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西湖的历史、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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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早期的杭州还是海潮出没的沙洲

远古时期，今杭州西湖以东地区，是一片潮汐出没、土地斥卤的茫茫海滩，在西湖西北广阔的冲积平原上，则是原始居民栖息繁衍的地方。1935年，在杭州城西北二十多公里的良渚，发现有约当公元前三千三百年到前二千二百五十年的新石器晚期的文化遗址。考古学家从中发掘出斧、■、刀、戈、镰、铲、镞等石器工具，以及壶、豆、盘、簋等造形规整、质地匀净光泽的黑色陶器，考古学上称它为“良渚文化”。以后，在良渚以西半山附近的水田畈遗址中，发现了碳化的稻谷凝块，在比良渚更接近市区的老和山麓，解放前后又发现堆积有红烧土、灰烬、兽骨烬和陶器残片的五座灶基，以及大量石器、玉器①。以上的考古发现，反映了在距今五千年前后，杭州的原始居民在老和山麓及其迤西一带居住和从事生产活动的情况。

先秦时期，今杭州市区仍是海潮出没的沙洲，当时属于吴、越的领地。楚威王七年（前333年），楚灭越后，又成了楚国的属地。

2.秦代的钱唐县

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年），在吴、越旧地设置了会稽郡（治吴县，今苏州）。汉会稽郡统辖二十六县，其中之一的钱唐县是杭州历史上最早的建置。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南巡会稽时，“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②。浙江即钱塘江，由于当时西湖仍与江、海相通，和烟波浩淼的钱塘江连成一片，波涛汹涌，只好再溯江西行一百二十里到今富阳境内江面较狭处过渡去绍兴。相传在今宝石山下，还有“秦始皇缆船石”的遗迹，元人陶宗仪记载此事云：“父老相传云，此石乃秦始皇系缆石。盖是时皆浙江耳，初无西湖之名，始皇将登会稽，为风浪所阻，故泊舟此处”③。又据传说，今将台山为当年秦始皇因渡江而登山了望的地方，故名“秦望山”。以上说明秦时钱唐县附近的浙江水面颇为辽阔。

关于钱唐县的地理位置，最早见于记载的为南朝刘宋元嘉年间（424—453年）曾任钱唐县令的刘道真所著《钱唐记》：“昔一境逼近江流，县在灵隐山下，至今基址犹在”①。其后，北魏郦道元为《水经》作注亦云：“浙江又东迳灵隐山。……山下有钱唐故县，浙江迳其南”②。他们所说的位于灵隐山下的钱唐废址或钱唐故县，当指六百多年前秦代初建县的遗址。今西湖群山中并无名灵隐山者，但北高峰东南的灵隐寺建于东晋咸和元年（326年），在刘道真撰写的《钱唐记》之前，根据以山名寺的惯例，可以推断其时灵隐山可能即今灵隐寺所在。又秦时武林湾（西湖的前身）深入今西湖以西，近北高峰东麓，这与县治“在灵隐山下”，县境“逼近江流”也是符合的。

西汉时，钱唐县一度成为会稽郡西部都尉治所。汉武帝元狩年间（前122—前117年），更上升为会稽郡治。王莽时（9—23年），更名泉亭县③。东汉光武时，又恢复钱唐故名④。据《汉书·地理志》，会稽郡钱唐县下载：“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东入海”。武林山指西湖群山，其时发源于西湖群山的诸水（武林水），入海而不入湖，可见西汉时期武林湾仍与海相通，杭州地区尚未成陆。

3.西湖的形成与杭州市区的成陆

刘道真《钱唐记》云：“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郡议曹华信家议立此塘，以防海水”⑤。华信为东汉时会稽郡的地方官，刘道真追述他所创建的海塘“在县东一里许”，说明了当时钱塘县治已从灵隐山下向东迁徙到距江边或海边约一里处。《钱唐记》又云：“明圣湖在县南二百步，县西有石姥山”⑥。按明圣湖即西湖，石姥山即宝石山，说明东汉时钱唐县治乃迁于西湖北面宝石山的东麓今武林门内。华信在县东一里许所修建的海塘，约当今杭州市区中河一线。

