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是浪漫主义典型代表人，诗歌富于想象力且不俗。。杜甫属于现实主义，其诗歌大多吟诵世态。。。二者的诗歌都很豪放。。。
李杜创作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呢？裴斐先生在《李白十论》一书中说：“李杜创作的最根本区别，简单讲来，乃在于对待主客观的不同态度，用王国维的话说，李白属于‘主观诗人，杜甫属于‘客观诗人’，杜甫擅长客观描写，代表作是叙事诗，他的抒情诗也带有客观色彩；李白擅长自我抒情，绝大部分是抒情诗，他的叙事诗也带有抒情色彩。杜甫诗的社会内容是通过一幅真实的生动的社会生活图画直接呈现的。因而容易被人认识，李白诗歌形象主要是诗人自己，而不是客观的社会生活，因而他的社会内容不容易被人认识。”我很赞同这些观点，不过需要进一步阐发。
什么是“主观诗人”呢？李杜诗歌创作对待主客观的态度是怎样的呢？我先引几段古代诗论家的评论。
《唐末诗醇》称赞李白的七古诗：“往往风雨争飞，鱼龙百变；又如大江无风，破浪自涌，白云从空，随风变灭，诚可谓怪伟奇绝者矣！”
李阳冰《草堂集序》说李白：“唯公文章，横被六合。可谓力敌造化欤！”
皮日休《刘枣强碑文》说：“言出于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读之则神驰八极，测之则心怀四溟。磊磊落落，真非世间语者，有李太白。”
吴乔《围炉诗话》：“太白胸怀，有高出六合之气，诗则寄兴为主，非促然诗人之作也。”
元稹《与元九书》：“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首。”
赵翼《瓯北诗话》评李白：“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又说“才气豪迈，全力神运，自不屑束缚于格律对偶，与雕饰者争长。”我国古代诗歌注重直觉体味，以上这些论述都是从整体上把握李诗特征的。仔细品味，我觉得他们仍然是从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上说的。从主观方面，强调李诗的“神”、“气”、“奇”等主体性特征；从客观方面强调杜诗的“风雅比兴”（社会内容）。从主客观关系方面，强调李诗的主观统摄客观的气势和力量，以至达到主客统一，构成物我不分的高超境界。
一、主观诗人和客观诗人——李杜创作的基本差异
作为“主观诗人”，李白诗歌创作的首要特征就是的他的主体性原则。
很多研究者喜欢用“感情强烈奔放”、“主观色彩浓厚说明李诗的主观性特征。我以为仅仅这样说还是不够的。杜甫也有很多感情强烈、抒情主人公形象鲜明的诗篇。萧涤非先生说：“他固然有大悲、大怒的时候，但也不是没有大喜的时候。为了更好更充分地表达出这些感情，在这种时候，他通常就使用七古这一诗体。比如《哀江头》、《哀王孙》、《悲陈陶》、《悲青板 》、《同谷县作歌七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有的写亡国之痛，有的写身世之苦，都是‘长歌可以当哭的’”（《杜甫研究》修订本，第12 页）。李白创作的主体性原则表现在：他始终以“自我”为中心，强调和提升主体的作用，以至达到对客体（描写对象）的驾驭、征服的程度。我们举他的《蜀道难》来说明。理解这首诗应该紧紧抓住诗人形象这个主体，仅仅把本诗理解为描写奇丽的山川景象，或者在诗歌的寓意上过多猜测都会影响对本诗精神的把握。我们看到，诗人反复咏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其用意正在于处处暗示诗人形象的存在。这首诗出现的一系列动词，如“嗟”、“扪”、“抚”、“坐”、“问”、“见”、“听”等都表明诗人置身其中（尽管是在想象中）。诗人面对险峰绝壁，时而惊叹，时而赞赏，毫无惧怕心理。他是用整个身心去拥抱这自然景观的，越是赞叹高山大川奇绝,越是显示诗人形象的高大，显示诗人的气魄和意志。诗人把奇山深山、飞流急湍、古往今来、神话传说全部统摄起来任意驱遣。自然景物已不再是描绘刻划的对象，而是诗人意志和情感的化身和再现，客体（描写对象）已被主体（诗人）消融于自身。正是在这样的主体征服客体的过程中，诗人的精神得到升华，读者的情绪也激昂起来，获得极高的美感享受。
李白诗歌的整个特征决定了诗人抒情和描写的一些重要特点。他不是将描绘对象当作一个整体看待，而是把它打碎，加以咀嚼，再用感情的线索把它串通起来；他抒情的方式是尽情倾泻、恣意挥洒，不受诗歌结构形式的牢笼。有的研究者认为李白诗歌表现出“跳跃式”的结构式的特点，这仍是一种表面的看法。我们再看《梁甫吟》，诗写李白受挫后的愤懑和对理想的期待。如果说《蜀道难》还有一个奇险山川作为抒情表象的凭借物，那么，这篇《梁甫吟》已经没有完整的客观的事物作为依附体了。它通篇用典，古往今来，上天入地，尽情驰骋，任思想感情的发展，时而奇幻惝恍、深不可测；时而风和日丽，春意盎然；时而险象环生、浊浪翻滚。这一切都在诗人这个主体的包举之内。沈德潜说：“后半拉杂使事，而不见其迹。”沈德潜是从诗的结构形式上说的，其实这个“迹”还是有的，这就是诗人思想感情发展的“痕迹”。
