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除了这俩,各地方还有基层的党委、人大、政协啊!!
2 表面上人大是中国的最高决策机关 但是一些政策的出台不出台也不是一个小小的人大说的算的,你光想知道最后谁决策 但你知道决策的过程吗 过程其实比最后复杂!! 那么,中国的最高决策是什么样的呢?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当年在看一篇论文时,笔者经调研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但是,笔者问过很多中国现职外交官,他们往往也都说不清中国外交决策的过程到底是怎样的一番情景。从办事员到处长到司长到部长到国务委员到最高领导人,没有人能够清楚描述出其中规律性的东西。中国的外交官不明白,中国的外交事务专家也不明白,媒体和公众更是不明不白。由此,人们不难想像,在美国学校里讲授中国外交决策过程的教授们也不过是在一头雾水中用美国人的模板来套取中国的外交决策模式。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中国决策体制的不透明性,而这一点又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的挑战和批评。
其实中国的最高决策被三股势力所左右。而这三股势力分别是:中国的国有企业、中国省级诸侯及其周边势力和跨国公司。从目前来看,中国大量政策措施的出台或出不了台,大致都是这些情景。
首先,“国”字当家,富了方丈,穷了庙。尽管中国的国有企业越来越成为中国政府决策的包袱,但是,无论是从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到现在的市场经济时代,中国国有企业的影响力一直左右着中国主要的决策部门;尽管中国的国有企业的势力越来越衰弱,尽管中国的民营企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是,目前,民营企业的影响力远远没有达到超过国有企业的质变。最新的例子就是说,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正在带领中国200名企业家在美国购物,但是,笔者相信,其中绝大多数(应该是90%以上)仍然还是来自国有企业,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也仍然如此。跟随国家领导人出访,这样带有垄断性的“政治待遇”暂时还不会广泛地“授予”民营企业。一年前,笔者曾经就此问题问过中国商务部的高级官员,他们在承认这个事实的同时,也在解释,“政治待遇”下放还需要一个过程,尽管个别民营企业家已经跟在中国国家领导人的身后。
其次,地方诸侯,与中央争锋。中国的地方保护主义是有悠久的历史传承的,而以省级为代表的地方诸侯,在今天的中央决策中的作用已经非同寻常。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地方大佬说话的声音要远远高于其他地方的诸侯,比如,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山东、辽宁等地在中央的影响力莫不如此。从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地域来源分析来看,出自上述地方的大员也是比比皆是。记得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广东的叶飞之所以被请到中央“高就”,据说当时一个重要的考量就是,担心叶在地方上进一步坐大,进而影响中央政策在地方上的执行。其实,类似这样的情况又何止叶一人?中央决策出不了中南海,并非空穴来风。最典型的例证还有,各省驻京办事处都是地方势力在京城的院外活动集团,都是在为地方利益效力,这也可能是中国特有的现象。
最后,洋人携中外两股势力对中国中央政策施加强大压力。对于这一点,国人往往不是很清楚。典型的例证就是,给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国民待遇,但是,不给中国企业享有跨国公司享有的优惠待遇。如果说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外国势力对中国的影响仅仅限于外国政府的话,那么,到了今天,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既是外国企业向中国施加压力的总结的一年,又是向中国未来施加新压力的开始的一年。一方面,跨国公司直接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和影响。每当中国领导人接见国外大企业家时,每当中国领导人出国参观大企业的工厂时,正是这些企业向中国“软压力”最好的时候。另一方面,在跨国公司直接向中国施加压力不能得力的时候,他们往往会通过向本国政府施加压力,再又本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压。由于跨国公司具备这样的优势,因此,在很多时候,中国国有企业甚至地方诸侯都无法与跨国公司抗衡。这也是为什么说,现在的中国是资本主义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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