自华信修筑钱塘后，原武林湾终于与海隔绝，西湖由此形成。杭州城区的成陆亦自此始。以后，随着钱塘江口泥沙的淤积而不断向东扩展。

4.六朝后期钱唐县上升为郡

六朝时期，钱唐县因有山川湖泽之利，北人南迁有不少在此定居。南朝萧齐永明四年（486年），桐庐县唐寓之领导的起义军攻占钱唐县时，由“抑（柳）浦登岸，焚郭邑”①。柳浦位于凤凰山下的钱塘江岸，为南北往来的重要渡口。说明钱唐县城以南新淤涨的大片地区已得到开发。唐寓之在钱唐县建都称帝，“以新城戍为天子宫，县廨为太子宫”②。当时钱唐县已建有城郭，约当今杭州市区西北部中山北路与环城西路之间，范围虽较狭小，但已粗具规模。其后，梁太清三年（549年），即改钱唐县为临江郡，陈时改置钱唐郡，从此上升为郡一级的治所③。
二、隋、唐时的杭州

1.隋代的杭州城与余杭郡

隋初废郡存州县，开皇九年（589年）平陈，钱唐郡改州时，移置余杭县，因名杭州，杭州之名始见于此④，钱唐县成为杭州的属县。次年（590年），又移居钱唐城。十一年（591年），隋文帝派杨素平定杭州杨宝英的叛乱后，“移州于柳浦西，依山筑城”⑤，即由凤凰山东麓逶迤而北。其范围大约东至盐桥河以西（今中山中路），西濒西湖东岸（今湖滨路、南山路），北及钱唐门（今六公园附近）。城垣南北狭长，“周回三十六里九十步”⑥，当时鉴于吴山逼临江

浒，而隔其山于城外①，因而东墙在吴山地段呈向内凹进的弧形。

杨素筑州城于柳浦后，钱唐从此成为地当交通要冲的大县，并上升为州的治所，这也是杭州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州城。

隋炀帝即位后，复改州为郡。大业三年（607年），改杭州为余杭郡，钱唐又成了余杭郡的属县。隋炀帝开凿以洛阳为中心的运河网，杭州成为江南运河的终点，东南交通的枢纽，其地位起了显著的变化。所谓“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②，为日后杭州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2.唐代杭州六井的开凿与西湖的整治

唐太宋贞观初（627年），杭州属江南道。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改为江南东道。肃宗时（756—762年），在杭州设置了江东防御使。唐末昭宗时（888—904年），又升杭州为大都督府。

唐时的杭州，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而开始繁荣。唐政府对杭州地区的水利建设极为重视。玄宗开元元年（713年），在海盐重筑海塘六十二公里，以抗御海潮对杭城的冲击。代宗年间（762—779年），杭州刺史李泌为解决杭州因成陆未久，地近江海“水泉咸苦”，不宜饮用的困难，在城内开凿六井：相国井（今解放路井亭桥西，因李泌后升任宰相，后人称它为相国井）、西井（今延安路南口）、金牛井（在西井西北）、方井（俗称四眼井，在金牛井西北）、白龟井（在今龙翔桥之西）、小方井（俗称六眼井，在今小车桥附近）③。这六处水井，都不是穿地而成，而是用“开阴窦”的方法，即在涌金门至钱唐门之间，沿湖分置水闸，掘地为沟，用竹管引湖水入井。所谓“井”，也就是容积较大的地下蓄水池。因为井水引自西湖，西湖的水源出自山泉，水质很好，从而保证了城市居民的饮水需要，从此，“民足于水，井邑日富”①。长庆二年（822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对李泌所修六井作了疏浚，并在钱塘门外石函桥附近（今少年宫一带），修筑了一条湖堤，以增加西湖蓄水，进一步保证了六井的水源。

六井的修建和西湖的整治，为城市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杭州经济日渐繁荣，人口也迅速增加。据《乾道临安志》记载：“自陈置钱唐郡，隋废郡为杭州，户一万五千三百八十；唐贞观中，户三万五百七十一，口一十五万三千七百二十九；开元中，户八万六千二百五十八”。在一百多年间，户口增加了近五倍。当时城北武林门一带，由于大运河的通航，成为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城东南的江干一带，成为海外贸易的码头，江中海舶云集，市区内商铺众多，所谓“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①，俨然成为东南一大都市。到宪宗时期（806—820年），杭州已是“户十万，税钱五十万缗②，占全国财政收入一千二百万缗的二十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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