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统大学对人文主义的抵制
中世纪后期，欧洲大学日趋保守，由经院哲学把持的大学课堂几乎拒绝一切新知识，大学严重滞后于时代发展的要求。14世纪初叶，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在人文主义思想的冲击下，各国大学先后发生了相应的变革。由于文艺复兴最早起源于意大利，因而意大利的大学最先感受到新风气和新变化。当然，人文主义思想进入大学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文艺复兴运动起源于14世纪初，但直到15世纪后半期，人文主义者的学说才开始影响大学。
当时的大学，主要是一种培训机构，旨在培养未来的神职人员、医师、政府官员和律师，因此，大学的主要任务不可能去追求纯文学、历史、诗歌和艺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要想培养这种“纯”知识，他们就得在大学之外进行，因为大学在许多方面是相当保守的。况且“在所有重要的大学中，专业科目的突出地位仍然不可动摇”。
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心佛罗伦萨为例，“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占主导地位的（几乎是惟一的）智力活动都是功利性的，这种活动与特定的职业目的相联系……教育体系的构建则是以培养男孩从事法学、公证学、医学和神学等方面的职业为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普通公众还是城市的领导阶层都没有想到去关心大学里的人文主义教育，实际上，那些最具特色的人文主义研究都是在当地大学之外的一些地方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大学的科目还是以形而上学、神学、法学和医学这些传统的科目为特色，甚至这些传统领域所获得的资助也是不稳定的。在很长一段时间，人文主义对佛罗伦萨大学的影响极小。最初，佛罗伦萨大学的人文主义要体现在一些课外活动中，虽然间或也有著名的文学学者或博学的希腊学者被任命为大学的讲座教授，但是作为一所公共资助的机构，佛罗伦萨大学的大部分公共资金用于职业教育。即使是在该城倡导人文主义的梅迪契家族统治的鼎盛时期，艺术和人文学科的教师远远少于更专门化的职业学科的教师数。大量的大学预算被用于法学和医学教育上，为数不多的艺术和文学教授是大学里薪金最低的教授。佛罗伦萨大学如此，其他大学同样如此，这些大学首要关心的是职业方面的教育，而不是人文主义的教育。如博洛尼亚大学以它的法学教育著称于世，而帕多瓦大学则以其医学院闻名遐迩。克里斯特勒（Paul
Kristeller）指出：作为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主要基础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学中仍然继续繁荣发展。这时对这一哲学有了一些新的解释，因为有些学者寻求复兴“真正的”亚里士多德，他们在对亚里士多德哲学进行阐释的时候，把柏拉图主义或人文主义的成分也加进去了。
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一些国家，情况大致相同。大学强调在培养神职人员的传统教育中采用亚里士多德哲学，它们以法学和医学专业教育为重，把文科课程视为预科性质或附带性质。在当时经院主义的顽固堡垒巴黎大学，许多教授强烈地反对“新知识”。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把他们称之为“北方的野蛮人”，甚至断言“高卢没有真正的教师”。1497年，荷兰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厌倦了他在索邦看到的那些关于经院哲学的旧书，当听着那些博学的“神圣的斯各脱主义者”“皱着眉头、瞪着眼睛、带着迷惑的神情”讲课的时候，他再也无法保持清醒了。他对一位年轻的英国朋友说：“没有什么比他们的大脑更迂腐，没有什么比他们的语言更粗野，没有什么比他们的兴趣更乏味，没有什么比他们的知识更引起争议，没有什么比他们的行为更粗野，没有什么比他们的生活更伪善，没有什么比他们的演讲更恶毒，没有什么比他们的心更黑了。”德国人文主义者梅兰希顿（Philipp
Melanchthon，1497—1560）将矛头直接对准传统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梅杰（John
