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和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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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势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贯彻市委四届五次全会精神评论之一

日前召开的中共梅州市委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是我市经过特殊困难之年后举行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对于团结和带领全市人民振奋精神、扎实工作、开拓创新、奋发有为，开创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这次会议讨论了《中共梅州市委、梅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意见》（讨论稿），市委书记刘日知在代表市委常委会所作的报告中，强调要“强势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这一举措完全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非常切合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对于我市实现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协调发展、加快发展、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是今后我市工作的重中之重。
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是我市经济发展重要而紧迫的任务。近几年来，中央提出要认真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是实现这些目标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国家为此于最近出台了《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要求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三次产业健康协调发展。近几年来特别是2003年以来，通过努力实施“四个梅州”发展战略，我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建设都取得了新的重大成果；同时遇到不少困难和问题，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整体素质不高，资源环境压力增大，发展后劲不足，去年“8·7”矿难对我市的发展造成较大的影响。这促使我们必须进一步增强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紧迫感，转变发展观念，理清发展思路，创新发展模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过度依赖山区资源特别是地下资源推动发展的做法，切实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结构调整促进全市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加快发展。
强势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要突出“工业梅州”，着力建设特色新型工业、绿色农业、休闲度假旅游、现代物流这四大基地。当前要以“工业梅州”为核心，招商引资为总抓手，巩固优化第一产业，壮大提升第二产业，活跃繁荣第三产业，培养发展新兴产业，加快从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产出的循环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推动我市经济发展实现总量增大、结构优化、效益提高。
强势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必须重点落实好五项措施。一是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力争今年新签招商引资合同300亿元。二是加快发展园区经济。三是抓好今年规划投资亿元以上、总投资约600亿元的56个重点项目，认真做好核电、抽水蓄能电站的立项等前期准备工作。四是打好国企改革攻坚战，加快改革转制，促进国有集体企业民营化。五是加强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深化区域旅游合作。
强势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必须切实加强组织实施。各级党委、政府要建立健全组织协调和监督检查机制，明确职责、工作重点和目标任务，及时研究、协调、解决新情况新问题。市有关部门要抓紧制订由鼓励、限制、淘汰三类目录组成的《全市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合理引导投资方向，鼓励和支持发展先进生产能力，限制和淘汰落后生产能力，防止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市有关部门和各县（市、区）要结合实际制定专项规划和实施方案。要加强政策引导，认真落实国家和省有关优惠政策，制订和完善我市相关政策措施，支持鼓励各类产业项目的发展。
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对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只要我们按照市委四届五次全会的部署，认真贯彻好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同心同德、扎实工作、开拓创新，深入实施“四个梅州”发展战略，就一定能够化解矛盾、战胜困难、奋发有为，开创我市快速、协调、持续发展的新局面！

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机制与途径

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18年来已基本完成人均产值500—1000美元的经济起飞准备阶段，且形成经济粗放增长终结的话，那么，代之继起的将是经济腾飞的集约增长。集约增长的前提是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换，基础是行政配置资源向市场配置资源转换。两个转换的直接表征就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与现代城市经济二元并存的经济，其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面临的基本任务有三：一是顺利完成农村巨大的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实现农业现代化；二是工业低层次劳动资本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的转换，实现工业自身现代化；三是就业比重从一、二产业为主向第三产业为主的转换，实现经济发展与就业水平提高的双重目标。实施这些目标，中国现期遇到的障碍直接来自两个方面：其一，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所需巨额启动资本形成难题；其二，如果能形成有限的资本注入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那么，形成一个有效率、有效益的储蓄、投资转化机制也是一个难题。本文从实证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分析入手，提出资本形成和资本机制是最大障碍的观点；然后从逻辑上判断资本市场化是中国过渡期，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最有效机制；最后结合中国过渡期国民收入流程与体制变革的特点、推论国民储蓄是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资本市场主体的政策主张。

