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物经济学评价的原则

如题所述

药物经济学评价的理论基础为福利经济学，由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斯和庇古于20世纪20年代创立，这一时期的福利经济学被后人称为旧福利经济学。20世纪30年代，卡尔多、希克斯、勒纳等人对旧福利经济学理论进行了批判，并从帕累托的理论出发创立了新福利经济学。新福利经济学和旧福利经济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研究框架，它是一个新体系而不应仅仅被认为是理论上的改进。此后萨缪尔森、伯格森继续在新福利经济学的框架内研究并提出社会福利函数理论。二战后，阿罗不可能定理的提出否定了社会福利函数理论，结束了新福利经济学时代。20世纪70年代以来，福利经济学进入了新发展时期，提出了许多新理论、新学说，其中包括社会选择理论、非福利主义、超福利主义等[1,2]。由此可见，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并非一脉相承，而是由多种福利学说松散组成的。

从评价方法角度分类，药物经济学评价的理论基础可以分为福利经济学中的福利主义与超福利主义，二者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论框架[3,4]（见表1）。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方便与超福利主义对应，本文中的福利主义是指广义上的福利主义，代表新福利经济学观点，而不仅仅是新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原则之一（新福利经济学有四个基本原则[3]：效用原则，个人主权，结果论和福利主义）。福利主义观点是通用领域经济学评价的理论基础，是在固定预算的前提下尝试最大化个体效用的总和，其分析方法为成本-效益分析，通常用支付意愿来测量效用指数，成本和收益都用货币计量； 超福利主义观点主要应用于健康领域，其目的旨在通过选择比某一标准更具经济性的健康产品来最大化健康产出，而这一标准必须由政策制定者来选择，其分析方法主要是成本-效果分析与成本-效用分析，成本用货币计量，而结果用生命年（Life Year，LY）、质量调整生命年（Quality-Adjusted Life Year，QALY）、伤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 Adjusted Life Year，DALY）等效果、效用指标来测量。

效用是消费商品或服务的相对满意程度或欲求的测量手段，效用函数是偏好的数字化表现形式。福利主义认为健康是在一个经济体制中可以被生产出来的众多商品之一，是可以产生效用的消费，它与人们的能力和期望有关，允许不同个体有不同的偏好，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意愿支付法 超福利主义不是根据健康与其他商品头对头比较的偏好来进行定义，是通过健康产品对健康本身的贡献，而不管其是否产生效用[5,6]。

福利主义的观点视一些人的个体健康价值在与其他商品比较时比其他人要多；超福利主义的观点则排除任何收入、社会群体的变化，认为所有患同类疾病的个体健康价值都是一致的。福利主义的观点在健康领域里很难实现，因为在实践中很难测量每个个体增加一个健康水平的支付意愿。超福利主义观点看似天真，但是它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衡量所有个体的健康价值，因此在实践中很容易被执行。此外，将阿玛蒂亚森的非福利主义观点引进健康领域并发展为超福利主义的著名健康经济学家Culyer也认为，健康产品不同于其他商品，有着较强的特殊性，基于效用的福利主义观点应用于健康领域的经济学评价是不合适的，并支持使用QALY来测量健康。大多数国家的健康管理部门也特别愿意接受超福利主义的观点，例如英国健康和临床疗效国家研究院（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linical Excellence，NICE）就是超福利主义观点的忠实实践者[7]。

福利主义有着理论完备性的优点，而超福利主义易于实践，因此一些超福利主义者常常试图将两种观点的优势结合起来，建立一种既有理论完备性又易于在实践中执行的方法[8]。Johannes-son[9,10]认为，如果成本-效果分析使用一个外设的评价标准，它就可以被解释为成本 - 效益分析。由此可见，在有人为设定评价标准干预下的超福利主义，同样也具有与福利主义相似的理论完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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