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地区是一个多元复合文化区，其文化发展灿烂辉煌，既融合了多种外来的文化，又保持着本地区文化的鲜明特色，表现了强大的内聚力和兼容力。
东南亚文化在世界文明舞台上究竟占有一个怎样的地位，它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有那些基本特征，它的发展前景如何呢？
（一） 东南亚文化的重要历史地位
在殖民时期、东南亚学研究掌握在欧美人手里，特别是在西方宗主国的学者——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和美国人的手里。他们从西方人研究的立场、角度出发，对东南亚殖民地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他们中的一些人持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带有种族主义的偏见，往往把东南亚看作是欧洲对外扩张的一个延续部分、一个隶属于欧洲的地域，不适当地夸大了西方对亚洲、对东南亚的影响。这样塑造出来的东南亚的历史、亚洲的历史就不可能是客观的、全面的图像。此外，因为过去东南亚曾受印度的很大影响，有的西方学者研究东南亚历史，把印度的影响夸大，认为古代东南亚一些国家是所谓“印度化国家”，甚至是印度人拓殖的殖民地。有的印度学者则采取“大印度”和“印度中心论”的观点来研究古代印度与东南亚的关系。
诚然，我们也要注意“中国中心主义”的偏向。现在不少学者，包括华人学者提出“看中国对东南亚的影响”，也要客观来认识。不能把从中国的角度来观察扭曲为“中国中心主义”。那样也是错误的。研究东南亚的历史与文化，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从本地的视角来认识它，也就是从东南亚自身的历史发展来认识它。
二战后，研究东南亚的一些学者，包括东南亚国家的学者努力摒弃长期主导东南亚学的“欧洲中心论”、“印度中心论”以及将东南亚国家的历史文化视为“中国文化延伸”的偏见和旧识，自觉地从东南亚自身发展的视角进行观察，他们强调东南亚文化的主体性与延续性，并以丰富的研究雄辩地证明东南亚地区有其鲜明的文化特征，指出不应片面夸大外来文化的影响。例如英国著名的史学家D.G.E.霍尔，他在其名著《东南亚史》中提出“东南亚是一个凭它本身的条件就值得重视的地区，而不仅是同中国、印度或西方发生接触时才值得重视。”他明确指出，应以东南亚“自身的观点而不能用任何其他观点” 来研究东南亚历史，考察其文化。尽管霍尔在《东南亚史》一书的一些章节的阐述中，自己也往往不能摆脱“欧洲中心”的束缚，但是他强调东南亚的主体性的上述看法是卓有见识的，是可取的。
另一方面，东南亚的发展既不是也不可能是孤立的，东南亚文明是世界文明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外来文化是影响东南亚历史进程的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东南亚与世界两大文明古国印度和中国的联系源远流长，深受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双重影响。特别是由于地处东西方文化交汇与接触的十字路口，东南亚国家还受到伊斯兰和基督教文明的影响。因此，东南亚地区和国家的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打下了亚洲两大文化和其它外来文化的印记。拒不承认外来文化的影响，甚至认为古代东南亚文明走在了它的北方和西方邻居的前面，无疑也是违背迄今所知的历史实际的。
东南亚地区，在经济制度、政治体制和文化类型上纷繁复杂，各国的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学者由此否认它的统一性和整体性，然而，我们在东南亚的多样性发展中也可以看到它的相对统一性与整体性。研究东南亚的学者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注意到这个地区之间的某些共同点及其历史文化特征的相似之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民族独立运动勃兴，一系列东南亚新独立国家诞生。东南亚的战略地位与经济价值显著提高，把东南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学者日益增多。英国学者D.G.E.霍尔的巨大贡献是，他撰写的《东南亚史》是第一部涵盖东南亚各国的地区通史。美国学者约翰.F.卡迪承继了霍尔的思想，他写的《东南亚历史发展》和《战后东南亚》，也不是对各个国家的历史作孤立的论述。这是两部互相衔接的关于东南亚历史与文化发展的综合性研究著作。澳大利亚学者安东尼•瑞德教授所著：《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也是将东南亚作为一个整体研究的重要著作。他的两卷本巨著向我们展现了贸易时代东南亚整个地区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清晰的图画。
卡迪在《东南亚历史发展》一书的序言中说：“这个当前被称为东南亚的分布范围很广的地区，曾经有过一段相互紧密联系的历史，这一点，从外表上看并不十分明显。也许，这一地区的最独特之处，是它的岛屿和大陆之间的差别，土壤和地形的多样性，各种各样的种族集团，以及迥然不同的宗教和文化发展水平。”但他指出：“可以确认，有三个或四个因素在历史上把这个地区联系在一起，其中每一个因素涉及地区内部的关系，起着一种连锁反应的作用。” ③那么，有哪些因素或者说从哪个方面可以看出东南亚地区各国互相联系的统一性与整体性呢？
首先，东南亚地区有它自己的固有文化。古代东南亚国家并非原封不动地照搬印度文化，而是有选择地主动吸收。毫无疑义，东南亚深受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影响，但在印度宗教与文化输入之前，东南亚不是文化的真空地带，它有自己的独特文化。赛代斯曾经对东南亚早期固有文化的特征作为精辟的概括：从物质文化方面看，有水稻的耕作，黄牛和水牛的驯养，金属的初步使用和航海技术；社会结构方面，妇女和以母性为世系的作用占有重要地位，以及因灌溉耕作的需要而产生的组织；宗教方面，万物有灵论、崇拜祖先和土地神、修建在高地上的祭祀场所、石瓮葬和石棚葬；从神话方面看，皆为宇宙二元论，其平中高山对大海、飞禽对水族，居住在山区的人与沿海的人相对。
第二，在外来文化传入后，东南亚本地的传统的文化与之互相融合，有选择地吸收，逐步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东南亚国家的民族文化。以水稻栽培为主的灌溉农业延续下来，形成东南亚的发达的农业文明，或称稻作文化；农村村社的长期保存与双系继承制的存在，是东南亚社会结构的重要特征；此外，原始的拜物教信仰与外来宗教相结合，使东南亚的宗教具有新的特色。源于印度的佛教、印度教输入东南亚后，不再保持原来的形态，它们已本地化、民族化，因而能在东南亚国家扎下根来，上座部佛教传入缅甸后，与当地的神祇信仰相结合，缅甸寺塔中往往供奉着各种神灵的偶像，成为它的一个特色。东南亚国家的文学、艺术、音乐、舞蹈等等同样保持了传统的风格，并在吸收印度、中国及阿拉伯的文化营养后，获得了新的发展。