一、资本：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最大障碍

1996年中国两次降息和较大幅度的降低存款准备金，但1—7月全国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降幅与亏损额增幅均在40％左右。其直接原因是产品销售不畅。据统计分析表明，1996年1—6月份，市场上畅销产品仅7％，平销和滞销产品达93％。由于市场适销产品少，一方面工业品库存积压大量增加，生产越多压积越多；另一方面居民持币待购，无适销货物供应，储蓄存款大量增加。由此推论：中国现阶段经济不佳其主要原因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产品结构不合理。而产品结构的不合理在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滞后。

国际经济发展历史表明，当一国国民产值达到500—1000美元时，其产业结构应有相应的调整和相应的结构高度。因为产业结构调整，它反映了产业与产业之间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互动关系及其比例变化规则；产业结构升级，反映了一国产业结构根据经济发展的历史和逻辑顺序在演进中所要达到的阶段和层次。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基本规则是：第一产业占比优势向第二、三产业占比优势递进；劳动密集占比优势向资本、技术密集占比优势递进；初级产品占比优势向中间和最终产品占比优势递进。如果产业结构未能按这一规则演进或演进受阻，则经济发展同样受阻。以美、日、英、法、中等五个国家国民人均产值500—1000美元的产业结构高度为例，不难看出中国现行经济增长受阻的形式特征：

很明显，虽然中国进入90年代以来，人均产值已接近20世纪70年代美、日、英、法的水平，但是产业结构高度则远远低于这些国家。因此阻碍中国经济腾飞的直接矛盾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理顺中国产业结构，促进其产业结构的升级，纵然有体制、社会就业保障、政府职能转变、要素价格放开以及经济运行机制等深层次的问题，但最直接、最现实的还是资本形成和传统的资本配置机制问题。

首先，将第一产业劳动力分布占比58．5％，绝对量达5亿以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分散到工业和转移到城市，要依赖于资本积累和现代城市工业部门的扩张来吸纳。但中国到1996年的现状是：工业处于发展期，在很大程度依靠对农业的掠夺，但不能形成对农业的支持。因为中国的工业企业产权边界不清晰，企业纯收入中的储蓄倾向很低。因此，不可能依靠工业本身积累来形成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

其次，尽管中国的第二产业产值占比较大，但工业自身的升级和扩张同样遇到更新改造资金以及新生工业群投资不足的矛盾。这一方面表现为经济发展水平使国民收入可能的储蓄同工业自身升级对资本需求的严重失衡；另一方面由于重复投资、盲目投资以及资本产出水平低下而加剧工业自身升级同可能供给资金的矛盾。以1996年1—6月的投资为例，基建投资与技改投资较上年同期增长16．6％和14．4％，而房地产投资增长却高达32．1％。

再次，18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采取的一条强制储蓄的资本形成机制，当强制储蓄效应走向尽头之后，其后续的资本形成势必复归减缓。从1988年以来，中国为解决改革发展的资本不足，每年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摊派政府债务、通货膨胀等手段，通过强迫储蓄筹措工业发展所需资本。这种方法对于快速地形成工业化基础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是，当其能量释放到伤害微观主体的投资积极性、通货膨胀与工资轮番推进时，其积极作用也趋向尽头甚至适得其反。如果政府债务和通货膨胀都只能维持在一定控制水平之下，那么这种强制储蓄就可能再现初始期资本形成的发动功能。

最后，在财政组织社会资本能力下降的同时，金融浅化没有根本性改善，双轨资金配置机制是产业结构升级阻滞资本机制的障碍。按理随着市场经济进程的加深，财政理应逐渐退出组织社会资本的领域，但同时必须由金融深化来替代和互补。这样才不致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资本机制空缺。中国的金融改革具有明显的滞后问题。集中体现在：金融机构的非商业性；直接融资比重过份狭小；资金价格僵化；金融机构资本转移成本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既不能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各阶层的储蓄资本，以满足产业结构升级对资本的需求，又不能通过金融资产的流动性促进产业结构的重组。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的起飞有待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而创造这一条件的切入点，将是改革现行的资本形成机制和资本资源的配置机制。