Major），讽刺道：“天哪！这么多无聊的谈话！他花大篇幅讨论的是：是否可以没有马而进行赛马？海水是不是在上帝造它的时候就是咸的？”
在德国，人文主义最初面对的是大学教授们的怀疑和敌意，学生们对人文主义也不感兴趣甚至加以嘲笑。人们认为人文主义是一种新的、不熟悉的、不实用的东西。经院哲学的地位早已牢固地确立，职业准备则是高等教育主要的关注点。更为重要的是，在许多德国人看来，这种“新知识”似乎是一种具有颠覆性特征的外来进口物。由于这些原因，一些德国大学对新学科的反对是相当激烈的。鲁迪说：“欧洲大学中那些保守的人把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运动看作是对他们既得学术利益的威胁，认为它减损了大学教授的职责，也许还会颠覆高等教育一直允诺要维护的那种信仰。此外，他们还对人文主义的三种语言的教学和文学教学表示怀疑。中世纪的拉丁文，特别是与极受尊崇的拉丁文《圣经》中的圣篇结合在一起的内容，对他们来说是正统性的象征，是真正的智慧，是正确的知识。另一方面，在他们看来，希腊文则有许多弦外之音，如信奉异教、教会分裂甚至是不信教。而希伯来文则被怀疑有‘藐视的不信教’的犹太文化之意。这样，人文主义者引以为豪的伟大的教育进步对于那些拥护传统的人来讲，却是对于真正的教育原则的一种不负责任的和颠覆性的攻击。”
二、人文主义对大学的渗透和影响
虽然文艺复兴并没有引起传统大学的根本变革，但人文主义对大学的影响还是清晰可见的。以大学课程的演变为例，文艺复兴时期以人为中心的新的学科，如希腊文学、修辞学、诗歌、历史和柏拉图哲学，逐渐与旧的经院主义的课程一起在大学里有了自己的位置。虽然与职业课程相比，这些课程仍然是附带的、选修的课程，但它们现在至少有了一种明确的和得到认可的地位了。
在意大利，来自希腊的一批拜占廷学者从事了开拓性的工作，当时，他们的祖国正处于土耳其人的统治之下，这些被迫流浪的学者陆续在意大利的大学找到了工作。如阿吉罗普洛斯（John
Argyropoulos）、卡利克斯图斯（Andromicus Callixtus）、查尔康迪拉斯（Demetrius
Chalcondylas）和拉斯卡里斯（JohnLascaris）等人，他们在大学讲授关于古希腊的语言和文学课程，激发了意大利学生对希腊学科的巨大兴趣。佩鲁贾大学（Perugia）一位学生在听了查尔康迪拉斯的讲课后兴奋地写道：“刚刚来了一位希腊人，他开始勤勉地教导我，当我听他讲课时，心中充满了无法用语言描述的快乐，因为他是希腊人……对我来说似乎他就是智慧的化身，他的身上体现出高雅的才智和古时著名人物的风采。”
拜占廷人所开创的工作由意大利学者所发扬光大。瓜里诺（Guarinoda
Verona）曾求学于君士坦丁堡，后来成为费拉拉大学希腊文教授。据说在15世纪中期，有许多学生从遥远的英格兰、法国、德国、匈牙利及意大利各地慕名而来。法尔福（Francesco
Filelfo）先后任教于威尼斯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和佛罗伦萨大学，具有很高的声望，吸引了来自欧洲各国的学生。稍后于他们的是佛罗伦萨大学希腊文和拉丁文教授安不罗吉尼（Angelo
Ambrogini），由于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及对西塞罗形式主义犀利的攻击而受到好评，他还是一名卓越的修辞学教授。
上述这些人文主义教授的教学或许对专业学院的学生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但却深深地吸引了学习文科课程的学生。事实上，意大利人文主义取得最大进展的地方都是那些新建立的大学，如帕维亚大学、费拉拉大学、比萨大学和罗马大学。在这些大学，新与旧之间达成了一种学术上的折中方案，两者长期和谐相处。
尽管人文主义在大学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但意大利人文主义最繁荣的中心是学园而不是大学。学园是一种私人或半私立的机构，源自古希腊柏拉图学园，它为人文主义者提供了一个公开论坛和聚会的场所。在佛罗伦萨、威尼斯、费拉拉、曼图亚、米兰、罗马和那不勒斯等地都开办了学园。
在法国，人文主义在巴黎大学长期遭到敌视。“尽管法国与意大利相隔咫尺，在15世纪的最后一二十年之前，巴黎的学者们一直轻视意大利的严重影响，不屑在他们的课程表中做任何重大的改变。不错，在1450年以后，艺术系（文学院）已经聘请少数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去充当希腊语教师；有些人文主义的教科书已经代替了中世纪的拉丁文法；巴黎的出版社从1470年开办起就刊印了一些人文主义方面的书籍。但是，这些只是次要的改革，并未影响任何院系的学习方向；大学生活的中心依旧是阿奎那派、司各脱派和奥康姆派之间的激烈论战，以及很少变化的关于传统的逻辑问题和形而上学问题的讨论。那些在他们的精神教育中寻求更富于营养的食品的大学生们，从阅读中世纪晚期神秘主义者的作品中得到了满足。”鉴于以上状况，为了打破坚冰，只能另辟蹊径。1530年，人文主义学者比代（Guillaume
