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5-04-15
达芬奇的痛
“鸡奸者”的指控是达芬奇一生的隐痛。1476年，他被控与17岁的男模特发生关系，在两次听证会后，这案子因为证据不足而不了了之。这次审判无疑给达芬奇带来了巨大的心灵创伤，之后的岁月里，他竭尽所能保护自己的私生活，甚至用倒写法隐藏真实思想。所以，一切关于他是同性恋的猜想都停留在捕风捉影的阶段。
但不论如何，这仍是人们最津津乐道的话题。许多历史学家指出达芬奇倾向于男性，他一生从未与任何女人有过亲密关系，他的画作也证明了他对男性美的迷恋。他的素描基本上只针对男性裸体，对性器官的描绘尤其引人注意，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很少画到女人脖子以下的部分，即便画了，性器官也非常模糊甚至扭曲。
另外，达芬奇笔记本里的许多注释暗示了他与男学生Gian Giacomo de' Caprotti的暧昧关系，据说这关系持续了20年。达芬奇去世前不久完成的画作《施洗圣约翰》美丽却妖冶，画中那男女莫辨的圣约翰原型就是Caprotti。
1910年，弗洛伊德利用达芬奇的笔记作为原材料对其性取向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达芬奇将他的性欲表达在作品中，许多未完成的作品便是一种性挫败的象征。
米开朗基罗：卡瓦切里的囚徒
米开朗基罗终身未娶，不少人据此推断他喜欢男人，恰好达芬奇也有此倾向。说米氏是同性恋者并非空穴来风，他确实不怎么爱女人，甚至无法在有女人的屋里多停留。他的雕绘中也有女性内容，却从未涉足过娇媚的少女题材，绘制的都是丰腴、成熟的女体，呈现出接近男性的力度，据说米氏即便在绘画女体时，用的也是男性模特。
他与多个男模特有过情感纠葛，为他们写下了众多诗篇。比如他曾花去整整一年时间在早夭、漂亮的布拉奇之墓上刻下诗句：“我卑微的尘躯不再享有，/你的迷人的脸庞与美丽的双眼，/但任何力量都抹不掉你我共枕相拥时，/两个灵魂相融所迸发的火焰。”而最得他倾慕的无疑是罗马贵族托马索·卡瓦切里。
1532年秋天，23岁的卡瓦切里在圣安杰洛与米开朗基罗初次见面。他翩翩的风度、高贵的姿容立即吸引了米氏——米氏对男体的敏感与热爱近乎痴狂，这也令我们有幸看到《大卫》、《摩西》、《奴隶》组像、《创世纪》等一系列惊人之作。
见到卡瓦切里的几个月内，米开朗基罗画出了他最好的几幅素描，其内容全部来自希腊神话，有驾驶金车马的法厄同，有被秃鹫不断啄食肝脏的提图斯，有为宙斯斟酒的美少年伽尼墨得斯。为美第奇礼拜堂制作朱理亚诺公爵雕像时，米氏所雕的面部是卡瓦切里的脸孔，他对他的眷恋，由此可见一斑。诗歌中，米氏更将对方的名字比做他赖以生存的食物，接着又写道：“不……食物只营养我的身体，你的名字却滋润我的身体和灵魂，使它们充满快乐，只要有你在我心中，我不再感到悲哀，也不惧怕亡。”
英俊的卡瓦切里也没有背叛艺术大师深切的情感付出，他始终是他忠诚的赞赏者。直到米氏弥留之际，卡瓦切里仍守在他床前。
马勒、托马斯·曼、维斯康蒂： 三个人的《魂断威尼斯》
一天，马勒无意间推开著名男中音西奥多·莱希曼的门，发现他正和一个合唱队的男生厮混。莱希曼立刻被扫地出门，几个月后便心碎而。马勒一向同情少数派，何以这次如此绝情？于是大家注意到那些试图勾引他而屡屡失败的女高音们的猜测——马勒此举是为了自保，如果莱希曼的丑事被别人发现，他多少有瓜田李下之嫌。
在马勒去世之年，托马斯·曼以马勒为原型创作了一部经典同性恋小说《魂断威尼斯》，讲述作家阿申巴赫在威尼斯邂逅了一位美少年，于是留连在霍乱笼罩的城市。马勒到底是不是同性恋，谁也说不清，但托马斯·曼在听了第八交响曲后，激动地发现了其中的同性恋倾向，感到“自己黑暗的激情突然明亮了”。《魂断威尼斯》其实是托马斯·曼的自传，在他后公布的日记中，人们终于发现了那看似甜蜜的家庭生活背后的真正秘密，他的爱情对象从来不是妻子，而是一位年轻的提琴手、画家保罗·恩伯格。
