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题 春秋战国至唐朝时期耕作技术发展的特点。回答出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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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国初，李悝在魏国为相时，作“尽地力”之教，是最早的集约耕作思想的表现；“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就是加强劳动强度，实行精耕细作，挖掘土地潜力，提高产量之意。汉代，通过推广“代田法”和“区田法”等方式，把精耕细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如代田法“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汜胜之书》第一次记述了区田，以后历代都有试种者，尤其到明、清盛极一时，先后有二十处以上。区田的技术要点是集中施用水、肥，保证作物能够生长良好，获得丰产。
　　“量力而行”的思想提出也较早。晋代傅玄（217—278年）提出：“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即主张提高农业产量，不要靠扩大耕地面积，而应重视在一定单位面积上多投入劳动。后魏农学家贾思勰进一步提出“凡人家营田，须量己力”。意思说，经营农业的规模，需要度量自己的力量，与物力、劳力等相称，既不要超过自己的力量盲目扩大经营规模，也不要缩小经营规模，使自己的力量不能充分发挥。
　　“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也是中国农业经营的传统思想之一。《史记·货殖列传》中的“……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桔；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就是汉代人们根据地区特点，因地制宜发展各项农业生产，扬长避短，发挥地区优势的生动写照。清代唐甄在《潜书·富民》中又根据他所处时代的情况，作了“陇右牧羊，河北育豕，淮南饲鹜，湖滨缫丝，吴乡之民，编蓑织席”的真实描述。说明扬长避短，发挥优势的观点一经形成后就世代相传沿袭下来而成为农业经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趋利避害”是中国古代农业经营思想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淮南子·缪称训》：“人之情，于害之中争取小焉，于利之中争取大焉。”趋利避害思想应用到农业生产上就是“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的经验总结。明代的马一龙不仅明确总结出农业生产的趋利避害原则就是“知其所宜，用其不可弃；知其所宜，避其不可为”，而且把它提到“力足以胜天”的高度。
　　秦汉时期，土壤耕作理论和技术有较大提高。《氾胜之书》提出耕作的基本原则：“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趣时”就是及时，不违农时。这一原则，从农业耕作的总体上提出了耕作措施同其他措施的综合运用以及应注意的技术问题。

　　耕作技术方面，《氾胜之书》总结了春耕、夏耕和秋耕的适耕期：“以时耕田，一而当五，名曰膏泽，皆得时功。”反之，耕不及时而出现的“脯田”与“腊田”都是耕坏了的田。这种田，土壤坚硬干燥，长不好庄稼。其次，继承发展了战国时期《吕氏春秋》“任地”、“辨土”等所总结的因时耕作和因土耕作的经验。三是为了在关中地区气候干旱的条件下，夺取农业丰收，氾胜之还总结了及时摩压以保墒防旱的耕作经验，强调坚硬强地黑垆土耕后必须及时“平摩其块”，“勿令有块”；土性松散的土壤耕后必须“蔺（镇压）之”、“重蔺之”。《氾胜之书》还记载：“冬雨雪止，辄以〔物〕蔺之。掩地雪，勿使从风飞去。后雪复蔺之，则立春保泽，辄以虫冻死，来年宜稼。”综合上述可知，我国在秦汉时期已奠定了北方旱地保墒防旱耕作技术体系的初基。

