义的桥梁。乔顿炸毁了桥梁，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独自狙击敌人，等待他的是死亡。乔顿有高度的正义感和责任心，他因自己能为反法西斯斗争捐躯而感到光荣和自豪。 海明威和菲德尔·卡斯特罗会面
　　1952年，海明威发表了中篇小说《老人与海》：老渔夫桑提亚哥在海上连续84天没有捕到鱼。起初，有一个叫曼诺林的男孩跟他一道出海，可是过了40天还没有钓到鱼，孩子就被父母安排到另一条船上去了，因为他们认为孩子跟着老头不会交好运。第85天，老头儿一清早就把船划出很远，他出乎意料地钓到了一条比船还大的马林鱼。老头儿和这条鱼周旋了两天，终于叉中了它。但受伤的鱼在海上留下了一道腥踪，引来无数鲨鱼的争抢，老人奋力与鲨鱼搏斗，但回到海港时，马林鱼只剩下一付巨大的骨架，老人也精疲力尽地一头栽倒在陆地上。孩子来看老头儿，他认为圣地亚哥没有被打败。那天下午，圣地亚哥在茅棚中睡着了，梦中他见到了狮子。“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被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这是圣地亚哥的生活信念，也是《老人与海》中作者要表明的思想。通过桑提亚哥的形象，作者热情地赞颂了人类面对艰难困苦时所显示的坚不可摧的精神力量。孩子准备和老人再度出海，他要学会老人的一切“本领”，这象征着人类这种“打不败”的精神将代代相传。 　　桑提亚哥是海明威所崇尚的完美的人的象征：坚强、宽厚、仁慈、充满爱心，即使在人生的角斗场上失败了，面对不可逆转的命运，他仍然是精神上的强者，是“硬汉子”。“硬汉子”是海明威作品中经常表现的主题，也是作品中常有的人物。他们在外界巨大的压力和厄运打击时，仍然坚强不屈，勇往直前，甚至视死如归，他们尽管失败了，却保持了人的尊严和勇气，有着胜利者的风度。 　　海明威一生勤奋创作。早上起身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写作。他写作时，还有一个常人没有的习惯，就是站着写。他说：“我站着写，而且是一只脚站着。我采取这种姿势，使我处于一种紧张状态，迫使我尽可能简短地表达我的思想。” 　　海明威于195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原因是：“因为他精通于叙事艺术，突出地表现在他的近著《老人与海》中，同时也由于他在当代风格中所发挥的影响。”对于这一赞誉，海明威是当之无愧的。 　　获奖后的海明威患有多种疾病，给他身心造成极大的痛苦，没能再创作出很有影响的作品，这使他精神抑郁，形成了消极悲观的情绪，终于像他的祖父和父亲一样以自杀这种方式解脱了自己。这也是海明威“硬汉子精神”的一种追求吧。1961年7月2日，蜚声世界文坛的海明威用自己的猎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整个世界都为此震惊，人们纷纷叹息这位巨人的悲剧。美国人民更是悲悼这位美国伟大作家的陨落。
　　编辑本段人物评价
　　海明威画像
　　对于海明威的评价，正如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唁电所说：“几乎没有哪个美国人比欧内斯特·海明威对美国人民的感情和态度产生过更大的影响。”他称海明威为“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以文学硬汉著称。 　　作为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海明威那一枪，不仅打飞了自己大半个天灵盖，而且把整个美国，甚至全世界都给打懵了。人们马上意识到，某种至关重要的东西骤然间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海明威一死，他们自己的一生也就黯然失色。人们痛不欲生，仿佛海明威“把我们的生命也给毁了。如今我也是个死人了”。（奥多内斯） 　　胡安·贝尔蒙德，这位西班牙最杰出的斗牛士，在听到“欧内斯特刚刚自杀了”这个“晴天霹雳”时，只是慢慢但很清晰地吐出了三个字“干得好！”之后，他也用同样的方式了结了自己的一生。 　　海明威太伟大了，伟大得如同一棵参天大树。如今，树倒了，人们该到哪里去乘凉呢？而那些被这棵大树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总算找到了可以教训海明威这头老狮子的机会：“谁会干出这种脏兮兮的事？