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中国传统美德中的儒家君子人格

如题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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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儒家“君子人格”的思考
儒家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价值论是儒家哲学的核心，而“君子人格”则是与它的价值论相联系的，是其价值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儒家的价值论在价值目标上向往个人道德的高尚和社会道德的普及，即：追求一种理想人格和理想社会——君子人格和德化社会。这一价值目标在中华民族个性品格和人格的塑造过程中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甚至到现在仍扎根于为数不少的中国人心理的底层，虽然儒家的价值论中有不少消极因素，对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利，直至有些人喊“儒家文化该退休了”，也许正因为此，我觉得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的同时，有必要剖开儒家哲学的价值体系，辨别其利害得失，功过是非，以确立人们对它的正确态度。

　　我们知道，儒家创造了伦理型的价值体系，追求一种理想人格。从史料中，我们也可以得知：儒家关于这种理想人格有好多种说法：“圣人”、“贤人”、“仁人”、“志士”等等。但是，最典型的、最理想的还是“君子”，对君子人格的基本特征和崇高价值，从孔孟到宋明时的儒家们都作了比较充分的论述和高度评价，那么，儒家所追求的“君子”竟究是什么样的呢？也就是说，儒家所追求的“君子”应具备哪些条件呢？下面，我将从四个方面谈点自己很不成熟的看法：

　　（一）仁、智、勇

　　儒家哲学家认为，成君子者，非仁、智、勇三德不可。亦即通常所说的：“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这里所说的“仁”是指道德而言的。关于仁德，在儒家塑造的“君子”中，几乎包括了所有德目。谢无量曾将散见于《论语》、《诗》、《书》等书中的德目选集了四十八个：曰诚、曰敬、曰恕、曰忠、曰孝等，这些无一不是出于儒家们之口（其中很多出于孔子之口），最清楚的是孔子答复颜渊问仁的一段话，这段话应当看为对“仁”的比较全面的正面论述。“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除此之外，还有孔子答子贡的一段话：“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矣”（《雍也》）。这两段话，前者讲的是克己复礼。后者讲的是立己达人。前者从约束修己方面讲，复礼集中表现了仁的政治倾向性，后者从积极方面讲，但也离不开克己复礼的原则。孟子也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尽心》）。也就是说：为人之道，总而言之只是一个仁而已。孟子以后，汉代董仲舒论仁最晰，他以对人对己分别仁和义，爱人为仁，正我为义。实质上，仁即为人处事之道。不过，这种道是有崇高境界的。毛泽东曾经把它解释为友爱、团结，是有道理的。
智：才慧的意思。“智者不惑”，一个人只有掌握了全面的知识，才不致被假象所迷惑，才有可能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孔子提倡在前人的基础上学习，“不践迹，亦不入于室”（《先进》）。他强调，“博学于文”（《雍也》）、“学而不厌，悔人不倦”（《述而》）、“发奋忘食”、“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矣。”（《学而》）。他自己正是这样好学一生的人，“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便是证据。因此，他才成了比同时代人，以至在以后相当长时间内无人可与比拟的学者。他自己讲：“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可见他好学求知的境界。

　　勇：从整个儒家哲学来看，谈勇并不多，但它却是达仁成君子的重要一条。“勇者不惧”，“见义不为，无勇也。”可见，儒家所谈之勇主要是指一个人的气质、胆略。如果一个人胆小怕事，无论如何也成不了大事业。

　　仁、智、勇三德融为一体，其中仁是中心，智者知仁，勇者行人，也就是说，只有智、勇才能达仁。并且由此构成一个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杀身成仁的理想人格。
（二）文、质兼备

