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汉字研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许多专家学者摆脱了汉字落后论的束缚,从文字学、心理学、教育学、文化学、信息论等角度,对汉字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现了汉字在记录汉语、交流思想、传播文化方面具有跨越方言、贯通古今、区别同音词、适宜快速阅读、适宜快速录入等独特功能,是拼音文字不能比拟的.这些发现一经公布,立刻受到社会的重视,被广大人民所认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制订奠定了理论基础.人们也许会问,汉字为什么会有上述五种独特功能呢?汉字的奥秘在哪里呢?作者认为,汉字的奥秘恰恰就在于它的意音体制和方块形体.这两点是过去人们指责最多的地方,现在看起来却是汉字的优点所在.
意音化道路使汉字具有了旺盛的生命力
众所周知,在世界五大古文字中,埃及的圣书文字、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古印度文字、南美洲的玛雅文字,先后都已消亡；只有汉字长盛不衰,至今仍葆有强大的生命力.现今世界上被广泛使用的文字,都是表音文字（音素文字、音节文字）,唯独汉字是意音文字.这就是说,世界上五大古文字中,其他四种已先后泯灭,只有汉字一直沿用至今,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这是为什么呢?
文字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世界上所有的古文字都是由图画演变出来的,象形字就是最早的文字.但是,象形字只能表现有形可像的物体（严格讲,应该说象形字只能记录表现有形可像的物体的词）,对那些抽象事物和比较复杂的事物,就无法用象形的办法加以表现了.怎么办呢?最初,人们就利用一些简单的记号来表现抽象的事物,利用已有的象形字稍加改造的方法来表现比较复杂的事物,或组合几个象形字表现更加复杂的事物.用这些办法造出的字,都是表意字,即用字形表现词的意义.用这样的方法虽然可以造很多字,但毕竟有限,远远不能满足记录语言的需要.当社会发展到必须记录整句整句的语言时,他们只能用同音（或近音）替代的办法,即用一个与要写的词声音相同的字去临时替代.这个被借的字虽然在意义上与要写的词并无关系,但由于两者声音相同（或相近）,当人们日后再看到这句话时,由于有上下文的作用,它仍能提醒人们它所记录的是哪个词.在古汉语里,这个方法叫做假借.假借的方法使用多了,人们自然会发现：造字不仅可以从词义上着眼,即用字形表现词的意义；还可以从词的声音着眼,即用字形表示词的声音.当人们自觉运用这个方法时,就是在造表音字.用一个现成的字（或对它略加改造）去代表某一个语音,是一个很自然很容易的方法,很多民族都可以使用.不过,不同民族会有不同的感受：使用单音节词为主的语言之民族,会觉得很方便；使用多音节词为主的语言之民族,有时会觉得不太方便,因为一个词需要用多个字去记录.不过,这只是开始阶段的感受；这一阶段过后,人们会发现更深层次的问题：以单音节词为主的语言,由于词义引申和假借的结果,同音词必然多,而表音文字不能在字形上区别同音词.为了防止误解,他们可以把原有的单音词作为词干,用加不同前缀或后缀的办法区别同音词.加的语素不多,问题解决得很好.这个办法于是就广泛运用起来,结果是单音节词为主的语言变成了多音节词为主的语言.多音节词为主的语言,每个词要用多个符号去记录,开始会觉得不方便,于是就把符号加以简化,用的时间长了,会觉得这个问题不大.经过无数次的实践摸索,表音文字经过反复的改进,有的保持了音节文字,有的则发展为音素文字.由于任何词语都有音,用表音方法可以为所有词语造字,原有的表意字可以被取代,表音文字最后形成了成熟的文字体系.这就是表音文字发展的道路,被概括为“表形——表意——表音”的三阶段.
