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经的内容如何体现了作者的教育思想？那些句子体现了这些教育思想？

如题所述

古人很早就重视对儿童的启蒙教育。那种启蒙、养正、入圣的思想,一直贯穿于中国古代蒙学教育的始终。《三字经》自南宋末年诞生后，就成为中国传统蒙学的翘楚，是一部流传广泛，影响深远，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极具代表性的蒙学教材。虽然有一定的历史和时代局限性，但是其内容却含纳了中国文化的精要，对现代教育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三字经》中列举了大量典故、故事，向我们阐述了丰富深刻的人生哲理,有倡导尊敬师长、宽厚待人的,有颂扬勤劳节俭、清正廉洁的,有劝诫谨慎持身、悔过改错的，有爱国爱民、弘扬正气的，有激励立志勤学、发愤图强的这些内容包含了我们学习生活的诸多方面，体现出了巨大的现代教育价值。这里我着重讲一下《三字经》对现代教育方法提供的借鉴和启发。
　　《三字经》里说:“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在现今已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三字经》重视教育,强调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有机结合。
　　1、“以德为先”的教育理念
　　“教之道，德为先”。《三字经》尤其注重“德”在教育中的重要性。重视道德教育，重视人的道德修养，追求高尚的道德理想人格。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强调教育以“德”为先导的教育理念在现代仍然具有重大的教育意义。在当今，一个人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如何，以及如何做人和做事，都已成为人的事业成败的最重要的因素。如今高校的思想道德教育现状并不尽如人意。学校思想道德教育的形式化、应试化，造成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大滑坡。在西方思潮侵蚀和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走向异化。具体表现为早恋与网恋日益加剧、超前消费和浪费现象严重，打架、偷盗、自杀、扔垃圾、撒谎等失德行为经常发生。这些都最终导致了享乐主义、拜金主义、行为主义和利己主义等不良思想的泛滥。这不得不让我们反思我们如今教育方式的正确性。
　　2、强调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人们常说，“起小看大，三岁知老”，良好的家庭教育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三字经》开篇就有“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对孩子的成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三字经》中孟母三迁和窦燕山教育五子的典故可见重视家庭教育，古已有之。对于现代的家庭来说，我们则更应该赋予家庭教育更多的内涵，要努力为孩子营造一个健康向上的家庭教育环境。这是古人对现代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我们应该予以借鉴学习。
　　3、强调科学的教育方法
　　《三字经》提出“凡训蒙，必讲究，详训诂，名句读”，强调作为引导刚入学儿童的教师实施启蒙教育，必须要讲究方法、注重规律。儿童学习要应该从易到难，由浅入深。“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指出做学问,读书求学,必须打好基础。只有在学好了基础知识的《小学》以后，才能学习较为深入的《四书》。只有通晓《孝经》，熟知《四书》之后，才能开始学习更为深奥的《六经》。学习需要循序渐进，教育改革需要循序渐进。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具有极强的启发和指导意义。
　　4、强调素质教育的必然性
　　“礼乐射,御书数。古六艺,今不具。”所言就是礼法、音乐、射箭、驾车、书法和算数是古代读书人必须学习的六种技艺。在今天，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文化科技的门类越来越多，对于学生来说，要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就更得掌握多种知识。简言之，古人尚且知道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就更应该建立健全更广泛、更科学的教育教学机制,提高素质教育,培养更多的学生全面发展,才能使之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