怎么能留下乱七八糟的一堆脏东西，让人家来清扫？”阿诺得·金利奇的幸灾乐祸之情溢于言表。 　　至于美国公众的心情，大诗人弗罗斯特在海明威自杀的次日作了恰如其分的描述： 　　他坚韧，不吝惜人生；他坚韧，不吝惜自己。……值得我们庆幸的是，他给了自己足够的时间显示了他的伟大。他的风格主宰了我们讲述长长短短的故事的方法。我依然记得我想对碰上的每一个人大声朗诵《杀人者》的那股痴迷劲。他是我将永远怀念的朋友。举国上下沉浸在哀痛之中。 　　（《纽约时报》） 　　在这个总统死了都不会举国哀痛的国家，海明威何以能令全国上下“沉浸在哀痛之中”？就凭他独特的作品，就凭他那硬汉精神！海明威本人及其笔下的人物影响了整整一代甚至几代美国人，人们争相仿效他和他作品中的人物。他就是美国精神的化身。人们在为这种精神哭泣。 　　1961年7月2日清晨，海明威身穿睡裤，浴衣，进入地下室。他拿出了枪和一盒子弹，然后，到了门厅。他把两发子弹装进了那枝猎枪，慢慢张开嘴巴，把枪头塞进去，轻轻扣动了扳机…… 　　人们弄不明白，海明威曾经诅咒过自杀的父亲是懦夫，如今，当自己什么都有了，名誉、地位、金钱、朋友、女人，甚至诺贝尔文学奖，干嘛还要步父亲的后尘呢？ 　　海明威血液里燃烧着从父亲那儿继承来的自杀欲望，他的一生正是与这种自杀冲动做斗争的一生。30年代，他在一篇小传里提到：自杀，就像运动一样，是对紧张而艰苦的写作生活的一种逃避。《非洲的青山》极力赞美猎枪带来的快感，到了《有的和没有的》里头，海明威将这种能够带来感官享受的工具不仅仅瞄准了动物，而且也对准了自己。他觉得这玩意儿能够一了百了地解决所有心理、道德、医学以及经济难题，是“那种建造精美，能够治疗失眠，消除悔恨，医治癌症，避免破产，且只需指尖轻轻一按就能从无法忍受的境地炸出一条出路的工具。” 　　时下人人都能接受的两个自杀原因是，海明威不堪忍受肉体上精神上的痛苦和创作力的衰竭。的确，海明威长期忽视甚至糟蹋自己的健康致使他肉体上精神上都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他受尽了消瘦症、皮肤病、酒精中毒、视力衰退、糖尿病、血色沉着病、肝炎、肾炎、高血压、精神疾病等等的折磨。他还赞同尼采的观点：“适时而死。死在幸福之峰巅者最光荣。”是的，他近期自传性作品《流动的圣餐》的创作陷入了困境，电疗致使记忆衰竭。他一生奉行的至理名言就是：人可以被毁灭，但绝不能被打败。也许，是他担心自己被打败，而毁灭了自己。 　　“当他不再是他认为的海明威那条汉子时，他就想死。”他自己在死前一个月不也说了吗：“一个人关心的是什么？身体健康。好好工作。与朋友同吃同喝，在床上享受人生。可我啥都沾不上了。”言下之意，除了自杀的自由，他就一无所剩了。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最终接受了这个自由，20世纪最后一个英雄就这么倒在了自己的枪下，猎人的最后一个猎物竟是他自己。海明威这头老狮子！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厄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1899—1961），是蜚声世界文坛的美国现代
著名小说家，以“迷惘的一代”的代表著称。他的风格和文体独具一格，在欧美风靡一时，
很有影响。一九五四年，海明威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海明威生于芝加哥伊利诺斯奥克派克一个医生家庭。他喜欢打猎钓鱼。小时候常常跟父
亲到密执安的瓦伦湖去度过夏季，养成对户外生活的爱好。一九一七年，中学毕业后，海明
威当上堪萨斯城《明星报》的记者，受到严格的新闻记者职业训练。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
由于眼睛有病不能参军，便志愿参加美国红十字会的医疗队，当了一名急救车的司机。在抢
救伤员中，他身负重伤。伤愈后，他从意奥前线“光荣归来”，成为一时的“英雄”。
战后，海明威以加拿大多伦多《明星报》驻欧记者的身分侨居巴黎并积极参加以格特鲁
德斯坦恩为首的文学创作团体活动，正式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他刻苦学习写作，潜心
研究怎样使用最简洁的语言，怎样写得精炼含蓄，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二十年代，他除了
写短篇小说外，先后出版了两个长篇：《太阳也升起来了》（1926）和《永别了，武器》