Budé）成功地说服国王弗兰西斯一世在巴黎建立一所主要进行人文主义研究的新的教育机构──法兰西学院，它不事经院之学，热情欢迎新的古典主义教育和所有以人为中心的研究，与教会大学分庭抗礼，开时代先风。它设立了一系列教授讲座，如希腊文、拉丁文、法文和哲学等讲座，还开设算术、医药和东方研究等课程。对此，教会和巴黎大学极为不满，极力诋毁之。然而，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逆转的。除巴黎外，法国许多地方自治政府，如波尔多、里昂、奥尔良、兰斯和蒙彼利埃等都建立了自己的高等教育机构，这些机构同样欢迎人文主义教学。法国像意大利一样，主要是那些较新的、不那么迂腐的教育机构愿意引进这些新的学科。当然，巴黎大学也不是铁板一块。意大利人安德烈利尼（Fausto
Andrelini）曾成功地在巴黎大学开办了古典诗歌讲座，并取得了良好效果。巴黎大学教授加吉恩（Rober
Gaguin）毅然从敌对阵营转入人文主义者的行列。共同的立场使他们和来自荷兰的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结为挚友。
人文主义从法国很快传播到低地国家的大学中，1575年创办的莱顿大学被称为欧洲“新知识”的重要中心。尼德兰人文主义者利普修斯（Justus
Lipsius）于1578年来此任教。他的到来，使莱顿大学逐渐闻名于欧洲知识界。1591年利普修斯离开后，莱顿大学1593年又聘来了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斯卡利杰（Joseph
Justus Scaliger），后者一直任职到1609年去世。除莱顿大学外，人文主义教学在卢万大学也取得进展，该大学著名的三种语言学院（Collegium
Trilingue）是在伊拉斯谟的参与下建成的，吸引了来自远近许多国家的学生，他们在这里从事希腊文、希伯来文和拉丁文的文学研究，学院后来成为整个欧洲人文主义研究的中心之一。
在德国，文艺复兴运动是从大学开始的。1456年，人文主义学者彼得?路德（Peter
Luder）从意大利留学回国，在海德堡和莱比锡等大学讲授新学。1484年，荷兰人文主义者阿格里科拉（Rodolphus
Agricola）在海德堡大学讲授古典文学。著名诗人凯尔梯斯（Coniad
Celtes）曾在意大利、波兰和匈牙利学习，先任教于巴伐利亚大学，后任维也纳诗歌学院院长。1487年，德皇腓特烈三世授予他“桂冠诗人”称号。1500年后，人文主义学说比从前发展更为迅速，原因可能是在公众的思想里，新的学科与教会改革的起因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些联系中，一些最卓越的德国人文主义者如梅兰希顿这样的大学教授，在路德派的宗教改革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16世纪的德国大学里，人文主义教学吸引了更多的听众，越来越多的新学科的阐述者被任命为大学教授。人文主义学科的课程分支增加了，这些分支包括希腊文、希伯来文、诗歌、演讲术、历史学和拉丁文学。越来越多的青年教师正在抛弃经院哲学而开始研究优秀的文学。人文主义者现在感到有足够的力量对他们传统主义的对手发动一场反击，他们对经院主义的教学方法嗤之以鼻。结果，德国最主要的大学的文科课程都接纳了人文主义的学科，这些大学包括爱尔福特大学、维滕贝格大学、海德堡大学、努雷姆贝格（Nuremberg）大学、维也纳大学和巴塞尔大学等等。但在科隆大学和弗赖堡大学，经院哲学家仍保持较大的影响，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是逆潮流而动的。
在英格兰，新的人文主义知识在15世纪后二十年开始产生较大影响。格罗辛（William
Grocyn）1488年曾去意大利学习希腊文，1490年开始在牛津大学讲授希腊语言和文学，时间达五年，被称为“教授希腊文的第一个英国人”。利纳克尔（Thomas
Linacre）是英格兰著名医师和古典派学者，曾去意大利研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对人文科学有精深的造诣，他与格罗辛密切合作，奠定了牛津古典研究的坚实基础。他曾教授医学，也教授希腊文和拉丁文，是牛津大学一位多才多艺的学者。第三位牛津学者是拉蒂默（WilliamLatimer），他擅长希腊文。晚于他们一代的英国人文主义者以科利特（John