二、市场配置：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最有效机制

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从逻辑和经验证明，有两种资本配置机制：一是政府财政主导型机制；二是市场金融主导型机制。

政府财政主导型机制功能发挥的前提和条件是：其一，政府财政收入及流程在国民收入以及国民储蓄中占有相当高的比重。根据改革前中国的经验，它们的比重分别为40％和70％左右。其二，投资对象均为国有企业，企业是政府的附属物。否则政府没有义务对其投资；其三，投资决策机构能对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方向，凭借主观意志作出科学准确判断；其四，每个受调控主体都能自觉地服从中央利益和整体安排。中央行政指令作为传递信息为众多分散的受控对象采纳。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30年，中国都是采取的政府主导型机制。实践证明，政府财政占比40％和70％，不可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而且也破坏了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政府对企业的统收统支，不可能使企业真正成为企业；政府作为投资决策机构、没有市场信息情况，也不可能对众多分散的需求作出科学准确的判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客观上存在着整体与局部的利益调控，因此，地方和众多的受控者不可能完成按中央计划来调整产业结构。同时，从1978年以来的十多年改革实践和改革发展趋势来看，政府财政占国民收入和国民储蓄的比重已经降低20％以下，如果要提高这个比例，就可能触动税法的严肃性、规范性，亦可能导致统收统支计划体制的复归。改革的趋势是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让投资者根据市场信息来决策投资方向。因此，政府主导型资本资源配置机制，在经济转轨和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既无必要也无可能成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资本资源配置机制。

市场金融主导型机制功能发挥的条件是：要素市场发育逐步成熟，微观基础逐步健全；金融逐步得以深化；宏观间接调控逐渐成为主导。尽管这些所需条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经济落后向经济起飞的特定体制与经济背景的国家，不可能象西方部分国家那样自然演进，但是通过18年的改革开放，由政府推动和增量推进，已经和正在且将要创造这些条件。因此，从理论上论证市场配置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最有效机制，对于政府推动经济改革具有重要的决策意义。

第一，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与资本市场发育、成长相辅相成。从经济发展来看，现代化工业中，新兴产业的产生带动着相关基础产业和后续产业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社会化程度和资本集中规模，而单个资本既难以筹集现代大工业的巨额投资，也无力承担巨额投资所带来的风险。因此，资本社会化就成为现代大工业发展的核心问题。股份制、资本市场就是适应这种集中投资、分散风险的需求孕育而生的。同时，资本市场一旦生成，既为投资者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活动舞台，又为资金需求者冲破自有资金的束缚和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极大地推动了新兴产业群的迅速发展。中国的改革也是从非国有经济体制外增量切入，股份制对中国的支柱产业起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如果说到1995年，中国的非国有经济占比达60％以上，成为国民经济中最有活力的新生力量，那么，伴随而生的资本市场在其中则起了核心作用。再从西方经验数据资料表明，1870—1920年间，西方主要工业国的金融证券率和国民生产总值证券率分别为12％和8％，而这一时期产业结构比较低，处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过渡阶段。1920年以后，当第一产业就业结构为5％，第三产业为50％时，其金融证券率和国民生产总值的证券率分别为50％和80％以上。

