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诸侯国 徐国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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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徐国，首先要说到大禹。大禹奉舜帝之命治理洪水，立下大功，得以继承舜的帝位。在他治水的过程中，东夷族领袖伯益的支持是功不可没的。正因为如此，大禹晚年也许是出于公心，也许是迫于舆论，准备禅位给伯益。可伯益淡于权位，主动让位给禹的儿子启，自己隐居于箕山之北。根据《史记?夏本纪》的记载，禹一开始准备禅位给皋陶，但是皋陶早早就去世了，而后禹就准备禅位给伯益，但启依靠武力夺位，建立了夏朝。

启子承父业，带来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改革，禅让制变成了世袭制，“天下为公”的原始社会进入“父传子，家天下”的奴隶社会。这不但改变了历史，而且改变了伯益所代表的东夷族诸多部落的命运。

大在公元前2170年（夏启六年），为了永绝后患，夏启将伯益杀掉了。为笼络人心，夏启一面以重礼安葬伯益，一面将伯益的次子若木封于徐（山东中部、南部，郯城一带），这就是徐国的创始。

夏朝期间，徐国国君大多贤明有为，徐国不断发展。夏朝对徐国不敢大意，经常进行征伐，掠夺财富和人丁，以削弱徐国的实力。这就引起后来徐国国君后羿、寒浞与夏的斗争。到了商代，徐国受征伐的情况大大减少了，徐国人在这种相对比较安定的环境中刀耕火种，在黄海地区创造出了灿烂文化。

到了商末，特别是周朝前期，徐国力量强盛起来，甚至超过以前任何一个时期。从周公旦开始，周成王、周康王几代中，西周和徐的战争是最频繁的。徐国参与了以武庚为首的商殷残余贵族的叛乱，抵制周公的东征。徐国的驹王起兵直接攻周一直打到黄河边上，徐的后人为“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而自豪。鲁侯伯禽（周公旦的儿子）经常不断地与徐国磨擦，《尚书?费誓》载：鲁与徐戎、淮夷有过激烈的战争，鲁国受到威胁很大，以至一度不敢打开国都的东门。周朝统治者一直认为强盛的徐国是周朝统治的严重威胁，所以对徐国不放心，频频征伐。对此，《诗经》中多有记载。面对倾天下之力而来的周朝，徐国屡屡败退，南迁到泗洪一带。此时，徐国国君曾以诸侯国首领身份率兵西征，与周对峙。周穆王不敢与挟庞大军队而来的徐国交战，承认徐君为诸侯的盟主。可以说，徐国是周王朝第一个名正言顺的霸主，比春秋五霸的兴起要早得多。 西周的中后期，王位子传到徐偃王手上，徐国在淮泗地区再度复兴，正如史料记载：“徐偃王处江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徐国的复兴引起西周担心，于是命楚国举兵讨伐。徐偃王生性仁义，不忍心因为战争而让徐、楚量规百姓受难，于公元前963年（周穆王十三年至十七年间）便弃国而走，定居到彭城武原县东山（今邳州西北徐山）下，随迁的百姓有数万之多。徐偃王还曾经率领部分徐国人经海路南下，到达浙江宁波一带。最终，徐偃王还是在追兵的压迫下，怀抱美玉投海而死。 由于徐偃王的仁义备受称赞，周在击败徐偃王后，又被迫封徐偃王的次子宝宗为爵，置都彭城，继续治理徐国，这便是今天的梁王城的由来。此时是在周共王（前922～前900）时期。