六十年后，大导演维斯康蒂在风烛残年将《魂断威尼斯》搬上了银幕。大概只有这部作品才能表达他初见美少年伯格时的倾慕之情。那一年，他五十八岁，伯格二十四岁。之后的十年中，伯格成为他电影中的主角，亦是他生活的伴侣。《魂断威尼斯》中美少年达齐奥的扮演者是从三千名少年中精选而出，忧郁而纤弱，简直是至美的化身，从他身上我们可以想见伯格在维斯康蒂心目中的地位。这一次，阿申巴赫从托马斯·曼的代言，变成了维斯康蒂的代言。在托马斯·曼的笔下，阿申巴赫得疲倦，而在维斯康蒂的镜头中，美少年在海滩上嬉戏，而阿申巴赫远远地望着他，在霍乱的折磨中伸出手去想要抓住那瞬间的美景，却咽了气。背景音乐是马勒第五交响曲，据说后来很多同志爱人选择去威尼斯殉情，必要听这首交响曲。
现在，马勒本人是不是同性恋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音乐为同志艺术家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灵感，而其最权威的演绎者亦都是同志，比如伯恩斯坦，比如米特罗普洛斯，比如MTT。也许，只有有了同志间细腻、惆怅、不同寻常的感情经历，才能体会马勒那神经质的奇妙艺术，他对美、爱与的迷惘之情。
音乐家布里顿和皮尔斯：求你让我早走一步
同样为《魂断威尼斯》所吸引的还有一对同志恋人——作曲家布里顿和他的爱人、男高音皮尔斯。
1930年，布里顿的合唱作品《一个男孩的出生》入选BBC歌手的演出作品，在演播室里，他遇见了歌手皮尔斯。六年后两人正式相恋，他们的罗曼史持续了四十年，直到布里顿去世。事实上，这正是布里顿所愿，他曾无限深情地对他的“大天使”皮尔斯说：“你一定要让我先，求求你，让我早走一步。没有你，我无法生活。”
皮尔斯音色绝美，布里顿为他度身创作了一系列声乐作品，包括令他一举成名的《彼得·格兰姆》。1946年该剧在美国檀格坞音乐节上首次亮相，指挥是伯恩斯坦。同年，两人共同成立了英国歌剧协会，并在萨弗克的一个小渔村爱尔堡安了家。之后，他们发起了爱尔堡音乐节，延续至今。1972年，他们共同创办了布里顿-皮尔斯音乐学校。
1974年，皮尔斯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首演了布里顿谱曲的《魂断威尼斯》，这也是布里顿最后一部歌剧作品。当时布里顿刚做完心脏手术，但为了参加首演，他居然奇迹般地恢复过来。曾有人评价，皮尔斯演唱的阿申巴赫有一种奇特的幸福感，而这幸福感，来自于迟暮的爱人。1976年布里顿因心力衰竭去世，在爱尔堡家里皮尔斯的臂弯中。十年后，皮尔斯在爱尔堡去世，按照遗嘱，他被葬在爱侣布里顿身边。
指挥家：狄米特里·米特罗普洛斯、伯恩斯坦、MTT
迈克·提尔森·托马斯（Michael Tilson Thomas）——人称MTT——大概是第一位无需掩饰自己同性恋身份而获得巨大成功的指挥家。
MTT从不在公开场合谈论自己的性倾向，但却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对同性恋音乐的贡献。在1995年就任旧金山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后，他不仅用天才的指挥艺术、独特的音乐感受征服了听众，而且致力于演奏同性恋作曲家的作品，他希望通过古典音乐这一媒介来表现同志生活以及同性恋的历史。为了让人们思考同志创作与古典音乐的关系，他在2000年6月组织了一次“美国少数派音乐节”，主打Lou Harrison、Lukas Foss、Earle Brown、Steve Reich、David Del Tredici等同志作曲家的作品。2001年5月，他又指挥首演了Del Tredici的系列作品《同志生活》，这部音乐作品以艾伦·金斯堡、汤姆·岗恩、保罗·蒙尼特的诗歌为基础，探究了美国同志面临的处境以及他们与艾滋病斗争的经历。
MTT幸运地红在了政治正确的时代，而在上世纪的美国，如果同志想在古典音乐圈里混饭吃，最好还是别说出来。狄米特里·米特罗普洛斯（Dimitri Mitropoulos）便是这样一个悲剧。有一次，这位天才希腊指挥家口无遮拦地将自己与纽约爱乐乐团的排练比作做爱，而演出则是他们孕育的“婴儿”。这个比喻出自一个同性恋之口，让整个乐团无地自容。不久，报纸上登出整版批评文章，大标题是《纽约爱乐到底怎么了？为什么？》，矛头直指米特罗普洛斯。希腊人最终不得不黯然离开，不久就因为心脏病发作在了舞台上，前正在排练的是马勒第三交响曲。