第二，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和产权清晰性，能有效地解决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中资产专用性与体制进入壁垒的矛盾。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形式上是产业之间的比重调整和顺序递进，实质上是要素在部门间的流动和产权产易。但是，在实物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下，这种流动和交易往往会受到三个方面的阻碍：一是实物资产专用性难以在不同部门间转移，即资产专用性阻碍；二是规模经济要求较高产业才能形成实现生产力，形成单个资产自然进入壁垒；三是在中国国有企业产权边界不清晰，不同所有制不能混合经营，形成资产转移的制度壁垒。资本市场的出现从技术上和制度上能有效地解决要素转移和产权交易的困难。其一，要素资源的商品、产权的证券化，从而要素可以在市场上拍卖，产权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交易；其二，股票、债券的发行，特别是投资基金的出现，能够广泛动员社会各阶层投资、从而有效地打破了个别资本进入产业升级部门的自然壁垒；其三，股票、债券作为投资者的所有权证书，在中国从公有制向多元所有制转变时期，特别具有明晰产权、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功能。股份公司一旦具有了法人财产权之后，便可以根据市场规则在市场控股、参股、兼并或收购其他公司，进而可以打破要素转移和交易的制度壁垒。

第三，资本市场作为一种资本资源的配置机制，具有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效率与效益的内在动力。首先，资本市场作为金融资产的供给场所，它可以按收益性、流动性、风险性和期限性，不断地排列组合，创造满足各类层次投资者需求的金融商品，从而成为现代动员资金形成的最为广泛性和群众性的机制从而满足结构升级快速聚集资金效率和要求；其次，证券资产的各种组合，特别是投资基金的形成，证券机构投资者的诞生，使资产风险由众多投资者分摊，从而减小产业结构调整中的经济震荡；再次，证券市场信息的灵敏性、传递的有效性能较好地解决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中对信息的依赖，科学地引导资本资源的流向；又次，资本市场运动的预期收益引导律，能使资本资源配置获取最大效益。资本证券作为一种对未来收益的权力证书，特别关心的是其回报率，并通过证券的买卖追求投资收益的最大化。证券交易实质上是一种资本再分配的活动，其分配的标准就是预期收益。因而，证券市场上的资金再分配总是从效益低的企业流向资金效益高的企业。在中国1996年以前的产业结构调整中，投资增量并不慢，但结构调整不力，主要原因在于投资资金使用效益低下，使投资存量的潜力发挥十分有限。最后，资本市场作为一种对传统投融资制度的制度创新，它本身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最有效形式，采取股份制自身多角化经营、企业之间的参股、控股以及收购、兼并，通过制度内实施产业结构存量的调整和升级。

综上表明，无论从逻辑的必要性还是现实发展的要求，选择市场配置是实现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最有效机制。资本市场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孪生物，又通过其中介、制度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快速发展。

三、国民投资：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最可行的途径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一般生产函数关系表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效益＝资本投入增加＋投入效率提高。从资本关系来讲，一是取决于资本形成渠道；二是取决于资本机制效率。就一国资本形成渠道而言，概括起来有：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向银行借款；发行国债和通货膨胀；利用外资，发生股票和公司债券以及投资基金券等五个方面。问题是在结构调整和升级中，政府及决策者在确定资金主渠道及其机制效应时，既要考虑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对资金及体制需求特点，又要考虑主渠道形成的可能以及体制改革深入的趋势。