李白诗歌的这个特征是和杜甫大异其趣的。探索一下杜诗处理主客观关系，我们发现，诗人在描写方式上是把对象当作一个整体作深入细致的刻划；在抒情方式上是把个人情感渗透于描写对象之中，即所谓“寓主观于客观”。赵翼在《殴北诗话》中说他：“思力沉厚，他人不过说到七八分，少陵必说到十分，甚至十二分。”试以《丽人行》说明。诗作于天宝十二载春，讽刺杨家兄妹骄纵荒淫的生活，借以反映君王的昏聩和朝廷的腐败。这首诗刻划细致入微、态度严肃认真、叙事有条不紊，甚至对丽人的体态意态和服饰肴馔等细节的描摹都历历可见，明显体现出客观性的特点。诗人正是在这样的一本正经的描述中达到讽刺的目的。正如浦起龙所说：“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我们再看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首诗和李白的《蜀道难》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出现了诗人的形象。但杜甫的这首诗，尽管感情很强烈，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也很鲜明，但在描写上依然层次分明。他从风吹茅屋写起，接着写茅屋“洒江郊
”、“挂林梢”、“沉塘坳”；从群童的盗草到诗人无可奈何的情状；从夜色的降临到自己一家人雨夜之中的窘状，由此推而广之，最后发出“大庇寒士”的感慨。诗的脉络十分清楚，描述对象也是完整的呈现的，诗人的抒情是通过真实生活画面的描绘体现的，这和李白那种大气包举、咳吐自然、以自我为中心的主体性特征判然有别。
二、征服现实和关注现实——李杜创作精神的差异
程千帆先生说：“他（指李白）热爱现实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而对其中不能令人满意的现象毫无顾忌地投之以轻蔑。这种以被现实牢笼，却不愿意接受，反过来却想征服现实的态度，乃是后代人民反抗黑暗势力与庸俗风气的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这也许就是李白的独特性，和杜甫那种始终以严肃、悲悯的心情注视、关心和反映祖国、人民的命运那种现实主义精神，是相反相成的。”（《唐诗鉴赏辞典序言》）程先生指出了李杜创作精神的主要差异。杜甫直面人生，忧国忧民；李
白也不满现实，他虽然已被现实“牢笼”，却不愿意接受，反过来却想征服它。那么，李白是如何征服现实的呢？直接反抗现实社会制度对诗人来说是实际的，他只能采取在精神上征服现实的态度，通过梦境、幻境、倘佯山水甚至醉酒生活，超尘脱俗，追求精神的自由解放，这是李白诗歌特多这方面题材的重要原因。他自称：“常时论酒逐风景，壮心遂与功名疏。”（《赠
南平太守之遇》）他一生热爱山水，常常达到梦寐以求的境地：“余尝学道穷冥荃，梦中往往游仙山。”（《下途归石门旧居》）“忆昨鸣皋梦里还，手弄素月清潭间。觉时枕席非碧山，侧身西望阻秦关。”（《鸣皋歌送岑微军》）最有代表性的还是他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这首诗对梦境和仙境的描摹都很细致（李白对现实生活的描绘反而不那么细致）。诗先写天姥山的气势，以为各种瑰丽奇险境界的出现作铺垫，在梦境和仙境中，诗人是自由的和快适的，你看他飘然飞渡镜湖，在湖月的映照中来到剡溪，穿上自己仰慕的诗人谢眺的木屐，在渌水荡漾声和猿啼声中登上青云梯（在李白诗中，猿啼往往和诗人的喜悦心情联系在一起：“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可证）。诗人爬到山的半壁时，眼前出现的一轮海日，耳中听到的是天鸡的鸣叫，来到山上，置身幽深的山路，面前是一片烂漫的山花，诗人应接不暇，，倚石暂作休憩。忽然，各种神灵异物纷纷出现，打破了仙境的宁静，整个仙界热闹起来，虎、熊、龙都起来了，迎接它们的是个“訇然中开”的洞天福地，“云之君”披彩虹为衣，驱长风为马，虎为之鼓瑟，鸾为之驾车，群仙列队前来，在日月和金台、银台的映照中，光彩夺目，异彩纷呈。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诗人猛然醒来，幻境全然消失，只感到冰凉的枕席的存在，他不禁长叹一声：“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如流水。”梦境仙境不可得，只有“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去到那山水中寻找适
意的生活了。然而在山水中就能摆脱现实的“牢笼”吗？回答自然是否定的。诗人不得不面对严酷的现实，遂发出“安能摧眉折腰侍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愤慨的长叹。