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米特罗普洛斯离开纽约爱乐时，提名了一位充满阳刚之气、英俊潇洒的继任指挥——伯恩斯坦，大家都以为他是异性恋。可惜，这位万人迷在年轻时代就已经明确了自己的性向，大学里他曾写过同性爱情的论文，质问“为什么如此美好的情感要受到反常之说的玷污”。伯恩斯坦比他的前任聪明之处在于，当年准备提携他的恩师库塞维茨基问他是否同性恋时，他矢口否认，于是成功地当上了纽约爱乐的助理指挥。他甚至与一位艳丽无双的女演员结婚，子孙满堂。一次晚餐时，著名女高音歌唱家玛丽亚·卡拉丝出其不意地问道：“告诉我，莱尼（伯恩斯坦的昵称），你是同性恋吗？”伯恩斯坦沉默。卡拉丝不无遗憾地说：“为什么漂亮男人都是同性恋？”
福柯：同性恋是一种令人向往的东西
当代德国思想大师哈贝马斯曾说：“在我这一代对我们的时代进行诊断的哲学家圈子里，福柯是对时代精神影响最持久的。”
1984年6月25日，法兰西学院院士米歇尔·福柯于艾滋病，举世震惊。权力机构有意掩盖，医院为保护名人声誉，始终对病因严加保密。直到消息悄悄流传出来后，崇拜者们仍不敢置信。美国学者James Miller是一个典型。据他自己描述，这一消息给他强烈震撼，从而促使他深入研究福柯的思想与生平的关联，最终写出了畅销书《福柯的生爱欲》。这个表面上过着苦行僧式生活、数十年埋头于图书馆和档案馆、以一种考古学家的态度研究人类社会反常现象的知识明星，其私人生活被故意掩盖了。其实，在较亲近的小圈子中，福柯的同性恋并不是秘密。据Miller调查，即使是在艾滋病已经开始在美国同性恋圈子里流行的1980年代初，福柯还是会每年去旧金山，那里的公共浴室一直是同性恋者的天堂。
因为英年早逝，福柯没有完成他计划中的六卷本巨著《性史》。学界普遍认为，他晚年所关注的西方文化中有关性禁忌的规训的演变，与他本人的同性恋身份息息相关。福柯在接受《同性恋之足》杂志访问时，出人意料地流露出某种类似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他说：“通过同性恋，我们能够建立、发明、扩散和调节哪些关系？问题并不在于发现自己性欲的真相，而是利用性爱去创造多种新型的关系。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同性恋并不是欲望的某种形式，而是一种令人向往的东西。”
罗兰·巴尔特：倒错就能够使人快乐
在不断把玩着变换人称游戏的《罗兰·巴尔特谈罗兰·巴尔特》一书中，有一小节题为“H女神”的令人惊讶的文字。巴尔特在这节文字里谈到了两个以字母H开头的词“同性恋”（homosexualité）和“大麻”（haschisch）所具有的迷醉能力。
1937年，22岁的巴尔特第一次在布达佩斯街头意识到自己的性倾向，他惊讶地目睹了两个男人的亲昵举动，很久以后，他才私下向好友透露这种“自由的证据”令他着迷。而同性恋当时在法国仍被主流社会视为一种罪过。或许出于对社会习俗的顾忌，或许为了保护母亲，或许因为年少时的结核病而导致的谨慎、羞涩的个性，巴尔特生前一直没有公开自己的性向，直到在他去世之后出版的笔记中，我们才得以了解到一个沉迷于同性恋的罗兰·巴尔特的生活细节。连他的好友如索莱尔斯、克里斯特娃都是在认识他很久以后才知道他的性倾向。
可能习惯于这种长期的压抑，对巴尔特而言，符号和能指远比意义和所指来得重要。他甚至一反一般人对萨德的看法，认为萨德并不是一个倒错的色情作家，因为“服饰是一切现代色情的焦点”，可是它在萨德那儿却只具有一种可怜的实用性价值，“做爱是赤裸裸直截了当的”。相反，在现代夜总会的脱衣舞表演中，“最撩动倒错者欲望的，不是彻底去除衣衫之后的脱衣舞女及其‘主题’（性器官），而是衣衫缝隙间那若隐若现之肌肤”。
巴尔特生前只来过一次中国，1971年喧嚣的中国在他眼中却显得色彩平淡。唯一的趣事是在某次政府招待演出中，前排的一个中国少年令他心动，他面色潮红只远远地观望。或许对他而言，人与人之间的邂逅，由于这种暧昧隔阂，愈发显得含蓄而迷醉吧。
安迪·沃霍尔：边缘并不永是边缘
照沃霍尔自己的说法，他和文学家杜鲁门.卡波蒂秘密订婚十年，每日一封鱼雁频传，相互以裸照为信物。他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无处不在的偶像，他对性取向毫不掩饰、招摇过市的形象几乎家喻户晓。
