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三路线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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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
　　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
　　（一九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收到）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很满意的接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政治局的通知，说伍豪〔1〕同志报告之后，政治局已经取消以前的
　　决议，而完全同意于国际执委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团
　　共同决定的那些议决案。国际执委坚决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央
　　委员会能够有布尔塞维克的坚持性和澈底性，去实行国际执委的
　　议决案，决议以及政治指令之中所包含的政治路线，这样去保证
　　中国反帝国主义土地革命的前进。
　　然而，因为在中国革命现在这样重要的历史时机，国际执委
　　和中国政治局几个同志，这是一方面，立三同志和其他几个政治
　　局同志，这是另一方面，这两方面之间，发生了最严重的不同意
　　〈见〉——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认为自己有一种责任，要发展国际
　　执委政治秘书处和政治委员会的那些议决案和决议，所以再来说
　　一说这种不同意见的实质。因为必须明白的了解：——问题不是
　　甚么不同意，或者是估量时机和了解策略任务上的次要的不同意
　　见。必须完全明白的了解：——这里在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时机，
　　有了两条原则上不同的政治路线互相对立。模糊混淆这两条路线
　　的原则上的不同，这两条路线是互相反对不能并存的——那就不
　　但有害，而且要包容将来重复这些错误的极大危险。
　　立三同志以及在党的领导机关里面赞助他们个别同志的政
　　治路线，是什么呢？立三同志，用自己的路线去和国际执委的政
　　治路线互相对立的时候，他是从对于当时时机和力量对比的什么
　　样的估量出发的呢？
　　立三同志并不是从对于客观状态的分析出发的，并不是从对
　　于斗争力量对比的分析出发的——这种分析，对于每一个马克思
　　列宁主义者，都是必要的责任。因此，他所做的错误，并不是个
　　别的错误，他造出了许多错误观点的整个系统，定下反对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方针。这个方针，脱离了具体的事实，脱离了群众。
　　自然，不能不在自己的发展之中，引导到盲动主义冒险主义的策
　　略。然而这个方针，虽然用“左倾”的空谈遮盖着消极，实质上
　　亦是机会主义，例如托洛斯基主义亦是这样的。从这种非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方针，就发生了一种理论，说中国已经有全国范围的
　　成熟的革命形势，并且这样的革命形势在全世界范围之内也已经
　　成熟了。武汉，南京，上悔，天津，北平，哈尔滨，广州，香港，
　　大连——武装暴动，对于长沙，南昌，武汉——用红军进攻，并
　　且提议把蒙古平民共和国实行苏维埃化，加入中国苏维埃共和
　　国，请蒙古军队开进中国，动员苏联的红军出征满洲，对日本宣
　　战，以至世界大战——这就是立三同志的观念。他澈底的发展自
　　己的说法，说一省几省的胜利就是全中国直接暴动的形势；这种
　　观念，并且还有一个明明白白是托洛所基主义的说法来加以补