Colet）、莫尔（Thoms More）、利利（William Lily）和费希尔（John
Fisher）等人为代表，他们在16世纪早期的大学和伦敦获得了广泛的认同。科利特在对意大利进行两年的访问后，从1496年起在牛津举行关于圣保罗书的公开讲演，宣称与经院哲学的方法作彻底的决裂。费希尔1504年起任剑桥大学校长，1511年创办圣约翰学院，以“新知识”作为课程的核心，为希腊文教学和希伯来文教学提供了大量的机会。他力排众议，邀请伊拉斯谟到剑桥教授希腊文。伊拉斯谟的高足克罗克（Richard
Croke）学成后在英国各地传授希腊文，1519年返回剑桥执教。1533年又有托马斯·斯密士（Thomas
Smith）在剑桥讲授希腊文。1540年，国王亨利八世在牛津和剑桥设立钦定教授席位以教授神学、民法、医学、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同年，剑桥成立三一学院，以人文主义精神为宗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人文主义在英国大学最终站稳了脚跟。
史家认为：人文主义在英国获胜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当人文主义向大学渗透时，恰值英国正在进行一场深入的宗教和政治改革，都铎王朝的统治者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不信任旧“教士”和经院主义的知识，认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与反对他们统治的“教皇至上主义者”是沆瀣一气的。相反，他们青睐这种新的“经过革新了”的知识。另一方面，在英格兰，相对来说，人文学科的学习是与实际生活和某种职业相关联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与人文主义在欧洲大陆上的相对抽象的作用是不同的。正如道格拉斯?布什（Douglas
Bush）所说：“英国人文主义希望培养公民和政治家，而不是学者。”
这种情况对大学的影响决不是无足轻重的。在早先，牛津和剑桥大学主要是培养神职人员的机构。然而，到16世纪，这两所大学充斥着许多打算从事世俗职业的求学者。这些年轻人把新近开始流行的人文学科的学习看作是获得令人渴望的和受人尊敬的绅士地位的通行证。一位英国圣公会牧师形象地描述了当时学习神学的学生占主导地位的动机：“如果谁懂希腊文，就能获得一个教长的职位；如果懂拉丁文，就会获得一种好的生活。”这种实用主义的动机无可避免地导致了大学入学人数的增加。到17世纪中期，牛津剑桥两校挤满了来自中上阶层家庭的子弟，他们渴望获得大学教育，并希望通过大学教育进一步实现自己的社会抱负和职业抱负。
怎样评价文艺复兴运动对大学的影响呢？一般认为：文艺复兴运动并没有真正地改革大学。经过文艺复兴，欧洲大学的传统系科组织仍然和中世纪时一样，其学术管理体系也没有什么变化。如果说有变化，主要是大学文科课程的变化，具体标志是引入了人文主义的“新知识”。这种判断应该说是较客观的。然而，如果从历史的长河来看，我们就会发现文艺复兴对大学的影响远不止这些。文艺复兴是“人类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进步的革命”。在教育上，文艺复兴扫荡了中世纪教育思想的阴霾，开启了近代教育的先河。虽然文艺复兴时期教育实践常常落后于教育观念，但近代教育的许多特征已见端倪，这就是文艺复兴之功。就高等教育看，人文主义新学科冲破了经院主义神学和哲学独霸大学讲堂的局面，虽然影响主要限于大学文学院，但正是大学文学院，领导了欧洲大学的近代化运动，带动了整个大学的变革，后来的哥廷根大学、柏林大学，新的改革都是从文学院（哲学院）突破的，这不得不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对文学院的渗透。虽然文艺复兴时期大学对科学知识的贡献甚微，而且大学课程尚没有自然科学的地位，但正是文艺复兴，将科学从千余年沦为神学婢女的情况下解放出来，导致了近代科学的诞生，为大学最终引入自然科学和确立科学研究的职能创造了条件。而且，通过进行古典主义的教育，人文主义者采纳了一种更自由、不以传授基本教义为中心的知识形式，从那时起，大学一直致力于寻求一种核心的普通教育，从而把许多专业化的课程统一起来，并从整体上服务于人类的需要，这条路径正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所开创的。