或许我们应该感谢安迪，正因为1960年代席卷一时的波普运动，同性恋成为一种身份标示，连同披头士、滚石音乐、招贴艺术和吸毒场面，作为青年亚文化和地下文化的表现，获得了某种生存权利：波普成为了年轻一代追求新艺术和新生活、反抗艺术权威与社会规范、进入艺术市场的方式。
另一方面，在形形色色的现代艺术展、前卫展和双年展上，却到处都是沃霍尔、沃霍尔、沃霍尔。丝网印刷的四色头像年复一年复制着对安迪的致敬；几个小时、缓慢的、时间停滞般的电影风格仿佛沃霍尔《帝国大厦》风格的回声；还有更多依靠社会出镜率一夜钻营成社会名流者在努力实践着安迪的生活哲学，他的一句名言被反复引用：“在未来社会，15分钟内，每一个人都能获得成功。”沃霍尔曾说：“人生下来就像被绑架，然后被卖去当奴隶。”
反讽的是，美国现代通俗艺术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是1967年女同性恋者维米莉·苏莲娜刺杀安迪·沃霍尔。安迪遇刺后一直没有康复，1987年于外科手术，维米莉被判3年徒刑，她声称安迪过多压制了她的生活。她曾经被安迪拒绝发表的作品《泡沫声明》此后多次再版，成为女权主义经典作品。此次刺杀事件被看作是对男权社会所谓最前卫观念的一次冲击与反抗，一次边缘面对主流的毁灭与自毁——看来，边缘并不永是边缘。
郑板桥和袁枚：欲为金臀立法的忘年知己
同性恋之风在中国源远流长，到了明清，随着市民经济日愈发展，也随着市民娱乐（包括戏剧小说业）的蓬勃兴盛，同性之好越来越多地浮出水面，著于文字。福建一地甚至被公认为培育“男色”的温床。李渔曾写道：“此风各处俱尚，尤莫盛于闽中……不但人好此道，连草木是无知之物，因为习气所染，也好此道起来。深山之中有一种榕树，别名叫做南风树。凡有小树在榕树之前，那榕树毕竟要斜着身子去钩搭小树，久而久之，钩搭着了，把枝柯紧紧缠在小树身上，小树也渐渐倒在榕树怀里来，两树结为一树，任你刀锯斧凿，拆他不开，所以叫做南风树。”文人雅客多将“南风”视为风雅，清代书画名家郑板桥与性灵文人袁枚便是其中最知名的两位。
“（余）好色，尤多余桃口齿，及椒风弄儿之戏。”这是郑板桥的自述。他在山东潍县任县令时，有一次，一美少年因嗜赌犯律，当众被施杖责。郑板桥观刑时，见少年美臀受创，竟心疼得忍不住落泪！
袁枚则在《随园诗话》、《子不语》、《续子不语》中，一再谈及龙阳之美，心向往焉。因为他翰林文人、风流俊雅的身世姿容，投怀送抱者颇多。《随园轶事》中载：“先生好男色，如桂官、华官、曹玉田辈，不一而足。而有名金凤者，其最爱也，先生出门必与凤俱。”
郑板桥71岁时，在清明日红桥诗会上与48岁的袁枚有过一次会晤。二人乘兴唱酬，甚为欢畅。酒至半酣，板桥说：“若有机会参与朝廷立法，我定要做一件事！”
“什么？”袁枚好奇地问。
“今日之衙门，动辄板子伺候，那板子偏又打在桃臀之上。若是佼好少年，几家伙下去，岂不将美色全糟蹋了？”郑板桥慨然陈词，“我要是有那个权力，一定要将律例中的笞臀为笞背，这才不辜负了上天生就的龙阳好色。”
袁枚一听，立即产生“与我心有戚戚焉”的认同感，与郑拊掌长叹，引为知己。此后，袁枚多次对朋友引述板桥之志，嗟叹说：“郑大（即郑板桥）有此意，惜断不能办到，然其所以爱护金臀者，则真实获我心矣！”
郑板桥一生花在男色上的钱财，不在少数，年老之时仍热衷此道，这也意味着他要付出更昂贵的代价，因为没有孪童会免费接待他，也没有少年会自动宽衣解带。这一切，不由他伤感而现实地说：“自知老且丑，此辈利吾金而来耳。”如此直接的刺激激发了郑板桥对时光流逝、人生虚无的自觉意识，令这一生孜孜于名利权益的画家由寂寞而感悟，开始正视自己苍白的须发，最终在他人生的最后旅程中，创造出他最具艺术性的代表之作：枯瘦的秋竹、寂寞的兰花。
而此时，袁枚正在专心致志地讲述一个故事，一对美少年心心相映，出入同行，为了维护贞洁不受某粗鲁的第三者的玷污，合力将之杀并因此伏法被诛。袁枚写道：“二少年者，平时恂恂，文理通顺，邑人怜之，为立庙，每祀必供杏花一枝，号双花庙。”这枝风姿绰约的杏花，几乎伴随了袁枚一生。直到年过花甲，他还收了年轻美好的刘霞裳为弟子，每次出游登山，必与同行，所谓“从游朝腊屐，共寝夜连床。寒暑三年共，文章一路商”。对于他人的置疑、腹诽，袁枚不以为意。