　　充：就是说革命胜利的开始，革命政权建立的开始，一定就是资
　　产阶级民权革命没有间隔的转变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始。
　　立三同志提出的政治路线，就是这祥的。这条路线的错误危
　　险和害处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立三同志没有估计到中国现在革命高涨最重要的特
　　点之一：国内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国内工人运动的高涨，发
　　展，程度，觉悟和组织能力，是非常之不同的。没有什么必要来
　　证明：一方面，中国南部的许多地域已经是苏维埃区域，红军正
　　在生长，游击战争正在发展，农民反对地主的战争正在扩大，别
　　方面，其他地方的农民却只是刚刚开始加入斗争。甚至于在广东
　　的南方，那地方是前次革命过程所开辟过的地域，革命运动也开
　　展得很慢。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正在进行着农民战争，而浙
　　江，四川，安徽，江苏农民战争只是刚刚开始，至于云南，贵州
　　农民战争却还没有开展。
　　中国北部和满洲，我们对于农民的影响非常之薄弱等等。国
　　内各地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是因为中国的封建割据的状态，
　　是因为帝国主义列强对于中国各地的势力和政权，是因为中国各
　　部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事实的本身指示出来：革命运动可以在
　　好些省份好些区域得到胜利，并且已经胜利，而在其他地方，在
　　国内决定胜负的部分，却是极端的反革命，敢于屠杀的反革命拿
　　着政权。立三同志的说法，以为一省几省的胜利，直接就是全
　　国范围之内已经成熟的革命形势，这种说法把国际执委和中国共
　　产党估量的事实，一下子都推翻了——这些事实是：中国封建军
　　阀的割据，帝国主义的瓜分中国，中国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
　　第二、立三同志的观念，是和国际执委的分析互相对立的，
　　这种观念完全脱离了一个事实，就是农民运动高涨的速度和规
　　模，赶过了工人运动很多了。自然，工人运动的高涨——并不是
　　空想，而已经是事实。工人斗争已经波及到了最荒远最落后的地
　　方。但是，不能不估计到：工人运动的高涨，一般的讲起来，甚
　　至于在决定胜负的工业中心城市（长江流域的武汉，上海，更不
　　用说广州，香港，大连，哈尔滨等），比农民运动还是落后。甚至
　　于在上海武汉，自发的罢工斗争也还发展得不快，我们的党还没
　　有成为巨大的经济政治罢工的组织者和指导者；今年上海武汉五
　　月和八月的发动之中，参加的只是先锋队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组
　　织得很弱。我们和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工人
　　代表谈话，已经能够发见：党宣传苏维埃的工作非常之薄弱，工
　　人的基本群众之中还没有一种认识，认得清苏维埃是他们自已的
　　政权；可是，工人的基本群众之中却有一种情绪，以为红军来把
　　蒋介石的军队打败了，工人方才能够发动。
　　第三、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中国情形的分析，应当估计到帝
　　国主义在中国的巨大作用。正是重要的工业中心城市，也就是无
　　产阶级的中心城市，不但在帝国主义武力干涉的直接打击之下，
　　而且帝国主义对于工商业行政的中心城市，有直接和经常的军事
　　政治的控制。用具体的事实来说，就是：当立三同志提议在武汉
　　暴动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只有二百党员，赤色工会一百五
　　十会员，而且最近武汉的一切发动指示出无产阶级的组织薄弱和
　　没有准备。而帝国主义呢？据我们所得完全可靠的消息，他们确
