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所谓的「旧制大学」，系相对於战后的新型大学。由历史性的观察而言，包括两种类型。第一是从明治时代以来的大学，也就是限定於「帝国大学」。第二是自从大正7年的大学令公布以来，所设立的新型态大学。「帝国大学」再加上新设立的大学合称做旧制时代末期所谓的「旧制大学」。由於台北帝国大学虽然是於昭和3年依据大正7年的「大学令」所设立，但是其规模乃是模仿帝国大学的体制，因此必然要对明治至大正期的帝国大学型态、发展加以了解，才能较恰当的了解台北帝大。以下即就帝国大学的发展、特色介绍如下，，而对於新型态的旧制大学，在此不多加叙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的这种旧制大学制度，既不同於战后的美式大学，同时也不同於古代的「大学」，它必然与明治维新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积极引进西方式的器具、制度、思维等等。而「教育制度」的引进更是根本之处。事实上，不只是大学教育制度的改变，而是整个高等教育的构造之改变，都与明治维新、殖产兴业的日本国家政策有密切的相关。明治维新的三大改革虽然是：文明开化、殖产兴业与富国强兵，但是要达成此三项目标，追赶西方列强，则必须学习西方列强的教育制度与精神。日本「帝国大学制度」的参照与建立就是明显的例子。
（一）帝国大学—旧制大学的原型
从明治19年，「帝国大学令」公布，东京大学与工部大学校合并，而创设「帝国大学」(这是当时日本唯一的帝国大学，直到明治32年京都帝国大学设立之后，才将这所「帝国大学」改称为「东京帝国大学」)，这所帝国大学乃是旧制大学的原型。到大正7年的「大学令」公布，在20世纪初期日本共有包括东京、京都、东北、九州和北海道等五所帝国大学。京城帝国大学（在今日韩国汉城）是第六所，而昭和4年成立的台北帝国大学则是第七所。帝国大学的目的是十分清楚的，即「育成国家需要的人才」。也就是在「大学令」的第一条所规定的：「以攻研国家进展所必要之学理及有关应用之蕴奥为目的，以陶冶学徒之人格，涵养国家思想为使命。」为了「国家的需要」，无非就是要与西方列强比较、竞争的思考模式。也可以看出帝国大学的两大原则：一、为了国家发展的学术与技术之研究；二、陶冶人格、涵养国家思想。这同时是构想帝国大学制度的政治指导者所持的大学理念论：必须具备「教授」与「研究」这两个职能。由这种机能论出发的大学制度论，大学就包含了「大学院」与「学部」这两个组成部份。「大学令」第二条规定：「帝国大学由大学院及分科大学构成之。大学院在攻究学术技艺的蕴奥；而分科大学则在教授学术技艺的理论及应用。」这个规定表明了，「大学院是作为研究机关，而学部（＝分科大学）则是作为教育机关」这样的区分。
由於「大学是为了国家的需要」这样的目的，当时的帝国大学，有如欧美大学所设的法学、医学、文学、理学这些部门，也有为了实用的需要而设立的工学的部门（工科大学）、农学的部门（农科大学）。这种国家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理念，是由大学院与学部的构成结合而成。因此，所谓的帝国大学乃是一种「特异」的大学。所谓「特异」，一是意指由上述而可得知的组织上的特色 —— 对等并立的大学院与学部、实用性的学部 —— 与当时的欧美国家大有不同。德国没有大学院制度，而美国则区分设有大学院的大学（University)和没有设置大学院的大学（College)。当时的欧美国家中，有农科大学与工科大学，但都不是总合大学的一部份，而是独立的专门学校。但是在日本的帝国大学，在设有大学院的大学中，也设立工科大学与农科大学这种个别的分科大学。这是在当时世界的大学史中的特例。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的这种旧制大学制度，既不同於战后的美式大学，同时也不同於古代的「大学」，它必然与明治维新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积极引进西方式的器具、制度、思维等等。而「教育制度」的引进更是根本之处。事实上，不只是大学教育制度的改变，而是整个高等教育的构造之改变，都与明治维新、殖产兴业的日本国家政策有密切的相关。明治维新的三大改革虽然是：文明开化、殖产兴业与富国强兵，但是要达成此三项目标，追赶西方列强，则必须学习西方列强的教育制度与精神。日本「帝国大学制度」的参照与建立就是明显的例子。
（一）帝国大学—旧制大学的原型
从明治19年，「帝国大学令」公布，东京大学与工部大学校合并，而创设「帝国大学」(这是当时日本唯一的帝国大学，直到明治32年京都帝国大学设立之后，才将这所「帝国大学」改称为「东京帝国大学」)，这所帝国大学乃是旧制大学的原型。到大正7年的「大学令」公布，在20世纪初期日本共有包括东京、京都、东北、九州和北海道等五所帝国大学。京城帝国大学（在今日韩国汉城）是第六所，而昭和4年成立的台北帝国大学则是第七所。帝国大学的目的是十分清楚的，即「育成国家需要的人才」。也就是在「大学令」的第一条所规定的：「以攻研国家进展所必要之学理及有关应用之蕴奥为目的，以陶冶学徒之人格，涵养国家思想为使命。」为了「国家的需要」，无非就是要与西方列强比较、竞争的思考模式。也可以看出帝国大学的两大原则：一、为了国家发展的学术与技术之研究；二、陶冶人格、涵养国家思想。这同时是构想帝国大学制度的政治指导者所持的大学理念论：必须具备「教授」与「研究」这两个职能。由这种机能论出发的大学制度论，大学就包含了「大学院」与「学部」这两个组成部份。「大学令」第二条规定：「帝国大学由大学院及分科大学构成之。大学院在攻究学术技艺的蕴奥；而分科大学则在教授学术技艺的理论及应用。」这个规定表明了，「大学院是作为研究机关，而学部（＝分科大学）则是作为教育机关」这样的区分。
由於「大学是为了国家的需要」这样的目的，当时的帝国大学，有如欧美大学所设的法学、医学、文学、理学这些部门，也有为了实用的需要而设立的工学的部门（工科大学）、农学的部门（农科大学）。这种国家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理念，是由大学院与学部的构成结合而成。因此，所谓的帝国大学乃是一种「特异」的大学。所谓「特异」，一是意指由上述而可得知的组织上的特色 —— 对等并立的大学院与学部、实用性的学部 —— 与当时的欧美国家大有不同。德国没有大学院制度，而美国则区分设有大学院的大学（University)和没有设置大学院的大学（College)。当时的欧美国家中，有农科大学与工科大学，但都不是总合大学的一部份，而是独立的专门学校。但是在日本的帝国大学，在设有大学院的大学中，也设立工科大学与农科大学这种个别的分科大学。这是在当时世界的大学史中的特例。
参考资料：http://www.lib.ntu.edu.tw/CG/resources/U_His/academia/no1-ch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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