　　儒家的突出代表孔子提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也就是说，君子人格包括“文”和“质”两个要素。这里所谓的质指的是内在的道德品质，其内容仍以“仁义”为主。孟子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离娄》）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卫灵公》），又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此外，君子之德还有智勇等。所谓“文”指的是对古代文化典籍的知识素养，高度的文化修养以及文雅、庄严的风度仪容，以知识、礼仪、风度为内容。因之“文”总是与“学”和“礼乐”联系在一起的。“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利”；（《雍也》），“文之以礼乐”、“礼以行之，逊以出之”（《卫灵公》）；“色思温，貌思恭”；“望之俨然，即之也温”；“正其衣冠，尊其瞻视”等等都属于“文”的素质内容。司马光说：“古之所谓文者，乃诗书礼乐之文，升降进退之容，弦歌雅颂之声”（《答孔文仲司户书》）大体可以概括儒家所说的君子“文”的素质的各个方面。儒家认为：君子人格的素质应该是仁义道德（质）和知识文化素养（文）二者的完满统一，所以孔子反对只具备某一方面素质而忽视另一方面素质的片面性。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雍也》）。也就是说：光有仁义道德的质而无礼乐修养的文，尽管朴实，但未免显得干瘪、贫乏、土头土脑，不配成为君子；反之，仅有礼乐修养的文而没有仁义道德的质，就显得华而不实、虚伪，同样不配成为君子。当然，在两种素质结构中，儒家比较强调“质”——即：道德品质一面，要求君子“义以为上”、“无终日之间违仁”。（《里仁》）而且指出，“文”要为“质”服务，主张“君子学以致其道”，“学道则爱人”，“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三）重义轻利

　　重义轻利是儒家君子基本的价值观念。君子穷不失义，弱不丧志。“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卫灵公》）。这并不是说儒家不懂得利欲与人的关系，只是在义利关系上相对于利来说，重视义，即人的道德品质修养罢了。孔子就是一个很重实际的人，他既承认了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里仁》），也讲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述而》）。不过，他仍把利看得比较轻，并把义利之辨看成是君子和小人的分界线。他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孟子尚义反利，比孔子更甚。他认为，一切行动惟须以义为准绳，更不必顾虑其他。“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离娄》）。在《告子》里也提到：“去利、怀仁义以相待”。自孔孟以后，儒家学者大多数把义利之辩作为君子、小人的根本区别，把重义轻利视为“君子人格”的基本标志。南宋著名理学家朱喜曾说过：“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朱文公集》卷24《与延平李先生书》）直到王夫子仍坚持这一价值观念，认为“君子、小人之辩，人、禽之异，义、利而已矣。”（《读通鉴论》中册61页），重义轻利的价值观，表现在生活中，就是重视道德境界的提高，反对对物质生活享受的追求。儒家强调君子应该“心不役于形，神不逐于物”，应该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追求道德的完善和心灵的净化，鄙视、贬低那些只顾蝇头小利的人。孔子说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君子谋道不谋食，小人谋食不谋道”、“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他一生可可怜怜、栖栖遑遑、生活贫困、但仍保持着旺盛的精神状态，为弟子榜样。
（四）心胸坦荡，成人之美

　　儒家认为：君子是“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孔子语）的人，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孟子语）的人。君子的社会责任就是实现仁义之备于天下，“君子之仕，行其义也”；“仁以为己任”（《论证》）。由于君子任重道远，因此，必须培养自己可以大受的责任能力。对此，君子应有高度的自觉性。“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知己也。”“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他要求自己有高度的责任心敏行慎言，虚心好学，勇于改过，忠于上司，力争上游、善于合群，安分守己。只有这样，君子才能承担国家重任，完成自己的使命，“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千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论语》）。君子既要心胸坦荡，又要成人之美。要做到：“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卫灵公》），也就是说，要做到庄矜而不争执，合群而不搞宗派，要严格要求自己，“君子求诸己”；“讲大信，不讲小信”、“君子贞而不谅”（《卫灵公》）。“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这里要说明白的是，儒家的所谓“不争”，并不是说对其所确立的理想目标不努力争取实现，在这一点上，儒家还是提倡努力争取的，主张“当仁不让于师”，“勇者不惧”、“勇而有义”，儒家在君子人格修养上要求的不争是指，不争利欲。所谓“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欲而不贪”、“戒之在色”，“戒之在德”皆指此。二是指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不与人争斗，严于责己，以和为贵。所谓君子“泰而不骄”、“威而不猛”，“矜而不争”，“和而不同”、“成人之美”，也是指此而已。三是指不争权力，不作超越自己权限的事，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两袖清风一尘不染。这三点就是儒家在君子人格修养上所讲的不争的主要内容。因此，我们不能单纯地把儒家的君子不争理解为希望人们做不顾原则，不分是非的好好先生，在与人相处时一味地一团和气，“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卫灵公》）。我们知道，儒家哲学的根本目标在于：一方面追求人与人的和谐一致。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四海之内皆为兄弟”。另一方面，又具有积极乐观有为的精神。孔子虽然承认天命，但并不是消极地等待命运的安排，而是积极努力争取达到人力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孔子就是个忠实的积极入世的现实主义者，强调“内圣外王”、“修齐治平”、要求将内在的思想修养外化为治国正俗的事功，强调兴邦治国，化民为俗。《易传》提出：“刚健”、“日新”、“自强不息”的重要原则，提倡刚健的精神、宣扬日新、勉励向上，不断提高。可见，儒家特别是孔子的处世态度并非单一贯之，但并不是矛盾的，这正象我们现在既主张党性、原则性、斗争精神等，又主张灵活性、团结等。孔子的处世态度是春秋战国时代国与国之间诸侯争雄、战争连绵、国内明争暗斗、勾心斗争的复杂的社会现实的反映，他就是在这样的矛盾心境里，抱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矛盾心理度过了一生。儒家提出的“和”则是针对你争我斗的混乱情势提出的，规劝人们“以和为贵”，达到国安邦定的目的。