春秋时，齐国等诸侯国割据称霸，徐国再度南迁到淮南、江北苏皖接壤的淮泗地区。那时，徐国已经国力弱小，民心比较松散，没有多强的抵御力量，夹在大国之间，小心翼翼生存。

公元前512年（周敬王八年）夏，吴国派出使臣，责令徐国（今安徽泗县）和钟吾国交出领兵在外的公子掩余和烛庸。二国依仗有强楚撑腰，拒不从命，并私自放走二公子，让他们去投奔楚国。楚昭王十分得意，立即派出大员隆重迎接二公子，并让二公子在养地（今河南沈丘县）暂时住。接着，又命令莠尹然、左司马沈尹戍重修养城，把养城东北边的城父、东南边的胡田两块地方封给二公子，企图利用二公子危害吴国。这正好给了吴王出兵的口实。同年冬，吴王夫差派孙武、伍子胥兴师北渡淮河伐徐，放泗水水淹徐国。徐王章羽披散着发头，脸上刺青，将自己捆绑起来，领着妻子跪在夫差面前，请求保留国土，夫差不准。章羽无奈之下带着王室族人逃奔了楚国，徐国自此失去国号。

夏启6年封若木于徐之后，徐国经历了夏、商、周三个朝代，共有44代君王，存世1500余年。

徐在西周为东夷集团中最大的国家，《韩非子》说他地域五百里。《诗经大雅常武》篇说“率彼淮浦，省此徐土”。目前，在浩浩茫茫的历史文献资料中，很少见到徐国的具体经营状态，如经济、生产方面的文字。但是我们从出土文物，特别是青铜器铭文考古中，可以获得一些间接的东西。

古代青铜器出土文物，主要从商朝中、后期开始，到西周达鼎盛期。青铜器的制作标志着古代社会的生产和经济的发展。现已出土的西周青铜器有大量的铭文，极其丰富的证实和弥补了传统历史文献资料确切性及不足之处。西周金文中几次提到伐淮夷“孚吉金”的记录。“孚”相当于获取和掠夺的意思，“ 吉金”是优良的青铜器，徐戎是淮夷部族中最大的、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曾伯粟簋铭文载：“克逖淮夷，印燮繁汤（阳），金道锡行”，表明当时安徽繁阳以南的淮夷地区盛产铜和锡。《兮甲盘》铭记载西周关市之征，对南淮夷和诸侯百姓的相应规定，铭文中说：“淮夷旧我帛晦（贿）人，毋敢不出帛、其积、其进人。”“敢不用令，则即刑戴伐”，就是说淮夷必须向周王朝交纳吉金和财物，以及提供劳动力，否则就要讨伐。仅在周穆王时代，就发现十五器和淮夷有关的战争记录的铭文。《诗经鲁颂泮水》写鲁僖公征服淮夷，建造泮宫宴庆群僚的情况，以“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为尾结之句。

徐国的经济非常发达，是西周王朝赋税的主要提供地区，所以“征东夷”、“征东国”成为西周立国之后的主要战事，这在西周早期的许多青铜器铭文上也都有历史性的文字记载。徐国的经济发展还可以从徐器铭文和徐姓家谱及杂史中得到一些印象。例如：绍兴出土的“徐肴尹汤鼎”，“肴尹”是商朝、徐国、楚国设有管理祭祀的官员。《逸周书王会解》中有：“祝淮氏、荣氏”：“淮、荣二祝之氏也。”其中淮氏当系淮夷，居然当上了周王朝的巫祝，可见淮夷经济的发达带来文化的进步，不然，周王朝不可能把祭祀这一神圣的职务轻易地授给一个夷人。徐国是淮夷中代表性的国家，已经有十分明确的分工管理这方面的官员。

《诗经鲁颂炯》是歌颂鲁国养马众多的篇章，相对来说淮夷地处江淮河网交错，航运事业占着优势。《英山徐氏宗谱》载：第三十八世祖先徐畅，“畅仕梦为司楫，主航运之事。周昭王南征，使畅操舟事之，行之汉泽，舟失其底，昭王死之，逸于南昌，报父仇也。”“司辑”是管理航运和船舶的官员，联系早先出版的《中文大辞典》“徐偃王”条下注：“穆王时徐子治国，仁义着闻，欲舟行上国，乃导沟陈蔡之间……”徐国居然想以航运的优势开凿运河，其国力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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