如前所述，从中国1996年已形成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三大任务、两大难题来看，对资金及资金配置体制需求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宽幅度的高聚集性，特定向的灵活性，高效率的转化性。同时，按照中国（截止1995年）已形成的国民收入流程格局以及市场改革取向的趋势，两者供需的交合点就是：国民储蓄转化国民投资以及这种储蓄—投资的市场化转化机制，将是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最可行途径。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除国民（居民）储蓄范围广、数量大以外，其他渠道从广度到深度都已十分有限，难以成为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资本形成的主渠道。首先，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和支出已达到边际递减的境地。增加财政收入要靠增加税种、提高税率以及税收检查等方式，一方面税制的确定不易频繁变动，漏税的查收杯水车薪，另一方面提高税收亦可能使改革走向统收统支的旧体制上去。同时，财政支出由于其对银行、对公众已是高负债。因此，财政充其量只能作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辅助或补充渠道。其次，向银行借款，其数量只限于信贷资金增量中小部分的增量调整。到1995年止，一方面银行信贷资金75％来源于居民储蓄，而储蓄毕竟是居民未来消费的购买力。加之企业借款偿还能力低，部分银行高负责到了利息都难以支付的困境；另一方面企业所需资金据统计公布80％依赖银行。而银行全部信贷资产有1／3坏死，1／3周转不动，仅剩的1／3能勉强维持现有企业的简单再生产。因此，依赖银行信贷资金部分增量只能解决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中的小量增幅的部分。再次，利用外资可以成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重要资金来源，但同样受国际惯例几个指标的限制。到1995年底，中国累计利用外资余额已达1000多亿美元，在这样外资规模的基础上再扩大余额已有较大的困难和风险。最后从发行国债和通货膨胀等强迫储蓄来分析。1978年恢复国债发行以来，到1996年6月止，已累计发行近6000亿元，余额近3000亿元。如果按国债规模占gnp10％计算，今后中国的国债发行大致保持在借新还旧的水平。因此，不能形成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新的启动资金。同时，近几年来通胀率一直较高，公众通胀预期心理也较强。因此，无论于国于民还是矫正市场经济信号，政府已不可能以更高的通胀税来实施强制储蓄。再者通胀的经济效应在经济起飞准备阶段已经释放完毕，经济起飞时期是治理通胀的时候。可见，上述四渠道财政和银行以及利用外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辅助与补充渠道，但已无能力成为主渠道。强制储蓄已完成历史使命。寻找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主渠道只有别僻途径。

第二，国民收入流程格局的变革，居民客观上成为国民储蓄主体。首先，考察初次分配结构的变化：1979年政府、企业、居民各占比重为12．2％、37％和50．8％，到1995年依次转变为9％、25％和66％；其次，考察再分配结构的变化；政府部门在转移收入中所占比重从1979年的45．5％骤降至1988年的2．2％，而个人部门则相应从54．7％猛升至97．8％；最后看最终分配结构的变化：改革初期，政府、企业、个人三部门在国民收入最终分配结构中的比重分别为23．5％、12．1％和64．4％。到1988年，结构变为11．7％、10．8％和77．5％，1995年估计分别为11％、10％和79％。上述分配反映在国民储蓄结构是：1979年政府部门42．8％，企业33．65％、个人部门23．55％；到1995年估计为政府5％，企业24％，居民部门71％。由此可见，中国以“放权让利”与“藏富于民”的改革取向，最终形成了居民客观上是国民储蓄的最大拥有者和最大储蓄主体。

在国民收入流程中储蓄主体完成了转换的同时，而投资主体和产权主体转换严重滞后，从而导致储蓄—投资转化中的三大非对称性，三高债务和三维债务危机，严重阻滞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首先，储蓄转化投资的主体非对称，形成银行财政和企业的高债务和债务危机。具体表现为：居民储蓄大于居民投资，造成食利阶层的形成，不利于投资市场的形成和产业结构调整。1995年储蓄比重占71％，而其投资占比仅为15％，相差56％。这部分在没有健全和成熟成资本市场情况下，居民只有选择银行储蓄存款。1995年居民储蓄存款3万余亿元，仅占全社会储蓄总额的77．6％。加之存款保息风险由银行承担，收益由储户享有。因此，使一部分本应作为投资的储蓄变成作为货币食利的储蓄。产业结构所需资金只能从银行那儿获得，实际上影响居民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投资主体功能；财政储蓄小于财政投资，财政被迫高负债，在财政收入占比降低情况下，造成财政债务危机。财政储蓄比重由1979年的42．8％降至1995年5％，但其投资比重由1979年47．2％反降至20％，财政储蓄比重要比其投资比重下降快15个百分点。差额弥补方式就大量发行国债或向银行借款。形成财政的高负债，到1996年6月底，财政累计发行国债7000余亿元，余额达4000多亿元，已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10％左右。企业储蓄1995年为25％，而其投资占比为65％，比重相差40个百分点。其弥合来源企业直接融资仅占5％，其余95％依赖向银行借款，形成企业的高负债。企业自有资本少，大量的负债既要支付较高的成本，又只能维护简单再生产，无力更新改造、开发新产品和投资新兴产业，形成企业债务危机。

