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诃德形象的内在矛盾和审美意义

如题所述

　　堂吉诃德是十七世纪西班牙伟大作家米盖尔&S226;德&S226;塞万提斯&S226;萨阿维德拉(1547—1616)的名著《堂吉诃德》中的主人公。这个堂吉诃德是一个没落的乡村绅士，本名叫吉哈那，年近50岁，身材瘦削，面貌清癯，体格还算强健。他闲来无事就埋头看骑士小说，看得爱不释手，津津有味。因为如此的痴迷，他竟变卖了好些地产，把能弄到手的骑士小说全搬回家。他读得入了迷，竟失去理性，想入非非，“满脑袋尽是书上读到的什么魔术呀、比武呀、打仗呀、挑战呀、创伤呀、调情呀、恋爱呀、痛苦呀等等荒诞无稽的事”。（1）到后来他竟决心要做一个像小说中所说的那样的游侠骑士，去行侠冒险，除暴安良，以便功成名就，名传千古。他照着书中骑士的行事打扮，自已胡乱地拼凑了一副破烂不全的盔甲戴在头上。他想了八天，为自己取了个中意的名字，叫堂吉诃德，为了替家乡增光，又把自己家乡的地名附加上去，自称堂吉诃德&S226;台&S226;拉&S226;曼却。他骑的是一匹瘦弱的马，却给它取了个高贵的名字叫“驽骍难得”。他又依照骑士的作法，物色了邻村一个养猪女郎作为自己的意中人，给她取了一个贵族的名字叫“杜尔西内亚”，决心终身为她效劳尽忠。

　　堂吉诃德先生先后一共三次出行。第一次单枪匹马，第二次开始带上了邻居桑丘，这是一位装束粗俗、机灵乐观的矮胖侍从，骑着一头苍老矮小的灰色毛驴。三次出行，他挥着长矛，挎着长剑，梦想着他美丽的夫人，做了许许多多荒唐可笑的傻事：他救了一个挨打的牧羊的孩子，以为是做了一件好事，可是等他走了以后主人对出孩子打得更狠了；他把风车当成巨人，用盾牌遮隐着身体，横托着长抢冲杀上去，一抢刺中了风车的翅膀，转动的翅膀将长抢迸作几段，他连人带马被摔得遍体鳞伤；他把修士当成了妖魔，戳着长抢便直冲上去，吓得修士们落荒而逃；他跟比斯盖人进行了一场恶战，被比斯盖人一剑砍掉了半边铠甲；他和二十几个杨维斯人进行了一场搏斗，结果是大吃苦头；他以为店主的女儿便是城堡长官的小姐，并认为小姐爱上了自己的高雅风度，结果遭到一群妇女的无情捉弄；他把羊群当成了敌国的军队，冲进去单抢乱刺一阵，当桑丘说那是一群羊的时候，他反而说那是魔法师变的；他释放了一伙倒霉的囚犯，囚犯不但不感激他，反而拣起石子把他乱打一顿……总之，他的这些行动不但给别人造成伤害，也往往弄得自己头破血流，遍体鳞伤。在一系列冒险经历中，他被打掉牙齿，削掉手指，丢了耳朵，弄断肋骨，但他执迷不悟，一直闹到险些丢掉性命，才被亲友送回家。临终前，他终于醒悟过来，不许他唯一的亲人侄女嫁给读过骑士小说的人，否则就剥夺她的遗产继承权。

　　塞万提斯塑造的这个堂吉诃德，是世界文学史上非常成功的一个艺术典型，在西方，人们把他和哈姆雷特、浮士德并称为三个最杰出的典型。《堂吉诃德》之所以被世人评为世界最佳，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对堂吉诃德这个人物形象塑造的巨大成功。

　　二、堂吉诃德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有哪些典型的特征？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