（1929）。这两部作品是海明威早期创作中的两部代表作。前者描写一群参加过欧洲大战的
青年流落在巴黎的情景。他们精神苦闷，生活漫无目的，成天喝酒，钓鱼，看斗牛，有时堕
入三角恋爱，发生无谓的争吵。他们形迹放浪，心里咀嚼的却是莫名的悲哀。这种彷徨、空
虚的情绪引起战后不少年轻人的共鸣，使作者成了“迷惘的一代”的代言人；后者以作家的
亲身经历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战争宣传。美国统治阶级在大战开始时，坐山观虎斗，同时向交
战国双方提供武器，但他们眼看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时，便撕下了和平的假面具，声言要
“拯救世界民主”，拣起“神圣”、“光荣”、“牺牲”等口号，诱骗美国青年到欧洲战场
去充当炮灰。海明威对这种宣传极为反感，他通过主人公的内心独白说：“什么神圣、光
荣、牺牲这些空泛的字眼，我一听就害臊”，“我可没见到什么神圣的东西，光荣的东西也
没有什么光荣，至于牺牲，那就象芝加哥的屠宰场，不同的是肉拿来埋掉罢了。”
二十年代末，海明威回到美国，居住在弗罗里达州，并以此为据点进行广泛的游历：去
西班牙看斗牛，非洲打猎，古巴钓鱼。在这个时期里他写了不少短篇小说，反映了钓鱼、狩
猎、比拳、斗牛等生活，创造了刚毅不屈，视死如归的“硬汉”典型。
三十年代中期，西班牙内战爆发，海明威四次赴西班牙。他不仅仅是个战地记者，而且
是西班牙共和政府的热情支持者。他的剧本《第五纵队》（1938）与小说《丧钟为谁而鸣》
（1940）都是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海明威是个勇敢的反法西斯战士，他曾在古巴创立一个反法西斯
的情报中中心，并用自己的游艇来诱捕德国潜艇。接着他又作为随军记者去欧洲参加了不少
军事行动，例如解放巴黎的战斗。战争期间海明威曾来中国访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海明威定居古巴。一九五二年，他发表以古巴渔村为背景的中
篇小说《老人与海》，获得了一九五三年美国普利策文学奖和一九五四年诺贝尔文学奖。
《老人与海》描写一个古巴渔民圣地亚哥连续八十四天没有捕到鱼，好容易捕到了一条大
鱼，却被鲨鱼吃掉。故事寓意是人在同外界势力搏斗中终归失败，这是海明威的一贯主题，
但《老人与海》增添了新意，即老人在同鲨鱼搏斗中表现了非凡的毅力。小说中有句话足以
概括作者的思想：“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但他的精神是不
可战胜的。”
海明威成长的年代，正是资本主义日趋没落的年代。这种时代的特点，使海明威的思想
呈现出复杂和矛盾的状态。他既看见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解体和所谓西方文明的堕落，但又不
能从自己狭窄的视野中找到出路，因此眼前感到一片迷茫，而被人称作“迷惘的一代”的主
要代表。海明威的作品内容，除了他所喜爱的钓鱼、狩猎、滑雪、斗牛以外，最常见的主题
就是对普通人的真诚和勇敢的歌颂，也就是面对死亡而毫无惧色的形象。在他看来，人生不
过是一场悲剧，而人的唯一的价值和出路就是面对死亡，无所畏惧。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常
常是“硬汉”，但又往往是孤独和绝望。
在艺术手法上，海明威用对话的简洁、明快、有力，修辞的干净，韵调的自然，形成了
独特的创作风格。海明威使用的语言和刻划的形象鲜明具体，但是他的主题却含蓄隐晦。初
读他的作品，似乎一目了然，但细心阅读，又不免感到寓意深远。他曾经把自己的作品比作
漂浮在海上的冰山，露出水面的只有八分之一，还有八分之七深藏水下。
因此，深沉含蓄是海明威写作的一个突出特点。
海明威的散文风格朴实无华，简明清新。一九五四年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时，就特别强
调他独创一格的现代散文的叙事能力。
海明威的艺术描写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他不善于展开广阔的社会生活描写，人物缺少多
方面的、丰富的性格特征。
由于世界观中的矛盾，同时疾病严重，海明威于一九六一年用猎枪自杀。
本书作者卡罗斯·贝克（1909——）是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的文学教授和法学博士。
