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小时候的故事

伟人小时候的故事

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小时候十分贪玩。他的母亲常常为此忧心忡忡，再三告诫他应该怎样怎样，然而对他来讲如同耳边风。这样，一直到16岁的那年秋天，一天上午，父亲将正要去河边钓鱼的爱因斯坦拦住，并给他讲了一个故事，正是这个故事改变了爱因斯坦的一生。故事是这样的：
“昨天，”爱因斯坦父亲说，“我和咱们的邻居杰克大叔清扫南边工厂的一个大烟囱。那烟囱只有踩着里边的钢筋踏梯才能上去。你杰克大叔在前面，我在后面。我们抓着扶手，一阶一阶地终于爬上去了。下来时，你杰克大叔依旧走在前面，我还是跟在他的后面。后来，钻出烟囱，我发现一个奇怪的事情：你杰克大叔的后背、脸上全都被烟囱里的烟灰蹭黑了，而我身上竟连一点烟灰也没有。”爱因斯坦的父亲继续微笑着说：“我看见你杰克大叔的模样，心想我肯定和他一样，脸脏得像个小丑，于是我就到附近的小河里去洗了又洗。而你杰克大叔呢，他看见我钻出烟囱时干干净净的，就以为他也和我一样干净呢，于是就只草草洗了洗手就大模大样上街了。结果，街上的人都笑痛了肚子，还以为你杰克大叔是个疯子呢。”
爱因斯坦听罢，忍不住和父亲一起大笑起来。父亲笑完了，郑重地对他说，“其实，别人谁也不能做你的镜子，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镜子。拿别人做镜子，白痴或许会把自己照成天才的。”
爱因斯坦听了，顿时满脸愧色。
爱因斯坦从此离开了那群顽皮的孩子们。他时时用自己做镜子来审视和映照自己，终于映照出生命中的熠熠光辉。
盲目地与别人相比较，以为自己比身边的人聪明就满足了，或者觉得自己不如别人就沮丧了。这多么愚蠢啊！每一个人都有其不同的人生目标和生活方式，自己才是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最可靠的人生向导。
少年毛泽东
毛泽东少年时代和同伴放牛时，经常在山坡上玩耍，一玩起来往往就误了放牛，要么是到了时间牛还没有吃饱，要么是牛跑到人家的田里去啃庄稼。怎样才能既保证放好牛，又让大家玩得痛快？毛泽东和大家商量了一个办法。他把同伴们组织起来分成三班：一班看牛，不让它们吃了庄稼；一班割草；一班去采野果子。每天轮班，今天看牛的，明天割草，后天去采野果子。这样，各人都有自己的工作。
快到晌午的时候，大家都回到了原来聚会的地方。看牛的孩子们，让牛吃得滚圆滚圆的；割草的孩子们，都装满了一大篓子；采野果子的孩子们，从山里带回来大堆大堆美味的野果……这时候，毛泽东就把草和果子拿来，合理地分给每个人。有时不够分了，他就少分一点。而有剩余的草，他就用绳拴起吊在树枝上，谁能跳起来抓着就归谁。和毛泽东一起，不仅能放好牛，而且玩得痛快，因此，小伙伴都乐意同毛泽东一起放牛，称他为“牛司令”。
新中国成立前有关毛泽东的传记和著作，解放后很少流传和再版。
《早年毛泽东：传记、史料与回忆》选编了七部有关毛泽东早期经历的稀见传记资料。它们都是以客观的态度、朴实的文笔写成的，大多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撰写和出版，今天读来感觉亲切、可信。
我于一八九三年生于湖南湘潭县韶山冲乡。我的父亲是一个贫农，当他年青的时候，因负债累累，便去投军。他当了一年多的兵。后来他回到我生长的乡村里，由于拼命的节省，他靠着做小生意和其他事业赚了一点钱，便设法买回了他的土地。
这时，我家已有了十五亩田，成为中农了。在这些田中，每年大约可以收获六十担谷。全家五口每年一共消费三十五担，这样，每年可以多余二十五担。靠了这个剩余，父亲积聚了一点资本，不久又买了七亩田，使我家升到“富”农的地位。这时，我们可以每年在田里收获八十四担谷。
当我十岁，我家只有十五亩田的时候，一家五口是：祖父，父亲，母亲，弟弟和我自己。在我们增加了七亩田之后，祖父逝世，但又添了一个小弟弟。不过我们每年仍有四十五担谷的剩余，因此，我家一步步兴旺起来了。
这时，父亲还是一个中农，他开始做贩卖粮食的生意，并赚了一点钱。在他成为“富”农之后，他大部分时间多半花在这个生意上。他雇了一个长工并把自己的儿子和妻子都放在田里做工。我在六岁时便开始做耕种的工作了。父亲的生意并不是开店营业的。他不过把贫农的谷购买过来，运到城市商人那里，以较高的价格出卖。在冬天磨米的时候，他另雇一个短工在家里工作，所以在那时他要养活七口。我家吃得很节省，但总是吃饱的。
我八岁起，就在本乡的一个小学校里读书，一直到十三岁的时候。每天清早和晚上，我在田里作工，白天就读《四书》。我的塾师管教甚严。他很严厉，时常责打学生，因此，我在十三岁时，便从校中逃出。逃出以后，我不敢回家，恐怕挨打，于是向城上的方向走去，我以为那个城是在一个山谷的里面。我飘流了三天之后，家里才找到了我。这时我才知道，我的旅行不过绕来绕去地兜圈子而已，一共走的路程不过距家约八里。
但，回家之后，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情形反而好了一点。父亲比较能体谅我了，而塾师也较前来得温和。我这次反抗行为的结果，给我的印象极深。这是我第一次成功的“罢工”。
我刚认识几个字的时候，父亲就开始要我记家账了。他要我学习打算盘。因为父亲一定要我这样做，我开始在晚间计算账目。他是一个很凶的监工。他最恨我的懒惰，如果没有账记，他便要我到田间做工。他的脾气很坏，时常责打我和我的弟弟们。他一个钱也不给我们，给我们吃最粗砺的东西。每月初一和十五，他总给工人们吃鸡蛋和白米饭，但很少给过肉。对于我，既没有蛋也没有肉。
我的母亲是一个慈祥的妇人，慷慨而仁爱，不论什么都肯施合。她很怜惜穷人，在荒年，她常常施米给那些跑来乞讨的人。不过在父亲的面前，她就不能这样做了。他不赞成做好事。家中因了这个问题吵闹时常。
我家有“两个党”。一个是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是我、我的母亲和弟弟所组成的，有时甚至工人也在内。不过，在反对党的“联合战线”之中，意见并不一致。母亲主张一种间接进攻的政策。她不赞成任何情感作用的显示，和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说这不合乎中国的道理。
我的父亲读过两年书，能够记账，我的母亲则完全不识字。两人都出身农家。我是家庭中的“学者”。我熟读经书，但我不欢喜那些东西。我所欢喜读的是中国古代的罗曼史，尤其是关于造反的故事。在我年青时，我不顾教师的告诫，读了《岳飞传》、《水浒传》、《反唐》、《三国》和《西游记》等书，而教师则深恶这些不正经的书，说它是害人的。我总是在学校里读这些书的，当教师走过面前时，就用一本经书来掩盖着。我的同学大多都是如此。我们读了许多故事，差不多都能够背诵出来，并且一再地谈论它们。
关于这类故事，我们较本村的老年人还知道得多，他们也欢喜故事，我们便交换地来听。我想我深受这些书的影响，在那种易受感动的年龄时读它们，形成了成年之后的一些处世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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