　　首先，我们看到堂吉诃德是一个脱离现实、耽于幻想、行动盲目的这样一个人。他因读骑士小说入了迷而想入非非，丧失了基本的理性。他把骑士小说的描写当成现实生活，无视已经发生了变化的时代，企图以自己的游侠行为来复活过时的骑士制度，把单抢匹马打抱不平当做主持正义、改造社会的途径。他沉浸在幻想中，完全丧失了对现实的感觉和判断：他把穷旅店当作城堡，把妓女当成贵妇，把理发师的铜盆当作魔法师的头盔，把皮酒囊当作巨人的头颅，把羊群当作魔法师的军队。在他眼里，处处有妖魔为害，事事有魔法师捣乱，因此他到处不分青红皂白，对着臆想出来的敌人横冲直撞，乱劈乱刺。结果呢？虽然他是出于善良的动机，怀着满腔的真诚，但却只能是四处碰壁，受尽嘲弄和伤害，使自己成为一个滑稽可笑的人物。

　　最令我们为堂吉诃德感到辛酸的是他的爱情梦幻。《堂吉诃德》中写了许多的爱情故事，但这样的爱情故事没有一件是发生在堂吉诃德的身上。他梦幻中的心上人杜尔西内亚，可以说是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但我们又看到她无时不在堂吉诃德的左右――他成功时梦到她，失意时想到她，寂寞时想到她，热闹时也想到她。他可以容忍别人对自己的污辱，但他不能忍受别人对杜尔西内亚美貌的怀疑; 他在冒险途中遇到过无数个美女，但他认为没有人能和他的杜尔西内亚相比。直到最终他被击败，他还在为杜尔西内亚的美丽辩护――为此，他不惜放弃自己的荣誉和生命。堂吉诃德在最后一次返乡途中，念念不忘的不是自己已经被毁掉的名声，而是爱情给他造成的伤害――这种伤害当然只有他想象中的杜尔西内亚给得了他。堂吉诃德没有爱情，有的只是一个爱情梦幻，至多算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但他为此却受尽了磨难，尝尽了屈辱，这又是多么的可笑、可悲、可叹！

　　其次，我们又可以看到堂吉诃德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他痛恨专制残暴，同情被压迫的劳苦大众，向往自由，把保护人的正当权利与尊严，锄强扶弱，清除人世间的不平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或许这就是他那理想化的骑士道，但他对此是如此的迷恋和执着，如此的不可思议，已完全变成偏执;而且这种偏执不是一般性的，在他心目中它已经是全部了。因偏执而行为变得疯狂，于是大家都把他当疯子，觉得他可笑。但他从不怕人们议论与讥笑，更不怕侮辱和打击，虽然四处碰壁，但却百折不悔，一片赤诚，无论什么都不能使他改变初衷。对于他来说，人生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他说，他之所以珍重自己的生命，无非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活着是为别人，为自己的弟兄，为了铲除邪恶，为了反抗魔术家和巨人等压迫人类的势力。他坚信自己的理想，愿意一片挚情地为这个理想而尽忠。

　　再有，我们可以这样说，堂吉诃德为实现理想而奋不顾身的精神令我们折服，他是一个永不妥协的斗士。堂吉诃德敢于为主持正义、清除罪恶而忘我斗争，不管碰到什么样的敌人，他都毫不怯懦，永不退缩。他把磨坊的风车当作巨人，毫不犹豫地挺枪拍马冲过去;他把皮酒囊当作巨人的头颅，不顾一切的提矛杀去;他把羊群当作魔法师的军队，纵马大加杀戳。他跟比斯盖人进行恶战，跟杨维斯人进行搏斗; 他为一个被曾经诱骗她的人无情抛弃的女人，而和抛弃她的人进行决斗;他甚至敢单枪匹马面对一头凶猛的狮子而毫无畏惧之心。

　　总之，堂吉诃德敢用自己的行动、甚至生命来捍卫道德、正义和信仰，即使大多数情况下都以失败而告终，但他这种不屈不挠、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实在是足可令人敬佩的。

　　总结以上几点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堂吉诃德是一个性格复杂而矛盾的人物。他身上既有滑稽可笑的特点，又有严肃认真的思考; 既荒谬绝伦，又崇高伟大; 既有喜剧性，又有悲剧性，是一个可笑又可悲、可乐又可敬的具有双重性格组合的人物形象。