第三，东南亚的相对统一性与完整性，不仅表现在它是一个历史、地理和文化的相对独立的单元，即独立于东北亚、南亚及澳大利亚诸地区，而且表现在东南亚各国之间的日益密切的联系。与印度、阿拉伯与中国、东亚诸国海陆贸易的发展、文化的交流，大大促进了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联系。西方殖民主义侵入后，东南亚各国殖民地化，分别受到不同的殖民国家的统治。殖民时期，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垂直联系比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水平联系更为紧密；另一方面，由于东南亚国家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它的经济、贸易与世界市场和商业贸易网络密切联系起来。进入20世纪初，东南亚与世界，东南亚国家内部的联系更加增强了。
第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的面貌发生巨大的变化，一系列民族独立国家兴起。东南亚新兴民族国家为了发展民族经济与文化，努力重建它们的传统联系。为了建立区域性的合作，1967年8月，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五国成立了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1984年1月文莱独立后随即加入该组织。1995年后，东盟朝实现“东南亚一体化”目标加速发展，到1999年，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相继加入，东南亚十国组成“大东盟”。东南亚国家在多样化中求统一， 东盟的成立和扩大，标志着东南亚区域性联系的新发展。
当前，建设地区共同体是东亚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一种构想，一种区域发展的设计，是迈入21世纪和今后发展的一个蓝图。2008年东盟国家通过的《东盟宪章》提出要建立“东盟共同体”，首先是经济共同体，同时要建设一个政治——安全合作的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合作的共同体。这是东南亚地区一体化的一个发展进程。现在处于建设东盟经济共同体的阶段。这种地区一体化的要求，在当前这个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时代，既是东盟国家为了联合自强政治经济的需要，也是维护本地区安全、稳定与和谐发展的需要。
由此，越来越多的研究东南亚的学者从东南亚自身的发展进行观察，强调其文化的主体性与延续性，并逐步形成一个新的观念：东南亚地区有着它自身的鲜明的文化特征。因而我们在研究东南亚文明时，既不能忽视东南亚地区的多样性，了解东南亚各国历史文化的不同特点，又必须注意到这一地区的相对统一性，应将它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和文化紧密联系的相对独立的单元进行综合考察。
（二）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的基本特征
由于地理环境与历史条件的不同，亚洲地区各国是在互不相同的状态下发展起来，因而形成不同的民族与国家。从亚洲文化的传播与相互影响中，可以看到，由于各国社会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国家与民族在文化传播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同，处于社会文化发展比较先进阶段的国家和民族，在文化的传播与交流的一定阶段居于主导地位。那么中国与东南亚地区文化传播与交流具有那些特点呢？
1、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国文化对东南亚有深刻的影响
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学者认为，历史上，以中日朝（韩）越诸国文化为标志的中华文化圈，有的学者又称为“汉文化圈”， 是以儒学为重心，稍后以中国化的佛教哲学和中国的道教哲学，即以儒释道文化为核心的文化。这种文化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3世纪时传入朝鲜、日本和越南。
包括越南在内东南亚地区是一个多元复合文化区，在历史上不仅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也受到中国文化传播的影响，而后还接受了伊斯兰文化。到了近代“西学东渐”，西方文化又向东南亚国家传播。东南亚既融合了多种外来的文化，又保持着本地区文化的鲜明特色。其中，中国文化对越南及新加坡等华人华侨聚居的东南亚地区有着较大影响。有的马来西亚学者亦将中国文化视作本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认为根源于中华文化的“马华文化”是“大马诸多族群文化之一”。
2、传播与交流的方式多种多样，不仅有国家之间的关系，还有多种民间的交往
在中外关系史上，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是人，物质的交换也要通过人。人民群众通过个人或集体的行动，透过旅行、贸易或迁徙等方式互相接触、交往，进行思想和物质的传播与交流。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交往过程中，既有互派使节、经贸交易、互赠礼品和书籍、艺术交流、又有移民寓居，留学生和僧侣的互访等等。其中，“朝贡贸易”和民间交易形式下的经贸来往与宗教的交流，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交流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许多历史资料表明，中外关系的起始，首先是人民之间的互相接触，而官方的联系，邦交的建立，往往是在民间往来之后。因此，我们研究中外关系史既要重视国家关系的建立，又不可忽视研究民间的交往。邦交的建立，国家关系的发展，往往更有利于人民之间的往来。然而，人民之间的来往又常常是国家关系建立的先导。当国家关系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受阻时，例如，明代初年厉行海禁，朝廷三令五申，敢有私与“诸蕃互市者”，必“置以重法”，但民间的交往仍然在持续地进行着。古代中国对外贸易主要是以传统的朝贡方式进行，由国家垄断，但是人民出海谋生，进行海上贸易仍然无法禁止。在明清两朝政府实行海禁期间，民间的海上贸易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有所增长。
研究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史，我们会发现这样一条轨迹：人民群众的交往——交通路线的开辟——经济文化的交流——外交关系的建立——更广泛人民交往与经济文化的交流。民间先行、国家主导、官民并举，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基本途径，而海外华人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对东南亚国家文化事业的发展有宝贵的贡献。
3、和平的非暴力的交流是发展的主流