汉字与表音文字有所不同.在广泛使用假借之后,汉字没有沿着表音的道路继续发展,而是向着意音化的道路向前发展.因为我们的祖先发现,假借字使用太多,会造成表意不明确的情况,引起歧义.而根据词义在假借字上加表意偏旁,造一个新字,让它承担假借字的一两个义项,问题就解决了.这就是传统六书理论中所说的“建类一首,同意相受”的转注.在熟练掌握转注造字法以后,古人又会发现,原有的象形字有的容易和别的字相混,何不给它们加个表音的偏旁以示区别?例如甲骨文的“鸡”和“凤”,容易和“鸟”混,古人就给它们分别加了“奚”“凡”,造出了“鶏”“凤”两字.这就是传统六书理论中所说的“以事为名,取譬相成”的形声.“转注”和“形声”在六书理论中虽然是不同的两书,一个是在假借字上加表意偏旁,一个是在本字上加表音偏旁,但造出的字却都是一形一声的形声字.由于造象形字本来就比较麻烦,加上有很多同类事物在外形上不易区别,所以在熟练掌握了形声造字法以后,人们在为某个词造字时,就不必先造象形字再加表意偏旁,而直接选用一个形旁加一个声旁的办法造字.例如人们要造一个“柏”字,就不必先画一个柏树,再加一个“白”声,而可以用“木”加“白”直接造出“柏”字,其中“木”表示“柏”是一种树,“白”表示这个字音“白”.因为凡词都有意有音,所以用形声的办法可以给所有的词造字,而且并不困难.这样汉字的数量就迅速增加,能成功记录汉语的汉字体系就终于形成了.这就是说,汉字产生发展的道路是“象形——表意（表音）——意音”,形声字在汉字中占绝大部分的事实,证明形声是汉字形成严密文字体系的重要因素.这个体系不仅能成功记录古代汉语,而且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创造新字,成功记录现代汉语,使汉字避免了灭顶之灾,成了长盛不衰的不老松.
声旁直音使汉字具有了多方言多语言的适用性
汉语自古就是多方言的语言,各方言之间的差别首先表现在语音上.如不了解对方的方言,不同方言区的人们很难用口语交流.1982年,我带日本留学生到上海一家公园参观,买票时售票员问我：“几个宁?几个宁?”我不解其意,心想：“我要买票,不要宁.”见我没有回答,旁边一人对我说：“她问你几个人?”我才恍然大悟,赶紧作了回答.这只是一个由于单音词不懂造成的交流障碍,如果是多个复音词不懂,造成的误解一定更严重.2001年9月19日《北京青年报》在“幽默地带”栏登出了如下一条看来不是笑话的笑话：“去年和一个朋友一起到江西办事,恰逢乡里开大会,我们在那里边等人边听会.只听一乡长发言：‘兔子焖猪尾巴,不要酱瓜,我捡个狗屎给你们舔舔.’我们都感到奇怪,这是什么关系呀?后来琢磨过味来,才知他说的是：‘同志们注意了,不要讲话,我讲个故事给你们听听.’”很显然,在这种条件下硬要实行拼音文字,必然要造成严重的混乱.文字既要有表音的功能,又不能走拼音化道路,怎么办呢?我们的祖先想出了好办法：形声字的声旁采取直音法,而不采取拼音法.这就是说,声旁只表示形声字的读音与该声旁的读音相同（或相近）,而不表示该形声字的音位与音值.表面看起来,这种表音很粗疏、很原始,表音不明确,不如拼音好；但实际上它有很大的优点,声旁既有表音的功能,又避免了方言分歧容易带来的严重混乱,使汉字有一种包容各种方言的功能,即有一种多方言适用性.例如份、粉、芬、汾、酚、棼、酚、纷、氛等字,北京人、山西人、上海人、福建人、广东人读音各不相同,但又都与它们的声旁“分”读音相同或相近.这样一来,汉字就获得了一种超越方言的奇特功能,汉字在各方言区都可以流传而不引起误解,不同方言区的人们都觉得汉字在记录自己的语言,而各方言区所用的汉字却又是统一的.不能用口语交流的人们,可以用汉字在书面上交流.汉字成了中国人世世代代交流思想的最方便最有效的工具,在社会生活、文化教育中起了难于估量的巨大作用.
