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 人物塑造方面的艺术成就,无论是在中国史学史还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堪称一座丰碑.
在史学方面,它开创了我国纪传体史学一、注重语言,细节描写
《廉颇蔺相如列传》蔺相如所讲的“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用人物自己的个性化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性格,也是作者司马迁提炼的,最能表现蔺相如思想境界的内在美的精粹语言,是蔺相如精神品质的升华,是他一切行为思想基础,是全篇中最关重要的一名话。司马迁为了突出这句话,先写廉颇的骄横以与蔺相如的忍让映衬。但没有交代蔺相如这么做的动机,作一跌宕,从而引出舍人的规谏,以舍人的狭窄心胸反衬蔺相如的坦荡襟怀,又作一跌宕;蔺相如的答话,先将廉颇与秦王比较,引出舍人“不若也”的回答,又一宕;接着指出连秦王都不怕,何畏廉将军?又一宕;接着分析赵国的安全系“吾两人”,不能两虎相斗,又一宕;几经腾挪跌宕,作了许多铺垫,到最紧要最醒目的地方,才点出“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这句话来,这确实是画龙点睛之笔。这个睛一“点”,蔺相如的高大形象就如同巍巍的泰山一般在读者面前耸立起来了。在
《高祖本纪》、《项羽本纪》里,司马迁用了许多细节语言来刻划人物,这些语言很具有个性。例如项羽见到秦始皇南巡时脱口说出:“彼可取而代也。”在刘邦道歉时说“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足见其粗豪率直的性格,而刘邦观秦始皇喟然太息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话说的委婉曲折,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写出他虽气象不凡,但宽宏而有大度的性格。范增在鸿门宴上召项庄舞剑刺沛公时说:“……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后来当刘邦脱逃时又说:“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表现了他老谋深算的性格。二、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特写相结合,突出人物形象。在
《史记》中,司马迁刻画人物,更多的采用了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相结合的写法。比如项羽杀卿子冠军宋义一节,这是发生在起义军内部的一场斗争,这场战争关系到反秦斗争的成败。宋义作为起义军的将领在关键时刻却不去救赵,理由冠冕堂皇,实际上是苟且偷安,甚至另有图谋。作为次将的项羽看穿了他的意图,当机立断,斩杀宋义,夺取军权,扭转了局势。在司马迁的笔下,项羽表现了他的卓识和果断,表现了他关怀百姓士卒的胸襟、肩负国家安危重任的志气。又有“项羽最得意之战”——巨鹿之战,项羽破釜沉舟引兵渡河, “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 所向披靡,无坚不摧。再看看诸侯军的反应,“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这一仗,写出了项羽不畏强敌的精神、无比旺盛的斗志,莫敢纵兵、人人惴恐的诸侯军,更是衬托出了他的英雄气概。司马迁对项羽有过肖像描写,与肖像描写相近的是人物的特写镜头,前者偏重于静态描写,后者则是动态的,将镜头直接对准人物,着眼于他的每一个举动,描摹人物的风姿、揭示人物的心理、展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在“霸王别姬”这段文字中,听闻四面楚歌,项羽“大惊”“夜起”“饮帐中”“悲歌慷慨”“泣数行下”,美人骏马,是往昔叱咤风云的见证,也是今朝英雄末路的见证,慷慨悲歌,道尽胸中无限失意,将项羽这个末路英雄无可奈何的心情引到极致。三、运用对比映衬的方法《史记》中的