　　有等于现代欧州式的军队十师的力量。上海的形势，也不比这个
　　好些。况且国民党的反革命派，也还有相当的没有散乱的军事力
　　量。这种情形之下，如果实行武装暴动，那就是把中国无产阶级
　　的精锐，送到帝国主义的直接打击之下去，把准备着将来巨大战
　　争的决定胜负的工业中心城市的工人阶级、以及红军，送给敌人
　　摧残，这可以把我们的运动往后抛掷。
　　武装暴动的方针是定下来的了。建立苏维埃政府的意义，就
　　在于中国共产党正在走向大城市以及最大城市的武装暴动。然
　　而，不估计具体环境，不分析现在大城市中的力量的对比，而组
　　织暴动，这就不是列宁主义，而是盲动主义。——现在力量的优
　　势是在阶级敌人的方面呢。必须用全力动员群众，为着部分要求
　　而斗争，这样去准备群众选择最好的时机来暴动。这是对于阶级
　　敌人的真正进攻。一切企图了解或者解释国际执委的路线是退却
　　的，就算说是暂时退却的路线，自然都是最有害的右倾机会主
　　义。
　　第四、每一个共产主义者，都应当清醒的估计中国苏维埃运
　　动的力量和弱点。要知道苏维埃政府在中国还没有，即便说有，
　　也只在传单里，只是在纸上，而不是实现的政权——已经是暴动
　　起来的群众的组织者和指导者的实现政权。苏维埃区域还没有组
　　织好。苏维埃政权还没有团结。甚至于在苏维埃区域里面，土地
　　革命还没有实行到真正解决最重要的任务。不但富农，甚至于小
　　地主却钻到苏维埃里来，钻到新的政权机关里来，钻到红军里
　　来。富农企图偷取土地革命的结果。富农式的口号——按照生产
　　工具分配土地的口号，并没有遇到相当的抵抗，有些地方，提出
　　只没收五十亩以上的地主土地。有些地方还提出一种口号，说对
　　于五十亩以下的地主高利贷者，仍旧应当还债。这种口号，只有
　　谭平山会提出来，和布尔塞维克主义没有丝毫相同的地方。平
　　均分配土地，这是土地革命最重要的任务，可是实行了的地方
　　很少。贫农的组织甚至于没有开始。贫民团没有建立。苦力
　　和雇农没有组织工会。苏维埃区域的无产阶级就是很少，也必须
　　组织到工会里去。我们可以说，现在还并没有真正照着布尔塞维
　　克主义的去开始解决这些任务。而不解决这些任务，是不能够建
　　立真正的苏维埃的，是不能够把中农从富农影响之下解放出来而
　　同他建立强固的联盟的。新的政权机关还没有建立，苏维埃在许
　　多地方还不是选举出来的。苏维埃运动的这些弱点之外，还有些
　　过早的错误的企图，就是要想设立集体农场和国立农场，要想实
　　行有规划的经济，实行专卖，没有军事必要的地方，也去调节经
　　济生活。第一次苏区会议决定土地暂行条例，这个条例对于许多
　　问题根本上就解决得不对。说只有被没收的地主土地，才实行平
　　均分配——这是不对的。说大农场不应当分割，而应当变成为苏
　　维埃国立农场——这是不对的。说雇农分得的土地，应当现在就
　　联合成集体农场——这是不对的。说红军兵士要等全国苏维埃
　　政权都成立之后才能分到土地——这是不对的，非常之不
　　对的。公布的苏维埃政府的政纲，很明显的带着托洛斯基主义
　　的精神。我们所得到的这个政纲之中，可以看出苏维埃政府有
　　了直接立刻实行社会主义的目的和任务。却不去建立巩固的苏
　　维埃政府，坚强的苏维埃政权，不去开展和实行自己的正确政
　　纲，不去组织团结革命的根据地，不去联合苏维埃区域，以巩固
　　已得的胜利，以实行真正贫农中农的土地革命，以组织后方和引
　　进后备军。立三同志对现在时机这些最重要的根本问题，连提都
　　没有提出。
　　第五、我们不来讲对于革命武力的神奇古怪的过分估量
　　了——立三同志是有这种过份估量的（他说五百万工人，三千万
　　农民，每个城市都有工人赤卫队，少年先锋队也有五百万人等
　　等）。然而必须指出来：立三同志完全不明白真正的工农红军，有
　　工人干部指挥着的，有强国的党的骨干的，现在还没有。现在红
　　军的成绩是很大，他的生长，他的英勇的功绩，已经引起国际无
　　产阶级的兴奋。然而这个红军还是薄弱的，还是组织得不充分，
　　还没有充分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现在红军的社会成份
　　还是不能满意得很。许多红军之中，旧的军阀军队里的兵士是占
　　多数。富农钻到了红军里来。现在的红军，应当变成无产阶级领