亚洲的历史还告诉我们,汉字曾被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借去记录他们的语言.虽然这些国家的语言与汉语差别很大,大到不是同一个语系,但借用汉字记录他们的语言竟然都取得了成功.为什么?因为汉字是意音文字,有很强的表意功能,他们尽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去读汉字而不影响对字义的理解.如果形声字的声旁采取了拼音法,将给他们造成难于克服的困难.他们借用的也许就不是几千个汉字,而只是汉字的若干偏旁（主要是形声字的形旁）.这就是说,形声的声旁直音使汉字具有了多语言适用性.
意音化道路使汉字具有了旺盛的生命力
众所周知,在世界五大古文字中,埃及的圣书文字、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古印度文字、南美洲的玛雅文字,先后都已消亡；只有汉字长盛不衰,至今仍葆有强大的生命力.现今世界上被广泛使用的文字,都是表音文字（音素文字、音节文字）,唯独汉字是意音文字.这就是说,世界上五大古文字中,其他四种已先后泯灭,只有汉字一直沿用至今,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这是为什么呢?
文字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世界上所有的古文字都是由图画演变出来的,象形字就是最早的文字.但是,象形字只能表现有形可像的物体（严格讲,应该说象形字只能记录表现有形可像的物体的词）,对那些抽象事物和比较复杂的事物,就无法用象形的办法加以表现了.怎么办呢?最初,人们就利用一些简单的记号来表现抽象的事物,利用已有的象形字稍加改造的方法来表现比较复杂的事物,或组合几个象形字表现更加复杂的事物.用这些办法造出的字,都是表意字,即用字形表现词的意义.用这样的方法虽然可以造很多字,但毕竟有限,远远不能满足记录语言的需要.当社会发展到必须记录整句整句的语言时,他们只能用同音（或近音）替代的办法,即用一个与要写的词声音相同的字去临时替代.这个被借的字虽然在意义上与要写的词并无关系,但由于两者声音相同（或相近）,当人们日后再看到这句话时,由于有上下文的作用,它仍能提醒人们它所记录的是哪个词.在古汉语里,这个方法叫做假借.假借的方法使用多了,人们自然会发现：造字不仅可以从词义上着眼,即用字形表现词的意义；还可以从词的声音着眼,即用字形表示词的声音.当人们自觉运用这个方法时,就是在造表音字.用一个现成的字（或对它略加改造）去代表某一个语音,是一个很自然很容易的方法,很多民族都可以使用.不过,不同民族会有不同的感受：使用单音节词为主的语言之民族,会觉得很方便；使用多音节词为主的语言之民族,有时会觉得不太方便,因为一个词需要用多个字去记录.不过,这只是开始阶段的感受；这一阶段过后,人们会发现更深层次的问题：以单音节词为主的语言,由于词义引申和假借的结果,同音词必然多,而表音文字不能在字形上区别同音词.为了防止误解,他们可以把原有的单音词作为词干,用加不同前缀或后缀的办法区别同音词.加的语素不多,问题解决得很好.这个办法于是就广泛运用起来,结果是单音节词为主的语言变成了多音节词为主的语言.多音节词为主的语言,每个词要用多个符号去记录,开始会觉得不方便,于是就把符号加以简化,用的时间长了,会觉得这个问题不大.经过无数次的实践摸索,表音文字经过反复的改进,有的保持了音节文字,有的则发展为音素文字.由于任何词语都有音,用表音方法可以为所有词语造字,原有的表意字可以被取代,表音文字最后形成了成熟的文字体系.这就是表音文字发展的道路,被概括为“表形——表意——表音”的三阶段.