“鸡奸者”的指控是达芬奇一生的隐痛。1476年，他被控与17岁的男模特发生关系，在两次听证会后，这案子因为证据不足而不了了之。这次审判无疑给达芬奇带来了巨大的心灵创伤，之后的岁月里，他竭尽所能保护自己的私生活，甚至用倒写法隐藏真实思想。所以，一切关于他是同性恋的猜想都停留在捕风捉影的阶段。
但不论如何，这仍是人们最津津乐道的话题。许多历史学家指出达芬奇倾向于男性，他一生从未与任何女人有过亲密关系，他的画作也证明了他对男性美的迷恋。他的素描基本上只针对男性裸体，对性器官的描绘尤其引人注意，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很少画到女人脖子以下的部分，即便画了，性器官也非常模糊甚至扭曲。
另外，达芬奇笔记本里的许多注释暗示了他与男学生Gian Giacomo de' Caprotti的暧昧关系，据说这关系持续了20年。达芬奇去世前不久完成的画作《施洗圣约翰》美丽却妖冶，画中那男女莫辨的圣约翰原型就是Caprotti。
1910年，弗洛伊德利用达芬奇的笔记作为原材料对其性取向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达芬奇将他的性欲表达在作品中，许多未完成的作品便是一种性挫败的象征。
米开朗基罗：卡瓦切里的囚徒
米开朗基罗终身未娶，不少人据此推断他喜欢男人，恰好达芬奇也有此倾向。说米氏是同性恋者并非空穴来风，他确实不怎么爱女人，甚至无法在有女人的屋里多停留。他的雕绘中也有女性内容，却从未涉足过娇媚的少女题材，绘制的都是丰腴、成熟的女体，呈现出接近男性的力度，据说米氏即便在绘画女体时，用的也是男性模特。
他与多个男模特有过情感纠葛，为他们写下了众多诗篇。比如他曾花去整整一年时间在早夭、漂亮的布拉奇之墓上刻下诗句：“我卑微的尘躯不再享有，/你的迷人的脸庞与美丽的双眼，/但任何力量都抹不掉你我共枕相拥时，/两个灵魂相融所迸发的火焰。”而最得他倾慕的无疑是罗马贵族托马索·卡瓦切里。
1532年秋天，23岁的卡瓦切里在圣安杰洛与米开朗基罗初次见面。他翩翩的风度、高贵的姿容立即吸引了米氏——米氏对男体的敏感与热爱近乎痴狂，这也令我们有幸看到《大卫》、《摩西》、《奴隶》组像、《创世纪》等一系列惊人之作。
见到卡瓦切里的几个月内，米开朗基罗画出了他最好的几幅素描，其内容全部来自希腊神话，有驾驶金车马的法厄同，有被秃鹫不断啄食肝脏的提图斯，有为宙斯斟酒的美少年伽尼墨得斯。为美第奇礼拜堂制作朱理亚诺公爵雕像时，米氏所雕的面部是卡瓦切里的脸孔，他对他的眷恋，由此可见一斑。诗歌中，米氏更将对方的名字比做他赖以生存的食物，接着又写道：“不……食物只营养我的身体，你的名字却滋润我的身体和灵魂，使它们充满快乐，只要有你在我心中，我不再感到悲哀，也不惧怕亡。”
英俊的卡瓦切里也没有背叛艺术大师深切的情感付出，他始终是他忠诚的赞赏者。直到米氏弥留之际，卡瓦切里仍守在他床前。
马勒、托马斯·曼、维斯康蒂： 三个人的《魂断威尼斯》
一天，马勒无意间推开著名男中音西奥多·莱希曼的门，发现他正和一个合唱队的男生厮混。莱希曼立刻被扫地出门，几个月后便心碎而。马勒一向同情少数派，何以这次如此绝情？于是大家注意到那些试图勾引他而屡屡失败的女高音们的猜测——马勒此举是为了自保，如果莱希曼的丑事被别人发现，他多少有瓜田李下之嫌。
在马勒去世之年，托马斯·曼以马勒为原型创作了一部经典同性恋小说《魂断威尼斯》，讲述作家阿申巴赫在威尼斯邂逅了一位美少年，于是留连在霍乱笼罩的城市。马勒到底是不是同性恋，谁也说不清，但托马斯·曼在听了第八交响曲后，激动地发现了其中的同性恋倾向，感到“自己黑暗的激情突然明亮了”。《魂断威尼斯》其实是托马斯·曼的自传，在他后公布的日记中，人们终于发现了那看似甜蜜的家庭生活背后的真正秘密，他的爱情对象从来不是妻子，而是一位年轻的提琴手、画家保罗·恩伯格。
六十年后，大导演维斯康蒂在风烛残年将《魂断威尼斯》搬上了银幕。大概只有这部作品才能表达他初见美少年伯格时的倾慕之情。那一年，他五十八岁，伯格二十四岁。之后的十年中，伯格成为他电影中的主角，亦是他生活的伴侣。《魂断威尼斯》中美少年达齐奥的扮演者是从三千名少年中精选而出，忧郁而纤弱，简直是至美的化身，从他身上我们可以想见伯格在维斯康蒂心目中的地位。这一次，阿申巴赫从托马斯·曼的代言，变成了维斯康蒂的代言。在托马斯·曼的笔下，阿申巴赫得疲倦，而在维斯康蒂的镜头中，美少年在海滩上嬉戏，而阿申巴赫远远地望着他，在霍乱的折磨中伸出手去想要抓住那瞬间的美景，却咽了气。背景音乐是马勒第五交响曲，据说后来很多同志爱人选择去威尼斯殉情，必要听这首交响曲。