　　导的真正工农的军队。苏维埃，工会和贫农团，应当共同努力，
　　去使红军之中充满了贫农苦力群众，红军的指挥干部应当是工
　　人。主要的指挥官，要是最好的共产党员。不能够忘记红军军事
　　技术上的弱点。红军的武装不好，军火很少，炮非常之缺乏等
　　等。这种情形，使占领最大城市，猛攻帝国主义的现代军队，征
　　取最大中心城市——还不是红军所能胜任的。经验已经指示出
　　来：占领长沙和进攻汉口，对于现在的红军，还是力量不够的任
　　务。这种情形是能够变更的，而且一定可以变更的，然而应当计
　　算到现在的事实，应当清醒的估量力量的对比，而定出自己现实
　　的任务。
　　第六、从非马克思主义的总方针之中，发生许多其他的错
　　误。说工人只要暴动，不要示威罢工和经济政治的战斗，这种说
　　法，事实上是用“左倾”的空谈，遮盖机会主义的消极。最近，
　　党对于经济战斗的注意力削弱了。党看轻了工人阶级的日常斗
　　争。赤色工会的工作，黄色工会内部革命派的工作，也消弱了。
　　真正群众的真正斗争，被全国范围之内到处去“自动”开群众大
　　会的政策代替了。不去真正组织和准备阶级的政治罢工，而在四
　　月里号召四次总同盟政治罢工，五月里号召五次总同盟政治罢
　　工，并且没有相当的组织和准备。党和青年团的支部合并，赤色
　　工会也专去准备暴动了；这些，自然使党和工会的工作散乱起
　　来。这样，仿佛革命的时候，党，青年团，工会的单独组织都不
　　需要了，仿佛革命要从取消青年团，工会和党来开始。立三同志
　　不去努力实行革命的现实任务，却迷惑着许多幻想，用假左倾的
　　空谈，遮盖对于现在真正最重要的任务的执行的消极态度。
　　这是立三同志的一条政治路线。国际执委认为这条路线是
　　非布尔塞维克的，非列宁主义的，所以指斥而纠正了他。这条路
　　线引导到消极，引导到失败，而可以引导到极危险的冒险。这条
　　路线是和国际执委的路线互相对立的。国际执委和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团共同定出的路线之中，认为现在整个环境所
　　要求立刻实行的主要实际任务是：
　　（一）立刻团结锻炼出真正的工衣红军，即使最初这种红军
　　只有四万五千到五万人；他的社会成份应当是工农的，主要的指
　　挥干部应当是工人的，要有坚强的共产党的骨干领导着，要有最
　　好的最靠得住的指挥者，要有铁的纪律。这种红军，要完全在中
　　国共产党的手里，应当有巩固的物质基础在一个或者几个苏维埃
　　区域之中；这些区域就应当是革命的根据地域。解决这个任务，
　　现在是不能够丝毫迟缓的了。党内最好的力量，应当集中起来立
　　刻解决这个任务。
　　（二）立刻建立坚强而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政府，共产党员
　　占多数而吸引最好的非党工农兵士参加。苏维埃政府应当建立
　　在革命的根据地，而依据着红军。苏维埃政府规定并且公布自己
　　的政纲，反帝国主义土地革命的政纲，开始实行自己的政纲，用
　　事实表现给劳动群众看：苏维埃政权能够去掉帝国主义和地主而
　　创造新的生活。实行中农贫农的土地革命，极端的改良工人阶级
　　的生活，建立新的国家机关，勇敢的推选工农来参加，建立群众
　　的组织（工会，贫农会等等），实行正确的经济政策——这些，都
　　应当能够团结苏维埃区域几千百万的工农群众在苏维埃的周围。
　　（三）真正革命的群众工作，苏维埃区域之中实行布尔塞维
　　克主义的组织群众。非苏维埃区域之中开展经济政治的群众斗
　　争，并且在这斗争的过程之中去组织群众。中国共产党应当明
　　白：每一个经济斗争，每一个罢工，每一个群众发动，这在非苏
　　维埃区域之中不但是进到组织群众的一步，亦就是进到武装暴动
　　道路的一步，而且是直接对于苏维埃区域的帮助。忽视工人的日
　　常需要和要求，忽视农民的日常需要和要求，这在客观上是帮助
　　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没有相当的前提而玩弄武装暴动的口号，这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群众也是很少帮助的，不去准备和组织政
　　治罢工，而玩弄政治罢工的口号，也是一样的。说工人只要暴动