《李将军列传》描写李广就是用的这种手法。司马迁为了突出李广带兵特点,就附带写了程不识带兵的作风。“程不识故与李广俱以边郡太守将军屯。及出击胡,而广行无部伍行阵,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刁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程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阵。击刁斗,士吏治军簿至明,军不得休息,然亦未尝遇害。”从这里,我们看到李广带兵的特点是宽缓简易“行无部伍行阵”,“莫府省约文书籍事”,近乎无为而治。程不识带兵却非常严谨,“正部曲行伍营阵”,“击刁斗”士吏治军簿至明,乃是一丝不苟。在程不识的映衬下,红花绿叶,李广带兵的特点就格外显眼、突出。宽缓与严谨只是治军的作风不同,是时汉边郡李广、程不识皆为名将。然匈奴畏李广之略。“士卒亦多乐从李广而苦程不识”。从匈奴和士卒的反映中,流露出作者的倾向性,读者对李广的敬慕之情也不觉油然而生。在《李将军列传》中,要写李广毫不相干的程不识就是为了衬托李广。写李广的不幸遭遇,司马迁又是把李蔡与李广对比:“蔡为人在下中,名声出广下其远;然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而蔡为列侯,位至三公。”李蔡是李广的从弟,才能在下品之中,以九品论人属第八等,没有什么能耐,可他青云直上,官运亨通,爵封乐安侯,官一直做到宰相。而李广为抗击匈奴,驰骋疆场四十余年,身经七十余战,立下过许多汗马功劳,连匈奴人也敬畏而称之为“汉之飞将军”。可是这样一位名将却“不得爵邑,”甚至还受到诬陷,终于被迫自刎。两相对比之下,李广的可悲命运就具体写出来了,当时用人制度,奖惩制度的不合理也深刻揭露出来了。4.在矛盾冲突中表现人物。司马迁生动具体的写出了人物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再现出紧张多变的场面,人物置身于其中,将各自的个性发挥到了极致。如《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作者选择表面平静,实际杀机四伏的鸿门场面,让众多人物在明争暗斗和彼此映衬中展示出了各自鲜明的个性。刘邦的圆滑奸诈,项羽的率直寡谋,张良的深谋从容,范增的偏狭与急躁,樊哙的粗犷豪放,项伯的善良与愚昧,传神尽相,如在眼前。《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司马迁将“完璧归赵”“渑池之会”中紧张的场面与尖锐的矛盾冲突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在秦王的大殿上,面对秦王意欲毁约的状况,蔺相如随机应变、足智多谋,在面对面的斗争中计谋百出,将主动权始终掌握在自己手里。渑池之会上,秦王借着国力强大,肆意侮辱赵王,蔺相如寸步不让,严辞厉色,为维护国家尊严,置生死于度外。面对廉颇的步步紧逼,蔺相如隐忍退让,这一点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因此,司马迁在论赞中说道:“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充分表现了蔺相如炽热的爱国情怀,不怕牺牲,甘受委屈,豁达大度,能为常人所不敢为、不愿为的品格高尚、智勇兼备的形象。5.互见法的运用。司马迁写《史记》,既要突出人物的个性特征,又要保持人物性格的完整,保持历史的真实,在安排材料上他采用了“互见法”。背景事件人物基本相同,材料几乎交织在一起,司马迁按描写人物的需要,或详或略,或补或删,描写人物各具性格,记述史实则互相补足,这就是“互见法”。如
《魏公子列传》,主要是表现信陵君的“仁而下士”,但信陵君并不是时时都能坚持做到这一点。魏相魏齐曾将范雎一顿暴打,后来范雎做了秦相,要报仇,魏齐无藏身之所。赵相虞卿为了救魏齐,解去相印与魏齐一起投靠信陵君。但信陵君畏惧秦国,未及时接见他们,结果魏齐“怒而自刎 ”了。如果将这件事写进《魏公子列传》里,必然会对信陵君的形象造成损害。因此,司马迁将它写进了《范雎蔡泽传》中。这样,既突出了信陵君的性格特点,又不损害人物性格的完整性,保持了历史的真实性,真正做到了“不溢美”,也“不隐恶”。6.个性化的语言,凸显人物风姿。高祖常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看到秦始皇的仪仗旌旗弊日气势威严,刘邦“喟然太息”,其羡慕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