现在，马勒本人是不是同性恋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音乐为同志艺术家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灵感，而其最权威的演绎者亦都是同志，比如伯恩斯坦，比如米特罗普洛斯，比如MTT。也许，只有有了同志间细腻、惆怅、不同寻常的感情经历，才能体会马勒那神经质的奇妙艺术，他对美、爱与的迷惘之情。
音乐家布里顿和皮尔斯：求你让我早走一步
同样为《魂断威尼斯》所吸引的还有一对同志恋人——作曲家布里顿和他的爱人、男高音皮尔斯。
1930年，布里顿的合唱作品《一个男孩的出生》入选BBC歌手的演出作品，在演播室里，他遇见了歌手皮尔斯。六年后两人正式相恋，他们的罗曼史持续了四十年，直到布里顿去世。事实上，这正是布里顿所愿，他曾无限深情地对他的“大天使”皮尔斯说：“你一定要让我先，求求你，让我早走一步。没有你，我无法生活。”
皮尔斯音色绝美，布里顿为他度身创作了一系列声乐作品，包括令他一举成名的《彼得·格兰姆》。1946年该剧在美国檀格坞音乐节上首次亮相，指挥是伯恩斯坦。同年，两人共同成立了英国歌剧协会，并在萨弗克的一个小渔村爱尔堡安了家。之后，他们发起了爱尔堡音乐节，延续至今。1972年，他们共同创办了布里顿-皮尔斯音乐学校。
1974年，皮尔斯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首演了布里顿谱曲的《魂断威尼斯》，这也是布里顿最后一部歌剧作品。当时布里顿刚做完心脏手术，但为了参加首演，他居然奇迹般地恢复过来。曾有人评价，皮尔斯演唱的阿申巴赫有一种奇特的幸福感，而这幸福感，来自于迟暮的爱人。1976年布里顿因心力衰竭去世，在爱尔堡家里皮尔斯的臂弯中。十年后，皮尔斯在爱尔堡去世，按照遗嘱，他被葬在爱侣布里顿身边。
指挥家：狄米特里·米特罗普洛斯、伯恩斯坦、MTT
迈克·提尔森·托马斯（Michael Tilson Thomas）——人称MTT——大概是第一位无需掩饰自己同性恋身份而获得巨大成功的指挥家。
MTT从不在公开场合谈论自己的性倾向，但却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对同性恋音乐的贡献。在1995年就任旧金山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后，他不仅用天才的指挥艺术、独特的音乐感受征服了听众，而且致力于演奏同性恋作曲家的作品，他希望通过古典音乐这一媒介来表现同志生活以及同性恋的历史。为了让人们思考同志创作与古典音乐的关系，他在2000年6月组织了一次“美国少数派音乐节”，主打Lou Harrison、Lukas Foss、Earle Brown、Steve Reich、David Del Tredici等同志作曲家的作品。2001年5月，他又指挥首演了Del Tredici的系列作品《同志生活》，这部音乐作品以艾伦·金斯堡、汤姆·岗恩、保罗·蒙尼特的诗歌为基础，探究了美国同志面临的处境以及他们与艾滋病斗争的经历。
MTT幸运地红在了政治正确的时代，而在上世纪的美国，如果同志想在古典音乐圈里混饭吃，最好还是别说出来。狄米特里·米特罗普洛斯（Dimitri Mitropoulos）便是这样一个悲剧。有一次，这位天才希腊指挥家口无遮拦地将自己与纽约爱乐乐团的排练比作做爱，而演出则是他们孕育的“婴儿”。这个比喻出自一个同性恋之口，让整个乐团无地自容。不久，报纸上登出整版批评文章，大标题是《纽约爱乐到底怎么了？为什么？》，矛头直指米特罗普洛斯。希腊人最终不得不黯然离开，不久就因为心脏病发作在了舞台上，前正在排练的是马勒第三交响曲。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米特罗普洛斯离开纽约爱乐时，提名了一位充满阳刚之气、英俊潇洒的继任指挥——伯恩斯坦，大家都以为他是异性恋。可惜，这位万人迷在年轻时代就已经明确了自己的性向，大学里他曾写过同性爱情的论文，质问“为什么如此美好的情感要受到反常之说的玷污”。伯恩斯坦比他的前任聪明之处在于，当年准备提携他的恩师库塞维茨基问他是否同性恋时，他矢口否认，于是成功地当上了纽约爱乐的助理指挥。他甚至与一位艳丽无双的女演员结婚，子孙满堂。一次晚餐时，著名女高音歌唱家玛丽亚·卡拉丝出其不意地问道：“告诉我，莱尼（伯恩斯坦的昵称），你是同性恋吗？”伯恩斯坦沉默。卡拉丝不无遗憾地说：“为什么漂亮男人都是同性恋？”