　　三、堂吉诃德形象的主要意义是什么呢？

　　我们可从两方面来看：

　　(一)、堂吉诃德的形象彻底完成了作者赋予其的打倒骑士文学和骑士制度的使命。

　　13世纪，骑士小说在欧洲颇为流行。到了16世纪后，欧洲大部分国家已经没有它的市场了，可是在西班牙仍然大量兜售，而且泛滥成灾。这种小说结构千篇一律，情节荒诞离奇，都是虚构一个英勇无比的骑士，经历数不清的惊险遭遇，遇上说不清的爱情纠葛，为国王、贵族去拼命，而最后总能大获全胜。宫廷和教会利用这种文学，鼓吹骑士的荣誉与骄傲，鼓励人们发扬骑士精神，维护封建统治，去建立世界霸权，而许多人也沉湎在这种小说中不能自拔。

　　一直在社会底层挣扎的塞万提斯亲身体会了中世纪的封建制度给西班牙带来的痛苦与灾难，因此他憎恨骑士制度和美化这一制度的骑士文学。他要唤醒人们不再吸食这种麻醉人的鸦片，从脱离现实的梦幻中解放出来。塞万提斯曾一再宣告自己的创作动机是要“攻击骑士小说”，“要扫除骑士小说在社会上、在群众中的声望和影响”，“把骑士小说那一套扫除干净”。

　　作者正是通过塑造堂吉诃德这一典型形象，通过描写堂吉诃德的荒唐行径，以及他屡屡碰壁、事事失败的遭遇，生动地说明了骑士的长矛、甲胄已经进了历史陈列馆，逆时代车轮而行必将碰得头破血流。作者利用堂吉诃德这一形象无情地嘲笑和抨击了腐朽荒唐的骑士制度和流行的骑士小说，指出它对人的毒害，从而给骑士小说以致命的打击。实际上，它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自《堂吉诃德》问世以后，西班牙的骑士小说便销声匿迹了。

　　(二)、堂吉诃德身上寄托了作者人文主义的理想，体现出了其时代意义。

　　《堂吉诃德》这部小说产生在“文艺复兴”这一新旧交替的转折时代里，它表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思想。作者把这些人文主义思想通过主人公堂吉诃德的行为、或借了他的口传达出来，也就是说，作者把这些人文主义思想灌注到主人公堂吉诃德身上了。

　　1、作者的这种人文主义思想首先表现为反对封建骑士制度和骑士小说。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作家，基本上都是人文主义者。他们的代表作品都表现出反封建反教会的主题。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也是这样。反对骑士制度和骑士小说，实质就是反对封建专制，反对贵族特权，反对那些倒行逆施、不合时代潮流的行为。塞万提斯通过塑造堂吉诃德这个形象，无情地嘲弄和抨击了这些行径，扫荡了这些毒害人们的思想，加速了骑士小说的消灭。正是堂吉诃德形象的巨大成功，才取得甚至超出作者预想的效果。

　　2、作者的这种人文主义思想还表现为反对专横残暴，追求自由平等。堂吉诃德同情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痛恨专制残暴，向往自由，把维护人的正当权利与尊严，锄强扶弱，消除人世间的不平作为自己的理想。他诅咒他的时代是“万恶的时代”，“世风日下，邪恶横行”; 他主张“一切东西都平等”，认为“自由是天赐的无价之宝”，他放走苦役犯是因为“人是天生自由的，把自由的人当奴隶未免残酷”; 他还认为人的社会地位的尊卑是暂时的，只有“美德”才是真正的高贵。他尊敬妇女，主张个性解放、男女平等、恋爱自由; 他赞扬巴西琉追求爱情的勇敢和机智。这些都表达了人文主义者的心声。

　　堂吉诃德对自由、对平等、对爱情、对司法制度，甚至对文学艺术都有新的人文主义见解。在他的荒唐行为中潜藏着高贵合理的因素，使人觉得他是一个大智大勇的人。这也正是读者所喜欢他，同情他的重要原因。

