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关于法律上的问题行吗，

如题所述

当前中国法律信仰问题论争及隐忧
伯尔曼的“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一语，在我国法学界引发了一场关于法律信仰问题的激烈讨论。这场争鸣的积极意义在于，它不仅引发了民众对法律信仰问题的普遍关注与重视，还激发了人们对中国法治发展问题的进一步思索与探求。毋庸置疑，其背后的学术隐忧及给社会现实所带来的消极影响都值得我们关注。
譬如，中国学者阐发与争论法律信仰问题的范式与维度都基于静态的视角上，无形中把法律信仰的范围仅仅拘囿于“良法”之治上。换言之，他们把法律信仰赖以产生的基石——法律，看作是尽善尽美的人之理性。显然，上述思维视点不足以发现问题的本质，我们在观察中国法律信仰时不能仅把眼光投放于静态的应然状态，也应该从动态的角度去发现表象背后的本质。我们不应无视作为法律信仰基石的法律是一种现世的实然状态。换言之，随着时代的推演，不同时期的法律必然会表现为形式各异的时代特征，而作为意识形态的法律信仰，其必然会因法律形式的改变而随之变化。因此，视法律信仰为永恒不变状态的认识或观念是不科学的。
再譬如，随着这场争鸣的逐渐展开，我国部分学者从语言学的视角对伯尔曼所谓的“法律信仰”进行了解构，通过分析他们最后得出如下结论，即伯尔曼的话语有其独特的语境，所谓“信仰”也只能是一种美好的幻象而已。因此，当下的中国根本就不存在法律信仰缺失的问题等。此论点一出，就有学者积极回应，于是，先前对中国公民法律意识或法律信仰培育的种种探讨与努力便失去了其存在的理论基石，质疑培育公民法律信仰行为的声音也貌似很有理性。当然，学术争鸣是可以畅所欲言，但因为学术争鸣而放弃对法治精神与民众法律信仰的培育与努力是不应中断的。
通过分析，我们是否可以得出如下认识，关于法律信仰理论的探讨，我们应该转化一下思维，尽量去接近伯尔曼的本意，同时本着对中国法治文明进程有利的宗旨，这样的学术争鸣才更有意义。基于此，以现世治理规范——法律作为实然状态去探讨有关中国法律信仰的理论问题，以期能够获得有利于上述旨趣的认识，从而起到抛砖引玉之用才应为我们所采取的科学态度。
中国是否存有法律信仰
在判定中国当前有无法律信仰问题之前，我们完全有必要对“信仰”以及“法律信仰”等相关问题的实质内涵进行剖析。
信仰释义。《汉语大辞典》把信仰界定为“对某人或者是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极度的相信和尊敬，拿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榜样或指南”。基于此，信仰的本质就是对行动具有指南性作用的精神领域的活动。另据学者所言，“人类的生命与其他生命形式质的区别在于，他能从自身的生理需要中解脱出来，为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开辟新的领域和新的发展方向：精神的活动领域和精神的发展方向——超越包括自身个性在内的物质世界，以至于某种极境的发展方向，这就是信仰”。①依此判定，信仰即基于物质又具主观性。因此，针对不同信仰客体必然产生相异信仰，即便是针对相同的信仰客体，能否形成相类似信仰还需依仗其他相关因素。其中，地域因素是最值得关注的。“不管承认与否，事实上‘信仰’要素依然为法律所不可缺，并依然以民族国家及其文明类型为指归，也只能发生在民族国家范围内，不得不令人扪心深思”。②故此，形成相类似的信仰是有可能的，但必须把这个结论置于同一“民族国家”的语境之下。
法律信仰的内涵。基于上述理解，我们得出，法律信仰是人们的信仰以法律作为客体的精神活动领域。很明显，信仰与法律信仰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那么，信仰所具备的特征也必然会体验在法律信仰的特质之中。深入认识法律信仰的内涵，弄清以下问题是必不可少的。
首先，信仰是神圣的，但却未必是理性的。信仰是在物质基础之上产生的一种精神向导，具有很明显的主观属性。马克思指出，“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③信徒们怀着虔诚心去寻求的宗教是最为“神圣的天堂”，但这种宗教信仰却不是人们的理性选择。它是信仰主体对客观物质世界的一种畏惧与无奈，更多的是体现为一种无所归依的茫然。当然，信仰保有神圣性，有利于提升民众的服从意识，但这与理性无必然联系。
其次，法律是一种现世治理规则，也是一种价值追求的物质外现。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不同的立法主体会对其寄予不同的价值取向，通过既定程序转化为现实世界的治理规则，承载着某一特定时空内的生活目的和意义。但由于法律的调整范围仅限于人们的行为，所以，法律承载的生活目的和意义也是有限的。当然，法律尽管不是治理社会的唯一途径，但却是最有效的社会治理途径。此为法律信仰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基石。当然，这种法律也不全是理性的，因为这与统治者的立法价值有关。