在中国与东南亚邻国的关系史的长河中，和平的交往，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是发展的主流。虽然在历史上曾有统治集团发动的战争，但是比起那些战争来，2000多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友谊关系，经济和文化上的相互交流和互动，所遗留下来的痕迹要深刻得多，所发生的作用要广泛得多。一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史是以经济文化交流与和平友好交往为重点的历史，其基本理念是“和而贵”，“和而不同”。中华文化对外来的宗教文化从来是开放的、宽容的，这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发展的主导方面。
诚然，在研究中外关系时也不能忽视或回避国家之间的战争。因为在整个阶级社会的历史时期，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或侵略是难免的，这是国家政策在国际关系上的一种表现与继续。我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总的来说是和平共处的，有时也发生过战争。研究中外关系史对此应依据历史事实，进行具体分析。已故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曾指出，我们“既不要专写战争，不写和平，也不要从历史上删去战争，甚至删去人所共知的战争，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图，写出一个历史上没有的也不可能有的和平共处的局面。” 我们要揭示历史的本来面貌，不必掩饰历史上中国王朝的对外战争。但是需指出；第一，在历史上，中国与东南亚诸国的关系主要是和平友好交往的历史，双方的战争是屈指可数的。中国与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在历史上没有发生过战争与军事冲突。例如与泰国、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都未兵戎相见。对缅甸只有过两次战争，与印度尼西亚仅有一次，主要都发生在元朝时期。第二，对越南的战争虽然次数较多，但要作具体分析。在越南立国以后，中越两国间的战争年代加在一起是很短暂的。自从吴权抗击南汉起，经过丁、前黎、李、陈、胡、后黎，直到阮朝，共约1000多年，其中发生战争的年代大约只有20年，而且每次战争结束后，两国王朝都采用了和解的策略，以求和睦相处。可见，在两国历史上交战的时间是短暂的一瞬，仅是历史发展中几个小的漩涡，而两国的和平友好的交往仍是两国关系的主流。而且，由于地理上山水相连和悠久的历史联系，中越两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系比起其它一些亚洲国家更为密切。
研究中外关系史，包括东南亚各国关系史的和平与战争两个方面，并作历史的比较，将有助于认识和平与友谊是中国和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国关系史发展的主要内容，对于我们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很有助益。
关于战争的作用与影响问题，我们也应有历史的辩证的认识。历史事实表明，战争有时也会对各国经济文化交流在客观上起某种促进作用。学者指出：“文化交流还有意外的渠道，为当时的人所意想不及的，即战争与掠夺也会造成文化交流的机会。”
4、双向互动性是交流的突出特点
在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关系史上，相互促进构成了重要的内容和突出的特点。研究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文化的交流，既要注意中国的先进文化对东南亚国家的巨大的影响和促进作用，同时也要注意研究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影响与促进作用，这两个方面均不可偏废。
从中国学者的角度讲，应注意研究和正确反映中国在东南亚与世界历史上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在这方面，我们自己的研究显然还很不够。关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史及其国际影响，中国人尚未有一部很有影响的专著，而英国学者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成为国内外研究这个问题的必读著作。例如，他曾经指出，第一次出现天文望远镜的自动传动钟机，并不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在19世纪早期的欧洲，而且是在公元2世纪的中国。首次制成的赤道仪并不在乌兰尼堡或维也纳的工场里，而是在中国元朝的大都。 可见，在一些发明创造方面，中国人常常名列世界的前茅。
中国将自己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果无保留地献给亚洲和世界各国人民，对人类社会的进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中特别是中国的三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的传播对欧洲封建制度的崩溃和资本主义的萌芽起了催化作用，贡献是十分巨大的。马克思对此作过很高的评价，他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然而，中国的高度文明和有活力的创造，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勤劳与智慧的结晶，而且汲取和汇合了亚洲与世界各国文化的精华。几千年来，中国就不断地从外国，尤其从东南亚诸邻国学习到许多有益的东西，引进优良的产品、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文化。
如前所述，中国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从秦汉时期起始、经过隋唐到明清，两千多年，高潮迭起，一浪高过一浪，规模日益扩大。例如，明初郑和船队七下西洋，途经东南亚，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交流，形成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的高潮。郑和船队远航把中国的工艺制品及生产技术带到西洋，推动了东南亚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海上交通的发展，又促进了双方商品货物的交换和中国国内手工业的生产，并使中国移民大批地向南洋各地寻求发展。
