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在历史上做了什么贡献

如题所述

　　过去，很多人一向认为大禹只是一个神话人物，然而，诚如杨宽先生在《中国上古史论· 序言》里所提出的：“吾人证夏以上古史传说之出于神话，非谓古帝王尽为神而非人也。盖古史传说固有多出于神话，而神话之来源有纯出幻想者，亦有真实历史之背景者。”我们要了解大禹，首先要探索大禹的“真实历史之背景”。在这方面，作家骆宾基的学术专著《金文新考》（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书法家工笔楷书，影印200册），通过对古金文的考证整理，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观点：“氏族之称，在古金文中都有音标谱系可查”。他在研究中发现了“各个上古青铜彝器铭文之间的连系规律”。证明“尧、舜、禹”既不是神话中的人物，也不是传说中的人物，而是“见之于四千年前古金文记载的历史人物”。
　　对大禹的看法，历来颇多分岐，众说纷纭，而骆宾基则一反旧习闻与旧观念，以古金文为实证，认为大禹是个真实的存在。因此绍兴的大禹陵为其葬地也是可以足信的。
　　一、禹是华夏民族的祖先之一
　　作为上古人物的大禹，他与我们华夏民族的祖先炎帝和黄帝，终究是个什么关系呢?据考，炎帝主父足牛氏，生母是有（虫乔）氏；黄帝生父是熊氏，生母是有（虫乔）氏；故《绎史》卷五引《新书》说：“炎帝者，黄帝同母异父兄弟也”。据原始社会时婚配制度，也就是说有（虫乔）氏这个氏族的女子可以与牛氏和熊氏两个氏族的男子通婚。这种既按父系方面计算世系，又按母系方面计算世系的现象，正说明炎黄时代是母权制衰亡，父权制确立的转化阶段。
　　炎帝氏族从母氏族中分离出来后，在陕西的渭水流域发展起来，逐渐形成为一个强大的部族，黄帝氏族从母氏族分离出来后，有一部分从渭水流域迁到黄河两岸的中原地区，逐渐强大起来，在扩展中发展成为黄帝部落，其活动的范围较大，表规出其势力的强盛。
　　后来，由于种种无法查清的原因，炎帝部落的一部分离开了渭水流域向东迁徒到中原地区。在黄河南岸发展起来，并与早已游徒到中原的黄帝部结成了部落联盟。可是，不久两者发生了矛盾。据《史记·五帝本纪》：“炎帝欲侵陵诸侯”。大约是为争夺落联盟首领的权位。然而，”诸侯成归轩辕“，最后却被黄带夺过去了。《吕氏春秋·荡兵篇》载：“兵所自来久矣，黄、炎故用水火矣”。即两个同母异父的兄弟部落的矛盾水火之不相容，终于酿成了历史上有名的。“阪泉之战”。最后，炎帝一败涂地，黄帝部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五十二战天下咸服”(《史记·五帝本纪》)，从而巩固了自己在部落联盟中的地位。
　　以黄帝为首的炎黄部落联盟与夏民族有着某种渊源关系。《国语·鲁语上》说：“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据〈礼记·祭义〉：“不王不禘，王者帝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可见“禘”是一种专祭礼始祖而特设的祀典，夏后氏禘祭黄帝，足见黄帝部落与夏民族有着悠久深远的族源关系(血缘关系)。夏民族应该是炎黄部落联盟中黄帝部落的后裔。
　　由此可考大禹世系。《大戴礼记·帝系》载：“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五世而生鲧，鲧生高密，是为禹也”。古本《竹书纪年》亦说：“黄帝至禹，为世三十”。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根据古代 “神不歆非类，民不祭非族”，“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的祭祀原则，把大禹的世系说得更为详细：“禹之父曰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颛顼之孙也”。
　　当然，在原始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口的增殖，时间的推移，逐步分化出新的氏族和部落。《史记·五帝本纪》即说：“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这些所谓新的族姓实际上应是从黄帝部落中分化出来的一些新氏族，夏后氏就是其中的一个分支。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说：“象这样的姓氏变更并不打乱该氏族所依据的亲属关系”。骆宾基在《关于〈金文新考〉的报告》中亦说，由于氏族之变化，有“在命氏彝器所刊载的氏族文字上相互连系的规律可循。不会是各自孤立的、静止的（氏族不变）”。所以，夏氏族虽然其姓氏、名称与黄帝部落不同，但人们历来确认大禹是黄帝的后裔。因而大禹也是我们最早的先祖之一。
　　二、大禹是史前时代的抗灾英雄
　　既然大禹亦为我们民族的祖先，那么他所处的究竟又是一个怎样的时代环境呢?
