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邀请：法律理论高手指点

一、 合理性原则与合法性的内涵及关系
合理性原则与合法性原则是行政法治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合法性原则是指行政权的存在、行使必须依据法律、符合法律，而不能与法律相抵触。它不仅要求行政机关进行行政活动时应遵循宪法、法律，还要遵循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合法不仅要求符合实体法，也要符合程序法。合理性原则是指行政活动内容要客观、适度、符合理性。由于社会、政治和文化不停地发展，为了更好地行使行政权，在此基础上便产生了自由裁量权。在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与扩大情况下，合理性原则便运用而生了。
合理性原则与合法性原则都是对自由裁量权行使的限制。但二者之间存在区别：（1）、二者起源不同。合法性原则主要是成文法上演化原则，而合理原则主要是执法、适用法律上演化原则；（2）、二者适用范围不同。合法性原则是全方位适用的，而合理性原则主要适用于自由裁量领域的；（3）、二者的表现方式不同。合理性问题随着国家立法进程的推进，有可能上升到合法性和层次，也就是说某事实问题，在成文确定前是合理性问题，在成文法确定后便是合法性问题了。从而言之，合理性原则是属于合法性原则的范畴。
　　二、对某市加强道路交通管理行为的举措的思考
某市为加强道路交通管理，规范日益混乱的交通秩序，作出一项新举措后，使得交通秩序忽然好转，盈得市民满意。然而万万没想到，交通部门自以为自己做了善事，却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各种看法与争议。
　　我们毫不犹豫地承认，从现行的法律规定来看，某市交通管理部门的行为的确是与法律相背的。因为我国宪法、民法通则都规定了公民的隐私权、肖像权不受非法侵犯，交通管理部门行使行政权时，应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自由裁量，而不应超越法律的限制采取适当的措施，除非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的需要。从形式上来看，交通管理部门的行为是违法的。
　　看事物应看其正反两面，从正面来讲，该市交通管理部门在主观上犯意，在客观效果上没有产生严重的社会危害后果。从主观动机上来说，交通管理部门是以加强道路交通管理，规范日益混乱的交通秩序；从客观社会效果来看，该举措侵犯了隐私权、肖像权等，但是最终它使该市的交通秩序好转，市民满意，这不正是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所需要的吗？说明了该行政决定是客观的、符合理性的。
　　　　本人认为，交通管理部门新举措无疑是一种良性违法行为。所谓良性违法，是指形式上违法，而动机端正和客观效果较好的行为。良性违法行为是法律与社会矛盾之间挤生出来新事物。由于社会现象的丰富多彩，人们的行为犹为林林总总，而法的作用是有局限性，那么法与社会、法与理就会存在着冲突，有的事情合理不合法，有的事情则合法不合理。法律对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的调整，难免挂一漏万；法律的调整总是滞后的，而社会的发展则是走在立法的前面的。无论人们如何超前立法，也不可能对未来明察秋毫。因此，合理与合法的冲突是难以避免的。
　　对待因合理与合法对立产生的良性违法，我认为应掌握好两个原则：一是容忍，二是尽可能快一点协调解决。
　　容忍是指不要把良性违法混同于恶性违法，不要急于追究违法责任。我们崇尚法治，但绝不奉信“法律万能”。社会秩序的价值、自由是目的，法是手段；道德是基础，法律是保障。某市交通管理部门为加强道路交通管理，规范日益混乱的交通秩序出台一项新举措，从而交通秩序好转，保障了人的生命权。只是该举措被人们不当利用，侵犯民个人肖像、隐私权，从而简单地将其定性为违法，有悖情理。
对某市交通管理部门的举措行为，我们不能盲目宣传，甚至加以推广，也不能全盘否定。因为我们虽不能坚守“恶法亦法”的信条，可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某市交通管理部门行为虽然是形式违法，带来一些不良社会后果，但它也提高社会公众的交通守法意识，规范日益混乱的交通秩序。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妥当方法调整该举措，向讲良性发展。

作者单位：浙江省泰顺县人民法院

这个案情和最近的新闻非常类似，全文如下：
最近，华北油田出台了下岗职工重新上岗的新政策，其中规定“双职工都买断工龄的，有一方可以上岗；离婚后的下岗职工等同于单职工，可以上岗。”这导致有很多夫妻为了增加上岗机会，突击办理离婚手续。

　　一项“动机良好”的政策却导致如此荒唐的局面，个中蕴涵，颇耐深思。表面上看，这一局面折射出下岗职工们的生存窘境。但其实，该政策则是当前并不鲜见的“羞辱性制度”的一个标本。

　　“制度性羞辱”，是社会伦理学家马格利特在《正派社会》一书中所提出的一个概念。在该书中，他力倡这样一种社会伦理规范：“不让社会制度羞辱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正派社会的第一原则不是做什么，而是不做什么”。

　　的确，在很多时候，“不做什么”比“做什么”更重要，如果“做什么”时过于莽撞，有可能事与愿违，这时候当然应该宁肯“不做”。而华北油田的这一政策，就在于其没有守住“应该不做什么”的界线———只考虑到了“应该照顾单身职工”，即“做什么”的问题，却没有考虑到这种政策的负面影响，在“上岗”对人们充满诱惑的情况下，明文规定有离婚证便可以上岗，实是对离婚行为的变相鼓励。权衡之下，这样的政策当然是不出台为好。显然，如此政策，在客观上已经对那些正为了生存挣扎的职工形成“羞辱”。

　　揆诸现实，“羞辱性制度”其实是一种相当广泛的存在。比如，人身伤害赔偿按户口类别区分不同标准就是如此一种“制度”；就学、就业按户口不同收费，不同分数、不同安置也是如此；推而广之，民工“暂住”管理方式，不同工资标准，也是源于这样的“制度”……

　　来自“制度”的羞辱，是最严重的羞辱，是人们最感无奈的羞辱，也是最易被习惯的羞辱，“长期的羞辱确实会使许多人不把羞辱再当作严重的伤害，他们当中有的甚至还不惜以进一步的羞辱去换取物质利益”，于是，社会的整体羞耻感将会因此而麻木，进而，秩序也会因此而被破坏———就像为了“上岗”而离婚，势必损害婚姻家庭伦理一样。因而，要追求社会的进一步和谐，即便不公平总是难以避免的，但我们必须向这些“羞辱性制度”开刀。

参考资料：新京报

我也是个人观点：
首先是合法性。由于现在不是严格“守夜人政府”的时代，政府做出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不能一概以法律明文规定为限，政府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是存在且应受到保护的。该市政府做出的行政决定属于抽象行政行为，程序合法，因而是满足行政行为合法性原则。
第二，这一行为“一视同仁”，“同一事物同样对待”，满足行政行为平等性原则。
第三就是合理性问题。行政法上的合理性主要指造成损失与取得利益之间的平衡、比例。个人觉得主要的争议就在于整治交通与产生的问题之间的价值衡量。认为合理的人可以主张整治交通效果显著，达到了当初的目的。制度的缺陷可以补充，无损于制度本身的合理性。反对者也可以说这一措施损害社会和谐、融洽，得不偿失。这全看出于什么角度了。个人还是偏向前一种看法，需要其他制度的补充，但是本身还是合理的。

行政的权利超越了法律的权威，法律本规则也，无规则的社会不仅不文明，而且最大威胁是安全。人类社会的安全感在逐渐消退，人的私有性破坏力增加了。如果法律规范不得行政命令，人类的大悲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