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的22个皇帝中,唐宣宗李忱无疑是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个。
因为从小到大,他一直被视为“智障人士”。
在整个长安城,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这么认为。
从他出生的元和五年(810年)起,到他登基的会昌六年(846年),整整36年间,他几乎从未享受过真正的亲王待遇。而且当武宗皇帝病危、大明宫的各派政治势力正在为新君人选展开激烈较量的时候,他却一无所知地在远离长安的某个地方云游和漂泊……
然而所有认识他的人做梦也不会想到,仿佛就在一夜之间,历史老人的诡谲之手就把这位曾经的“智障人士”一举推上了大唐帝国的金銮殿,让他摇身一变,成了唐朝的第十八位天子!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李忱即位之后,忽然爆发出前所未有的胆识、智慧和魄力,不但一举消灭了为患帝国长达半个世纪的“牛李党争”,而且极大地遏制了一贯嚣张跋扈的藩镇势力和宦官势力,最终还把沦陷于吐蕃人手里将近百年的河湟失地全境收复,缔造了唐朝中晚叶绝无仅有的最后一抹辉煌。
从“智障人士”到流亡者,再到游方和尚,最后又君临天下,成为一代强势帝王……唐宣宗李忱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波澜壮阔,完全超乎人们的想象。
那么,这一切究竟是怎样炼成的?
李忱是唐宪宗李纯的十三子、唐穆宗李恒的弟弟,也是敬宗、文宗、武宗三朝天子的皇叔。如此尊贵的一个宗室亲王,怎么会在整个前半生都被当成傻子呢?
一切都要从头说起。
李忱原名李怡,他虽然是宪宗的亲生儿子,后也被封为光王,但却是庶出--母亲郑氏只不过是一名身份卑微的宫女。由于母亲地位卑微,光王李怡出生后自然享受不到其他亲王那样的荣宠,只能在一个无人注目的角落里孤独成长。所以他从小就显得落落寡欢、呆滞木讷,往往与其他亲王群居终日而不发一言。长大成人以后,这种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愈发严重。人们纷纷猜测,这可能和他在穆宗年间遭遇的一次惊吓有关。当时光王人官谒见懿安太后,不料刚好撞上官人行刺,虽然是有惊无险--此事并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但从此以后光王就变得更加沉默寡言。十六宅(李唐宗室亲王的聚居地)的皇族宗亲们于是认定,这个本来就呆头呆脑的家伙这回肯定是吓傻了。
此后无论大小场合,光王就成了专门被人取笑和捉弄的对象。有一次,文宗皇帝在十六宅宴请诸王,席间众人欢声笑语,唯独光王闷声不响,文宗就拿他开涮,说:“谁能让光叔开口说话,朕重重有赏!”诸王一哄而上,对他百般戏谑。可这个光叔始终都像一根木头,无论大伙如何戏弄他,他甚至连嘴角都不动一下。看着他那逆来顺受的模样,众人越发开心,文宗在一旁笑得前仰后合,众人也不断哄堂大笑。
可是就在这时候,有一个年轻的亲王却忽然止住了笑容。
这个亲王就是后来的武宗李炎。
虽然李炎刚才戏弄光王的时候也很起劲,可现在他忽然在想--一个人居然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都不为一切外物所动,他如果不是愚不可及,那就是深不可测!
李炎忽然有点儿不寒而栗,他下意识地觉得,光王很可能属于后者。
到了李炎登基之后,多年前那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始终挥之不去。
武宗李炎越来越觉得,光王内心深处极有可能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东西。倘若真的如此,那他这个天子就不能对此无动于衷了。
身边留着这么一个“深不可测”的人,迟早是个祸害!
于是,后来种种“意外事故”就频频降临到光王身上。要么是和皇帝一起玩马球时突然从马上坠落,要么就是在宫中走着走着,忽然被什么东西绊倒,一骨碌从台阶上滚了下去……总之没有一次不是摔得鼻青脸肿、满身伤痕。
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午后,光王和诸亲王随同天子出游,其间众人又在一起聚宴畅饮,酒后回宫时天色已晚,大家都有些醉眼朦胧。没有人注意到,那个倒霉的光叔又一次从马背上“意外”跌落,昏倒在了冰天雪地之中。
武宗李炎料定--“失足坠马”的光叔这次肯定是回不来了。
可是,第二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人们就在十六宅里看见了光王--一个活的光王。
尽管走路的时候一瘸一拐,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可一个活生生的光王还是出人意料地站在了武宗李炎的面前。
他好像死不了,无论怎么折腾就是死不了!