历史上先后有许多中国人南迁东南亚。中国移民是在东南亚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与桥梁，对东南亚国家文化事业的发展有宝贵的贡献。举例而言，1285年，元军的一位歌手李元吉被俘后，长期居留越南，将中国的传戏传入越南。越史记载：“李元吉作古传戏，有西方王母献蟠桃等传，……感人令悲则悲，令欢则欢。我国（越南）有传戏自此始。” 1350年元朝杂技名家丁庞德挈带家小南投越南陈朝，向越人传授缘竿技艺，越南有“险竿自此始。” 明代中越两国人员交往增多。在明军征讨越南时期，一些中国军民留居当地没有“北还”。同时有不少越南人来到中国，并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有过卓越的贡献。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交趾人阮安在北京城建筑上的功绩。阮安约于永乐五年入宫为太监，他善于谋划，尤长于工程建筑，在营建北京的宫殿和皇城时负责总设计。他设计的紫禁城南北长960米，东西宽760米，其中有前三殿（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和后三殿（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经过修建的北京城，建筑布局匀称，庄严雄伟。阮安对北京城的九门城楼、五府、六部、诸司公宇的建筑，以及治理杨村驿诸河均有功绩。
由此可见，东南亚地区文化发展史，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各国各民族文化相互传播、碰撞、融合和不断创新的历史。东南亚文化发展与交流的主旋律是相互交汇和融合，而非文明之间的冲突。在漫长的相遇、相碰、相汇的历程中，文明之间的冲突只是暂时的，居次要地位，而和平的交融与交汇，会通与共生则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
（三）当代东南亚文化发展与交流的新特点与发展前景
“温故而知新”，东南亚文化及其交流有着繁荣的过去，必会有更辉煌的未来。在一个空前活跃开放的时代，伴随全球化和区域化和各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东南亚地区必然出现一个文化建设与文化交流发展的高潮，而当代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迅速发展，已成为促进东亚各国现代化建设的巨大动力。数千年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积淀下来，构成了东南亚文化复兴的精神基础，而东亚东南亚的巨变，特别是战后的重新崛起与迅猛发展，为新世纪东亚文化的发展和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交流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战后东亚（包括东南亚）地区重新崛起的历史表明，东亚的传统文化经过革新、转换和改造，保持它的和谐、兼容和协作的精神，发扬它的群体主义的作用，重视发展文化教育和智力开发，就能使东亚文化具有更大的凝聚力。东亚地区的这种新文化，与经济、政治因素相配合，对日本、“四小龙”、东盟和中国的经济起飞和迅速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是公认的事实。
当代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国际风云的变化，极大地影响和推动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这有以下几点依据：
一是现代化就意味着向世界开放，而一个封闭的民族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大方向不会变，开放的步伐会逐步加快。中国现代化的程度越高，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就越来越扩展，只要中国现代化的步伐不停，就一定会努力去促进与世界，尤其是周边邻国的文化交流。
二是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各国的经济联系将越来紧密。进入21世纪，在东南亚地区发生历史性的变革和社会转型的新形势下，尤其是在文化传播大发展的推动下，当代东南亚地区的文化发展、传播与交流正以罕见的规模迅速发展， 为促进各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中国的繁荣与发展对东南亚国家发展是巨大机遇，而不是威胁。
三是东亚地区合作的发展，尤其是当代东盟的建立与扩大、东盟10+3和10+1协商机制的形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东亚峰会的召开和东亚区域合作的逐步向前迈步，将使东亚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联合日趋密切，并走向协商的机制化。
四是在当代网络信息时代下，东南亚文化飞速发展。现代化的交流手段，电脑和互联网的应用，大众文化传播媒介的广泛兴起，为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机。东南亚国家之间和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文化之间的交流必将日益加速，传播将更加宽广。
现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呈现了多渠道、多层次、多方面、多形式，交流日趋机制化的新局面和新特点。政府、地方和民间并举，特别是科技合作、人才培养、学术交流、文化考察、考古发掘、图书展销、文艺与武术的演出、青年团体的互访、兴办孔子学院、主办国际体育运动会、博览会与文化旅游等等，内容异常丰富多彩，规模空前庞杂宽泛，频率极其密集。尤其是人员来往与互派留学生，大大推动了东南亚国家间和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
从全球和地区文化发展的视角来看，东南亚是亚洲文化发展与交流的支柱之一。东南亚国家人民通过更广泛的接触来扩大文化交流，相互理解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增进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文化认知和精神上的融合，以求和谐共同发展。当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已建立了战略互惠或全面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的交流日益紧密。拥有巨大人口资源和无可限量的繁荣潜能和经济活力的东南亚是中国的重要友邻。尽管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出现了波折和动荡，2008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巨大，困难不可低估。但中国经济版图在重新布局的同时，正通过“睦邻”、“富邻”政策增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友好联系。在当前经济处于全面复苏的形势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大力发展双边、多边经济合作的同时，文化交流也必将更上一层楼。
我们相信，只要亚洲各国进一步加强经济合作，展开更广泛的文化交流，就可以创造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携起手来共同为当代东南亚地区及全世界的和谐与发展做出贡献。而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文化发展与交流的广度和深度必将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
