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认识和评价艺术起源于劳动之说？

如题所述

我们非常容易把艺术视为一种过于高级的意识形态，并因此设想艺术是一种只有在生产力和其他文明形式发展到相当程度之后才有可能出现的人文现象。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加强了这种误解，因为在现实中，起码是在所谓文明社会中，我们的当务之急通常是与现实直接相关的事务；至于艺术，通常只是在现实的劳作和苦役暂告停息之时才有机会出现的某种“消遣”。另外，在晚近的阶级社会中，学院派或者精英派艺术概念之下的艺术通常掌握在有闲阶级的手中，衣食无忧的资产阶级独占了享受艺术的权利；物质匮乏的无产阶级似乎只有仅仅为保住他们的肉体生存而不得不进行的单纯的经济生活。这样一来，艺术被看作后起的某种奢侈就好像是顺理成章了。关于艺术起源的许多尝试性的探索，如艺术起源于劳动说、巫术说、精力过剩说，本身即包含着这种先入之见，就是说：艺术不可能是先于其他许多人类活动的活动，艺术一定是后起的，一定是起源于别的什么人类活动的。

然而，这意味着在人类历史上，在人类历史的早期，一定有一个不存在艺术的漫长阶段，艺术必须耐心等待它在“将来”上场的合适机会。我以为这种假定缺乏根据，甚至显得怪诞，因为我们将看不到那个适合于艺术上场的机会会在什么时刻出现，为什么要出现；艺术将像一个神经质的生手演员，因为紧张而忘记了整个剧本，惊恐不安地呆在后台，完全不知道自己应该在什么时候上场。但是，艺术或许完全不是这样一个倒霉的演员。只要我们考察一下据说是必定在艺术之先的劳动和巫术，我们立刻就会发现，艺术已经存在于劳动和巫术之中了。当然，在远古时代不存在现代的艺术博物馆，不存在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但是，同样，在远古也不存在现代的这种似乎可以完全归为物质活动的劳动。远古的先民相信农耕渔猎、采药筑屋这样一些劳动，是神灵传授给他们的智慧，本身并不是完全物质性的。我们必得承认先民的这种看法是正确的，虽然我们倒不必相信传授给他们这种智慧的是他们之外的神灵，因为他们所相信的“神灵”实际上就是他们自己。劳动完全不是动物性的活动，劳动之所以是劳动，在于劳动采取了“形式”，在于劳动中蕴涵的意识，如把牛套起来拖动犁铧这种形式，完全不是自然界中本来就有的，而是人类想象出来的，创造出来的，而且在最初这甚至是一种看起来相当怪诞的想象和创造——它起码扭曲了牛的自然本性。这种想象和创造，若是碰巧可以促进人类早期的物质生存，那么它就成为生产方式；如果它对人类的物质生存并没有帮助，它就是艺术，如澳大利亚的原著民吹空心树干而发出呜呜之音。以此观之，牛耕，单就其形式来看，也是艺术——这就是古希腊“艺术”与“工艺”未经分化的那个朴素概念所包含的真理。这样一来，甚至劳动中的想象和创造也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因素，劳动立刻就不存在。如果我们愿意把这种想象和创造就叫作艺术（古希腊的概念）的话，那么事情的真相是：艺术是母亲，劳动是女儿，而不是相反。

在政治学中，对劳动的重视是出于强调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斗争中的重要性，而且这种强调是有理由的。但是，如果把劳动当作解释人类、文化的起源和本质的根据，则大不当矣。为什么？

我们必须分析“劳动”这一概念。仍然以牛耕为例。牛耕在其发生的阶段，按照我们在上文的分析，直接就是艺术想象的产物。因此我们说“艺术是母亲，劳动是女儿。”——我们把这种意义上的劳动叫做“创造性的劳动”。创造性的劳动，从本质上讲，是意识的表现；物质的形式不过是一种“创意“的表达手段。或者说，牛耕的思想是可以离开牛耕的具体形式而存在于人的意识中的，但是牛耕的具体形式却不可能离开牛耕的思想而存在。或许有人会继续争辩道：牛耕这种思想的产生，仍然是出于人类物质的需要。这是正确的，但是不具有任何理论价值的。如果人类并不需要牛耕这种生产方式，那么牛耕则断然不可能存在，这是对的。然而，反过来说，如果说仅仅是人类需要牛耕，那么牛耕则必然产生，则大谬不然。这是因为，除了人与动物共同具有的先天的基本物质需要之外，人类其他的需要，比方说，阅读的需要、坐波音飞机的需要和使用计算机的需要，全都是创造的后续结果。即便是牛耕这种相当简单的生产形式，作为一种需要，也是创造的后续结果。印第安人无疑是需要车的，但是在他们的传统文化中不存在车，因为在他们中间没有发生车的思想。西方人多以土豆为主食，非常需要削土豆皮的小刀，但是他们仅仅是在最近几年才从中国和日本那里得到了那种小刀，因为在西方文化中一直没有发生关于削土豆皮的小刀这种思想。总而言之，创造性的劳动，在本质上是艺术性的灵感的体现。以这种劳动作为解释问题的原因，就等于把最终的解释归到了艺术思维。

还有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劳动，我们称之为“重复性的劳动”。当牛耕既已发明出来之后，它就成了一种固定下来的社会存在。接受和使用这种劳动方式，也必须具有创造能力；但是，后来使用牛耕的农民却只需要他们的创造能力来理解牛耕，却不需要发明牛耕。这就是说，他们不过是重复进行已经存在的一个事实。这样一个已经确立起来的事实，自然会对人类的生活发生影响。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把这种影响当作解释问题的最终根据的，而且把它看成和自然事物一样的客观存在，因此相信人类历史的发展正如自然界的发展史一样，遵循着客观的规律。但是马克思主义没有重视的一个事实是：人的一切产品和制度实际上不是自然物，而是人的创造，即使是基于历史遗产之上的创造。由于人的创造力就是艺术的创造力，又因为这种能力是人先天就有的，因此我们今天的人和历史上任何时代的人一样，一直拥有这种创造力，因此我们在面对自然界和人类文化遗产的时候，仍然是把它们当作有待重新创造的材料，而不是原封不动地继承过来。因此，人类历史无时无刻不在创造活动当中。因此，历史决定论，即我们目前的现实完全是前此已经存在的历史的必然结果这种断言，就是错误的。人类的生活之所以具有文化性，就是因为文化的历史即是创造的历史，是观念的历史。

实际上我们的生活几乎完全是建筑在由艺术思维创造的无数观念、产品、制度、设施当中。我们可以把人类的历史比喻为珊瑚树。一株形状奇特的珊瑚树，完全是由活的珊瑚虫造就的。但是那些死去的珊瑚虫用它们的尸体堆积成了珊瑚树。这株树在目前的发展动力仍然是处于上层的活着的珊瑚虫，可是这些活着的珊瑚虫却依附在已经死去的前辈的尸体上，因此它们新的延伸方向当然受制于已经死去的那些珊瑚虫已经造就的树的形状。因此，人类历史发展既不是决定论性质的，也不全然是自由的。

美学并不是仅仅局限于学院派的艺术概念的一门学问，更不是关于能够给人带来愉快感的美的学问。美学必定是哲学的中心，是人类历史和文化的本质、起源和历史的根本的解释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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