武宗李炎最后终于横下一条心。
他不想再煞费苦心地制造什么“意外”了,他决定一劳永逸地翦除这个潜在的祸患。
随后的一天,光王突然被四名内侍宦官绑架,不由分说地关进了永巷,几天后又被捆得像个肉粽一样扔进了宫厕。内侍宦官仇公武对武宗说,这种贱骨头没那么容易死,干脆给他一刀,一了百了。武宗点头同意。仇公武随后赶到宫厕,趁人不注意,偷偷把奄奄一息的光王捞了出来,随即用粪土覆盖在他身上,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他运出了宫。
经历了九死一生的光王,从此离开长安,流落民间……
后来的许多笔记史都称光王隐姓埋名,跋山涉水,一路逃到了浙江盐官(今浙江海宁西南)的安国寺落发为僧,法名琼俊。二百多年后,北宋的大文豪、著名的佛教居士苏轼途经此处,追忆唐宣宗李忱的这段传奇人生,特地留下了一首诗:“已将世界等微尘,空里浮花梦里身。岂为龙颜更分别,只应天眼识天人。”
会昌六年春天,唐武宗李炎病危,他的几个儿子都还年幼,帝国没有储君,朝野上下人心惶惶。
就在这个微妙的时刻,早已被世人遗忘得一干二净的光王,忽然在宦官仇公武、马元贽等人的簇拥下,出人意料地回到了长安。
这一年暮春,光王李怡成了“皇太叔”,而且改名李忱。
所有人都知道,在“皇叔”的称谓中多了一个“太”字,就是储君的象征。当年的智障人士,居然马上就要成为金銮殿上的真龙天子!几乎所有人都觉得难以置信和不可思议。
可是他们很快就回过神来了。
因为光王是宦官仇公武等人带回来的。而宦官们需要的就是一个傀儡--一个可以任由他们摆布的窝囊废和应声虫!既然如此,光王当然就是不二人选。在李唐宗室的诸多亲王中,还有谁比光王更适合充当这个傀儡呢?
在皇太叔李忱接见文武百官的仪式上,宦官仇公武的脸上一直荡漾着一个心花怒放的笑容。
是的,他有理由这么笑。好几年前他就知道,自己从臭气熏天的宫厕中捞出的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傻子,而是一块举足轻重的政治筹码!他知道自己有朝一日一定能够把他拱上帝座,然后顺理成章地掌控朝政!
而今,一切终于如愿以偿,仇公武当然有理由笑得这么灿烂。
然而,接下来的日子,当李忱开始着手处理政务时,仇公武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眼前的李忱忽然变得无比陌生。他神色威严,目光从容,言谈举止沉着有力,决断政务有条不紊,看上去和从前判若两人!
仇公武既震惊又困惑。
难道说,这才是光王的本来面目?
难道这36年来他一直在装疯卖傻,一直在隐藏真实的自己?
直到此时,仇公武才恍然大悟,原来武宗当年之所以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把这个“傻子光叔”置于死地,是因为在他那愚痴木讷的外表之下,隐藏着常人莫及的才干和韬略。
可现在明白已经太晚了,因为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仇公武悲哀而无奈地意识到--自己处心积虑所做的这一切,到头来只是替李忱做了一回嫁衣!
