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药>>中对中国人国民性的批判

请结合<<狂人日记>>,散文<<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谈谈小说<<药>>中体现的鲁迅对中国人国民性的批判.

万分感谢,好的追加分=D

  在我看来,鲁迅思想中最可宝贵的地方就是对国民性的批判,鲁迅的国民性批判主要体现在下面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对流氓精神的批判,第二个方面是对戏子文化的批判,第三个方面是对奴隶状态的批判。

  第一个方面是鲁迅对中国流氓精神的批判。

  在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两三年内,鲁迅反复使用“流氓”这个词语作演讲和写文章。他尖锐地批评说,中国的政治家有什么原则可言呢?无非就是一群随意杀人的流氓。自然,中国的政治也就是流氓政治了。

  我在仔细研读鲁迅的杂文和小说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很奇妙的现象:他对历代的农民起义持严厉的批判态度。从陈胜、吴广到黄巢,一直到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他对这些我们今天的官方历史教科书中用马列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都是正面人物的、代表农民利益的领袖人物,却持一种非常坚决的批判态度。他从这些人身上发现了中国文化中一种很深刻的、渊源流长的流氓精神。这些所谓的“农民起义领袖”,其实没有几个真正具备了农民的身份,所以更确切地说他们是流氓无产者。我们看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水浒传》,一位叫萨孟武的学者发现,梁山一百零八个好汉中似乎没有几个是真正的农民。在这些“流民”的身上,凝聚了中国人国民性中最负面的东西,这就是破坏的、暴力的倾向。

  鲁迅在几篇文章中,用非常愤怒的笔法谈到了明代末年的起义将领张献忠。张献忠的起义并不是要解放农民阶级,这是后人赋予他的一个宏大理想,其实他起义无非就是推翻一个皇帝,然后自己来当新皇帝。当他发现李自成在北京登基以后,当他发现自己没办法坐到皇帝这个位置以后,他便丧心病狂地对他的占领区和他的军队经过的地方的人民进行残酷屠杀,这种屠杀的惨烈程度超过了明朝官兵对人民的屠杀,也超过了满清军队对人民的屠杀。特别是张献忠在四川丧心病狂的屠杀,我是四川人,我这几年看很多四川的地方志,从中看到了很多触目惊心的记载。张心中的想法是,反正这份家当我不能拥有它,我就要把它毁了,宁可毁了也不能让别人拥有。这种流氓精神一直延续到今天,并没有根本的变化。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就是流氓们“成王败寇”的历程。

  第二个方面是对戏子文化的批判。

  我在《铁磨铁》一书中有这样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优孟中国》。大家都知道“优孟”是古代中国对演员的一种称呼,“优孟”也就是“戏子”,这是一种带有贬义的称呼。鲁迅在他的几篇杂文中反复强调,整个中国实际上就是一个大舞台、就是一个大戏场,在这个戏场中每个人都有双重身份、双重角色。一方面在这个舞台上表演,另一方面又坐在下面看表演。表演和看表演的两种身份、两种角色,在每个人的身上都时刻发生着转化。每一个人的优孟人生最后便缔造出了一个庞大的“谎言帝国”,“表演”和“说谎”成为多数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方式之一。

  鲁迅有一篇非常有名的短篇小说《祝福》,这篇文章被收录在中学语文课本里,我相信在座的朋友们大都学习过这篇小说,但是语文老师的讲解离小说的本意相差甚远。这不是一部反映阶级斗争的作品,而是一部解释中国人精神创伤的作品。在《祝福》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就是祥林嫂的儿子阿毛被狼吃了以后,他就到处向村民讲述这个悲惨的情况,村里的人也纷纷来听她讲故事,一些老太太没有听到,还专门从别的地方过来听她讲。这些人听祥林嫂讲这个故事,其实并不是对祥林嫂的同情、怜悯,他们是跟去看一台社戏、看一台表演同样的心态,他们来寻求一种娱乐、一种刺激。当然在看戏、在听戏的过程之中,人们也会落下眼泪。当眼泪流完以后,大家就心满意足地各自回到自己的家里,然后津津有味地来讨论细节。这样,祥林嫂个体的悲惨遭遇就成为人们娱乐的一个很好的材料。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贫穷的乡村里,普通农民几乎没有任何的娱乐方式,于是这样一些场景就成为他们最好的娱乐。人们从别人的悲惨故事中获得某些快感,从而使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屈辱的地位、在现实生活中遭受的痛苦成功地实现了缓解、麻醉和转移。这一点恰恰揭示了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残酷性。

  戏子文化的残酷性还体现在鲁迅的另一篇小说《药》中。这篇小说中夏瑜这样一个人物,想用自己正义的、崇高的献身行动来唤醒同胞、唤醒民众。但他们的同胞却把这样一些人看成是演员、看成是戏子。所以,那些白胡子的老头,那些二十多岁的男人,还有刽子手康大叔等人,都在兴高采烈地讨论着夏瑜将被用什么样的方式处死。他们把一个很庄严、很神圣的事情戏剧化了。殉道者丧失了尊严感。这就使得在中国多灾多难的土地上,不会再有任何真正悲惨的事情,也不可能有任何认真的、严肃的事情。我在一篇文章中写到,这些民众的行为其实是对夏瑜这样的启蒙先驱的第二次杀戮、第二次谋杀。这种杀戮比满清政府的杀戮更加可怕。

  鲁迅国民性批判的第三个方面是对中国人奴隶心态的揭露。

  最近我在看抗战时期的一些史料。在侵华日本兵东史郎的回忆录中,几个日本兵押着两三千中国平民和被俘士兵,让这两三千人按照几十个人一排地排好,由后面一排人把前面一排人用绳子捆起来,挖一个坑,把第一排人推到坑里去,再由下一排人对前面的人做同样的处理。就这样在一天的时间里,这几个日本兵没有费一粒子弹就杀害了几千个中国人。每当读到这样的段落的时候,我就发现了鲁迅思想现实意义。鲁迅说过:“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做‘人’的资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为了逃避下于奴隶的厄运,“这时候,老百姓就希望来一个另外的主子,较为顾及他们的奴隶规则的,无论仍旧,或者新颁,总之是有一种规则,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他的概括是何等的准确!