　　由于时代久远，作为蒙学教材的《三字经》中有许多理念虽然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的要求，但其内在巨大的文化教育价值还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希望我的一些见解能对我们之后的教学有所帮助。
　　《三字经》中的教育思想
　　《三字经》是我国元、明、清时期广泛流传的蒙学识字课本，是古代蒙学教材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
　　关于《三字经》的作者，一般认为是宋末元初的大学者王应麟。夏之翰在为王应麟所著《小学绀珠》作的序中说：“吾就塾时读三言之文（按指《三字经》），不知谁氏作，迨年十七，始知其作自先生(按指王应麟)，因取文熟复焉，而叹其要而赅也。”夏之翰为清初雍正时人，这是关于王为《三字经》作者的最早文字记载。明末人屈大均则有不同说法。他在《广东新语》中说：“童蒙所诵《三字经》，乃宋末区适子所撰。适子，顺德登州人，字正叔，入元抗节不仕。《三字经》为隐居后作。”清代也有人提出《三字经》的作者不该是王应麟。有的是根据《三字经》里有“魏蜀吴，争汉鼎”的话，同王应麟所著《困学纪闻》中尊蜀抑魏立场不符。 也有人根据《三字经》里叙述史实有几处错误，少数地方行文不严密，同王应麟博学而严谨的情形不合。 这样，《三字经》的作者就发生了问题，一说王应麟作，一说区适子作，还有明人黎贞作之说等。然而有清以来至今，多数人坚持王作之说，坊间出版的《三字经》也都署名王应麟著。
　　或称王应麟为大学者，知名度高，因此后人传说王为《三字经》作者。其实，我国有大学者为儿童写作蒙学教材的好传统。李斯撰有《苍颉》，司马相如著《凡将篇》，扬雄、班固作《训纂篇》及其续篇，蔡邕作《劝学》，周兴嗣次韵《千宇文》，朱熹编《小学》，可谓代不乏人。考察王应麟著作，可知他对蒙学教材的注释和研究是下过大功夫的，著有《蒙训》70卷，《小学讽咏》4卷，为《急就篇》作过补注。他还亲自编写了《姓氏急就篇》、《小学绀珠》等蒙学教材。在他编的著名类书《玉海》中，也辑有蒙学方面的内容。王应麟字伯厚，举进士后发愤读书，誓为通儒，又以博学宏辞科自见，官至吏部尚书兼给事中。然而生于南宋末年，朝政混乱，受贾似道排挤，政治上难有建树，学术方面却有很高成就。王应麟曾担任过扬州教授、沂靖惠王府教授和皇帝侍讲，有过教书经历。这或许同他热心蒙学教材的研究及著述有关。总之，王著《三字经》是有可能的。有清以来至今，多数人认为《三字经》为王所著；也是有一定根据的。只是《宋史》王应麟传所列王的众多著作中，未见有《三宇经》；也没有更多材料，排除区适子作之说。或许区著有另一本《三字经》未能传世，亦未可知。又近人发现南宋人陈淳用三言写成的《启蒙初诵》，开头是：“天地性，人为贵，无不善。”以下还有“性相近，君臣义，父子亲，长幼序”等语，很象是《三字经》的先河。或许《启蒙初诵》后来经王应麟改订，从此用《三字经》之名流传开来。这些都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关于《三字经》著作的时间，必为南宋灭亡。元朝统治初期，当无疑问。这就排除了明人作《三字经》之说。《三字经》中有“小学终，至四书”句。按，《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编为“四书”，始于南宋孝宗淳熙年间。则《三字经》不会成书于淳熙之前。又，《三字经》叙历史世系云：“炎宋兴，受周禅；十八传，南北混。十七史，全在兹，载治乱，知兴衰”。 宋自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至南宋帝昺终于崖州，恰为十八传。元先后灭掉西夏、金和南宋，方使“南北混”中国重新统一。然而言“南北混”而只字不提元朝，由些可以推知《三字经》为元初宋遗民所作，他们不愿奉元称号。王应麟卒于元开国后二十年(公元1269年)，区适子入元也抗节不仕。王或区著《三字经》当在宋亡以后。
　　南宋人项安世所著《项氏家说》提到《三字训》一书：“大人教童子多用韵语，如今《蒙求》、《千字文》、《太公家教》、《三字训》之类。”项为宋孝宗淳熙时进士。根据以上所论，《三字经》编于元初，则项氏提及的《三字训》并非《三字经》。陈东原先生说《三字经》“当系元初人就《三字训》改作” ，纯属推测。因为《三字训》今已不传。但是我们可以说、《三字经》确实继承了历史上编写蒙学教材的好传统，集中了从《急就篇》、《千字文》到《三字训》的所有优点，因此一经编出，即盛行起来，历元、明、清三代，久盛不衰。不但成为蒙学集中识字的基本教材，而且在社会上广泛传播，达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程度。