东南亚文化在世界文明舞台上究竟占有一个怎样的地位，它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有那些基本特征，它的发展前景如何呢？
（一） 东南亚文化的重要历史地位
在殖民时期、东南亚学研究掌握在欧美人手里，特别是在西方宗主国的学者——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和美国人的手里。他们从西方人研究的立场、角度出发，对东南亚殖民地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他们中的一些人持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带有种族主义的偏见，往往把东南亚看作是欧洲对外扩张的一个延续部分、一个隶属于欧洲的地域，不适当地夸大了西方对亚洲、对东南亚的影响。这样塑造出来的东南亚的历史、亚洲的历史就不可能是客观的、全面的图像。此外，因为过去东南亚曾受印度的很大影响，有的西方学者研究东南亚历史，把印度的影响夸大，认为古代东南亚一些国家是所谓“印度化国家”，甚至是印度人拓殖的殖民地。有的印度学者则采取“大印度”和“印度中心论”的观点来研究古代印度与东南亚的关系。
诚然，我们也要注意“中国中心主义”的偏向。现在不少学者，包括华人学者提出“看中国对东南亚的影响”，也要客观来认识。不能把从中国的角度来观察扭曲为“中国中心主义”。那样也是错误的。研究东南亚的历史与文化，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从本地的视角来认识它，也就是从东南亚自身的历史发展来认识它。
二战后，研究东南亚的一些学者，包括东南亚国家的学者努力摒弃长期主导东南亚学的“欧洲中心论”、“印度中心论”以及将东南亚国家的历史文化视为“中国文化延伸”的偏见和旧识，自觉地从东南亚自身发展的视角进行观察，他们强调东南亚文化的主体性与延续性，并以丰富的研究雄辩地证明东南亚地区有其鲜明的文化特征，指出不应片面夸大外来文化的影响。例如英国著名的史学家D.G.E.霍尔，他在其名著《东南亚史》中提出“东南亚是一个凭它本身的条件就值得重视的地区，而不仅是同中国、印度或西方发生接触时才值得重视。”他明确指出，应以东南亚“自身的观点而不能用任何其他观点” 来研究东南亚历史，考察其文化。尽管霍尔在《东南亚史》一书的一些章节的阐述中，自己也往往不能摆脱“欧洲中心”的束缚，但是他强调东南亚的主体性的上述看法是卓有见识的，是可取的。
另一方面，东南亚的发展既不是也不可能是孤立的，东南亚文明是世界文明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外来文化是影响东南亚历史进程的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东南亚与世界两大文明古国印度和中国的联系源远流长，深受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双重影响。特别是由于地处东西方文化交汇与接触的十字路口，东南亚国家还受到伊斯兰和基督教文明的影响。因此，东南亚地区和国家的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打下了亚洲两大文化和其它外来文化的印记。拒不承认外来文化的影响，甚至认为古代东南亚文明走在了它的北方和西方邻居的前面，无疑也是违背迄今所知的历史实际的。
东南亚地区，在经济制度、政治体制和文化类型上纷繁复杂，各国的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学者由此否认它的统一性和整体性，然而，我们在东南亚的多样性发展中也可以看到它的相对统一性与整体性。研究东南亚的学者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注意到这个地区之间的某些共同点及其历史文化特征的相似之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民族独立运动勃兴，一系列东南亚新独立国家诞生。东南亚的战略地位与经济价值显著提高，把东南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学者日益增多。英国学者D.G.E.霍尔的巨大贡献是，他撰写的《东南亚史》是第一部涵盖东南亚各国的地区通史。美国学者约翰.F.卡迪承继了霍尔的思想，他写的《东南亚历史发展》和《战后东南亚》，也不是对各个国家的历史作孤立的论述。这是两部互相衔接的关于东南亚历史与文化发展的综合性研究著作。澳大利亚学者安东尼•瑞德教授所著：《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也是将东南亚作为一个整体研究的重要著作。他的两卷本巨著向我们展现了贸易时代东南亚整个地区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清晰的图画。
卡迪在《东南亚历史发展》一书的序言中说：“这个当前被称为东南亚的分布范围很广的地区，曾经有过一段相互紧密联系的历史，这一点，从外表上看并不十分明显。也许，这一地区的最独特之处，是它的岛屿和大陆之间的差别，土壤和地形的多样性，各种各样的种族集团，以及迥然不同的宗教和文化发展水平。”但他指出：“可以确认，有三个或四个因素在历史上把这个地区联系在一起，其中每一个因素涉及地区内部的关系，起着一种连锁反应的作用。” ③那么，有哪些因素或者说从哪个方面可以看出东南亚地区各国互相联系的统一性与整体性呢？
首先，东南亚地区有它自己的固有文化。古代东南亚国家并非原封不动地照搬印度文化，而是有选择地主动吸收。毫无疑义，东南亚深受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影响，但在印度宗教与文化输入之前，东南亚不是文化的真空地带，它有自己的独特文化。赛代斯曾经对东南亚早期固有文化的特征作为精辟的概括：从物质文化方面看，有水稻的耕作，黄牛和水牛的驯养，金属的初步使用和航海技术；社会结构方面，妇女和以母性为世系的作用占有重要地位，以及因灌溉耕作的需要而产生的组织；宗教方面，万物有灵论、崇拜祖先和土地神、修建在高地上的祭祀场所、石瓮葬和石棚葬；从神话方面看，皆为宇宙二元论，其平中高山对大海、飞禽对水族，居住在山区的人与沿海的人相对。
第二，在外来文化传入后，东南亚本地的传统的文化与之互相融合，有选择地吸收，逐步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东南亚国家的民族文化。以水稻栽培为主的灌溉农业延续下来，形成东南亚的发达的农业文明，或称稻作文化；农村村社的长期保存与双系继承制的存在，是东南亚社会结构的重要特征；此外，原始的拜物教信仰与外来宗教相结合，使东南亚的宗教具有新的特色。源于印度的佛教、印度教输入东南亚后，不再保持原来的形态，它们已本地化、民族化，因而能在东南亚国家扎下根来，上座部佛教传入缅甸后，与当地的神祇信仰相结合，缅甸寺塔中往往供奉着各种神灵的偶像，成为它的一个特色。东南亚国家的文学、艺术、音乐、舞蹈等等同样保持了传统的风格，并在吸收印度、中国及阿拉伯的文化营养后，获得了新的发展。