中世纪后期，欧洲大学日趋保守，由经院哲学把持的大学课堂几乎拒绝一切新知识，大学严重滞后于时代发展的要求。14世纪初叶，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在人文主义思想的冲击下，各国大学先后发生了相应的变革。由于文艺复兴最早起源于意大利，因而意大利的大学最先感受到新风气和新变化。当然，人文主义思想进入大学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文艺复兴运动起源于14世纪初，但直到15世纪后半期，人文主义者的学说才开始影响大学。
当时的大学，主要是一种培训机构，旨在培养未来的神职人员、医师、政府官员和律师，因此，大学的主要任务不可能去追求纯文学、历史、诗歌和艺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要想培养这种“纯”知识，他们就得在大学之外进行，因为大学在许多方面是相当保守的。况且“在所有重要的大学中，专业科目的突出地位仍然不可动摇”。
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心佛罗伦萨为例，“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占主导地位的（几乎是惟一的）智力活动都是功利性的，这种活动与特定的职业目的相联系……教育体系的构建则是以培养男孩从事法学、公证学、医学和神学等方面的职业为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普通公众还是城市的领导阶层都没有想到去关心大学里的人文主义教育，实际上，那些最具特色的人文主义研究都是在当地大学之外的一些地方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大学的科目还是以形而上学、神学、法学和医学这些传统的科目为特色，甚至这些传统领域所获得的资助也是不稳定的。在很长一段时间，人文主义对佛罗伦萨大学的影响极小。最初，佛罗伦萨大学的人文主义要体现在一些课外活动中，虽然间或也有著名的文学学者或博学的希腊学者被任命为大学的讲座教授，但是作为一所公共资助的机构，佛罗伦萨大学的大部分公共资金用于职业教育。即使是在该城倡导人文主义的梅迪契家族统治的鼎盛时期，艺术和人文学科的教师远远少于更专门化的职业学科的教师数。大量的大学预算被用于法学和医学教育上，为数不多的艺术和文学教授是大学里薪金最低的教授。佛罗伦萨大学如此，其他大学同样如此，这些大学首要关心的是职业方面的教育，而不是人文主义的教育。如博洛尼亚大学以它的法学教育著称于世，而帕多瓦大学则以其医学院闻名遐迩。克里斯特勒（Paul
Kristeller）指出：作为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主要基础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学中仍然继续繁荣发展。这时对这一哲学有了一些新的解释，因为有些学者寻求复兴“真正的”亚里士多德，他们在对亚里士多德哲学进行阐释的时候，把柏拉图主义或人文主义的成分也加进去了。
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一些国家，情况大致相同。大学强调在培养神职人员的传统教育中采用亚里士多德哲学，它们以法学和医学专业教育为重，把文科课程视为预科性质或附带性质。在当时经院主义的顽固堡垒巴黎大学，许多教授强烈地反对“新知识”。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把他们称之为“北方的野蛮人”，甚至断言“高卢没有真正的教师”。1497年，荷兰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厌倦了他在索邦看到的那些关于经院哲学的旧书，当听着那些博学的“神圣的斯各脱主义者”“皱着眉头、瞪着眼睛、带着迷惑的神情”讲课的时候，他再也无法保持清醒了。他对一位年轻的英国朋友说：“没有什么比他们的大脑更迂腐，没有什么比他们的语言更粗野，没有什么比他们的兴趣更乏味，没有什么比他们的知识更引起争议，没有什么比他们的行为更粗野，没有什么比他们的生活更伪善，没有什么比他们的演讲更恶毒，没有什么比他们的心更黑了。”德国人文主义者梅兰希顿（Philipp
Melanchthon，1497—1560）将矛头直接对准传统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梅杰（John
Major），讽刺道：“天哪！这么多无聊的谈话！他花大篇幅讨论的是：是否可以没有马而进行赛马？海水是不是在上帝造它的时候就是咸的？”