　　不要别的，这种理论是最有害的机会主义的理论，即使他用“左
　　倾”的空谈遮盖着，也不会成为革命的理论。必须动员群众去为
　　着日常要求而罢工，把这些日常要求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总要求联
　　系起来。增加工资的问题——正当现在银钱跌价，物价腾贵，资
　　本进攻来减少工资的时候；工作时间的问题——正当现在苏维埃
　　区域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之后；社会立法的问题——正当苏维埃
　　实行这些立法之后；失业津贴的问题——正当现在失业增加的时
　　候，还有劳动条件，工人待遇以及一切关于工人的问题——都可
　　以并且应当成为斗争的出发点。现在工人武装队的问题，当工人
　　群众看见红军正在生长的时候，自然和以前更不同了。黄色工会
　　内部的工作，赤色工会的扩充会员，共产党的征收党员，可以并
　　且应当比以前不同的去进行，因为苏维埃的胜利，以及一般政治
　　经济环境，都提高了工人的斗争情绪。同时，必须开展暂时还不
　　是苏维埃区域的乡村之中的农民运动，发展游击战争，用农民的
　　骚动像一个箍的一样的去围绕城市，以及大城市和最大城市；组
　　织军阀军队里的我们力量，十倍加强我们在这些军队里的工作：
　　就是去捣乱国民党的政权，到处去动摇国民党的改权。只有这
　　样，才能够准备工业中心的大城市的暴动，用暴动起来的工人和
　　红军占领这些城市。每一个罢工都是组织群众和准备暴动的一
　　步。每一个罢工都是对于苏维埃区域现实的帮助。建设真正的
　　红军，建立坚强的政府，在非苏维埃区域之中去努力组织群众的
　　经济政治战斗，是党现在最重要的任务。这是主要的枢纽，要抓
　　紧着去干。
　　并且，国际执委认为对于帝国主义者不但可以，甚至于必须
　　应付手段。我们预先警告过中国共产党，说明和帝国主义“和平”
　　共居的幻想，是有害的，危险的。但是，同时必须尽我们的能
　　力，去利用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去削弱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
　　命的联盟，去避免我们巩固以前的决定胜负的冲突，去推迟和帝
　　国主义的决定胜负的战斗。同时，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十倍加强反
　　对帝国主义干涉的斗争，动员和宣传工农群众，领导农民来了解
　　反对帝国主义的全国性质的任务。
　　这就是国际执委路线的主要点，这个路线是和当时中国共产
　　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团完全同意的规定出来的。
　　只有那种完全和布尔塞维克主义没有丝毫相同地方的人，才
　　会解释这种路线是退却的路线。中国共产党执行这种路线，不是
　　退却，恰好相反，正是进攻呢。任务并没有降低，恰好相反，正
　　是最具体现实的革命的决定胜负的任务。暴动的方针是定出来
　　的了。应当用布尔塞维克的坚持性和澈底性，列宁主义的顽强
　　性，去准备组织暴动。共产主义的先锋队一定要去宣传，团结，
　　组织群众，领导他们到决定胜负的战斗的阵地上去。不用“左倾”
　　的空谈暴动，而要切实的努力工作，以准备组织暴动。不能有消
　　极的状态，而要有布尔塞维克主义的群众工作。不应当提出力量
　　不够的任务，而要努力去实行革命的最重要的现实任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很满意的接到通知，知道中国共产党中
　　央委员会的政治局已经接受这个路线，而纠正了立三同志的原则
　　上不同的路线，希望全党都能够接受国际的路线。国际执委期望
　　布尔塞维克主义的中国队伍，澈底实行国际执委的列宁主义的路
　　线。国际执委完全赞成远东局的反对立三同志的方针和提议。国
　　际执委以前对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和指示，完全是继续有效的。国