有的研究者认为，这首诗的主观意图在于宣扬“古来万事东流水”这样
颇有消极意味的思想。其实李白的本意应该是，能够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才是人生的最大乐趣，古往今来的一切其它事物（包括功名利禄）又算得了什么？不过象那东逝的流水毫不足惜。诗人越是把梦境仙境描绘得十分惬意，越是显示出现实生活的不惬意。当这种仙境和梦境迅速向下回落时，那巨大的落差产生的强大的精神能量，强烈地感染着和刺激着读者的思想情绪，使读者在理想和现实的反差中，认真思索其中蕴涵的深刻的社会问题，这正是李白诗歌的力量源泉所在，也是李白的独特之处。这和杜甫诗歌直接呈现社会现实，深入揭示社会问题的方式是殊途同归的。
杜甫的创作，目光始终注视着社会现实。他关心国事、同情人民，无论是叙事纪行的，还是抒发情怀的，大都伤时忧国，缘事而发，有着丰富的社会的政治的内容、浓郁的时代气息。通过一部杜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唐朝由胜转衰的历史轨迹、种种表现和历史原因，诚如浦起龙所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玄宗、肃宗、代宗）之事寄焉者也。”（《读杜心解》）杜诗有史诗的美称，决不是偶然的。
杜甫这种关注现实的精神是通过对社会现实现象作典型概括和深入细致的刻划来完成的，和李白那种超脱现实又反过来征服现实的态度是相反相成的。徐而庵说：“吾于天才得李太白，于地才得杜子美。”（《说唐诗》）说得就是这种差异。我们试读他的《兵车行》，这首诗写边战给百姓带来的灾难和痛苦。诗一开始就勾勒出车马喧嚣、行人急走匆匆、亲人哭喊送别的
悲惨场面，接着通过对话揭示出征战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和家破人亡的深哀剧痛。诗人的感情是强烈的，对于人民生活的关注是深切的，然而个人抒情却不是放纵的，而是通过场面的描摹流露出来。诗人悲惨哀悯的感情高度浓缩在他所塑造的典型形象之中并且始终没有离开这一形象，诗人的情感在形象包蕴中不断回荡撞击，我以为这是形成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重要原因。
李白创作则表现出主体性特征，诗人驰骋造化，大气包举、壮浪纵恣、感情喷薄而出，表现出豪放不羁的气势，在这种主体性征服客体的过程中，诗人也曾达到主客统一、物我不分的自由状态，这时诗人的精神解放了,表现出一种“逍遥人外，蝉脱尘埃”的高超境界，这是否可以说是形成李白诗歌豪放飘逸风格的基本原因呢？
三、实现人生自由和实现理想政治——李杜创作追求理想的差异
李白与杜甫都有远大的政治抱负，都表现出对理想政治的执着追求。李白一生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杜甫也不止一次地说过：“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相丈二十二韵》）“致君尧舜付
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近呈苏涣侍御》），“死为星辰终不灭，致君尧舜焉肯朽。”（《可叹》）但是我们看到，在理想政治的实现途径上和理想层次的追求上，李白和杜甫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异。李白自视很高，他常以大鹏自喻，“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他不屑走一般士子所走的科举做官的道路，而是要一跃而为宰相，实现政治理想后又功成不居，“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这种思想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是“入世”和“出世”这一对矛盾在李白身上的反映。其实，李白在追求政治理想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人生追求－－这就是对自由理想的追求。“入世”也好，“出世”也好，都被李白当作实现自我和实现自由的方式，“入世”肯定自我价值，展示自己的政治才能；“出世”摆脱对“自我”的束缚，达到自由适意的人生理想，“入世”和“出世”都统一在对自由追求的大目标下，实现自我和追求自由在他身上是一致的，这就是李白的独特之处。
李白的这个独特性还不屑在他对某些历史人物的推崇上。在李白诗歌中经常出现鲁仲连、谢安、诸葛亮等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形象，这些人物不但表现出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更重要的是他们都表现出对自己才能的高度自负，不屈于人而要人屈于己的风采，表现出贪恋功名利禄的高尚品质，这是李白所特别心向往之的。
