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九寒天的夜晚，我更愿意宅在家里，随心所欲读闲书。一段时间下来，我读了好几本写民国时期文化名人的闲书。 这些文化名人，都是学问大家，每一个名字都浸透着风雅；这些文化名人，都曾与教育结缘，有着教书育人的共同经历。当我的目光在字里行间行走，先生们的风采和风骨似乎触手可及。而将书轻轻合上，我只能远望先生们卓尔不群的背影。 远望这些先生，最令人叹服的是他们的学养。李叔同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创造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多个第一。他擅书法，工诗词，通丹青，达音律，精金石，善演艺，被学术界誉为通才与奇才。陈寅恪青年时期在欧美游学13年，不仅精通十几种语言，而且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他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担任导师时，被誉为“教授的教授”。金岳霖在回忆陈寅恪的文章中讲过一件事：“有一天我到他那里去，有一个学生来找他，问一个材料。他说，你到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线索去找其余的材料。”钱穆虽然没有读过大学，但在教学之余静心苦读，潜心治学，著作等身，成为继章太炎之后最具影响力的国学大师。 远望这些先生，最让人敬重的是他们的人格。梅贻琦曾任清华大学校长，在西南联合大学时期，他与普通教师一样租住的是窄小的民居，两把木椅放在台阶上算是客厅。当物价飞涨时，他封存了学校配给他的小车，辞退了司机，上下班全靠步行。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是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当校工们站在校门口恭恭敬敬地向新校长行礼时，蔡元培脱下礼帽，郑重地向校工们鞠躬回礼。这样的举动让校工们感到惊奇。要知道，那时的北京大学被人们戏称为“衙门”，学生上课起立嘴里喊的不是“老师好”而是“老爷好”。张伯苓是南开系列学校的创人，有一次他发现一名学生违反校规抽烟，当即给予了严厉批评。谁知这名学生不服气，顶撞道：“先生不也抽烟吗？您能抽烟我为什么不能呢？”张伯苓一时语塞。半晌，他拿出随身携带的烟杆和烟袋，将烟杆撅成两截，坚定地说：“我不抽，你也别抽！”从此以后，张伯苓再也没有抽过烟。 远望这些先生，最令人感动的是他们的教育情怀。蔡元培少年时期饱读经书，后中进士，成为清朝翰林院编修。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毅然离开翰林院，以一介布衣的身份回到家乡绍兴，走上了教书育人之路。马相伯是震旦学院、复旦公学的创人，为了创震旦学院，他做过一件惊人的事情：捐献自家位于松江、青浦等地的3000亩田产，并立下字据，永不反悔。抗日战争时期，陶行知在重庆创了育才学校，招收的是流离失所的难童和当地穷苦人家的孩子。学经费来自募捐和陶行知的稿酬，困难可想而知，但学校不向学生收取学费和生活费。有人感到不解，问陶行知：“你何必背着石头过河？”陶行知回答：“我背的不是石头，是爱人。” 远望这些先生，最让人着迷的是他们的教学风采。刘文典曾在多所大学任教，他上课有一个特点，就是从不用讲稿。一位学生问刘文典：“先生，您上课怎么不用讲稿？”刘文典指了指脑袋，笑着说：“全在这里。”刘文典给学生讲授古典诗词，有时浅吟低唱，有时慷慨悲歌。动情时，他会背着双手在讲台上来回踱步，一面摇头晃脑地吟诵着，一面示意学生跟着吟诵。有学生不愿吟诵，他虽不悦，但也不苛责，只是通过打比方来点拨学生：“诗不吟，怎知其味？欣赏梅兰芳先生的戏，如果只是看看听听而不出声吟唱，怎么能体会其韵味呢？”刘文典给学生讲《月赋》，特意选在农历五月十五的夜晚，并将讲课的地点从教室搬到操场上。一轮皓月当空，学生们围坐一圈，沐浴似水的月光，听大师声情并茂讲《月赋》，那场景即便只是想象一下也令人心驰神往。 先生是一种称谓，也是一种修为；先生是一种风度，也是一种力量。这些卓尔不群的先生在时光流逝中渐行渐远，留给我们的背影如一面镜子，照出的是我们的浮躁、浅薄和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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