　　3、作者的这种人文主义思想还表现为小说所采用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中世纪，封建阶级和教会别有用心地漠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他们的作品滥用梦幻、象征等神秘主义手法，歌颂上帝和天堂。由于“人的发现”和“自然的发现”，人文主义作家否定了中世纪不重视活生生的现实而重视虚无的天国的荒谬。他们热爱现实生活，深入现实生活，表现现实生活。人文主义文学表现了丰富多彩的人间生活，揭示了错综复杂的现实矛盾。塞万提斯认为文学应是“人生的镜鉴”，“只是摹仿自然，自然便是它唯一的范本”。(2)《堂吉诃德》是欧洲近代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

　　小说围绕堂吉诃德的三次出游，随着他的行踪所及，以及他的所见、所闻和所思，真实地反映了16至17世纪初西班牙广阔的社会生活，暴露了封建制度下各种丑恶与腐朽，表现了作者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小说出现过店老板、妓女、囚犯、公爵、闺秀、农妇、商贩、仆人、牧师、公差、理发匠和牧童等各式人物。从田野到森林，从农村到城市，从客店到城堡，从陆地到海岛，我们可以饱览西班牙的城乡风光和人民的风俗习惯。作家把统治阶级与广大人民进行对比：一方面是统治者的豪华奢侈，贵族子弟倚仗权势，强占民女; 另一方面是千千万万的农民衣不蔽体，食不裹腹，从而批判了迫害人的封建制度。《堂吉诃德》通过具体，生动的描绘，真实地反映了西班牙王国已经百孔千疮，不可救药的政治局面。

　　堂吉诃德游侠冒险的思想基础是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他希望出现一个理想的“黄金时代”，但现实社会却是“多灾多难的时世”。所以他立志改变这种丑恶的现实，决心“解救一切苦难，经历一切危险”，于是我们见到了这个充满人文主义理想的堂吉诃德。

　　四、最后，谈谈关于对堂吉诃德形象的不同认识与理解的问题。

　　堂吉诃德的性格是如此的复杂，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读者对他可能有各不相同的理解。《堂吉诃德》刚出版时，人们只把它看作一个逗人发笑的滑稽故事，一个小贩叫卖的通俗读物。它最早受到重视是在17世纪的英国，英国小说家菲尔丁强调了堂吉诃德的正面品质，他指出，这个人物虽然可笑，但同时又叫人同情和尊敬；到了18世纪，法国人则把这个西班牙骑士改装成一位有理性、讲道德的法国绅士。到了19世纪，在浪漫主义的影响下，堂吉诃德又变成一个悲剧性的角色，既可笑又可悲。（3）

　　一些文学大师对《堂吉诃德》的评价也不尽相同。英国的拜伦慨叹堂吉诃德成了笑柄；法国的夏多布里昂看到的是堂吉诃德的伤感；德国的希雷格尔把堂吉诃德精神称为“悲剧性的荒谬”或“悲剧性的傻气”；而海涅对堂吉诃德精神则“伤心落泪”和“震惊倾倒”。（4）

　　这里让我们来看看近一个世纪以来“堂吉诃德”在中国的一些遭遇。

　　20世纪初，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把堂吉诃德带进中国，不久，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有关同仁就指鲁迅为中国的堂吉诃德。于是，引发了关于“中国的堂吉诃德”的争论。堂吉诃德成了左翼作家讨论中国革命之目标与任务的一个切入点。鲁迅曾公开辩诬，并藉西欧、俄罗斯等外国作家的解读，谓哈姆雷特“一生冥想、怀疑，以致什么事也不能做”；堂吉诃德则“毫无烦闷，专凭理想勇往直前去做事”。鲁迅在《解放了的堂吉诃德》的“后记”中说，“堂吉诃德的立志去打不平，是不能说他错误的；不自量力，也并非错误。错误是在他的打法。因为糊涂的思想，引出了错误的打法”。

　　鲁迅创作的“阿Q”的形象（《阿Q正传》发表于1924年）被认为有堂吉诃德的影子，但前者显然只是后者的一个反衬，是一个失却了灵魂的影子。也就是说，鲁迅用阿Q创造了一个反堂吉诃德。