在德国，人文主义最初面对的是大学教授们的怀疑和敌意，学生们对人文主义也不感兴趣甚至加以嘲笑。人们认为人文主义是一种新的、不熟悉的、不实用的东西。经院哲学的地位早已牢固地确立，职业准备则是高等教育主要的关注点。更为重要的是，在许多德国人看来，这种“新知识”似乎是一种具有颠覆性特征的外来进口物。由于这些原因，一些德国大学对新学科的反对是相当激烈的。鲁迪说：“欧洲大学中那些保守的人把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运动看作是对他们既得学术利益的威胁，认为它减损了大学教授的职责，也许还会颠覆高等教育一直允诺要维护的那种信仰。此外，他们还对人文主义的三种语言的教学和文学教学表示怀疑。中世纪的拉丁文，特别是与极受尊崇的拉丁文《圣经》中的圣篇结合在一起的内容，对他们来说是正统性的象征，是真正的智慧，是正确的知识。另一方面，在他们看来，希腊文则有许多弦外之音，如信奉异教、教会分裂甚至是不信教。而希伯来文则被怀疑有‘藐视的不信教’的犹太文化之意。这样，人文主义者引以为豪的伟大的教育进步对于那些拥护传统的人来讲，却是对于真正的教育原则的一种不负责任的和颠覆性的攻击。”
二、人文主义对大学的渗透和影响
虽然文艺复兴并没有引起传统大学的根本变革，但人文主义对大学的影响还是清晰可见的。以大学课程的演变为例，文艺复兴时期以人为中心的新的学科，如希腊文学、修辞学、诗歌、历史和柏拉图哲学，逐渐与旧的经院主义的课程一起在大学里有了自己的位置。虽然与职业课程相比，这些课程仍然是附带的、选修的课程，但它们现在至少有了一种明确的和得到认可的地位了。
在意大利，来自希腊的一批拜占廷学者从事了开拓性的工作，当时，他们的祖国正处于土耳其人的统治之下，这些被迫流浪的学者陆续在意大利的大学找到了工作。如阿吉罗普洛斯（John
Argyropoulos）、卡利克斯图斯（Andromicus Callixtus）、查尔康迪拉斯（Demetrius
Chalcondylas）和拉斯卡里斯（JohnLascaris）等人，他们在大学讲授关于古希腊的语言和文学课程，激发了意大利学生对希腊学科的巨大兴趣。佩鲁贾大学（Perugia）一位学生在听了查尔康迪拉斯的讲课后兴奋地写道：“刚刚来了一位希腊人，他开始勤勉地教导我，当我听他讲课时，心中充满了无法用语言描述的快乐，因为他是希腊人……对我来说似乎他就是智慧的化身，他的身上体现出高雅的才智和古时著名人物的风采。”
拜占廷人所开创的工作由意大利学者所发扬光大。瓜里诺（Guarinoda
Verona）曾求学于君士坦丁堡，后来成为费拉拉大学希腊文教授。据说在15世纪中期，有许多学生从遥远的英格兰、法国、德国、匈牙利及意大利各地慕名而来。法尔福（Francesco
Filelfo）先后任教于威尼斯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和佛罗伦萨大学，具有很高的声望，吸引了来自欧洲各国的学生。稍后于他们的是佛罗伦萨大学希腊文和拉丁文教授安不罗吉尼（Angelo
Ambrogini），由于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及对西塞罗形式主义犀利的攻击而受到好评，他还是一名卓越的修辞学教授。
上述这些人文主义教授的教学或许对专业学院的学生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但却深深地吸引了学习文科课程的学生。事实上，意大利人文主义取得最大进展的地方都是那些新建立的大学，如帕维亚大学、费拉拉大学、比萨大学和罗马大学。在这些大学，新与旧之间达成了一种学术上的折中方案，两者长期和谐相处。
尽管人文主义在大学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但意大利人文主义最繁荣的中心是学园而不是大学。学园是一种私人或半私立的机构，源自古希腊柏拉图学园，它为人文主义者提供了一个公开论坛和聚会的场所。在佛罗伦萨、威尼斯、费拉拉、曼图亚、米兰、罗马和那不勒斯等地都开办了学园。
在法国，人文主义在巴黎大学长期遭到敌视。“尽管法国与意大利相隔咫尺，在15世纪的最后一二十年之前，巴黎的学者们一直轻视意大利的严重影响，不屑在他们的课程表中做任何重大的改变。不错，在1450年以后，艺术系（文学院）已经聘请少数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去充当希腊语教师；有些人文主义的教科书已经代替了中世纪的拉丁文法；巴黎的出版社从1470年开办起就刊印了一些人文主义方面的书籍。但是，这些只是次要的改革，并未影响任何院系的学习方向；大学生活的中心依旧是阿奎那派、司各脱派和奥康姆派之间的激烈论战，以及很少变化的关于传统的逻辑问题和形而上学问题的讨论。那些在他们的精神教育中寻求更富于营养的食品的大学生们，从阅读中世纪晚期神秘主义者的作品中得到了满足。”鉴于以上状况，为了打破坚冰，只能另辟蹊径。1530年，人文主义学者比代（Guillaume