福柯：同性恋是一种令人向往的东西
当代德国思想大师哈贝马斯曾说：“在我这一代对我们的时代进行诊断的哲学家圈子里，福柯是对时代精神影响最持久的。”
1984年6月25日，法兰西学院院士米歇尔·福柯于艾滋病，举世震惊。权力机构有意掩盖，医院为保护名人声誉，始终对病因严加保密。直到消息悄悄流传出来后，崇拜者们仍不敢置信。美国学者James Miller是一个典型。据他自己描述，这一消息给他强烈震撼，从而促使他深入研究福柯的思想与生平的关联，最终写出了畅销书《福柯的生爱欲》。这个表面上过着苦行僧式生活、数十年埋头于图书馆和档案馆、以一种考古学家的态度研究人类社会反常现象的知识明星，其私人生活被故意掩盖了。其实，在较亲近的小圈子中，福柯的同性恋并不是秘密。据Miller调查，即使是在艾滋病已经开始在美国同性恋圈子里流行的1980年代初，福柯还是会每年去旧金山，那里的公共浴室一直是同性恋者的天堂。
因为英年早逝，福柯没有完成他计划中的六卷本巨著《性史》。学界普遍认为，他晚年所关注的西方文化中有关性禁忌的规训的演变，与他本人的同性恋身份息息相关。福柯在接受《同性恋之足》杂志访问时，出人意料地流露出某种类似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他说：“通过同性恋，我们能够建立、发明、扩散和调节哪些关系？问题并不在于发现自己性欲的真相，而是利用性爱去创造多种新型的关系。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同性恋并不是欲望的某种形式，而是一种令人向往的东西。”
罗兰·巴尔特：倒错就能够使人快乐
在不断把玩着变换人称游戏的《罗兰·巴尔特谈罗兰·巴尔特》一书中，有一小节题为“H女神”的令人惊讶的文字。巴尔特在这节文字里谈到了两个以字母H开头的词“同性恋”（homosexualité）和“大麻”（haschisch）所具有的迷醉能力。
1937年，22岁的巴尔特第一次在布达佩斯街头意识到自己的性倾向，他惊讶地目睹了两个男人的亲昵举动，很久以后，他才私下向好友透露这种“自由的证据”令他着迷。而同性恋当时在法国仍被主流社会视为一种罪过。或许出于对社会习俗的顾忌，或许为了保护母亲，或许因为年少时的结核病而导致的谨慎、羞涩的个性，巴尔特生前一直没有公开自己的性向，直到在他去世之后出版的笔记中，我们才得以了解到一个沉迷于同性恋的罗兰·巴尔特的生活细节。连他的好友如索莱尔斯、克里斯特娃都是在认识他很久以后才知道他的性倾向。
可能习惯于这种长期的压抑，对巴尔特而言，符号和能指远比意义和所指来得重要。他甚至一反一般人对萨德的看法，认为萨德并不是一个倒错的色情作家，因为“服饰是一切现代色情的焦点”，可是它在萨德那儿却只具有一种可怜的实用性价值，“做爱是赤裸裸直截了当的”。相反，在现代夜总会的脱衣舞表演中，“最撩动倒错者欲望的，不是彻底去除衣衫之后的脱衣舞女及其‘主题’（性器官），而是衣衫缝隙间那若隐若现之肌肤”。
巴尔特生前只来过一次中国，1971年喧嚣的中国在他眼中却显得色彩平淡。唯一的趣事是在某次政府招待演出中，前排的一个中国少年令他心动，他面色潮红只远远地观望。或许对他而言，人与人之间的邂逅，由于这种暧昧隔阂，愈发显得含蓄而迷醉吧。
安迪·沃霍尔：边缘并不永是边缘
照沃霍尔自己的说法，他和文学家杜鲁门.卡波蒂秘密订婚十年，每日一封鱼雁频传，相互以裸照为信物。他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无处不在的偶像，他对性取向毫不掩饰、招摇过市的形象几乎家喻户晓。
