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位国文老师(梁实秋)- -
我在十岁的时候,遇见一位国文先生,他给我的印象最深,使我受益也最多,我至今不能忘记他。
先生姓徐,名锦澄,我们给他上的绰号是“徐老虎”,因为他凶。他的相貌很古怪,他的脑袋的轮廓是有棱有角的,很容易成为漫画的对象。头很尖,秃秃的,亮亮的,脸形却是方方的,扁扁的,有些像《聊斋志异》绘图中的夜叉的模样。他的鼻子眼睛嘴好像是过分地集中在脸上很小的一块区域里。他戴一副墨晶眼镜,银丝小镜框,这两块黑色便成了他脸上最显著的特征。我常给他画漫画,勾一个轮廓,中间点上两块椭圆形的黑块,便惟妙惟肖。他的身材高大,但是两肩总是耸得高高,鼻尖有一些红,像酒糟的,鼻孔里常藏着两桶清水鼻涕,不时地吸溜着,说一两句话就要用力地吸溜一声,有板有眼有节奏,也有时忘了吸溜,走了板眼,上唇上便亮晶晶地吊出两根玉箸。他常穿的是一件灰布长袍,好像是在给谁穿孝。袍子在整洁的阶段时我没有赶得上看见,余生也晚,我看见那袍子的时候即已油渍斑斑。他经常是仰着头,迈着八字步,两眼望青天,嘴撇得瓢儿似的。我很难得看见他笑,如果笑起来,是狞笑,样子更凶。
我的学校是很特殊的。上午的课全是用英语讲授,下午的课全是国语讲授。上午的课很严,三日一问,五日一考,不用功便被淘汰,下午的课稀松,成绩与毕业无关。所以每天下午上国文之类的课程,学生们便不踊跃,课堂上常是稀稀拉拉的不大上座,但教员用拿毛笔的姿势举着铅笔点名的时候,学生却个个都到了,因为一个学生不只答一声到。真到了的学生,一部分是从事午睡,微发鼾声,一部分看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玉梨魂》之类,一部分写“父母亲大人膝下”式的家书,一部分干脆瞪着大眼发呆,神游八表。有时候逗先生开玩笑。国文先生呢,大部分都是年高有德的,不是榜眼,就是探花,再不就是举人。他们授课不过是奉行公事,乐得敷敷衍衍。在这种糟糕的情形之下,徐老先生之所以凶,老是绷着脸,老是开口就骂人,我想大概是由于正当防卫吧。
有一天,先生大概是多喝了两盅,摇摇摆摆地进了课堂。这一堂是作文,他老先生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字,题目尚未写完,当然照例要吸溜一下鼻涕,就在这吸溜之际,一位性急的同学发问了:“这题目怎样讲呀?”老先生转过身来,冷笑两声,勃然大怒:“题目还没有写完,写完了当然还要讲,没写完你为什么就要问?……”滔滔不绝地吼叫起来,大家都为之愕然。这时候我可按捺不住了。我一向是个上午捣乱下午安分的学生,我觉得现在受了无理的侮辱,我便挺身分辩了几句。这一下我可惹了祸,老先生把他的怒火都泼在我的头上了。他在讲台上来回地踱着,吸溜一下鼻涕,骂我一句,足足骂了我一个钟头,其中警句甚多,我至今还记得这样的一句:
×××?你是什么东西?我一眼把你望到底?
这一句颇为同学们所传诵。谁和我有点争论遇到纠缠不清的时候,都会引用这一句“你是什么东西?我把你一眼望到底?”当时我看形势不妙,也就没有再多说,让下课铃结束了先生的怒骂。
但是从这一次起,徐先生算是认识我了。酒醒之后,他给我批改作文特别详尽。批改之不足,还特别地当面加以解释,我这一个“一眼望到底”的学生,居然成了一个受益最多的学生了。
徐先生自己选辑教材,有古文,有白话,油印分发给大家。《林琴南致蔡了民书》是他讲得最为眉飞色舞的一篇。此外如吴敬恒的《上下古今谈》,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以及张东荪的时事新报社论,他也选了不少。这样新旧兼收的教材,在当时还是很难得的开通的榜样。我对于国文的兴趣因此而提高了不少。徐先生讲国文之前,先要介绍作者,而且介绍得很亲切,例如他讲张东荪的文字时,便说:“张东荪这个人,我倒和他一桌上吃过饭……”这样的话是相当地可以使学生们吃惊的,吃惊的是,我们的国文先生也许不是一个平凡的人吧,否则怎能和张东荪一桌上吃过饭?