Budé）成功地说服国王弗兰西斯一世在巴黎建立一所主要进行人文主义研究的新的教育机构──法兰西学院，它不事经院之学，热情欢迎新的古典主义教育和所有以人为中心的研究，与教会大学分庭抗礼，开时代先风。它设立了一系列教授讲座，如希腊文、拉丁文、法文和哲学等讲座，还开设算术、医药和东方研究等课程。对此，教会和巴黎大学极为不满，极力诋毁之。然而，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逆转的。除巴黎外，法国许多地方自治政府，如波尔多、里昂、奥尔良、兰斯和蒙彼利埃等都建立了自己的高等教育机构，这些机构同样欢迎人文主义教学。法国像意大利一样，主要是那些较新的、不那么迂腐的教育机构愿意引进这些新的学科。当然，巴黎大学也不是铁板一块。意大利人安德烈利尼（Fausto
Andrelini）曾成功地在巴黎大学开办了古典诗歌讲座，并取得了良好效果。巴黎大学教授加吉恩（Rober
Gaguin）毅然从敌对阵营转入人文主义者的行列。共同的立场使他们和来自荷兰的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结为挚友。
人文主义从法国很快传播到低地国家的大学中，1575年创办的莱顿大学被称为欧洲“新知识”的重要中心。尼德兰人文主义者利普修斯（Justus
Lipsius）于1578年来此任教。他的到来，使莱顿大学逐渐闻名于欧洲知识界。1591年利普修斯离开后，莱顿大学1593年又聘来了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斯卡利杰（Joseph
Justus Scaliger），后者一直任职到1609年去世。除莱顿大学外，人文主义教学在卢万大学也取得进展，该大学著名的三种语言学院（Collegium
Trilingue）是在伊拉斯谟的参与下建成的，吸引了来自远近许多国家的学生，他们在这里从事希腊文、希伯来文和拉丁文的文学研究，学院后来成为整个欧洲人文主义研究的中心之一。
在德国，文艺复兴运动是从大学开始的。1456年，人文主义学者彼得?路德（Peter
Luder）从意大利留学回国，在海德堡和莱比锡等大学讲授新学。1484年，荷兰人文主义者阿格里科拉（Rodolphus
Agricola）在海德堡大学讲授古典文学。著名诗人凯尔梯斯（Coniad
Celtes）曾在意大利、波兰和匈牙利学习，先任教于巴伐利亚大学，后任维也纳诗歌学院院长。1487年，德皇腓特烈三世授予他“桂冠诗人”称号。1500年后，人文主义学说比从前发展更为迅速，原因可能是在公众的思想里，新的学科与教会改革的起因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些联系中，一些最卓越的德国人文主义者如梅兰希顿这样的大学教授，在路德派的宗教改革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16世纪的德国大学里，人文主义教学吸引了更多的听众，越来越多的新学科的阐述者被任命为大学教授。人文主义学科的课程分支增加了，这些分支包括希腊文、希伯来文、诗歌、演讲术、历史学和拉丁文学。越来越多的青年教师正在抛弃经院哲学而开始研究优秀的文学。人文主义者现在感到有足够的力量对他们传统主义的对手发动一场反击，他们对经院主义的教学方法嗤之以鼻。结果，德国最主要的大学的文科课程都接纳了人文主义的学科，这些大学包括爱尔福特大学、维滕贝格大学、海德堡大学、努雷姆贝格（Nuremberg）大学、维也纳大学和巴塞尔大学等等。但在科隆大学和弗赖堡大学，经院哲学家仍保持较大的影响，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是逆潮流而动的。
在英格兰，新的人文主义知识在15世纪后二十年开始产生较大影响。格罗辛（William
Grocyn）1488年曾去意大利学习希腊文，1490年开始在牛津大学讲授希腊语言和文学，时间达五年，被称为“教授希腊文的第一个英国人”。利纳克尔（Thomas
Linacre）是英格兰著名医师和古典派学者，曾去意大利研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对人文科学有精深的造诣，他与格罗辛密切合作，奠定了牛津古典研究的坚实基础。他曾教授医学，也教授希腊文和拉丁文，是牛津大学一位多才多艺的学者。第三位牛津学者是拉蒂默（WilliamLatimer），他擅长希腊文。晚于他们一代的英国人文主义者以科利特（John