或许我们应该感谢安迪，正因为1960年代席卷一时的波普运动，同性恋成为一种身份标示，连同披头士、滚石音乐、招贴艺术和吸毒场面，作为青年亚文化和地下文化的表现，获得了某种生存权利：波普成为了年轻一代追求新艺术和新生活、反抗艺术权威与社会规范、进入艺术市场的方式。
另一方面，在形形色色的现代艺术展、前卫展和双年展上，却到处都是沃霍尔、沃霍尔、沃霍尔。丝网印刷的四色头像年复一年复制着对安迪的致敬；几个小时、缓慢的、时间停滞般的电影风格仿佛沃霍尔《帝国大厦》风格的回声；还有更多依靠社会出镜率一夜钻营成社会名流者在努力实践着安迪的生活哲学，他的一句名言被反复引用：“在未来社会，15分钟内，每一个人都能获得成功。”沃霍尔曾说：“人生下来就像被绑架，然后被卖去当奴隶。”
反讽的是，美国现代通俗艺术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是1967年女同性恋者维米莉·苏莲娜刺杀安迪·沃霍尔。安迪遇刺后一直没有康复，1987年于外科手术，维米莉被判3年徒刑，她声称安迪过多压制了她的生活。她曾经被安迪拒绝发表的作品《泡沫声明》此后多次再版，成为女权主义经典作品。此次刺杀事件被看作是对男权社会所谓最前卫观念的一次冲击与反抗，一次边缘面对主流的毁灭与自毁——看来，边缘并不永是边缘。
郑板桥和袁枚：欲为金臀立法的忘年知己
同性恋之风在中国源远流长，到了明清，随着市民经济日愈发展，也随着市民娱乐（包括戏剧小说业）的蓬勃兴盛，同性之好越来越多地浮出水面，著于文字。福建一地甚至被公认为培育“男色”的温床。李渔曾写道：“此风各处俱尚，尤莫盛于闽中……不但人好此道，连草木是无知之物，因为习气所染，也好此道起来。深山之中有一种榕树，别名叫做南风树。凡有小树在榕树之前，那榕树毕竟要斜着身子去钩搭小树，久而久之，钩搭着了，把枝柯紧紧缠在小树身上，小树也渐渐倒在榕树怀里来，两树结为一树，任你刀锯斧凿，拆他不开，所以叫做南风树。”文人雅客多将“南风”视为风雅，清代书画名家郑板桥与性灵文人袁枚便是其中最知名的两位。
“（余）好色，尤多余桃口齿，及椒风弄儿之戏。”这是郑板桥的自述。他在山东潍县任县令时，有一次，一美少年因嗜赌犯律，当众被施杖责。郑板桥观刑时，见少年美臀受创，竟心疼得忍不住落泪！
袁枚则在《随园诗话》、《子不语》、《续子不语》中，一再谈及龙阳之美，心向往焉。因为他翰林文人、风流俊雅的身世姿容，投怀送抱者颇多。《随园轶事》中载：“先生好男色，如桂官、华官、曹玉田辈，不一而足。而有名金凤者，其最爱也，先生出门必与凤俱。”
郑板桥71岁时，在清明日红桥诗会上与48岁的袁枚有过一次会晤。二人乘兴唱酬，甚为欢畅。酒至半酣，板桥说：“若有机会参与朝廷立法，我定要做一件事！”
“什么？”袁枚好奇地问。
“今日之衙门，动辄板子伺候，那板子偏又打在桃臀之上。若是佼好少年，几家伙下去，岂不将美色全糟蹋了？”郑板桥慨然陈词，“我要是有那个权力，一定要将律例中的笞臀为笞背，这才不辜负了上天生就的龙阳好色。”
袁枚一听，立即产生“与我心有戚戚焉”的认同感，与郑拊掌长叹，引为知己。此后，袁枚多次对朋友引述板桥之志，嗟叹说：“郑大（即郑板桥）有此意，惜断不能办到，然其所以爱护金臀者，则真实获我心矣！”
郑板桥一生花在男色上的钱财，不在少数，年老之时仍热衷此道，这也意味着他要付出更昂贵的代价，因为没有孪童会免费接待他，也没有少年会自动宽衣解带。这一切，不由他伤感而现实地说：“自知老且丑，此辈利吾金而来耳。”如此直接的刺激激发了郑板桥对时光流逝、人生虚无的自觉意识，令这一生孜孜于名利权益的画家由寂寞而感悟，开始正视自己苍白的须发，最终在他人生的最后旅程中，创造出他最具艺术性的代表之作：枯瘦的秋竹、寂寞的兰花。
而此时，袁枚正在专心致志地讲述一个故事，一对美少年心心相映，出入同行，为了维护贞洁不受某粗鲁的第三者的玷污，合力将之杀并因此伏法被诛。袁枚写道：“二少年者，平时恂恂，文理通顺，邑人怜之，为立庙，每祀必供杏花一枝，号双花庙。”这枝风姿绰约的杏花，几乎伴随了袁枚一生。直到年过花甲，他还收了年轻美好的刘霞裳为弟子，每次出游登山，必与同行，所谓“从游朝腊屐，共寝夜连床。寒暑三年共，文章一路商”。对于他人的置疑、腹诽，袁枚不以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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