　　际执委特别注意：必须坚决执行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
　　会对于中国职工运动的决议。国际执委认为现在来讨论所有这些
　　问题，会停滞党的工作，而使党的力量离开革命的决定胜负的任
　　务，然而，必须对于所有积极的党员，完全明白的，用布尔塞维
　　克的自我批评，解释这两条路线的实质，解释立三同志的方针有
　　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而团结党员在布尔塞维克路线的周
　　围。
　　这尤其是有必要的原故，是因为立三同志的发言之中，有最
　　危险的精神。立三同志竟用了共产主义的“左”右叛徒所用过而
　　已经被打碎的理论，就是说共产国际不知道当地情形，说中国的
　　例外情形，说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的理论。他竟
　　敢于把对于共产国际的忠实和对于中国革命的忠实互相对立起
　　来，他在八月三日政治局会议上说，忠实于共产国际，遵守共产
　　国际的纪律是一件事，忠实于中国革命又是一件事，说占领武汉
　　之后，再去和共产国际说话就不同了等等。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
　　主义的方针，不能不引导到这种敌视布尔塞维克主义敌视共产国
　　际的言论。
　　国际执委深刻的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党员一定对于这反
　　对共产国际的方针，给以坚决的抵抗，一切中国的布尔塞维克一
　　定完全团结起来，像一个人一样，一致的来实行共产国际的路
　　线。
　　绝不疲倦的布尔塞维克的工作，勇敢的坚决的为着国际执委
　　的路线而进行布尔塞维克的斗争，一定要领导中国共产党到中国
　　革命的新的伟大胜利。
　　根据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中宣部出版的《国际路线》刊印
　　注 释
　　〔1〕即周恩来。

　　立三〔65〕路线的理论基础*
　　（一九三0年十二月一日）
　　我们要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不仅是复述国际〔66〕的路
　　线，必须对立三路线有彻底的揭发与批评。立三路线之形成
　　不是偶然的，如果在党内没有形成这一路线的基础，则它不会
　　在党的领导机关起领导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在下面三个条
　　件之下来认识立三路线之形成：1．历史的条件，六次大会后有
　　些根本问题没有得到适当的解释；2．党内无产阶级成份薄弱，
　　小资产阶级成份占了很大的数量，这使党的路线有忽“左”忽
　　右的表现；3．立三的思想，在过去的讨论中没有受到强烈的反
　　对。这三个条件，帮助了它在领导机关中起了领导作用。
　　同时，我们在这里，必须认识立三路线之理论的基础：
　　（1）不懂得正确地估计阶级斗争力量的对比。国际来信
　　所指出的，立三路线不懂得正确地分析客观形势及正确地估
　　计阶级斗争力量的对比，这完全是正确的。我们可以从他的
　　文章、报告以及他起草的六月十一日的决议案〔67〕中得到充分
　　的材料来证明。当初立三同志分析敌人的力量时，总是只注
　　意敌人的弱点，或将敌人的某一弱点特别夸大；估计主观的力
　　量时，则只看到强点而掩盖了自己的弱点。所以六月十一日
　　决议案对世界革命及中国革命的进展问题，估量到帝国主义
　　及统治阶级时，把他们看成是无能为力、只有等待崩溃的状
　　态，对于革命力量的估计，不仅夸大了红军的发展，尤其对于
　　城市工人斗争的发展及其觉悟性与组织性夸大了，不合实际。
　　这两方面的会合，对于革命形势的估量自然变成为不正确的
　　了。这是立三同志之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问题之观点。
　　（2）否认革命发展之不平衡的特点与对革命高潮认识的
　　错误。不仅在中国问题上，在世界革命形势的估量上也是如
　　此。中央七十号通告〔68〕中提出中国革命的发展将走向平衡。