李白与杜甫对从政失败的态度也是颇有差异的。杜甫入仕的道路非常艰难，他三次科举考试都失败了，转而把目光投向皇帝，因进献《三大礼赋》得到皇帝赏识，才获得一个小官，却始终没有得到展示政治才能的机会。杜甫从政失败后，更加执着追求理想政治，更加关注社会现实，目光更加深邃锐利，感情更加沉郁悲怆，写下了大量反映现实和关心人民疾苦的诗篇，艰难反而玉成了他，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李白从政失败后，转而对自由生活的追求，以获得精神的解放。在这种精神生活的游历过程中,诗人不断升华感情、净化心灵，强化自然和仙境的美好，以和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形成鲜明对照，求得精神对现实的征服。他的诗篇反映的社会内容虽然没有杜诗多而深刻，但李白诗歌给予人的精神影响却是超越时代，深广久远的。有的研究者没有注意到李白诗歌的这特点，却用拔高李诗社会内容的方式，以争得李白和杜甫的平起平坐。这种研究方式本身就没有超出扬杜抑李的藩篱。“扬杜抑李”论者正是从这方面来立论的。《屠纬真文集》说：“
或谓杜万景皆实，李万景皆虚，乃右实而左虚，遂谓李杜优劣在虚实间。” 赵次公《杜甫草堂记》竟至说：“白之诗在风月草木之间，神仙虚无之说，亦何补于教化哉！”倒是王琦很有眼光：“一以国为忧，一以自适为乐，又事理之各殊者；奈何效比而同之，而以为优劣耶。”（《李太白文集跋》）
那么，李白追求自由理想的思想基础在哪里呢？
我们知道，李白是受到庄子思想深刻影响的诗人。龚自珍说：“庄骚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最录李白集》）屈原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积极用世；庄子主张自然无为，追求超脱现实的自由心境，这两者本是一对矛盾，李白却很好地统一于一身。庄子强调以道观物：“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贱。”庄子据此主张，在与“道”合一的境界中，大小夭寿，无所轩轾。他认为要通过“坐忘”才能达到这样的自由境界。这种自由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也就是他所谓“恶乎待哉”的逍遥。
李白的自由思想可谓和庄子思想一脉相承。试读他的《日出入行》：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
历天又复入西海，六龙所舍安在哉？其始与终古不息，人非之气，安得与之久徘徊？
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
羲和！羲和！汝奚汩没于荒淫之波？
鲁阳何德，驻景挥戈？
逆道违天，矫枉实多。
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
李杜创作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呢？裴斐先生在《李白十论》一书中说：“李杜创作的最根本区别，简单讲来，乃在于对待主客观的不同态度，用王国维的话说，李白属于‘主观诗人，杜甫属于‘客观诗人’，杜甫擅长客观描写，代表作是叙事诗，他的抒情诗也带有客观色彩；李白擅长自我抒情，绝大部分是抒情诗，他的叙事诗也带有抒情色彩。杜甫诗的社会内容是通过一幅真实的生动的社会生活图画直接呈现的。因而容易被人认识，李白诗歌形象主要是诗人自己，而不是客观的社会生活，因而他的社会内容不容易被人认识。”我很赞同这些观点，不过需要进一步阐发。
什么是“主观诗人”呢？李杜诗歌创作对待主客观的态度是怎样的呢？我先引几段古代诗论家的评论。
《唐末诗醇》称赞李白的七古诗：“往往风雨争飞，鱼龙百变；又如大江无风，破浪自涌，白云从空，随风变灭，诚可谓怪伟奇绝者矣！”
李阳冰《草堂集序》说李白：“唯公文章，横被六合。可谓力敌造化欤！”
皮日休《刘枣强碑文》说：“言出于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读之则神驰八极，测之则心怀四溟。磊磊落落，真非世间语者，有李太白。”
吴乔《围炉诗话》：“太白胸怀，有高出六合之气，诗则寄兴为主，非促然诗人之作也。”
元稹《与元九书》：“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首。”
赵翼《瓯北诗话》评李白：“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又说“才气豪迈，全力神运，自不屑束缚于格律对偶，与雕饰者争长。”我国古代诗歌注重直觉体味，以上这些论述都是从整体上把握李诗特征的。仔细品味，我觉得他们仍然是从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上说的。从主观方面，强调李诗的“神”、“气”、“奇”等主体性特征；从客观方面强调杜诗的“风雅比兴”（社会内容）。从主客观关系方面，强调李诗的主观统摄客观的气势和力量，以至达到主客统一，构成物我不分的高超境界。