徐先生介绍完作者之后,朗诵全文一遍。这一遍朗诵很有意思。他打着江北的官腔,咬牙切齿地大声读一遍,不论是古文或白话,一字不苟地吟咏一番,好像是演员在背台词,他把文字里蕴藏着的意义好像都宣泄出来了。他念得有腔有调,有板有眼,有情感,有气势,有抑扬顿挫,我们听了之后,好像已经理会到原文意义的一半了。好文章掷地作金石声,那也许是过分夸张,但必须可以琅琅上口,那却是真的。
徐先生最独到的地方是改作文。普通的批语“清通”、“尚可”、“气盛言宜”,他是不用的。他最擅长的是用大墨杠子大勾大抹,一行一行地抹,整页整页地勾;洋洋千余言的文章,经他勾抹之后,所余无几了。我初次经此打击,很灰心,很觉得气短,我掏心挖肝地好容易诌出来的句子,轻轻地被他几杠子就给抹了。但是他郑重地给我解释,他说:“你拿了去细细地体味,你的原文是软巴巴的,冗长,懈啦光唧的,我给你勾掉了一大半,你再读读看,原来的意思并没有失,但是笔笔都立起来了,虎虎有生气了。”我仔细一揣摩,果然。他的大墨杠子打得是地方,把虚泡囊肿的地方全削去了,剩下的全是筋骨。
我离开先生已将近50年了,未曾与先生一通音讯,不知他云游何处,听说他已早归道山了。同学们偶尔还谈起“徐老虎”,我于回忆他的音容之余,不禁地还怀着怅惘敬慕之意。
我有一个好父亲
父亲是一个少言的人。他和母亲在一起的时候,都是听见母亲一个人在不停的讲话,父亲只是一个劲的抽烟,偶尔才应答一下,那话也多半只是一两个字。家里来客人,父亲陪人家吃饭,既不让酒,也不劝饭。只自顾自吃自己的,显得很不礼貌的样子。对我们几个孩子也一样。他很少过问我们的学习,他觉得学习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有问题问他,他也是说你们还是去问老师吧。
父亲是个农民,但在我眼里很多地方又不像地道的农民。父亲读完了小学,初中上到了二年级就因贫困辍学了。接着他和几个同伴瞒着爷爷奶奶一口气跑到了包头,在那儿上了两年的中专。后来因为六十年代的三年自然灾害学校解散了,父亲又回到家继续当他的农民。父亲写一笔很好的毛笔字,村里谁家有红白喜事,父亲总要被人家恭敬地请去当帐房先生,记记份子什么的。到了春节,更是父亲忙碌的时节,乡亲们都早早的把大红纸送到我家,请父亲写春联。往往春节未到,我家早就洋溢着节日的气氛了。我小的时候习字,父亲就让我学着给山东的舅舅写信。什么格式,怎么称呼,如何落款,都是父亲手把手教我的。我虽然喜欢他的字,但我练字没长性,直到如今也没形没体儿的。回家陪父亲喝酒,喝到高兴处,父亲总是指着我说:“就你还中文系,还老师,写字还不如我这个农民哪。”我只能笑着点头。
父亲是个爱书的人。他每次出门,包里总要塞本书。实在没有可看的,也要捎上几张报纸。记得父亲亲手买的书有1975年出版的三卷本的〈水浒传〉、上下册的《东周列国故事》、《聊斋志异》和冯梦龙的“三言”。农闲时节,别人家的男人或打牌或赌钱,我父亲就在炕上看书。逢雨雪天,更是整天抱着书看。这两年父亲眼花了,自己买个花镜,还是不忘读书。我有时端详端详,老人还真像个文人先生呢。今年暑假回家,我倒腾书柜,找出一套明朝抱翁老人的《今古奇观》来,是清朝道光年间刻印的,可惜少了一卷。我对他说,这书给我吧。父亲说行啊,反正我眼花也看不了了。父亲还常常感慨地对我说:“文革那会儿,你爷爷当私塾先生时留下来的书都让我作饭时当柴火给烧了,怕惹祸。要不留到现在也值钱了。”于是我也很感慨。好在我们这一代不会再赶上“焚书”的年代了。
我家的三个孩子中,父亲最疼我,他说我坐得住,安分。冬天的时候,我整天在大街上疯跑,出了满身的汗,热得把穿的棉裤都溻湿了。早晨起床前,父亲总是早早把火炉点好,然后把我的棉裤用手翻转过来,一点一点地靠近炉子烤,边烤边慢慢晃动着,不一会儿,我就看见棉裤上腾起缕缕热气。等烤完了,父亲还要用他的两双大手把棉裤搓搓,让它柔软。等我再穿上的时候,感到很温暖。父亲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他常常给我擦皮鞋,每次都收拾得很仔细。我上学骑的自行车,每天都是父亲为我取出来,晚上回到家,每次也是父亲为我存放好。擦车打气更是他的份内之事。在他眼里,我似乎永远是个孩子。我上学时读的书,都是父亲亲自包书皮,并用毛笔写上我的名字。我当老师这么多年了,我上高中时的课本仍然保存完好。有时我读他说,这书都没用了,您把他卖了吧。父亲总是说:“放着吧,放着吧,书到用时方恨少啊。”我在南京上四年大学,每次都是父亲执笔给我写信,信的结尾总是说,别心疼钱,吃好,注意身体。他很少叮嘱我好好读书,但我读了父亲的信,自然知道该怎样去念书的。
现在,我当父亲也十多年了。孩子小的时候,因为他生病不肯吃药,没少暴打孩子,大一点了,因为不爱去幼儿园又挨了我不少打。直到现在,学习不好了,考试不好了,我对孩子也是非打即骂。想想父亲对我,再想想我对孩子,确实很惭愧啊。我和父亲每年相见几次,见一次,他就老一点儿。可不是吗,我都奔四十了,父亲能不老吗。
在我眼里,父亲是个沉默的人,是个爱我疼我的人,是个爱读书写字的人,是个引导多于管束的人。在我眼里,父亲的形象很高大,须仰视才见。愿父亲能健康的活着,我愿意永远做他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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