　　这一句话，在表面看来是没有问题的，但已经种下了以后错误
　　的根源。在立三同志起草的向国际的报告中说：中国革命之
　　发展，不平衡其表面，平衡其实质。这完全否认了革命发展的
　　不平衡，所以当时中央工作人员会上与陈韶玉〔69〕的争论，对
　　这一点也完全错误了。立三同忠的观点，认为中国革命爆发
　　必然地引起世界革命之同时的爆发。对长沙事件，70〕，党的宣
　　言说，中国革命之爆发必然掀起世界之普遍的武装暴动。立
　　三同志想以世界革命第三时期〔71〕的特点来取消革命发展的
　　不平衡。这是他对于世界革命的观点，同时也就是他对于中
　　国革命的观点。他否认不平衡的观点，是将革命高潮解释成
　　为直接革命形势。六次大会〔16〕的决议案中说，“将来的新的高
　　潮，更加要使党将准备武装暴动以至实行武装暴动，认做当前
　　的实际任务”。这就表明由高潮到直接革命形势，虽然中间没
　　有万里长城隔着，但是有一个过程的。而回国后的第一号通
　　告却说，将来新的高潮的到来，武装暴动的口号将要从宣传的
　　口号变成为行动的口号，这便已经将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
　　势模糊了。去年中国党接到国际十次大会的决议〔72〕，说中国
　　革命运动已开始了新的高潮。在江苏省的代表大会上我曾说
　　明这一问题，所谓新的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是不同的，现在已
　　经有了新的高潮，但还不是直接革命形势。这个问题当时并
　　未引起政治局热烈的讨论，只是在文件上有一点修正，这也足
　　以证明中国党之理论基础的薄弱，同时也就助长了立三路线
　　的形成。立三同志说，坡的阿姆（，0风，，，）的意义不应译作高
　　潮，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是一个东西。如果这样，那末，
　　六次大会的决议案中“在总的新高潮之下，可以使革命先在一
　　省或数省重要省区之内胜利”一句话，便应改作“在总的直接
　　革命形势之下，可以使革命先在一省或数省重要省区之内胜
　　利”了。既是总的直接革命形势之下，那里还有什么革命先在
　　一省或数省重要省区的首先胜利呢！当然，在他这样的认识
　　之下，所谓今天是湘鄂赣之首先胜利，但必须得到武汉，武汉
　　之首先胜利也就是全国革命胜利之开始的理论，是一点不奇
　　怪的。所以他会提出组织西伯利亚的华侨回国，要蒙古出兵
　　参加中国苏维埃联邦，要苏联出兵打日本。当然，这不仅是由
　　于否认革命发展之不平衡一点，一切盲动主义、命令主义都同
　　时爆发。
　　（3）组织观念不正确。立三同志对于组织的解释，常常
　　以加强主观力量来回答，他完全是站在机会主义的观点上。
　　他在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73〕的报告中，将主观力量放在
　　革命发展的条件以外，而只分析客观的条件。他说革命形势
　　一到，主观力量不成问题，例如“五卅”时期〔3〕与武汉时期。他
　　虽然在“八一”、“八三”的会〔74〕上提出要“加强组织”，但这一
　　“加强组织”，他是认为革命形势已经一般的成熟，只要一组织
　　便起来了。所以他只要用武装暴动的口号来号召，在上海则
　　以四次暴动孔口号来号召。这完全将组织力量放在革命形势
　　成熟条件以外，实际上必然走到取消组织的路上去。总行动
　　委员会的组织不仅取消了团，实际也取消了党。
　　（4）在估量斗争形势与布置工作中含有军事投机与军事
　　冒险的观点。立三同志对于红军及农民斗争之发展与组织，
　　有奇怪的意见。这一方面是由于由农村来的人随便报告一些
　　数目字可以帮助他，但根源还不在于此。在“八一”、“八三”的
　　会上他认为：红军进攻武汉，工人必然会起来暴动。另一个政
　　治局同志在《红旗》上说：单纯用红军进攻武汉，我们是反对
　　的；但如果说红军逼近了武汉，工人斗争还不能起来，这也是
　　错误的，工人一定会起来。立三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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