他是第一个全面研究海明威及其著作的权威人士。一九五二年，他写了一本关于海明威的书
《象艺术家那样进行创作的人》。卡罗斯贝克自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八年，整整花了八年时
间才写完《海明威传》。作者进行了广泛、深入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并充分利用书信、
回忆材料、传记文献和文学研究及评论，叙述了海明威的生平和创作。在叙述作家的生平和
创作的同时，作者还介绍了海明威的家人、朋友以及同他有过交往的人；介绍了海明威的主
要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写作过程以及当时社会对这些作品的反应。本书材料丰富而翔实，
描述别开生面，饶有情趣。它不仅能帮助一般读者了解海明威的生活经历和创作上的成功经
验，对于深入探讨和研究海明威其人以及他的创作思想和艺术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根据美国第斯格出版社一九八○年五月第一次印刷版书译出，是该社出版的《名人
生平》丛书之一。
林基海
1984年10月，长沙。

参考资料：http://blog.sina.com.cn/u/4b0dffa6010005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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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1899—1961），是蜚声世界文坛美国现代著名小说家，以“迷惘的一代”的代表著称。他的风格和文体独具一格，在欧美风靡一时，很有影响。一九五四年，海明威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海明威生于芝加哥伊利诺斯奥克派克一个医生家庭。他喜欢打猎钓鱼。小时候常常跟父亲到密执安的瓦伦湖去度过夏季，养成对户外生活的爱好。一九一七年，中学毕业后，海明威当上堪萨斯城《明星报》的记者，受到严格的新闻记者职业训练。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由于眼睛有病不能参军，便志愿参加美国红十字会的医疗队，当了一名急救车的司机。在抢救伤员中，他身负重伤。伤愈后，他从意奥前线“光荣归来”，成为一时的“英雄”。 战后，海明威以加拿大多伦多《明星报》驻欧记者的身分侨居巴黎并积极参加以格特鲁德斯坦恩为首的文学创作团体活动，正式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他刻苦学习写作，潜心研究怎样使用最简洁的语言，怎样写得精炼含蓄，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二十年代，他除了写短篇小说外，先后出版了两个长篇：《太阳也升起来了》（1926）和《永别了，武器》（1929）。这两部作品是海明威早期创作中的两部代表作。前者描写一群参加过欧洲大战的青年流落在巴黎的情景。他们精神苦闷，生活漫无目的，成天喝酒，钓鱼，看斗牛，有时堕入三角恋爱，发生无谓的争吵。他们形迹放浪，心里咀嚼的却是莫名的悲哀。这种彷徨、空虚的情绪引起战后不少年轻人的共鸣，使作者成了“迷惘的一代”的代言人；后者以作家的亲身经历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战争宣传。美国统治阶级在大战开始时，坐山观虎斗，同时向交战国双方提供武器，但他们眼看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时，便撕下了和平的假面具，声言要“拯救世界民主”，拣起“神圣”、“光荣”、“牺牲”等口号，诱骗美国青年到欧洲战场去充当炮灰。海明威对这种宣传极为反感，他通过主人公的内心独白说：“什么神圣、光荣、牺牲这些空泛的字眼，我一听就害臊”，“我可没见到什么神圣的东西，光荣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光荣，至于牺牲，那就象芝加哥的屠宰场，不同的是肉拿来埋掉罢了。”二十年代末，海明威回到美国，居住在弗罗里达州，并以此为据点进行广泛的游历：去西班牙看斗牛，非洲打猎，古巴钓鱼。在这个时期里他写了不少短篇小说，反映了钓鱼、狩猎、比拳、斗牛等生活，创造了刚毅不屈，视死如归的“硬汉”典型三十年代中期，西班牙内战爆发，海明威四次赴西班牙。