　　公元前23至22世纪左右，炎黄集团中的一支——夏部族活动在黄河中游的黄土地带。这就是中国史前的尧、舜、禹时代。这时中国原始社会开始崩溃，即氏族公社制度瓦解，阶级出现，国家和民族处在孕育之中。
　　当时的严峻局势是部落联盟正处在质变中的量变阶段。本来，早期部落联盟的成员之间是完全平等的，联盟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抵御敌对部落的侵袭和掠夺。但是，到了尧、舜、禹时代却发生了新的变化，联盟成员之间的平等已被联盟首领的权威所代替，最突出的事实是尧、舜在部落联盟中的首领地位，并不是真正由民主选举而产生的，也不历史上文人学士赞不绝口的“禅让制”(那不过是一块遮羞布)，而是他们凭借武力争夺来的。例如尧，据《淮南子·本纪训》载：“尧乃使羿诛凿齿于寿华之野，杀九婴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邱之泽，上与射十日而下杀猰?，断?于洞庭，擒封稀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这个记载告诉我们，尧的部落首领的位子是靠武力打出来的。再如舜，向来盛传因舜贤，故 尧让位于舜，其实当舜作尧的助手时，尧就不放心，“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史记·五帝本纪》)，而舜一旦羽翼丰满便凭借武力取代了尧的首领地位，《韩非子·说疑》称：“舜?恳ⅰ保�疟尽吨褚浼湍辍吩疲骸八辞粢⒂谄窖簦�≈�畚弧薄5�牵�」艿笔绷�顺稍敝�涞钠降纫驯涣�耸琢斓娜ㄍ��妫��柯淞�私�⒌囊槭轮贫然辜绦�嬖凇R虼耍�杂谟泄卣�霾柯淞�说闹卮笫虑椋��耸琢煊敫鞑柯涫琢旎挂��斜匾�男�獭H纭兑⒌洹泛汀妒芳恰の宓郾炯汀范技窃氐囊⒅鞒忠淮我槭禄嵋榈氖悼觥U庖淮我槭禄嵋樘致壑嗡�娜搜‖侍猓�得饕⑹庇泄�淮未蠛樗��蚌缰尉拍辍保�坝砭油馐��辍保�秸吆霞疲�辽儆?2年之久。到舜时洪水依然泛滥，舜就任命鲧的儿子禹去治理洪水，禹鉴于他父亲的失败，就把“堙障”的方法改为“疏导”，结果成功了。洪水平息，解救万民的痛苦，得到人民的爱戴。舜把帝位“禅让”给禹。(《史记·夏本纪》载：禹辞避舜元子商均于阳城。避商均，是在禹未即位时，后来，经过治水的考验，禹才被推为首领。这说明部落联盟首领职位不凭武力夺得而靠取情于民，禹是一个突出的例外。
　　禹受命于中国史前时代的危难之际，并经艰苦卓绝的奋斗，力挽狂澜，解民于水火，实在是一个难得的抗灾救世的英雄。
　　上古时代有过一度可怕的洪水为灾，这大约是真实的。据甲骨文，“昔”字的字形，是画一个太阳，下面或上面画作水波汹涌的光景，意思是说：从前曾经有过可怕的洪水泛滥的日子。又据载，世界上多数民族，也都有过关于洪水的传说。可知古代或因自然发主变化，洪水泛滥遍及于全球。人类一直到今天，还保存着洪水为灾的惨痛记忆。但洪水泛滥的年代在什么时候，却还不能确切推定，中国历史上说是发生在四千几百年前的尧舜禹时代。
　　近年来，学术界借重于古史研究的成果，已有资料表明，曾使我们祖先遭到灭顶之灾的洪水，是自第四纪更新世末期以来发生过的三次海侵。其中第三次海侵发生在距今1万年前，海面升到-40米左右。至距今8千年前，海面已达-5米。到了距今约7一6.5千年前，海面就达到最高海平面。三次海侵都是全球性的。
　　从时间上计算起来，第三次海侵海退，与中图历史上所称的尧舜禹时代相去并不太远，两者似乎是吻合的。一次海侵海退，往往持续千年万年。“汤汤洪水滔天”，不仅对东南沿海有着非常大的影响，而且对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也有着非常大的影响，本来中国东南沿海平原与大陆架连成一片，成为宽谷盆地与浅丘相间的广阔原野，自然条件比较优越。然而，由于海侵，中国东南海岸线大约后退的600公里，到第三次海侵的时候，原野上自然条件不断恶化。当海侵到达顶峰时，杭嘉湖平原与宁绍平原成为一片联结的浅海，其西缘正是天目山今钱塘江中游诸山。