一、主观诗人和客观诗人——李杜创作的基本差异
作为“主观诗人”，李白诗歌创作的首要特征就是的他的主体性原则。
很多研究者喜欢用“感情强烈奔放”、“主观色彩浓厚说明李诗的主观性特征。我以为仅仅这样说还是不够的。杜甫也有很多感情强烈、抒情主人公形象鲜明的诗篇。萧涤非先生说：“他固然有大悲、大怒的时候，但也不是没有大喜的时候。为了更好更充分地表达出这些感情，在这种时候，他通常就使用七古这一诗体。比如《哀江头》、《哀王孙》、《悲陈陶》、《悲青板 》、《同谷县作歌七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有的写亡国之痛，有的写身世之苦，都是‘长歌可以当哭的’”（《杜甫研究》修订本，第12 页）。李白创作的主体性原则表现在：他始终以“自我”为中心，强调和提升主体的作用，以至达到对客体（描写对象）的驾驭、征服的程度。我们举他的《蜀道难》来说明。理解这首诗应该紧紧抓住诗人形象这个主体，仅仅把本诗理解为描写奇丽的山川景象，或者在诗歌的寓意上过多猜测都会影响对本诗精神的把握。我们看到，诗人反复咏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其用意正在于处处暗示诗人形象的存在。这首诗出现的一系列动词，如“嗟”、“扪”、“抚”、“坐”、“问”、“见”、“听”等都表明诗人置身其中（尽管是在想象中）。诗人面对险峰绝壁，时而惊叹，时而赞赏，毫无惧怕心理。他是用整个身心去拥抱这自然景观的，越是赞叹高山大川奇绝,越是显示诗人形象的高大，显示诗人的气魄和意志。诗人把奇山深山、飞流急湍、古往今来、神话传说全部统摄起来任意驱遣。自然景物已不再是描绘刻划的对象，而是诗人意志和情感的化身和再现，客体（描写对象）已被主体（诗人）消融于自身。正是在这样的主体征服客体的过程中，诗人的精神得到升华，读者的情绪也激昂起来，获得极高的美感享受。
李白诗歌的整个特征决定了诗人抒情和描写的一些重要特点。他不是将描绘对象当作一个整体看待，而是把它打碎，加以咀嚼，再用感情的线索把它串通起来；他抒情的方式是尽情倾泻、恣意挥洒，不受诗歌结构形式的牢笼。有的研究者认为李白诗歌表现出“跳跃式”的结构式的特点，这仍是一种表面的看法。我们再看《梁甫吟》，诗写李白受挫后的愤懑和对理想的期待。如果说《蜀道难》还有一个奇险山川作为抒情表象的凭借物，那么，这篇《梁甫吟》已经没有完整的客观的事物作为依附体了。它通篇用典，古往今来，上天入地，尽情驰骋，任思想感情的发展，时而奇幻惝恍、深不可测；时而风和日丽，春意盎然；时而险象环生、浊浪翻滚。这一切都在诗人这个主体的包举之内。沈德潜说：“后半拉杂使事，而不见其迹。”沈德潜是从诗的结构形式上说的，其实这个“迹”还是有的，这就是诗人思想感情发展的“痕迹”。
李白诗歌的这个特征是和杜甫大异其趣的。探索一下杜诗处理主客观关系，我们发现，诗人在描写方式上是把对象当作一个整体作深入细致的刻划；在抒情方式上是把个人情感渗透于描写对象之中，即所谓“寓主观于客观”。赵翼在《殴北诗话》中说他：“思力沉厚，他人不过说到七八分，少陵必说到十分，甚至十二分。”试以《丽人行》说明。诗作于天宝十二载春，讽刺杨家兄妹骄纵荒淫的生活，借以反映君王的昏聩和朝廷的腐败。这首诗刻划细致入微、态度严肃认真、叙事有条不紊，甚至对丽人的体态意态和服饰肴馔等细节的描摹都历历可见，明显体现出客观性的特点。诗人正是在这样的一本正经的描述中达到讽刺的目的。正如浦起龙所说：“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我们再看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首诗和李白的《蜀道难》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出现了诗人的形象。但杜甫的这首诗，尽管感情很强烈，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也很鲜明，但在描写上依然层次分明。他从风吹茅屋写起，接着写茅屋“洒江郊
”、“挂林梢”、“沉塘坳”；从群童的盗草到诗人无可奈何的情状；从夜色的降临到自己一家人雨夜之中的窘状，由此推而广之，最后发出“大庇寒士”的感慨。诗的脉络十分清楚，描述对象也是完整的呈现的，诗人的抒情是通过真实生活画面的描绘体现的，这和李白那种大气包举、咳吐自然、以自我为中心的主体性特征判然有别。
二、征服现实和关注现实——李杜创作精神的差异