他不仅仅是个战地记者，而且是西班牙共和政府的热情支持者。他的剧本《第五纵队》（1938）与小说《丧钟为谁而鸣》（1940）都是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海明威是个勇敢的反法西斯战士，他曾在古巴创立一个反法西斯的情报中中心，并用自己的游艇来诱捕德国潜艇。接着他又作为随军记者去欧洲参加了不少军事行动，例如解放巴黎的战斗。战争期间海明威曾来中国访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海明威定居古巴。一九五二年，他发表以古巴渔村为背景的中篇小说《老人与海》，获得了一九五三年美国普利策文学奖和一九五四年诺贝尔文学奖。《老人与海》描写一个古巴渔民圣地亚哥连续八十四天没有捕到鱼，好容易捕到了一条大鱼，却被鲨鱼吃掉。故事寓意是人在同外界势力搏斗中终归失败，这是海明威的一贯主题，但《老人与海》增添了新意，即老人在同鲨鱼搏斗中表现了非凡的毅力。小说中有句话足以概括作者的思想：“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但他的精神是不可战胜的。”海明威成长的年代，正是资本主义日趋没落的年代。这种时代的特点，使海明威的思想呈现出复杂和矛盾的状态。他既看见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解体和所谓西方文明的堕落，但又不能从自己狭窄的视野中找到出路，因此眼前感到一片迷茫，而被人称作“迷惘的一代”的主要代表。海明威的作品内容，除了他所喜爱的钓鱼、狩猎、滑雪、斗牛以外，最常见的主题就是对普通人的真诚和勇敢的歌颂，也就是面对死亡而毫无惧色的形象。在他看来，人生不过是一场悲剧，而人的唯一的价值和出路就是面对死亡，无所畏惧。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常常是“硬汉”，但又往往是孤独和绝望。 在艺术手法上，海明威用对话的简洁、明快、有力，修辞的干净，韵调的自然，形成了独特的创作风格。海明威使用的语言和刻划的形象鲜明具体，但是他的主题却含蓄隐晦。初读他的作品，似乎一目了然，但细心阅读，又不免感到寓意深远。他曾经把自己的作品比作5浮在海上的冰山，露出水面的只有八分之一，还有八分之七深藏水下。因此，深沉含蓄是海明威写作的一个突出特点。海明威的散文风格朴实无华，简明清新。一九五四年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时，就特别强调他独创一格的现代散文的叙事能力。 海明威的艺术描写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他不善于展开广阔的社会生活描写，人物缺少多方面的、丰富的性格特征......由于世界观中的矛盾，同时疾病严重，海明威于一九六一年用猎枪自杀。本书作者卡罗斯·贝克（1909——）是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的文学教授和法学博士。他是第一个全面研究海明威及其著作的权威人士。一九五二年，他写了一本关于海明威的书《象艺术家那样进行创作的人》。卡罗斯贝克自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八年，整整花了八年时间才写完《海明威传》。作者进行了广泛、深入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并充分利用书信、回忆材料、传记文献和文学研究及评论，叙述了海明威的生平和创作。在叙述作家的生平和创作的同时，作者还介绍了海明威的家人、朋友以及同他有过交往的人；介绍了海明威的主要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写作过程以及当时社会对这些作品的反应。本书材料丰富而翔实，描述别开生面，饶有情趣。它不仅能帮助一般读者了解海明威的生活经历和创作上的成功经验，对于深入探讨和研究海明威其人以及他的创作思想和艺术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书根据美国第斯格出版社一九八○年五月第一次印刷版书译出，是该社出版的《名人生平》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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