  鲁迅明确提出了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有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鲁迅在一篇杂文中说,这些阔人家里养的叭儿狗,当他们的主人还没有叫他们去咬一个穷人的时候,它就会主动扑上去咬,它对待穷人比主人更加冷酷无情,它知道这样做一般都能获得主人的赏识。在奴隶和奴才这两种生存方式中,奴才更值得谴责、更值得批判。鲁迅说,所谓的奴才可以用四个字来内容,也就是“奴在心者”,就是在内心深处自觉地把自己当做高等奴隶的人,他们还通过种种的努力,使“奴隶”和“主人”的二元格局更加牢固。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摆脱奴隶的生活状态呢?那就是“立人”。旅美作家易大旗在《审视我们的时代——后鲁迅时代的中国人》一文中指出,鲁迅毕生都为中国人成为其“人”而疾呼,他说:“列国是务,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尊精神。”而要“立人”,就得把个人从国家主义、集体主义的牢笼里释放出来。在恪守民主自由原则的公民社会,个人权利、公共权利和人类普遍权利是鼎足而立、不可分割的,这是公平、正义和尊严之所系。人们在饿得直翻白眼,像虫子一般成群死去时,是没有尊严的;人们在被驱策着互相咬噬争斗时,是没有尊严的。如今能吃上一口安稳饭,而政治揭发和告密又在日常生活中渐渐淡出,确然是时代的进步。但还不够,即使是已经获得的部分做人的权利,也还没有制度和法律的保障。做人的尊严绝非权力者御赐的丹书铁券,《动物农场》里造反的猪们,如果真能争取到“人人生而平等”,它们就从猪变成人了;然而它们在革命成功之后,却把动物分成三六九等,自由的“配给权”掌握在猪族手里,那么它们仍然不是人,只是一群猪而已。孙志刚和李思怡悲惨的死亡,都表明在今天的中国,实现“立人”之目标何其之远。

  作为精神界之战士,鲁迅的一生是启蒙的一生,救赎的一生。而他启蒙与救赎的旨归则在于“立人”。“立人”是鲁迅思想中一个相当重要的观念,这在他早期的论文《摩罗诗力说》中就已经明确提出来了。鲁迅强调说,“立国必先立人”,翻译成今天的说法,就是“人权高于主权”。没有人权的主权是虚幻的主权、是少数统治者的主权。一个国家要真正实现强大,每一个人都得成为现代社会文明的、民主的、有公民责任感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人、个体。只有先立人,这个国家才能立起来。鲁迅认为,中国人从来就没有知道过做人的资格,中国人一直都挣扎在想做奴隶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两种生活不断地交替。同时中国人不是被外国的侵略者所蹂躏,就是被本国的奴隶者所奴役,不是被强盗抢夺就是被官兵杀戮。而鲁迅先生本人则从良知和理性那里领来了一份责任,他执意要揭穿专制的本质,鲁迅用他充满血泪的文字来表明:中华民族要成为一个有尊严的民族,中国人要成为一个有尊严的人,必须进行深刻的、全民族的文化批判和心灵忏悔,以获得文化精神与国民性格的“凤凰涅盘”。

  鲁迅与他所生活的时代以及此后的时代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对峙。鲁迅矢志不渝地拒绝各种“主义”和各类政权的招安及戕害。鲁迅是他那个时代的黑暗的最尖锐的控诉者,也是对中国的历史及未来的明察秋毫的批判者。他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不可能过上幸福的生活。最后我想讲一个问题,就是“假如鲁迅活到一九四九年以后会怎样?”这是一个很长一段时期内鲁迅研究界不敢面对的问题。一九六六年第十四期的《红旗》杂志曾经发表社论说:“鲁迅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在于他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比崇敬和热爱。他在早年曾有过‘彷徨’,但是,当他找到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找到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之后,他就下定决心,俯首听命,甘愿做无产阶级革命的‘马前卒’和‘小兵’。鲁迅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不顾托洛茨基匪帮的造谣中伤,不顾周扬们的欺骗攻击,他始终坚定地跟着毛主席走,勇敢地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这是迄今为止我所看到的对鲁迅最粗暴、最可耻的歪曲和阉割。不过,鲁迅生前早就知道,死后会有苍蝇蚊子围绕着自己的尸体嗡嗡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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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9-06-08
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是个老问题,阿Q、风波、药以及众多杂文等等都是这一主题的反映。鲁迅的深刻还在于能从国民性批判中引出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而且用高度概括的形象表现出来,如“看客”、如“西崽”,可以说,浸在民族的文化血脉中体验其悲苦,20世纪中国没有人能超过鲁迅。
鲁迅还有一些小说如孤独者等,有一个国民性批判的外表,但有更深的内在,那是鲁迅对先知先觉者孤独的体验。这其实是他早年日本时代的写下文化偏至论时就曾考虑过的问题,对于民众的不信任,对于一些西方所谓“现代”观念的怀疑,一直贯穿在鲁迅的写作中。
象影子一样徘徊在明与暗之间,这是“历史中间物”的宿命。
第2个回答  2009-06-08
你可以搜呀
真的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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