程千帆先生说：“他（指李白）热爱现实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而对其中不能令人满意的现象毫无顾忌地投之以轻蔑。这种以被现实牢笼，却不愿意接受，反过来却想征服现实的态度，乃是后代人民反抗黑暗势力与庸俗风气的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这也许就是李白的独特性，和杜甫那种始终以严肃、悲悯的心情注视、关心和反映祖国、人民的命运那种现实主义精神，是相反相成的。”（《唐诗鉴赏辞典序言》）程先生指出了李杜创作精神的主要差异。杜甫直面人生，忧国忧民；李
白也不满现实，他虽然已被现实“牢笼”，却不愿意接受，反过来却想征服它。那么，李白是如何征服现实的呢？直接反抗现实社会制度对诗人来说是实际的，他只能采取在精神上征服现实的态度，通过梦境、幻境、倘佯山水甚至醉酒生活，超尘脱俗，追求精神的自由解放，这是李白诗歌特多这方面题材的重要原因。他自称：“常时论酒逐风景，壮心遂与功名疏。”（《赠
南平太守之遇》）他一生热爱山水，常常达到梦寐以求的境地：“余尝学道穷冥荃，梦中往往游仙山。”（《下途归石门旧居》）“忆昨鸣皋梦里还，手弄素月清潭间。觉时枕席非碧山，侧身西望阻秦关。”（《鸣皋歌送岑微军》）最有代表性的还是他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这首诗对梦境和仙境的描摹都很细致（李白对现实生活的描绘反而不那么细致）。诗先写天姥山的气势，以为各种瑰丽奇险境界的出现作铺垫，在梦境和仙境中，诗人是自由的和快适的，你看他飘然飞渡镜湖，在湖月的映照中来到剡溪，穿上自己仰慕的诗人谢眺的木屐，在渌水荡漾声和猿啼声中登上青云梯（在李白诗中，猿啼往往和诗人的喜悦心情联系在一起：“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可证）。诗人爬到山的半壁时，眼前出现的一轮海日，耳中听到的是天鸡的鸣叫，来到山上，置身幽深的山路，面前是一片烂漫的山花，诗人应接不暇，，倚石暂作休憩。忽然，各种神灵异物纷纷出现，打破了仙境的宁静，整个仙界热闹起来，虎、熊、龙都起来了，迎接它们的是个“訇然中开”的洞天福地，“云之君”披彩虹为衣，驱长风为马，虎为之鼓瑟，鸾为之驾车，群仙列队前来，在日月和金台、银台的映照中，光彩夺目，异彩纷呈。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诗人猛然醒来，幻境全然消失，只感到冰凉的枕席的存在，他不禁长叹一声：“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如流水。”梦境仙境不可得，只有“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去到那山水中寻找适
意的生活了。然而在山水中就能摆脱现实的“牢笼”吗？回答自然是否定的。诗人不得不面对严酷的现实，遂发出“安能摧眉折腰侍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愤慨的长叹。
有的研究者认为，这首诗的主观意图在于宣扬“古来万事东流水”这样
颇有消极意味的思想。其实李白的本意应该是，能够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才是人生的最大乐趣，古往今来的一切其它事物（包括功名利禄）又算得了什么？不过象那东逝的流水毫不足惜。诗人越是把梦境仙境描绘得十分惬意，越是显示出现实生活的不惬意。当这种仙境和梦境迅速向下回落时，那巨大的落差产生的强大的精神能量，强烈地感染着和刺激着读者的思想情绪，使读者在理想和现实的反差中，认真思索其中蕴涵的深刻的社会问题，这正是李白诗歌的力量源泉所在，也是李白的独特之处。这和杜甫诗歌直接呈现社会现实，深入揭示社会问题的方式是殊途同归的。
杜甫的创作，目光始终注视着社会现实。他关心国事、同情人民，无论是叙事纪行的，还是抒发情怀的，大都伤时忧国，缘事而发，有着丰富的社会的政治的内容、浓郁的时代气息。通过一部杜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唐朝由胜转衰的历史轨迹、种种表现和历史原因，诚如浦起龙所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玄宗、肃宗、代宗）之事寄焉者也。”（《读杜心解》）杜诗有史诗的美称，决不是偶然的。
杜甫这种关注现实的精神是通过对社会现实现象作典型概括和深入细致的刻划来完成的，和李白那种超脱现实又反过来征服现实的态度是相反相成的。徐而庵说：“吾于天才得李太白，于地才得杜子美。”（《说唐诗》）说得就是这种差异。我们试读他的《兵车行》，这首诗写边战给百姓带来的灾难和痛苦。诗一开始就勾勒出车马喧嚣、行人急走匆匆、亲人哭喊送别的
悲惨场面，接着通过对话揭示出征战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和家破人亡的深哀剧痛。诗人的感情是强烈的，对于人民生活的关注是深切的，然而个人抒情却不是放纵的，而是通过场面的描摹流露出来。诗人悲惨哀悯的感情高度浓缩在他所塑造的典型形象之中并且始终没有离开这一形象，诗人的情感在形象包蕴中不断回荡撞击，我以为这是形成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重要原因。