宣宗李忱刚一即位,就施展了一系列雷霆手段。隐忍了大半生的他,似乎迫不及待地要将武宗李炎所建立的一切彻底推翻。
首当其冲者,就是武宗一朝的强势宰相李德裕及其党人。李忱正式执政的第二天就罢免了李德裕,此后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宣宗李忱就把所有重要的李党成员全部贬出了朝廷,用行动全盘否定了会昌政治,同时迅速拔擢了一批新人,完成了对中枢政治的换血,建立了他自己的宰执班子。
李忱执政的大中时代之所以被后人誉为“小贞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宣宗李忱的自律和勤政。
登基不久,宣宗李忱便命人把《贞观政要》书写在屏风上,时常站在屏风前逐字逐句地阅读。此外他还命翰林学士令狐绚每天朗读太宗所撰的《金镜》给他听,凡是听到重要的地方,便会让令狐绚停下来,说:“若欲天下太平,当以此言为首要。”
还有一件事也足以证明宣宗的勤政确实非一般君主可比。有一天,宣宗忽然对令狐绚说:“朕想知道文武百官的姓名和官秩。”百官人数多如牛毛,天子如何认得过来?令狐绚顿时大为踌躇,只好据实禀报:“六品以下,官职低微,数目众多,都由吏部授职,五品以上,才是由宰执提名,然后制诏宣授,各有簿籍及册命,称为'具员'。”
宣宗随后便命宰相编了五卷本的《具员御览》,放在案头时时翻阅。
勤政的君主总是喜欢事必躬亲,并且总能明察秋毫,宣宗李忱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其明显。有一次他到北苑打猎,遇到一个樵夫。李忱问他的县籍,那人回说是泾阳(今陕西泾阳)人,李忱就问他县官是谁,樵夫答:“李行言。”李忱又问:“政事治理得如何?”樵夫说:“此人不善通融,甚为固执。他曾经抓了几个强盗,这些强盗跟北司的禁军有些交情,北司就点名要他放人,李行言不但不放,还把这几个人杀了。”
李忱听完后一言不发,回宫后就把此事和李行言的名字记了下来,钉在了柱子上。事情过去一个多月后,恰逢李行言升任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刺史,入朝谢恩,宣宗就赐给他金鱼袋和紫衣。有唐一代,这象征着极大的荣宠,尤其在宣宗一朝,这样的赏赐更是绝无仅有。李行言受宠若惊,同时又大惑不解。宣宗说:“你知道为什么能穿上紫衣吗?”李行言诚惶诚恐地说不知道,宣宗就命人取下殿柱上的帖子给他看。
还有一次,宣宗到渭水狩猎,路过一佛祠,看见醴泉(今陕西礼泉)县的一些父老正在设斋祷祝,祈求任期已满的醴泉县令李君爽能够留任。宣宗将这个县令的名字默记在心。过后怀州刺史出缺,宣宗遂亲笔写给宰相一张条子,将此职授予李君爽。宰相们愕然良久,不知道一个区区的醴泉县令何以能上达天听,得到皇帝的青睐。随后李君爽入朝谢恩,天子将此事一说,宰相们才恍然大悟。
久而久之,朝臣们就明白了,皇上表面上是外出游猎,其实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深入民间、了解民情,并且实地考察地方官吏的政绩。
但是天下之大,宣宗不可能全部走遍,为此他特意想了个办法,秘令翰林学士韦澳将天下各州的风土人情以及民生利弊编为一册,专门供他阅览。天子将其命名为《处分语》,此事除了韦澳之外无人知晓。不久,邓州刺史薛弘宗入朝奏事,下殿后忍不住对韦澳说:“皇上对本州事务了解和熟悉的程度真是令人惊叹啊!”韦澳当然知道,天子掌握的资料正是出自《处分语》。
在这种目光如炬洞察一切的天子面前,如果有人心存侥幸,那他就要遭殃了。有一次主管财政的大臣在奏疏中把“渍污帛”(被水浸湿污染的布帛)中的“渍”写成了“清”,枢密承旨孙隐中就把那个错字盼笔画修改了一下。不料宣宗拿到奏疏,一眼就看见了那个被涂改过的字,顿时勃然大怒,下令追查涂改奏疏的人。孙隐中随后便以“擅改奏章”的罪名遭到了处罚。
宣宗李忱的事必躬亲还不仅仅体现在治理朝政上,就连生活中的一些琐碎事务也是如此。宫中负责洒扫的那些杂役,宣宗李忱只要见过一面就能记住他们的姓名和各自的职能,所以不管宫中要做什么事、派什么活,天子往往随口就能点名让人去干,而且每次派任都毫无差错,让宫中的宦官和差役们咋舌不已。
宣宗一朝,原本甚嚣尘上的“牛李党争”终于偃旗息鼓,其原因除了两党的党魁相继离世之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宣宗李忱驾驭百官的智术、心机和手腕均非前几任天子可比。