　　无论怎样，堂吉诃德有纯粹的理想主义在当时已成为普遍的共识了。

　　如果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堂吉诃德》在中国的接受具有文学和政治的双重色彩，那么八九十年代的探讨就显得十分的形而上学了。“文革”前后，杨绛先生首次依从马林校勘本从西班牙语原文翻译了《堂吉诃德》（首版于197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由于中国社会逐步进入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时代，物质主义的膨胀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精神的错位、理想的失落。于是堂吉诃德又一次成为人文学者关注的对象。以钱理群《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1993）为代表，堂吉诃德的冲动在中国逐渐转化为形而上学的思考。钱理群在这一著作中把堂吉诃德精神放大为民族借镜，提出了“集体堂吉诃德”等概念。也许，中国又到了急需堂吉诃德的时候。也许，钱理群从中国现代历史的某种集体盲动性看到了发动新启蒙运动的可能性。但是，一如水落进水里，他的意图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倒是受出版市场的驱动，又有十余个译本在神州大地上相继问世，从而使《堂吉诃德》这块精神画饼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继续貌似风光地孤独着。于是，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企图在当下现实洪流中犹如一滴渺不可见的水珠，旋即无声无息、无影无踪了。

　　再让我们回到2002年诺贝尔文学院的那一次民意评选上，就一些人对评选结果的解释来看人们对堂吉诃德形象的理解与争论。

　　2002年6月21日《文汇读书周报》登载了杨正润先生的文章《如果没有堂吉诃德》，其中说到：英国著名女作家多丽丝&S226;莱辛说作家们之所以投下这一票，是为了激起“应当被称之为受过教育的野蛮人”，“迷恋于电视和游戏机的年轻一代读书的渴望”。这个说法就涉及到了这次评选活动的文化意义和文学的社会作用问题。具体地说，这次评选活动的主旨是对于堂吉诃德精神的呼唤，也就是对于英雄和英雄时代的呼唤。正如杨先生在文章的结尾处所说：“我想，这恐怕也是反映了作家们的一种共同愿望：在一个英雄被淡忘、崇高被消解、理想被蔑视的时代，一个物欲和金钱带来‘野蛮’的世界，让年轻人也分得一点堂吉诃德的精神吧。如果没有了‘堂吉诃德’，这个世界将会是怎样一种情景？”

　　如果评选活动的主旨确如杨先生所说，那么我认为：杨先生和那“100位作家”对于堂吉诃德精神的呼唤虽无可厚非，而且令人感动，然而，这当中似乎又有许多东西值得怀疑与探讨。

　　首先，用这等“高雅”的方式去唤醒那些迷恋电视和游戏机的“野蛮人”，可能吗？他们自有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从现实生活中的摇滚歌星、影视新星、体育明星、时装模特儿……直到虚拟世界的“伊妹儿”高手、黑客杀手、聊天室至尊、游戏冠军……那里看得上什么“诺贝尔学会”或“著名作家”？别说是这种“空手套白狼”式的呼唤，便是用高额奖金去加以利诱，恐怕上钩者也寥寥。而且，只要奖金一到手，十之八九还会接着“野蛮”下去，而绝不会从此便改弦更张。

　　其次，那些“野蛮人”哪里是在追求“物欲”的满足和“金钱”的贪婪？难道他们那种“赔本赚吆喝”的迷狂，不也正是“堂吉诃德精神”的一种体现吗？难道这不也是一种理想和信仰？如果说不是，那么，所谓“堂吉诃德精神”的标准又是什么？谁说了算？“著名作家”吗？杨正润先生说：在屠格涅夫看来，堂吉诃德性格最大的特点是“对某种永恒的不可动摇的事物的信仰，对真理的信仰”和“对理想的信仰”。倘以此为标准来衡量那些“野蛮人”，他们的理想和信仰自然不能登大雅之堂。然而，所谓“真理”或“信仰”的标准又何在呢？真有“对某种永恒的不可动摇的事物的信仰”吗？而且这是可以强求的吗？

　　如果真理与信仰的标准是可以与时俱进，因时而变的话，那么，在以小康为奋斗目标的信息化时代，追星与上网又何尝不是一种理想与信仰？至少也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种生活方式，无论你如何地厌恶它、诅咒它或千方百计地抑制它、引导它，恐怕都无济于事。