李白创作则表现出主体性特征，诗人驰骋造化，大气包举、壮浪纵恣、感情喷薄而出，表现出豪放不羁的气势，在这种主体性征服客体的过程中，诗人也曾达到主客统一、物我不分的自由状态，这时诗人的精神解放了,表现出一种“逍遥人外，蝉脱尘埃”的高超境界，这是否可以说是形成李白诗歌豪放飘逸风格的基本原因呢？
三、实现人生自由和实现理想政治——李杜创作追求理想的差异
李白与杜甫都有远大的政治抱负，都表现出对理想政治的执着追求。李白一生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杜甫也不止一次地说过：“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相丈二十二韵》）“致君尧舜付
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近呈苏涣侍御》），“死为星辰终不灭，致君尧舜焉肯朽。”（《可叹》）但是我们看到，在理想政治的实现途径上和理想层次的追求上，李白和杜甫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异。李白自视很高，他常以大鹏自喻，“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他不屑走一般士子所走的科举做官的道路，而是要一跃而为宰相，实现政治理想后又功成不居，“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这种思想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是“入世”和“出世”这一对矛盾在李白身上的反映。其实，李白在追求政治理想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人生追求－－这就是对自由理想的追求。“入世”也好，“出世”也好，都被李白当作实现自我和实现自由的方式，“入世”肯定自我价值，展示自己的政治才能；“出世”摆脱对“自我”的束缚，达到自由适意的人生理想，“入世”和“出世”都统一在对自由追求的大目标下，实现自我和追求自由在他身上是一致的，这就是李白的独特之处。
李白的这个独特性还不屑在他对某些历史人物的推崇上。在李白诗歌中经常出现鲁仲连、谢安、诸葛亮等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形象，这些人物不但表现出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更重要的是他们都表现出对自己才能的高度自负，不屈于人而要人屈于己的风采，表现出贪恋功名利禄的高尚品质，这是李白所特别心向往之的。
李白与杜甫对从政失败的态度也是颇有差异的。杜甫入仕的道路非常艰难，他三次科举考试都失败了，转而把目光投向皇帝，因进献《三大礼赋》得到皇帝赏识，才获得一个小官，却始终没有得到展示政治才能的机会。杜甫从政失败后，更加执着追求理想政治，更加关注社会现实，目光更加深邃锐利，感情更加沉郁悲怆，写下了大量反映现实和关心人民疾苦的诗篇，艰难反而玉成了他，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李白从政失败后，转而对自由生活的追求，以获得精神的解放。在这种精神生活的游历过程中,诗人不断升华感情、净化心灵，强化自然和仙境的美好，以和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形成鲜明对照，求得精神对现实的征服。他的诗篇反映的社会内容虽然没有杜诗多而深刻，但李白诗歌给予人的精神影响却是超越时代，深广久远的。有的研究者没有注意到李白诗歌的这特点，却用拔高李诗社会内容的方式，以争得李白和杜甫的平起平坐。这种研究方式本身就没有超出扬杜抑李的藩篱。“扬杜抑李”论者正是从这方面来立论的。《屠纬真文集》说：“
或谓杜万景皆实，李万景皆虚，乃右实而左虚，遂谓李杜优劣在虚实间。” 赵次公《杜甫草堂记》竟至说：“白之诗在风月草木之间，神仙虚无之说，亦何补于教化哉！”倒是王琦很有眼光：“一以国为忧，一以自适为乐，又事理之各殊者；奈何效比而同之，而以为优劣耶。”（《李太白文集跋》）
那么，李白追求自由理想的思想基础在哪里呢？
我们知道，李白是受到庄子思想深刻影响的诗人。龚自珍说：“庄骚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最录李白集》）屈原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积极用世；庄子主张自然无为，追求超脱现实的自由心境，这两者本是一对矛盾，李白却很好地统一于一身。庄子强调以道观物：“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贱。”庄子据此主张，在与“道”合一的境界中，大小夭寿，无所轩轾。他认为要通过“坐忘”才能达到这样的自由境界。这种自由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也就是他所谓“恶乎待哉”的逍遥。