第三，东南亚的相对统一性与完整性，不仅表现在它是一个历史、地理和文化的相对独立的单元，即独立于东北亚、南亚及澳大利亚诸地区，而且表现在东南亚各国之间的日益密切的联系。与印度、阿拉伯与中国、东亚诸国海陆贸易的发展、文化的交流，大大促进了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联系。西方殖民主义侵入后，东南亚各国殖民地化，分别受到不同的殖民国家的统治。殖民时期，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垂直联系比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水平联系更为紧密；另一方面，由于东南亚国家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它的经济、贸易与世界市场和商业贸易网络密切联系起来。进入20世纪初，东南亚与世界，东南亚国家内部的联系更加增强了。
第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的面貌发生巨大的变化，一系列民族独立国家兴起。东南亚新兴民族国家为了发展民族经济与文化，努力重建它们的传统联系。为了建立区域性的合作，1967年8月，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五国成立了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1984年1月文莱独立后随即加入该组织。1995年后，东盟朝实现“东南亚一体化”目标加速发展，到1999年，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相继加入，东南亚十国组成“大东盟”。东南亚国家在多样化中求统一， 东盟的成立和扩大，标志着东南亚区域性联系的新发展。
当前，建设地区共同体是东亚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一种构想，一种区域发展的设计，是迈入21世纪和今后发展的一个蓝图。2008年东盟国家通过的《东盟宪章》提出要建立“东盟共同体”，首先是经济共同体，同时要建设一个政治——安全合作的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合作的共同体。这是东南亚地区一体化的一个发展进程。现在处于建设东盟经济共同体的阶段。这种地区一体化的要求，在当前这个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时代，既是东盟国家为了联合自强政治经济的需要，也是维护本地区安全、稳定与和谐发展的需要。
由此，越来越多的研究东南亚的学者从东南亚自身的发展进行观察，强调其文化的主体性与延续性，并逐步形成一个新的观念：东南亚地区有着它自身的鲜明的文化特征。因而我们在研究东南亚文明时，既不能忽视东南亚地区的多样性，了解东南亚各国历史文化的不同特点，又必须注意到这一地区的相对统一性，应将它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和文化紧密联系的相对独立的单元进行综合考察。
（二）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的基本特征
由于地理环境与历史条件的不同，亚洲地区各国是在互不相同的状态下发展起来，因而形成不同的民族与国家。从亚洲文化的传播与相互影响中，可以看到，由于各国社会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国家与民族在文化传播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同，处于社会文化发展比较先进阶段的国家和民族，在文化的传播与交流的一定阶段居于主导地位。那么中国与东南亚地区文化传播与交流具有那些特点呢？
1、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国文化对东南亚有深刻的影响
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学者认为，历史上，以中日朝（韩）越诸国文化为标志的中华文化圈，有的学者又称为“汉文化圈”， 是以儒学为重心，稍后以中国化的佛教哲学和中国的道教哲学，即以儒释道文化为核心的文化。这种文化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3世纪时传入朝鲜、日本和越南。
包括越南在内东南亚地区是一个多元复合文化区，在历史上不仅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也受到中国文化传播的影响，而后还接受了伊斯兰文化。到了近代“西学东渐”，西方文化又向东南亚国家传播。东南亚既融合了多种外来的文化，又保持着本地区文化的鲜明特色。其中，中国文化对越南及新加坡等华人华侨聚居的东南亚地区有着较大影响。有的马来西亚学者亦将中国文化视作本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认为根源于中华文化的“马华文化”是“大马诸多族群文化之一”。
2、传播与交流的方式多种多样，不仅有国家之间的关系，还有多种民间的交往
在中外关系史上，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是人，物质的交换也要通过人。人民群众通过个人或集体的行动，透过旅行、贸易或迁徙等方式互相接触、交往，进行思想和物质的传播与交流。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交往过程中，既有互派使节、经贸交易、互赠礼品和书籍、艺术交流、又有移民寓居，留学生和僧侣的互访等等。其中，“朝贡贸易”和民间交易形式下的经贸来往与宗教的交流，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交流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许多历史资料表明，中外关系的起始，首先是人民之间的互相接触，而官方的联系，邦交的建立，往往是在民间往来之后。因此，我们研究中外关系史既要重视国家关系的建立，又不可忽视研究民间的交往。邦交的建立，国家关系的发展，往往更有利于人民之间的往来。然而，人民之间的来往又常常是国家关系建立的先导。当国家关系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受阻时，例如，明代初年厉行海禁，朝廷三令五申，敢有私与“诸蕃互市者”，必“置以重法”，但民间的交往仍然在持续地进行着。古代中国对外贸易主要是以传统的朝贡方式进行，由国家垄断，但是人民出海谋生，进行海上贸易仍然无法禁止。在明清两朝政府实行海禁期间，民间的海上贸易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有所增长。
研究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史，我们会发现这样一条轨迹：人民群众的交往——交通路线的开辟——经济文化的交流——外交关系的建立——更广泛人民交往与经济文化的交流。民间先行、国家主导、官民并举，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基本途径，而海外华人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对东南亚国家文化事业的发展有宝贵的贡献。
3、和平的非暴力的交流是发展的主流