Colet）、莫尔（Thoms More）、利利（William Lily）和费希尔（John
Fisher）等人为代表，他们在16世纪早期的大学和伦敦获得了广泛的认同。科利特在对意大利进行两年的访问后，从1496年起在牛津举行关于圣保罗书的公开讲演，宣称与经院哲学的方法作彻底的决裂。费希尔1504年起任剑桥大学校长，1511年创办圣约翰学院，以“新知识”作为课程的核心，为希腊文教学和希伯来文教学提供了大量的机会。他力排众议，邀请伊拉斯谟到剑桥教授希腊文。伊拉斯谟的高足克罗克（Richard
Croke）学成后在英国各地传授希腊文，1519年返回剑桥执教。1533年又有托马斯·斯密士（Thomas
Smith）在剑桥讲授希腊文。1540年，国王亨利八世在牛津和剑桥设立钦定教授席位以教授神学、民法、医学、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同年，剑桥成立三一学院，以人文主义精神为宗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人文主义在英国大学最终站稳了脚跟。
史家认为：人文主义在英国获胜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当人文主义向大学渗透时，恰值英国正在进行一场深入的宗教和政治改革，都铎王朝的统治者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不信任旧“教士”和经院主义的知识，认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与反对他们统治的“教皇至上主义者”是沆瀣一气的。相反，他们青睐这种新的“经过革新了”的知识。另一方面，在英格兰，相对来说，人文学科的学习是与实际生活和某种职业相关联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与人文主义在欧洲大陆上的相对抽象的作用是不同的。正如道格拉斯?布什（Douglas
Bush）所说：“英国人文主义希望培养公民和政治家，而不是学者。”
这种情况对大学的影响决不是无足轻重的。在早先，牛津和剑桥大学主要是培养神职人员的机构。然而，到16世纪，这两所大学充斥着许多打算从事世俗职业的求学者。这些年轻人把新近开始流行的人文学科的学习看作是获得令人渴望的和受人尊敬的绅士地位的通行证。一位英国圣公会牧师形象地描述了当时学习神学的学生占主导地位的动机：“如果谁懂希腊文，就能获得一个教长的职位；如果懂拉丁文，就会获得一种好的生活。”这种实用主义的动机无可避免地导致了大学入学人数的增加。到17世纪中期，牛津剑桥两校挤满了来自中上阶层家庭的子弟，他们渴望获得大学教育，并希望通过大学教育进一步实现自己的社会抱负和职业抱负。
怎样评价文艺复兴运动对大学的影响呢？一般认为：文艺复兴运动并没有真正地改革大学。经过文艺复兴，欧洲大学的传统系科组织仍然和中世纪时一样，其学术管理体系也没有什么变化。如果说有变化，主要是大学文科课程的变化，具体标志是引入了人文主义的“新知识”。这种判断应该说是较客观的。然而，如果从历史的长河来看，我们就会发现文艺复兴对大学的影响远不止这些。文艺复兴是“人类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进步的革命”。在教育上，文艺复兴扫荡了中世纪教育思想的阴霾，开启了近代教育的先河。虽然文艺复兴时期教育实践常常落后于教育观念，但近代教育的许多特征已见端倪，这就是文艺复兴之功。就高等教育看，人文主义新学科冲破了经院主义神学和哲学独霸大学讲堂的局面，虽然影响主要限于大学文学院，但正是大学文学院，领导了欧洲大学的近代化运动，带动了整个大学的变革，后来的哥廷根大学、柏林大学，新的改革都是从文学院（哲学院）突破的，这不得不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对文学院的渗透。虽然文艺复兴时期大学对科学知识的贡献甚微，而且大学课程尚没有自然科学的地位，但正是文艺复兴，将科学从千余年沦为神学婢女的情况下解放出来，导致了近代科学的诞生，为大学最终引入自然科学和确立科学研究的职能创造了条件。而且，通过进行古典主义的教育，人文主义者采纳了一种更自由、不以传授基本教义为中心的知识形式，从那时起，大学一直致力于寻求一种核心的普通教育，从而把许多专业化的课程统一起来，并从整体上服务于人类的需要，这条路径正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所开创的。
温馨提示：内容为网友见解，仅供参考
无其他回答
相似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