再次，法律信仰是一种对现世规范而不是对社会应有秩序的信仰。既然信仰与法律均缺乏理性，这种理性的缺失必然会导致法律效力的低下，那么，理性的回归是法律信仰发挥效能的必然。然而如何使法律信仰获得理性，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要考虑法律本身是否具有理性的价值追求。此外，法律是统治阶级制定或认可的规范。由于法律“承载着某一特定时空内的生活目的和意义”，所以，以此法律做为法律信仰产生的基石，所衍生出的法律信仰必然具有现世性。具体而言，法律必须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为旨归。于此同时，法律信仰是一种根基于现实世界的法律规范的信仰。法律信仰不能脱离客观现实，这是由法律的时空性、信仰的主观性以及地域性的客观要求所决定的。
法律信仰在中国应为一个真实。法律信仰的产生、发展和变化是与法律制度的产生、形成和变化密切联系的。中国传统的法律制度，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和积累，形成了严谨的体系，广博的内容，具有独特的风格，在世界法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一般观点认为，中国早期法制是以习惯法为基本形态的，法律是不公开、不成文的。当时并不存在法律信仰有无的争议。
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充实、积累和进步的法律所形成的中华法系具“礼法合一”这一显著特征。所谓“‘礼法合一’，是指在中华法系法律制度中，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完全融为一体，法律的评判标准与道德的评判标准完全一致”④，在这种“礼法结合”为实质的法律规范的物质上所形成的法律信仰具有鲜明的“伦理价值型法律信仰”。“可以说，古代中国人对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宗法伦理的信仰是不亚于同时代其他民族对于宗教的信仰的。”⑤
伴随着中国政权的更迭，法律制度的演进，法制不断地朝着健康文明的方向发展，法律的“人为理性”不断显现，中国的法律信仰也逐渐发生转变，朝着自觉、理性的轨道发展。正像朱苏力所言“信仰法律可以说不仅仅是信仰问题，而是一个演进的理性选择结果。理性和信仰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一致性”。⑥
法律信仰亟需理性转化
法律信仰是理性抉择的结果，是向着靠近“理性”的道路发展的动态过程。那么，对法律信仰进行理性转换是我们当前的另一重责。我们可以尝试从以下方面入手进行理性转化：
让法律规范本身蕴含合理性的价值。首先，作为法律信仰基石的法律规范必须具有内在合理性价值。法律本身不但要作为一种统治管理的工具，也应当蕴含有一定时空的生活目的和意义。也就是说，法律本身不仅有预测的功能，更为重要的是现实的规范指导作用。
其次，蕴含合理性价值标准的衡量必须具有确定性。只有衡量标准的确定性才能给信仰主体以归属感和欣慰，使他们能够切身体会到求助法律能够获得某种满足，同时也给法律规范的实际运用提供了方便之门。很多学者都主张把“正义”作为衡量法律制定的标准，试想“正义”是一个多么令人向往却总是另人捉摸不透的诱惑。正如博登海默所说：“正义有一张普罗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呈现不同形状，并且有极不相同的面貌。当我们仔细查看这张脸并试图解开其表面之后的秘密时，我们往往会深感迷惑。”⑦由此看来，信仰主体求助于上述那种意义驳杂的“正义”无疑是求助于鬼神，它根本没有什么确定性而言。换言之，唯有学界对“正义”有了统一认识，以之衡量法律规范的设想才有可能。庆幸的是，近年来，法理学界逐渐形成一个统一观点，即“正义是人类存在与发展的理想性准则，是人在社会实践中对自身生存方式及社会关系是非、善恶、美丑的理性反思，是社会实践合规律性、合目的性、和谐性的概括和总结，是社会实践活动真、善、美的集中统一。”⑧暂且不去探讨这种认识是否科学，但这更加证明了衡量标准确定性的论点。
最后，法律规范蕴含的合理性价值应当以体现人性为准。中国古代法学家所阐发的“好利恶害”及“趋利避害”的人性论，无疑对我们当前的立法价值取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法律的合理性必须以体现和尊重人性，维护和尊重人们的现实利益，才能够使得信仰主体得到物质利益，以及高层次的精神满足。“在这个意义上，法律必定是具有功利性的，尽管这并不意味着法律或某个法律在所有的时刻给所有人都带来功利，也不意味着功利就是或者应当是法律的唯一性质”。⑨然而，正是基于这种确定性的标准，使得法律本身体现和尊重人性，法律的理性逐渐得到信仰主体的认可。这为法律信仰的理性转化提供合理的物质条件。
