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意义。
从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到1794年7月热月政变,法国大革命共经历了5年历程。这场革命的意义有四个方面:
其一,就其规模而言,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
其二,人民群众在三次起义中都显示了伟大力量,每当在革命的转折关头,都推动革命向前发展;
其三,大革命结束了法国一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它“是真正把斗争进行到底,直至交战的一方即贵族被消灭而另一方即资产阶级完全胜利的首次起义”;
其四,这场大革命还震撼了欧洲的封建制度,给它们以沉重的打击。
这场大革命的彻底性更为以后的各国革命树立了榜样,因而具有世界意义。正如列宁所说:“它被称为大革命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次革命给本阶级、给它所服务的那个阶级,给资产阶级做了很多事情,以致整个19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
当周恩来总理被问及如何评价法国大革命时,他认为现在作出评价为时尚早。的确,单是托克维尔提出的问题就足够一切历史学者费尽脑汁了:为什么说大革命虽然成功了,但还是失败的?为什么大革命即便失败了,却还是成功的?这一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像拿破仑的名言一样难解:“拿破仑拯救了革命,还是绞杀了革命?”历史总是在悖论中前进,托克维尔和拿破仑的难题如果不是等价的,至少是相关的,也就是说,理解了其中一个,就有助于我们对另一个的理解,而这种理解或许是我们面对历史悖论时应该采取的唯一的合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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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索瓦·傅勒的著名作品《思索法国大革命》为人们理解历史打开了一扇新窗,这位被媒体誉为“法国大革命两百年学术王”的法国学者将概念史批判理论引入大革命史学领域,提出将法国革命事件开创的“民主文化”同革命者的行动方式分开来的解读法。像柏克那样对法国大革命采取简单粗暴的反对态度,或者像后世人数众多的雅各宾派学者那样为了不断注入民族的自豪感而把历史研究变成纯粹纪念式的,都不是傅勒乐意接受的选择。
《旧制度与大革命》始终是史学著作中一个可怜的长辈,“引用的人多,读它的人少;涉猎的人多,读懂的人少”。托克维尔的问题,其实就是在中央集权化国家扩张之后,行政权凌驾于共同体和公民社会之上的问题。行政国家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君主政治完成了,最后才经雅各宾党人之手以及帝国时代而告结束,而人们所说的“法国大革命”,亦即那个被收进档案、打上日期并美化成一道曙光的事件,不过是先前社会政治演变的加速器罢了。这个事件摧毁的并不是贵族,而是社会上的贵族原则,从而取消了社会对抗中央国家的合法性。
但是,托克维尔从源头去考察革命,古参从事件的终点反思革命,两者在时间上形成前和后的衔接。托克维尔暂时把法国大革命的事件方式和过程放在括弧里,只从长时段去考察革命的起源,古参则把目光投向具体的历史事件本身。“古参能让我们理解民主合法性是如何取代旧的神权合法性的,它又是如何占领旧的神权合法性让出的空间的。”在傅勒看来,大革命的民主合法性是它自身的对立面,但同时也是它固有的另一面。它收回同一个空间,但它不愿分割这个空间,它只是往这个空间注入一个新的原则性内涵,即新秩序须以人民的意志为出发点。
傅勒的历史方法论正是建立在综合托克维尔和古参的基础上的,他建议恢复“短时段”的地位,也就是说历史学家的眼光可以回到事件上来,但不是重构事件史,而是将事件分解:概念化。这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方案:政治解读,反通史叙事法,重建历史批判理论。因此,傅勒在对历来积累的大革命研究史料剔梳析分时,除了展现他对史料和事件的熟悉之外,更为关注的就是具体历史的细枝末节间所体现的概念自身的悖论,尤其是民主概念的悖论。
卢梭在1767年7月写给老米拉波的一封信中说:“在最严酷的民主和最完美的霍布斯主义之间,我看不到任何可以接受的中间方案:因为人和法律的冲突一旦给国家带来持续的内乱,那就是所有政治体制中最糟糕的体制。”卢梭给出了最激进也最美好的理想,同时又预言了“民主的悖论”。历史的讽刺性就在于,正当大革命以为可以实现让-雅克的思想之际,反而展示了卢梭悲观主义的真理,即法与事实之间的无限距离,不可能找到能同理论相结合的民主实践。但就像政治上的怪异本身也构成了它的魅力一样,傅勒认为,法国事件的普适性就在它自身的悖论之中:“法国大革命并不是一个过渡,而是一个起源和关于起源的幻想。这就是它身上创造了历史价值的独一无二的东西,正是这种独一无二后来成了普适的价值:民主的初次试验。”
人民成为政治权力惟一的源泉,这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现代民主政治”的实质,也是法国大革命最重大的贡献。法国大革命的遗产不再是雅各宾主义,而是人权和代议制。但托克维尔略带悲哀地写道:“法国已不再热爱共和国了,却还深深地依恋大革命。”民主文化是法国大革命中真正降临的大事,但在这种文化中,在这种本来就是其本质的合法性转让中,有某种东西从反面或从正面重构了绝对权力的传统形象。既然权力建立在一系列主权授权的基础上,革命意识形态就不再是规定权力的东西了,也不再是使权力符合于人民意志的东西了。它通过向公民灌输共和教育,成为辅佐权力的东西。它通过传授平等,成为服务于权力的东西。它是意志和利益的表达者,而非权威的赋予者。革命意识形态从原则性的东西转化为从属性的东西,从合法性话语转化为共和制的宣传。在纯粹的民主之下,它本身曾经就是权力的场所,而如今它只作为现代代议制国家的工具起作用了。代议制共和国变成了某种寡头政治类型的东西,根本无力持久地肩负起它的重任。
说到傅勒,芝加哥社会思想委员会主席耐丹·塔可夫认为“没有任何人能比他更负责任地复活了法国的自由思想”。傅勒在对法国大革命的重新思考中展示了他作为一个法国人对大革命精神的骄傲,基佐的名言“我乃1789年激情培养的一代”或许一直回响在他的心中。但当展示大革命的遗嘱在后世遭到悖论性地误解或背叛时,他的人性底色更为清晰起来:傅勒的知识分子肖像有点像孤傲的隐士,像巴黎奥斯曼街区老式路灯下的独行者。他认为 “历史学家应具备的一样首要东西,即知识上的好奇心和非功利的历史知识活动”——正是因此,他的著作不仅能够调动起我们对革命精神的热爱和哀悼,更会使我们对历史本身具有的丰富意味怀有深切的迷恋。
参考资料:http://column.bokee.com/7558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