　　旧时评论《三字经》，都指出它在广见闻，向儿童普及各种知识方面的优点。明人吕坤说：“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 清人紫巢氏称《三字经》为“袖里《通鉴纲目》。 章太炎于民国时重订《三字经》，其“题辞”也说：“其书先举方名事类，次及经史诸子，所以启导蒙稚者略备。观其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以较梁人所集《千字文》，虽字有重复，辞无藻采，其启人知识过之。”可以说《三字经》既是最基本的蒙学识字教材，也是一部初等的百科全书。全书1100余字 ，除有重复外、生字大约800余，大致包含五部分内容。
　　开篇为“人之初，性本善”，然后说教和学的重要性。从性善论出发论述教与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是孟子以来儒家传统的教育思想和逻辑。它在唯心主义的形式中，包含着大量合理的内容和有益的经验。《三字经》里有些话说得十分深刻，确实能打动人心，因而成了广泛传诵的格言，至今仍不失其教育意义。如：
　　养不教，父之过；
　　教不严，师之惰。
　　子不学，非所宜，
　　幼不学，老何为？
　　玉不琢，不成器；
　　人不学，不知义。
　　第二部分，介绍儿童须知的封建伦理道德以及基本的数目和名物知识。这是根据孔子“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的要求(《三字经》作者将其概括为“首孝悌，次见闻”)，对儿童进行德智两方面的启蒙教育。在德育方面，主要讲封建的“三纲”、“五常”、“九族”、“十义”，今日儿童教育自不可取。但是象“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司礼仪。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等话，今天仍有批判继承的意义。如果我们不拘泥子“温席”、“让梨”的具体情节，也抛弃旧时礼仪的等级内容，而是吸收其中积极的意义，加强对儿童的礼貌和行为规范教育，以及亲爱他人的教育，不也是很有意义的吗？在智育方面，这部分里介绍了一、十、百、千、万数目，及“三才”、“三光”、“四季”，“四方”，“五行”、“六谷”、“六畜”、“七情”、“八音”等各方面知识。
　　第二部分内容很杂，但作者能分门别类，以数字概括出某一方面的内容，极便于儿童记忆背诵。而且内容浅近，文字通俗，切合儿童启蒙需要，适应初入学儿童智力发展水平。如：
　　一而十，十而百，
　　百而千，千而万。
　　三才者：天地人。
　　三光者：日月星。
　　流行于汉魏南北朝的蒙学教材《急就篇》在介绍名物时往往不惜大量罗列，未能顾及儿童学习能力；后来流行的《千字文》避免了大量罗列的毛病，又出现了介绍名物不够完整、集中的问题。例如关于家畜只说到“驴骡犊特，骇跃超骧”，文字优美，内容却显不足。而《三字经》则把”马牛羊，鸡犬豕”概括为“六畜”介绍给儿童，比《千字文》实在，也便于儿童掌握。
　　第三部分，提出蒙学教学内容和要求，介绍“四书”、“六经”、“五子”。这部分内容，其他的蒙学教材是没有的。它提出分阶段读书的目标和要求，起着动员儿童努力读书学习的作用。它介绍古代学者及其著作，对于普及文化典籍知识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四部分，讲述历史，主要介绍历史上的朝代兴替和帝王世系。这部分内容约占《三字经》总篇幅的四分之一，而且随着时间的发展，新的刊本又几次补进了近现代内容。我国有重视历史的传统。学习历史对于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弘扬民族文化传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虽然按照古代学校课程安排，读史是大学的任务，在蒙学阶段(小学)，根据儿童接受能力，不要求学生去读史、汉、纲鉴等历史著作；但不是说蒙学里就不要向儿童进行历史知识的教育了。相反，从《三字经》的内容看，儿童初入学就在对他们进行最基本的历史教育了。《三字经》也起过向社会上广大群众普及历史知识的作用。这一教育的经验和传统，很值得我们吸取。
　　最后的部分，讲了历史上一连串的奋发勤学、取得成就的人物故事，勉励儿童努力学习，做一个有为的人。虽然其指导思想是“学而优则仕”、“显亲扬名”、“光前裕后”一套封建主义的人生哲学；可是所讲的故事多是有启发性的，不无鼓舞儿童奋发向上的作用，而且在社会上广泛传播，成为我国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
　　昔仲尼，师项橐。