让法律信仰成为信仰主体的理性选择。法律信仰就是一种基于法律而形成的具有超然性导向的精神或意识，它的产生、存在和发展变化离不开信仰主体的自身选择。信仰主体基于理性选择为法律信仰的理性转化提供主体条件。既然“法律信仰是以相信法律是我们生活的恰切规则，并确定其（实在法）永远有待完善为特征的”⑩，那么，法律信仰的理性化过程也是主体选择的过程。
信仰法律并不意味着信仰主体要成为法律的奴隶。“信仰法律并不要求我们成为法律的奴隶，恰恰相反，唯有信仰法律并在此基础上采用护法行为才能成为法律的主人”。⑾讹信仰主体不成为法律奴隶的必经途径便是信仰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意识的提升，信仰主体在遇到不公正待遇时能够以权利为斗争武器坦然抗争，甚至在遇到挫折时仍不言放弃，始终怀着一种信仰的献身精神。履行法律义务是必须的，但对于一项制定的不好的法律，也应当遵守并且同时要竭力去寻找论据证明其错误，追求一种实体合理性。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导致对那些好的法律肆意违犯，也可以说是让信仰主体具备良好的信仰情感。
不同的信仰主体应当具备不同层次的法律信仰。由于信仰主体的职业不同决定了他们与法律接触的密切程度是不同的，所以不能“一刀切”地要求信仰主体们具有相同层次的法律信仰。尽管如此，但有一个基本事实必须要得到承认，即法律信仰是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其最低底线是法律不被违背。应包括以下几个层面的内容：首先，行使国家公权力者应当具备的基本法律信仰：明确权力的界限并在相应职权内依法办事；以法律作为行为准绳，扬弃法律工具主义的思想，树立为法律信仰而献身的精神；其次，法律职业者应当具备的基本法律信仰：坚守法律防线，以理性来看待法律问题；再次，普通民众的基本法律信仰：只需要对法律摆出一种“信仰的姿态”即可，也就是要求民众能够扭转义务本位观念为权利本位观念，具备基本的法律知识就行了。犹如法律“种类繁多，案例浩如瀚海，必长期刻苦钻研者始能窥其堂奥”。?⑿
法律信仰的理性转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法律信仰理性化不仅是法律文明的渐趋成熟的标志，同时，对其理性化的追求过程本身也对法治文明的促进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法律信仰的理性化使近代以来中国的法治改革步入文明轨道。近代以来的中国法治改革朝着文明宪政的方向进行着，虽然改革的步履艰难，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使得中国当代的法律制度逐渐趋于世界的“文明共同体”。
其次，法律信仰的理性化为当前中国建设法治国家提供精神条件。法治国家的中心便是确认法律至上的地位，而法律信仰的理性化便是要树立一种法律权威，法律权威得到民众认可和信服，促使法律至上地位的确立。当然，建设法治国家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离不开法治文化的重构，而法律信仰的理性转化便是重构法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环节。
最后，法律信仰的理性转化为社会稳定提供内在动力。理性化的法律信仰是高度自觉的内在诉求，信仰主体是基于一种物质需求满足后在精神层次的折服的期盼。当代社会的治理都是一种法律规则治理，所有事项都被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上，治理者的外在规范的要求与信仰主体内在的诉求相契合，为社会的稳定提供持久的动力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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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的，现在我老公是在一个大老板的下面做事，但大老板现在找不到了，而大老板前面所欠下的债务的人都来找上我老公，还有就是大老板不在也有我老公打下的欠条，但是没有我老公打下的欠条的人非要上我老公还这个钱我应该怎样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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