因为考古证明，这一带地方的许多新石器文化遗址如湖洲钱山漾、杭州水田坂、嘉兴马家浜、吴江梅埝、吴县草鞋山等，都有受水灾之后留下的於泥痕迹。而大规模的海侵，对内河的影响，也不能说一点没有。据记载，黄河自古至今，溃决泛滥1590多次，其中较大的改道就有26次。在第一次改道前，黄河叫“禹河”。它是我国最古老、最著名的河流，其危害之大，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有人粗略统计，从天山脚下、东北冰缘地带到海南岛；从青藏、云贵高原到川康等广大地区，竟有28个民族流传远古洪冰为害的神话。这可探知远古洪水的严重性和广泛性。凡世界文明古国的史前史和文化史，大多都从洪水写起，也说明了这一点。
　　治理洪水，这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大禹肩负起抗击人类毁灭性的灾害的重任，面临着艰巨而复杂的使命。大禹治水有功，终于成为现实中战胜洪水的一个英雄。他的功业直接，、间接影响当时周围各部落，也对后代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大禹是中华基业的开创者
　　在形成夏民族和建立夏王朝的划时代的历史进程中，夏后氏部落酋长大禹的治水活动起了特殊重要的作用。在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人们对洪水横流的灾祸，不能不感到恐惧。因此，人们盼望能战胜洪水的英雄。大禹正是这样的人物。他肩负起我国上古治理洪水，发展农田灌溉事业的重任，最后完成伟业，奠定了华夏的基础，谱写了中华文明历史的壮丽乐章。
　　面对铺天盖地的大洪水，先是尧命鲧去治理，可是治了九年，丝毫也没有成绩。据《书·洪范》记截鲧治不了洪水的原因，主要是他用错了方法。他用的方法是“堙”和“障”，也就是拿泥土来堵塞洪水，结果不但堵塞不了，洪水反而愈涨愈高。到了舜时，洪水继续泛滥，舜就推鲧的儿子大禹去治理洪水。禹吸取父亲鲧治水失败的教训，把“堙障”的方法改为“疏导”，结果成功了，洪水平息，解救了万民的痛苦。
　　这里鲧的失败和禹的成功，可以理解为主要是受生产水平所制约。鲧时，人们还不能采用先进技术，开山凿石，疏通河道，在生产特点上也还不是急于解决兴修水利、灌溉、发展农牧业的问题。这是时代的局限，而不是他个人的过失。为此，至今许多地方还留有怀念他的“鲧堤”、“鲧庙”，可见他仍受后人的尊敬。到了禹时，出现了青铜工具，使生产水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如《越绝书》卷11所记：“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凿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海”。故《史记·封禅书》云：“禹以九牧之金铸九鼎”。《墨子·耕柱》亦云“启(禹之子)派蜚廉铸鼎于昆吾”。昆吾在今河南濮阳西南，是古代非常有名的一个产铜中心。青铜工具促使了“以铜为兵”的灌溉农业经济的形成。
　　大禹治水的思想方法。也不是一个无关科学的小问题。他既有对传统的继承，又有对传统的突破和革新。如历来传他为兼用“堙”与“导”的两手。而近人研究，对此又有新的说法。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教授在《绍兴农业发展史略》序中认为，禹在南方治水，只能用“疏导”之法，因为海侵海退之后，平原成为一片沼泽，必须疏导河流，才能排干沼泽，从事耕作。至于兼用“堙塞”，则是故事在北方流传(黄河流域治水总是用“堙塞”)，有时就顾不上南北地理环境上的差异了，反正治水总有成功和失败，因此根据编织故事的需要而随时变更“堙”“导”之法或兼有两手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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