　　曹魏政权注意改革生产工具和推广新的生产技术。东汉时已开始使用的灌溉工具翻车，经马钧改革后更轻便适用；西汉赵过创立的耧犁耕作下种技术，在曹魏嘉平年间，由敦煌太守皇甫隆带到敦煌加以推广，结果改变了这一地区旧的耕作方法， 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
　　魏晋南北朝时期牛耕得到广泛普及。我国的铁犁牛耕产生于春秋后期，秦汉时期虽努力推广，但尚未真正普及，“从总体上看尚未进入牛耕时代”[1]。在汉代文献及画像石中，两牛牵引的二牛抬杠为主要形式。后世俗语云：“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是自耕农民心愿的写照，也向我们表明，拥有30亩地才养得起1头牛。像“汉初三杰”之一的陈平，其家庭可以说是秦汉时期小自耕农的代表，也才“有田三十亩”[2]（《陈丞相世家》）。因此普通农民是很难拥有一犋犁的，汉代牛耕只能说是在地主阶级中普及。武帝后期赵过大力“教民相与庸挽犁”[3]（《食货志》），也从反面证明了二牛抬杠制之下，普通农民牛耕实行之不广。西晋以后单牛拉犁已很常见，在魏晋后期的壁画中，其数量已超过了二牛抬杠。[4]不难看出，单牛方式将一犋犁的成本投入几乎降低了一半，因此有利于牛耕的普及；魏晋南北朝时期游牧民族进入内地也使牛的数量增加，普通农民大都能够养得起一头牛（详见本文第三部分），牛耕在这一时期才真正实现了大众化，我国农业也才真正进入牛耕时代。《晋书·傅玄传》言曹魏屯田：“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与宫中分。”说明在中原地区牛耕已普遍使用。前燕慕容氏在辽河流域安置流民发展农业，也“依魏晋旧法”，对全无资产的贫民，“各给牧牛一头”[5]（《慕容huàng＠①载记》。上个世纪后半期发掘的嘉峪关等地的魏晋墓壁画中，有大量的牛耕图，仅在7号墓中就有7幅，估计总数约有20余幅。其内容多为民间农耕，亦有军事屯田，耕田者既有汉族也有鲜卑、羌、氏等少数民族。[6]这说明魏晋时期连偏僻的辽西和河西地区，牛耕也已与内地同样得到广泛普及。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人民在农业生产工具方面最重大的贡献，是发明了畜力牵引的铁齿耙。铁齿耙即《齐民要术》中多次提到的“铁齿＠②楱”这是畜力耙最早的文献记载（如《耕田》篇言开山泽荒田种黍jì＠③：“耕荒毕，以铁齿＠②楱再遍耙之”）。目前我们见到的最早的畜力耙图像资料是嘉峪关及酒泉等地的魏晋墓壁画，最初的畜力耙皆为一根横木、下装单排耙齿，人站在上面很不稳便。例如6号曹魏墓出土的耙地画像砖，画面中一妇女挥鞭挽绳蹲于耙上，耙tíng＠④下装有许多耙齿，一头体型健硕的耕牛在驱赶吆喝声中奋力拉耙耙地，驱牛女子长发飘逸，使整个画面更平添了几分生气。[6]嘉峪关及河西地区的耙地画像砖共计约10余幅，由此看来，畜力耙虽刚发明出来不久，但普及速度还是相当快的。
　　在牵引器具上，魏晋时期已使用绳索软套，并可能出现了框式耙。学术界通常认为，“当时还没有使用犁索”。至唐代曲辕犁才使用软套[7]（p246，318）。但在《甘肃酒泉西沟魏晋墓彩绘砖》[8]（p54）中有两幅单牛耙地图，其中一幅为常见的单牛双辕牵引的单排齿耙，另一幅则非常特殊：图中一肥硕健壮之黄牛在拉耙耙地，牵引器具不是常见的长直辕，而是两条绳索，由于正在行进中，绳索被拉紧绷直，如两条笔直的平行线。耙后面的操作者，两手各操一缰绳驭牛，左手近身，其绳松弛；右手前伸，其绳拉紧，似在驭牛右转弯。四根绳索都非常清晰，不可能产生歧义，故其连在耙上的两根绳索，只能是牵引农具的软套。所用农具为两平行横木，其下不知何故没画耙齿，但从农具的发展过程看，后世只有框式耙而无框式耱，而且框式耙还兼有耱的平土功能，因此该农具不可能是耱而可能是耙（《彩绘砖》亦将此图命名为“牛耙”）。软套的发明使农田耕作真正实现了灵活快捷、操作自如；框式耙使耙地作业平稳安全，碎土效果更好，两项发明一直为后世沿用。

　　唐以前笨重的长直辕犁，回转困难，耕地费力。农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创造出一种轻便的短曲辕犁。陕西三原贞观时期李寿墓壁画上的牛耕图，以及敦煌壁画晚唐时的牛耕图，犁辕都是弯曲的，说明许多地方广泛采用了曲辕犁。晚唐时的陆龟蒙《耒耜经》记载曲辕犁由11个部件构成，重大改进有三处：1．长直辕改成了短曲辕。旧式犁长一般为今9尺左右，前及牛肩，曲辕犁长合今6尺左右，只及牛后。犁架变小重量减轻，便于回转，操纵灵活，节省畜力。由旧式犁的二牛抬杠变为一牛牵引。2．增装了犁评，由于犁评厚度逐级下降，推进犁评，使犁箭向下，犁插入地深；拉退犁评，使犁箭向上，犁插入地浅，可适应深耕和浅耕的不同需要。3．改进了犁壁，唐时犁壁呈圆形，因此又称犁镜。可将翻起的土推到一旁减少前进的阻力，而且能翻覆土块，以断绝草根的生长。这种犁出现后逐渐推广，成为最先进的耕具。耕犁至此基本定型，这是唐代劳动人民对耕犁的重大改进。 筒车（图画） 各种水车广泛用于农田灌溉，是唐朝农业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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