　　此外，儒家还把“执两用中”的思维方式作为君子人格的一个必备条件。儒家要求君子按照“中庸”原则进行思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这里所说的中庸的思维方式是指：把矛盾两端直接结合起来，使双方处在和谐的统一体中，每一方都在自身应有的适当的限度内发展，不可突破其限度而压倒另一方，以免引起矛盾统一体的破坏。所以又把它叫作“执其两端而用中”（《礼记·中庸》），因此，儒家既反对过，又反对不及，认为这两者都是失度的，即过犹不及。儒家认为“中庸”的思维方式是最理想的思维方式，也是一种最高尚的道德，倡导君子要“用中”的方法把“中庸”之道贯彻到自己的处事和修养中去，做到“周而不比”，“和而不同”、“群而不党”、“泰而不骄”、“矜而不争”（《论语》）等，可见，儒家把“中庸”作为君子最基本的思维方式。
综上所述，“君子”寄托了儒家的理想人格，会萃了历代华夏人民的优良品质，几乎成了中国传统道德的化身，对于形成具有浓厚东方色彩的传统道德起了非常重要的奠基作用。马克思说：“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马恩全集》第四卷174页）， 中国的传统道德，经历了几千年的沿革以后，经过历代洗筛，终于形成了中国人民优良品德的结晶，象忠诚、坚定、正直、热忱、勇敢、刚毅、谦虚、谨慎、克己、节制、明智、勤劳、艰苦、朴素、文明、善良、团结、互助等。这些优良品质作为传统道德的范畴，已经深深地凝聚在中国人民的传统道德之中，同时也激励着人们用相应的道德行为去实践。从个人来看，它可以构成一个人的高尚的道德情操；从整个社会来看，必然形成有别于其他异国邦族的中华民族独有的良风美俗。历史上那些为祖国、为人民、为真理而忘我奋斗、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志士仁人，无一不是中国传统道德中的皎皎者。很显然，儒家塑造的“君子”形象，在旧的传统文化道德中树起了一个榜样，它的影响是深远的。但是，历史地去考察儒家的理想人格——君子，则很明显地印记着封建道德的烙印，暴露出了君子的极大奴性和封建宗法的类似宗教的盲目信仰，如守礼、忠、孝、节、义等。因此，儒家所倡导的“君子”也就必然地成为鲁讯先生所批评的旧礼教的牺牲品。是的，儒家的“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仁义礼智、孝悌忠信、温良恭俗让等道德规范，吸收了道家无为、不争、知足、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形成了十分严密完善的协调性道家体系，仁义礼智、说穿了就是要人们在已经形成的封建等级制度下安分守己的生活，不要试图越过等级、破坏等级，否则就是不仁、不义，非礼无智，对上级要忠，对朋友要信，对父母要孝，对兄弟要悌，上下左右的关系都有道德规范来约束，每一个人都被固定在一个纵横交错的十字纽结上，成为不可动摇的伦理关系网上的一点。“思不出其位”，不要说和做非分的事，连越出自己位置的非分想法都不应当有。整个道德都是用来协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各个等级之间、家庭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的。这一切，岂不束缚了人的个性的发展，肯定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知道，要发展市场经济，首先得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中国伦理生活的大趋势》认为，需要的是强者。而强者就再不是统治者愚民政策孕育的结果，而是人民群众主宰自己命运的体现，不是仅仅为协调人际关系，而是始终以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为己任，勇于创新、勇于开拓，这是时代发展的结果，是人类进化的结果，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但愿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多涌现些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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