　　堂吉诃德的确是一个忠实于理想与信仰的实践者，说他是“一位充满热情的战士”并不过分。但是，如果不问他忠实的是什么样的理想和信仰，而一味地赞美和推崇所谓的“堂吉诃德精神”，那么第三帝国的纳粹或大日本帝国的神风敢死队，又何尝不是高扬“堂吉诃德精神”的“充满热情的战士”呢？在那些死硬的纳粹分子和日本右派的心目中，第三帝国和大日本帝国，又何尝不是他们的英雄时代？

　　如果说，只有忠实于正确的理想与信仰的战士，才算是“堂吉诃德精神”，那么，堂吉诃德本人是否具备真正的“堂吉诃德精神”，可就成了问题。堂吉诃德就是一个没落的绅士地主和迷恋骑士制度的没落骑士。那么，所谓“堂吉诃德精神”究竟是在美化没落的骑士制度，为衰败的英雄时代唱挽歌；还是在嘲讽骑士制度和骑士小说，借题发挥地为“反抗一切敌视人类的力量”唱赞歌呢？当然，这是个见仁见智，大约永远不会有统一答案的问题。而且，正如巴尔扎克出于保皇和为贵族时代唱挽歌的目的去创作《人间喜剧》，却丝毫无损《人间喜剧》的伟大历史价值一样；无论塞万提斯的创作动机究竟是什么，同样不会影响《堂吉诃德》在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

　　所以，关于堂吉诃德的形象，既有它的矛盾复杂性，又有它的模糊性。对它的解读，总会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异。对它可以进行引申，但不可绝对化。

　　总之，堂吉诃德的形象具有巨大的概括力。他身上各种突出而又错综复杂的品质给了人们太多的解读与联想，人们可从不同的视角赋予其形象独特的意义，从而，堂吉诃德的形象也就有了恒久的价值与魅力！

　　五、从堂吉诃德这个形象身上我们看到了塞万提斯的什么？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看到，堂吉诃德的行为荒唐可笑，完全是因为受骑士小说的毒害，他所干的事也多是骑士的作为。但堂吉诃德奉行的原则又并不全是骑士制度那套虚伪的东西，他外出游侠，既建立骑士的荣誉，也除暴安良，救世济人，主持正义，清除罪恶。堂吉诃德的同情心是在那些受压迫、受欺负者的一边的。他的骑士道精神的外衣下，包含着许多人文主义思想的内容。这就是堂吉诃德性格中的矛盾，而堂吉诃德的矛盾就是作者塞万提斯本人世界观的矛盾的反映，也是人文主义理想与西班牙社会现实之间矛盾的反映。

　　塞万提斯的时代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变数的复杂的时代，这也决定了塞万提斯的矛盾与复杂。塞万提斯以歌颂女王的十四行诗步入文坛，却以贫病交加了却一生(虽竭尽全力，仍不能跻身于宫廷诗人行列，于是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藉小说聊以自慰。当时，小说作为一个新兴的体裁尚未得到上流社会的承认，处在巴洛克鼎盛时期的诗歌界和戏剧界大都视小说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劣等艺术)。他参加过抗击土耳其海盗的战斗、也曾随军驻防那不勒斯，却总是怀才不遇，以致多次上书国王请求职位(或到新大陆效命)未果。他曾被海盗虏至阿尔及尔并先后遭受5次牢狱之灾。他在阿尔及尔被关5年，回到祖国后又接连被捕入狱(第一次是在担任军需期间，被告非法征收谷物；第二次是在担任税吏期间，因储存税款的银行倒闭而涉嫌侵吞税款；第三次是无力为女儿准备足够嫁妆；第四次是门前有人被杀)。这就是塞万提斯坎坷的一生，这坎坷的经历形成了塞万提斯矛盾复杂的世界观，再加上塞万提斯本身博览群书后那理想化的书生气质，以及16世纪由盛转衰的西班牙现状，这必然地催生出了这样一个堂吉诃德。

　　所以后人读《唐吉诃德》，总是自然地以为唐吉诃德说的正是塞万提斯自己，这就不足为奇了。可以这样说，堂吉诃德既是作者讽刺的对象，同时又是作者理想的化身。这真是文学史上少有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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