在中国与东南亚邻国的关系史的长河中，和平的交往，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是发展的主流。虽然在历史上曾有统治集团发动的战争，但是比起那些战争来，2000多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友谊关系，经济和文化上的相互交流和互动，所遗留下来的痕迹要深刻得多，所发生的作用要广泛得多。一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史是以经济文化交流与和平友好交往为重点的历史，其基本理念是“和而贵”，“和而不同”。中华文化对外来的宗教文化从来是开放的、宽容的，这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发展的主导方面。
诚然，在研究中外关系时也不能忽视或回避国家之间的战争。因为在整个阶级社会的历史时期，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或侵略是难免的，这是国家政策在国际关系上的一种表现与继续。我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总的来说是和平共处的，有时也发生过战争。研究中外关系史对此应依据历史事实，进行具体分析。已故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曾指出，我们“既不要专写战争，不写和平，也不要从历史上删去战争，甚至删去人所共知的战争，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图，写出一个历史上没有的也不可能有的和平共处的局面。” 我们要揭示历史的本来面貌，不必掩饰历史上中国王朝的对外战争。但是需指出；第一，在历史上，中国与东南亚诸国的关系主要是和平友好交往的历史，双方的战争是屈指可数的。中国与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在历史上没有发生过战争与军事冲突。例如与泰国、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都未兵戎相见。对缅甸只有过两次战争，与印度尼西亚仅有一次，主要都发生在元朝时期。第二，对越南的战争虽然次数较多，但要作具体分析。在越南立国以后，中越两国间的战争年代加在一起是很短暂的。自从吴权抗击南汉起，经过丁、前黎、李、陈、胡、后黎，直到阮朝，共约1000多年，其中发生战争的年代大约只有20年，而且每次战争结束后，两国王朝都采用了和解的策略，以求和睦相处。可见，在两国历史上交战的时间是短暂的一瞬，仅是历史发展中几个小的漩涡，而两国的和平友好的交往仍是两国关系的主流。而且，由于地理上山水相连和悠久的历史联系，中越两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系比起其它一些亚洲国家更为密切。
研究中外关系史，包括东南亚各国关系史的和平与战争两个方面，并作历史的比较，将有助于认识和平与友谊是中国和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国关系史发展的主要内容，对于我们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很有助益。
关于战争的作用与影响问题，我们也应有历史的辩证的认识。历史事实表明，战争有时也会对各国经济文化交流在客观上起某种促进作用。学者指出：“文化交流还有意外的渠道，为当时的人所意想不及的，即战争与掠夺也会造成文化交流的机会。”
4、双向互动性是交流的突出特点
在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关系史上，相互促进构成了重要的内容和突出的特点。研究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文化的交流，既要注意中国的先进文化对东南亚国家的巨大的影响和促进作用，同时也要注意研究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影响与促进作用，这两个方面均不可偏废。
从中国学者的角度讲，应注意研究和正确反映中国在东南亚与世界历史上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在这方面，我们自己的研究显然还很不够。关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史及其国际影响，中国人尚未有一部很有影响的专著，而英国学者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成为国内外研究这个问题的必读著作。例如，他曾经指出，第一次出现天文望远镜的自动传动钟机，并不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在19世纪早期的欧洲，而且是在公元2世纪的中国。首次制成的赤道仪并不在乌兰尼堡或维也纳的工场里，而是在中国元朝的大都。 可见，在一些发明创造方面，中国人常常名列世界的前茅。
中国将自己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果无保留地献给亚洲和世界各国人民，对人类社会的进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中特别是中国的三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的传播对欧洲封建制度的崩溃和资本主义的萌芽起了催化作用，贡献是十分巨大的。马克思对此作过很高的评价，他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然而，中国的高度文明和有活力的创造，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勤劳与智慧的结晶，而且汲取和汇合了亚洲与世界各国文化的精华。几千年来，中国就不断地从外国，尤其从东南亚诸邻国学习到许多有益的东西，引进优良的产品、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文化。
如前所述，中国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从秦汉时期起始、经过隋唐到明清，两千多年，高潮迭起，一浪高过一浪，规模日益扩大。例如，明初郑和船队七下西洋，途经东南亚，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交流，形成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的高潮。郑和船队远航把中国的工艺制品及生产技术带到西洋，推动了东南亚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海上交通的发展，又促进了双方商品货物的交换和中国国内手工业的生产，并使中国移民大批地向南洋各地寻求发展。
历史上先后有许多中国人南迁东南亚。中国移民是在东南亚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与桥梁，对东南亚国家文化事业的发展有宝贵的贡献。举例而言，1285年，元军的一位歌手李元吉被俘后，长期居留越南，将中国的传戏传入越南。越史记载：“李元吉作古传戏，有西方王母献蟠桃等传，……感人令悲则悲，令欢则欢。我国（越南）有传戏自此始。” 1350年元朝杂技名家丁庞德挈带家小南投越南陈朝，向越人传授缘竿技艺，越南有“险竿自此始。” 明代中越两国人员交往增多。在明军征讨越南时期，一些中国军民留居当地没有“北还”。同时有不少越南人来到中国，并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有过卓越的贡献。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交趾人阮安在北京城建筑上的功绩。阮安约于永乐五年入宫为太监，他善于谋划，尤长于工程建筑，在营建北京的宫殿和皇城时负责总设计。他设计的紫禁城南北长960米，东西宽760米，其中有前三殿（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和后三殿（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经过修建的北京城，建筑布局匀称，庄严雄伟。阮安对北京城的九门城楼、五府、六部、诸司公宇的建筑，以及治理杨村驿诸河均有功绩。