　　古圣贤，尚勤学。……
　　披蒲编，削竹筒，
　　彼无书，且知勉。
　　头悬梁，锥刺股，
　　彼不教，自勤苦。
　　如囊萤，如映雪，
　　家虽贫，学不缀。
　　如负薪，如挂角，
　　身虽劳，犹苦卓。……
　　犬守夜，鸡司晨，
　　苟不学，曷为人。
　　蚕吐丝，蜂酿蜜，
　　人不学，不如物。
　　幼而学，壮而行。
　　从以上五个部分的内容看，《三字经》既是蒙学里集中识字的课本，又担负了向儿童进行知识和思想教育的任务。从知识和思想教育来说，知识教学占的比重更大一些。思想教育内容，除了进行儒家一般的三纲五常、九族十义的宣传外，主要是进行勤勉读书、学习做人的教育，同本书识字和知识教育的任务结合紧密，适合初入蒙学儿童的特点。宋代理学盛行，南宋理宗以后，理学被奉为官方正统思想，朱熹被捧了出来。纵观《三字经》全书，无一语搀入理学性命天理，主敬灭欲的说教，显得比较亲切，这是难能可贵的。把识字教育同知识、思想教育结合在一起，是我国编写蒙学教材的好传统。《三字经》将三者揉合得更为紧密，比较切合儿童程度，胜过以前的《急就篇》和《千字文》。
　　从语言方面说，古代蒙书里，《弟子职》是四言，《急就篇》有一部分是三言、四言，主体部分是七言，《千字文》、《蒙求》等都是四言。《三字经》全用三言，更便于儿童朗读背诵，这可以说是一个创造。它继承了古代蒙学教材应用整齐韵语的传统，又有所突破和创造，是很不简单的。因为只用三言，又要表达出丰富的内容，很容易露出牵强硬凑的痕迹，或者写的艰深难读，或者贫乏呆板。《三字经》基本上避免了这些很可能产生的缺陷。语言学家张志公先生说：“拿文言的标准看，《三字经》的语言是相当通俗的，无论如何，比《千字文》通俗的多；除了个别的句子外，没有勉勉强强硬凑字数，硬押韵的毛病。从句法上来看，可以说得上是灵活丰富，包罗了文言里各种基本的句式，既有训练儿童语言能力的作用，又使全书的句子显得有变化，样式多，不枯燥。举例来说，有些是三个字成句的，……有些是六个字成句的，……也有些是十二字成句的，……从词语的组织来看，几种基本结构，如动宾、偏正、联合，都多次用到；基本的虚词，如‘之’‘乎’‘者’‘以’‘而’‘则’‘于’‘且’‘虽’‘既’‘苟’‘所’都反复出现。”
　　总之，无论就内容论，或就语言论，《三字经》的编写都是十分高明的。它继承传统，又后来居上，成了我国古代蒙学教材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因此，这本《三字经》一编写出来，很快就流行开来，从元明到清末民初，一直广泛流传，有各种注释本，有配以图画印刷精美的版本，还有供兄弟民族儿童使用的满汉对照本、蒙汉对照本。《三字经》的写法也被移植到其他领域，于是有各类《三字经》出版，如《时务三字经》、《历史三字经》、、《地理三字经》、《医学三字经》等等。过去一些布告、广告，为求推广，也有采取三言一句的。
　　元初编就的这本《三字经》在流行过程中，不断有人对其内容加以修改，涌现过不少的改写本。如明末黄周星的新编《三字经》，道光间连恒的《增补注释三字经》，光绪间焦轩氏著，王晋之、张谐之重订的《广三字经》，以及后来章太炎的《重订三字经》等。这些改编本都未能长久推行。在社会上一直流传的还是原本《三字经》，不过其历史部分还是先后几次补进了近现代的内容。古代蒙学教材这种相对稳定的性质，有利于提高其权威性和社会信任感，推动了蒙学教育的发展。
　　章太炎的《重订三字经》作于1928年。当时，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很是时髦，也影响到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写。章在《重订三字经·题辞》中说：“余观今学校诸生，几并五经题名、历朝次第而不能举，而大学生有不知周公者。”又说：“若所以诏小子者，则今之教科书，固勿如《三字经》远甚也。间常举以语人，渐有信者。然诸所举人事部类，其切者犹有未具，明清人所增尤鄙。于是重为修订，所增入者三之一，更定者亦百之三四，以付家塾，使知昔儒所作非苟而已。”这些话反映出章对当时新式教科书一味赶时髦，搬洋书，丢却民族特色的忧虑心情，提出继承传统蒙学教材优良传统问题。虽然话里也流露出怀旧的情绪；另外他在保留旧本《三字经》基本内容的基础上融进现代科学知识所做的“重订”工作，确实也表现了不能与封建思想划清界限的问题；但是不应简单斥之为“复旧’，加上“同新文化运动对抗”的帽子。对其“重订”工作所做的努力，也不能一概加以否定。我们对《三字经》等古代蒙学教材，应采取分析的态度，批判其封建性糟粕，细心剥取其合理的内容，研究其编写上的优点，以为我们工作的借鉴。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态度，都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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