汉字与表音文字有所不同.在广泛使用假借之后,汉字没有沿着表音的道路继续发展,而是向着意音化的道路向前发展.因为我们的祖先发现,假借字使用太多,会造成表意不明确的情况,引起歧义.而根据词义在假借字上加表意偏旁,造一个新字,让它承担假借字的一两个义项,问题就解决了.这就是传统六书理论中所说的“建类一首,同意相受”的转注.在熟练掌握转注造字法以后,古人又会发现,原有的象形字有的容易和别的字相混,何不给它们加个表音的偏旁以示区别?例如甲骨文的“鸡”和“凤”,容易和“鸟”混,古人就给它们分别加了“奚”“凡”,造出了“鶏”“凤”两字.这就是传统六书理论中所说的“以事为名,取譬相成”的形声.“转注”和“形声”在六书理论中虽然是不同的两书,一个是在假借字上加表意偏旁,一个是在本字上加表音偏旁,但造出的字却都是一形一声的形声字.由于造象形字本来就比较麻烦,加上有很多同类事物在外形上不易区别,所以在熟练掌握了形声造字法以后,人们在为某个词造字时,就不必先造象形字再加表意偏旁,而直接选用一个形旁加一个声旁的办法造字.例如人们要造一个“柏”字,就不必先画一个柏树,再加一个“白”声,而可以用“木”加“白”直接造出“柏”字,其中“木”表示“柏”是一种树,“白”表示这个字音“白”.因为凡词都有意有音,所以用形声的办法可以给所有的词造字,而且并不困难.这样汉字的数量就迅速增加,能成功记录汉语的汉字体系就终于形成了.这就是说,汉字产生发展的道路是“象形——表意（表音）——意音”,形声字在汉字中占绝大部分的事实,证明形声是汉字形成严密文字体系的重要因素.这个体系不仅能成功记录古代汉语,而且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创造新字,成功记录现代汉语,使汉字避免了灭顶之灾,成了长盛不衰的不老松.
声旁直音使汉字具有了多方言多语言的适用性
汉语自古就是多方言的语言,各方言之间的差别首先表现在语音上.如不了解对方的方言,不同方言区的人们很难用口语交流.1982年,我带日本留学生到上海一家公园参观,买票时售票员问我：“几个宁?几个宁?”我不解其意,心想：“我要买票,不要宁.”见我没有回答,旁边一人对我说：“她问你几个人?”我才恍然大悟,赶紧作了回答.这只是一个由于单音词不懂造成的交流障碍,如果是多个复音词不懂,造成的误解一定更严重.2001年9月19日《北京青年报》在“幽默地带”栏登出了如下一条看来不是笑话的笑话：“去年和一个朋友一起到江西办事,恰逢乡里开大会,我们在那里边等人边听会.只听一乡长发言：‘兔子焖猪尾巴,不要酱瓜,我捡个狗屎给你们舔舔.’我们都感到奇怪,这是什么关系呀?后来琢磨过味来,才知他说的是：‘同志们注意了,不要讲话,我讲个故事给你们听听.’”很显然,在这种条件下硬要实行拼音文字,必然要造成严重的混乱.文字既要有表音的功能,又不能走拼音化道路,怎么办呢?我们的祖先想出了好办法：形声字的声旁采取直音法,而不采取拼音法.这就是说,声旁只表示形声字的读音与该声旁的读音相同（或相近）,而不表示该形声字的音位与音值.表面看起来,这种表音很粗疏、很原始,表音不明确,不如拼音好；但实际上它有很大的优点,声旁既有表音的功能,又避免了方言分歧容易带来的严重混乱,使汉字有一种包容各种方言的功能,即有一种多方言适用性.例如份、粉、芬、汾、酚、棼、酚、纷、氛等字,北京人、山西人、上海人、福建人、广东人读音各不相同,但又都与它们的声旁“分”读音相同或相近.这样一来,汉字就获得了一种超越方言的奇特功能,汉字在各方言区都可以流传而不引起误解,不同方言区的人们都觉得汉字在记录自己的语言,而各方言区所用的汉字却又是统一的.不能用口语交流的人们,可以用汉字在书面上交流.汉字成了中国人世世代代交流思想的最方便最有效的工具,在社会生活、文化教育中起了难于估量的巨大作用.
亚洲的历史还告诉我们,汉字曾被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借去记录他们的语言.虽然这些国家的语言与汉语差别很大,大到不是同一个语系,但借用汉字记录他们的语言竟然都取得了成功.为什么?因为汉字是意音文字,有很强的表意功能,他们尽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去读汉字而不影响对字义的理解.如果形声字的声旁采取了拼音法,将给他们造成难于克服的困难.他们借用的也许就不是几千个汉字,而只是汉字的若干偏旁（主要是形声字的形旁）.这就是说,形声的声旁直音使汉字具有了多语言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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