早在大中初年,人们从宰相马植旋起旋落的命运中就已经明白了一点--要在这个宣宗皇帝的朝廷上结党,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马植是在大中二年(848年)五月人相的,本来干得好好的,可到了大中四年四月,马植突然被一纸诏书贬出了朝廷,外放为天平节度使。
此次贬谪在事前毫无征兆,所以人们对此感到难以理解。后来他们才知道:原来是一条宝玉腰带惹的祸。
这条宝玉腰带是御用物品,天子在不久前把它赏赐给了左军中尉马元贽。众所周知,宦官马元贽是拥立宣宗即位的主要功臣之一,所以,不管天子在内心是如何看待这个功高权重的宦官,但在表面上,还是对他极尽恩宠和礼遇之能事,从登基之后便赏赐不断,这条腰带只是为数众多的赐物之一
可忽然有一天,在朝会上,宣宗李忱却赫然发现--这条腰带系在了宰相马植的腰上。
这个发现非同小可。天子立刻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和警觉。他当场质问马植,这条腰带是不是马元贽送给他的。马植已经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不敢隐瞒,只好道出真相。第二天,宣宗李忱就毫不留情地罢去了他的相职,并将他贬出朝廷。
因为一条腰带而罢去一位宰相,这种事情乍一看会让人觉得荒谬。可在宣宗李忱看来,这件事一点儿也不荒谬。
他的理由是:马植与马元贽本来就是同宗,而他们一个是当朝宰辅,一个是得势宦官,具有这种关系和身份的两个人原本就应该主动避嫌而不能走得太近,如今马元贽居然把天子的赐物转送给马植,那就证明他们已经越过了雷池,天子就完全有理由认为他们有结党的嫌疑。
退一步讲,就算马植与马元贽没有结党,可仅仅是“禁中与外廷暗中交通”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对登基未久的天子构成某种潜在的威胁了。宣宗李忱绝不会让自己像文宗那样受制于强势宦官仇士良,也不可能像武宗那样事事听从于强势宰相李德裕。
因为,李忱是一个强势天子!
宣宗李忱在位期间,除了以强硬手腕消灭党争、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宦官的嚣张气焰之外,还有一项巨大的历史功绩不可不提。
那就是河湟的收复。
自从安史之乱以来,河、湟地区(今甘肃及青海东部)已经被吐蕃占据了将近百年之久。玄宗之后的历任天子,尤其是宪宗李纯,虽然大都怀有收复河湟的志向,但始终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藩镇之乱连年不绝,朝廷不得不屡屡用兵,而且朝政又被党争和宦祸搞得乌烟瘴气,使得李唐王朝自顾尚且不暇,更不用说腾出手去对付吐蕃人了。到了武宗会昌年间,形势开始发生逆转--吐蕃爆发了大规模内战,其国内政局紊乱,人心离散。
上天似乎注定要把收复河湟的历史功绩送给宣宗李忱。
因为吐蕃开始走向衰亡的时候,正是他登上历史舞台的前夕。
李忱即位后的大中三年二月,原本在吐蕃控制之下的秦州、原州、安乐州,以及石门、驿藏、制胜、石峡、木靖、木峡、六盘等“三州七关”在一夜之间全部归降大唐。
本来三州七关的收复就已经够让大唐臣民出乎意料了,没想到短短两年之后,所有河湟失地竟然又被一个叫张义潮的人一一收复,全部回归了大唐版图。
不可否认,百年失地的收复并不是宣宗的武功,而是一时的机运。如果说消灭党争、遏制宦官和整顿吏治的确是出于宣宗的个人努力的话,那么收复河湟却显然是上天的馈赠。但不管怎么说,自从安史之乱后,已经在内忧外患的灰暗历史中艰难行进了近百年的大唐帝国,毕竟还是在宣宗李忱的手里闪耀出了一抹辉煌。
宣宗时代,帝国虽然称不上是太平盛世,但起码也算是承平之局。“大中之治”落下帷幕后,历史给予了李忱很高的评价:“宣宗明察沉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官赏,恭谨节俭,惠爱民物。故大中之政,讫于唐亡,人思咏之,谓之'小太宗'!”
由于宣宗李忱的励精图治,使得我们在时隔一千多年后,仍然能够在9世纪混乱不堪的历史迷局中,有幸瞥见一抹盛唐的余晖。
参考资料:沙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