由此可见，东南亚地区文化发展史，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各国各民族文化相互传播、碰撞、融合和不断创新的历史。东南亚文化发展与交流的主旋律是相互交汇和融合，而非文明之间的冲突。在漫长的相遇、相碰、相汇的历程中，文明之间的冲突只是暂时的，居次要地位，而和平的交融与交汇，会通与共生则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
（三）当代东南亚文化发展与交流的新特点与发展前景
“温故而知新”，东南亚文化及其交流有着繁荣的过去，必会有更辉煌的未来。在一个空前活跃开放的时代，伴随全球化和区域化和各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东南亚地区必然出现一个文化建设与文化交流发展的高潮，而当代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迅速发展，已成为促进东亚各国现代化建设的巨大动力。数千年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积淀下来，构成了东南亚文化复兴的精神基础，而东亚东南亚的巨变，特别是战后的重新崛起与迅猛发展，为新世纪东亚文化的发展和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交流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战后东亚（包括东南亚）地区重新崛起的历史表明，东亚的传统文化经过革新、转换和改造，保持它的和谐、兼容和协作的精神，发扬它的群体主义的作用，重视发展文化教育和智力开发，就能使东亚文化具有更大的凝聚力。东亚地区的这种新文化，与经济、政治因素相配合，对日本、“四小龙”、东盟和中国的经济起飞和迅速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是公认的事实。
当代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国际风云的变化，极大地影响和推动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这有以下几点依据：
一是现代化就意味着向世界开放，而一个封闭的民族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大方向不会变，开放的步伐会逐步加快。中国现代化的程度越高，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就越来越扩展，只要中国现代化的步伐不停，就一定会努力去促进与世界，尤其是周边邻国的文化交流。
二是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各国的经济联系将越来紧密。进入21世纪，在东南亚地区发生历史性的变革和社会转型的新形势下，尤其是在文化传播大发展的推动下，当代东南亚地区的文化发展、传播与交流正以罕见的规模迅速发展， 为促进各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中国的繁荣与发展对东南亚国家发展是巨大机遇，而不是威胁。
三是东亚地区合作的发展，尤其是当代东盟的建立与扩大、东盟10+3和10+1协商机制的形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东亚峰会的召开和东亚区域合作的逐步向前迈步，将使东亚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联合日趋密切，并走向协商的机制化。
四是在当代网络信息时代下，东南亚文化飞速发展。现代化的交流手段，电脑和互联网的应用，大众文化传播媒介的广泛兴起，为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机。东南亚国家之间和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文化之间的交流必将日益加速，传播将更加宽广。
现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呈现了多渠道、多层次、多方面、多形式，交流日趋机制化的新局面和新特点。政府、地方和民间并举，特别是科技合作、人才培养、学术交流、文化考察、考古发掘、图书展销、文艺与武术的演出、青年团体的互访、兴办孔子学院、主办国际体育运动会、博览会与文化旅游等等，内容异常丰富多彩，规模空前庞杂宽泛，频率极其密集。尤其是人员来往与互派留学生，大大推动了东南亚国家间和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
从全球和地区文化发展的视角来看，东南亚是亚洲文化发展与交流的支柱之一。东南亚国家人民通过更广泛的接触来扩大文化交流，相互理解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增进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文化认知和精神上的融合，以求和谐共同发展。当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已建立了战略互惠或全面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的交流日益紧密。拥有巨大人口资源和无可限量的繁荣潜能和经济活力的东南亚是中国的重要友邻。尽管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出现了波折和动荡，2008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巨大，困难不可低估。但中国经济版图在重新布局的同时，正通过“睦邻”、“富邻”政策增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友好联系。在当前经济处于全面复苏的形势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大力发展双边、多边经济合作的同时，文化交流也必将更上一层楼。
我们相信，只要亚洲各国进一步加强经济合作，展开更广泛的文化交流，就可以创造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携起手来共同为当代东南亚地区及全世界的和谐与发展做出贡献。而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文化发展与交流的广度和深度必将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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