其次，三大经济主体储蓄转化投资的风险和收益的非对称性，导致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者缺乏内在动力和外在风险约束。如果将中国截止1995年的储蓄投资转化状况，引伸到转化机制运行过程来分析，不难发现，上述三大主体储蓄投资非对称转化，其所以得以维持，是由一种居民高债权，国家高债务，企业高成本，银行高利息的“四高”机制在维持着。居民作为一种高债权储蓄存款，将其收入来消费的部分其所以不用作资本投资，而是将钱存入银行。特别是那些20％的人占有70％的存款中，其动机在于不愿承担投资的风险，而是将风险转嫁给国家财政和国有银行，又要以高收益从国库和国有银行取得相当大部分的国民收入分配额。因此，对这部分居民债权主体来说，他们只存在收益请求权而不承担资本投资的风险义务。是一种只有收益而无风险的储蓄投资转化机制；企业作为资金需求主体，在高负债情况下，由于现行社会保障机制改革滞后等原因，加之无偿还约束，既不得不又自愿以高代价（高利息）通过银行中介向居民高息借贷，形成储蓄投资转化的高资金成本。因此，企业是储蓄转向投资、风险与收益分离的中间环节。即以高成本将居民储蓄现实地转化为投资，由银行付给居民高收益，但将风险交给国家银行和政府财政。政府和国家银行在这里成了对企业经营好坏，亏损破产、通货膨胀等风险的最后承担者。在这种融资机制下，企业既没有改善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动力，也不构成对其强制调整升级产业结构的外在约束。

再次，居民储蓄产权清晰与企业投资产权边界模糊的非对称化，使得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缺乏相应的资本市场配置机制。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所需的储蓄投资转化，主要是通过金融产权交易来完成。一个金融产权边界是否明晰的标志，关键是看其产权的排他性和可交易性的程度。从上述储蓄产权来看，由于居民储蓄最具排他性和可交易性，且随着其比重的上升，应该说中国金融资产中储蓄产权的明晰程度越来越高。至于投资产权的明晰程度，关键在于投资主体到位程度。国有企业作为投资主体，其产权的人格化并没有明确。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对它们贷款越多，外源融资占比较高，其产权模糊程度则越大。事实上，当银行将居民储蓄存款中介于那些产权模糊企业时，就必然形成银行硬负债，软资产的结局。这对企业来说是否转换产业没有根本性促进功能。

由此可见，在国民收入流程藏富于民时，居民拥有最多储蓄，要让其成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主渠道，关键在于要同时使居民成为最大的投资主体和产权拥有主体。

其三，中国居民成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投资主体和产权主体的现实可能性。上述分析表明，在中国居民已经初步具备成为市场资本的投资主体和产权主体的储蓄源。要将这些储蓄变成现实的投资和产权。根据1995年中国居民拥有的证券资产分析表明，全国上市公司遍布各省、市、自治区、达323只，a股面值120亿元。上市总股本765亿元，市价总值3474亿元；国债3798亿元，企业债券1416亿元，共计债券余额5579亿元和61亿美元；拥有投资基金80余只，市值300多亿元；居民储蓄存款33500亿元，加之居民万亿元的待购货币。应该说居民成为投资主体和产权主体已有了经济基础。同时，经过近几年中国已拥有一批证券专营机构、兼营机构和人才队伍；法制规章正朝着规范健全方向发展。总之，中国居民由现行的储蓄主体同时转化为投资主体和产权主体的基本条件已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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