李白的自由思想可谓和庄子思想一脉相承。试读他的《日出入行》：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
历天又复入西海，六龙所舍安在哉？其始与终古不息，人非之气，安得与之久徘徊？
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
羲和！羲和！汝奚汩没于荒淫之波？
鲁阳何德，驻景挥戈？
逆道违天，矫枉实多。
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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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2-01-07
一、总的评价:
地位和评价。李白与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成就最高的伟大诗人，都是继往开来、沾溉百世的人物。“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韩愈）从在诗歌史的地位上说，李白是第一个吸取民族优良传统和外来形式，兼有陶谢庾鲍沈宋各家之长，把中国诗歌推向全面发展的先驱人物，被称为“诗仙”；杜甫则是把诗歌创作提到现实主义空前未有的高度，被称为“诗史”“诗圣”。
背景、个性和风格特色。李白和杜甫都有很大的政治抱负，其个性差异表现在各自选择的从政道路不同：杜甫是标准的正统派，立志作贤臣，采取的入仕方式亦与一般士子无异；李白则梦想当策士，献奇策立奇功，一举而致卿相。但他们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之均以悲剧告终。（裴斐观点）
李杜共同经历了唐王朝由极盛到动乱的历史，由于出身、个性、经历和个人才能的不同，形成了迥然不同的诗歌艺术风格。总的说来，李白的诗歌表现为浪漫主义的创作风格，杜甫的诗歌表现为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李白多平民的个性、自豪和反抗；杜甫多人道主义的关注和悲天悯人的情怀。李白豪放飘逸，杜甫沉郁顿挫。
二、不同风格的表现
李白诗歌继承了自《楚辞》以来的浪漫主义传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感情热烈，气势宏大，想像丰富，语言清新，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李白诗歌形成于唐朝最强盛的年代,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中心,咏唱对自由人生、个人价值的渴望与追求。李白的人生理想既是超脱的又是积极入世的。比如，蜀道雄奇险峻，难以表述，李白却能以变幻莫测的笔法，在《蜀道难》中艺术地展现了古老蜀道逶迤、峥嵘、高峻、崎岖的面貌。用“五丁开山”“六龙回日”等神话传说，写出了历史上蜀道不可逾越之险阻；写黄鹤不得飞过、猿猱愁于攀援，映衬出人在其上行走难上加难；摹写神情、动作（“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险危之状如在眼前；借景抒情(“悲鸟号古木”“子规啼夜月”)，使人闻声失色，烘托了蜀道之难；运用夸张（“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极言山峰之高，绝壁之险，渲染了惊险的气氛。他在《蜀道难》中着力描绘了秦蜀道路上奇丽惊险的山川，从中透露了对社会的某种忧虑。他说“黄鹤之飞尚不得过”“剑阁峥嵘而崔嵬”，这可能是对当时政局混乱或个人抑郁不得志的一种隐喻。
天宝三年（744年）被迫离开长安后，李白在失意和痛苦中的诗作仍表现出豪放洒脱的风格。“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其一》），表现出乐观主义天性和对理想的执着追求。《梦游天姥吟留别》则表现了在失意和幻灭之中的反抗和放达，一个平民的傲骨和自由不羁的天性。“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杜甫的诗歌表现为格律严谨、情感内敛、沉郁顿挫、充满现实主义的艺术风格以及他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性格特征。他的风格逐渐在苦难的生活中形成，特别是安史之乱时期和晚年的生活。杜甫终身的愿望是“致君尧舜上，再使民风淳”，这种愿望有如“葵藿倾太阳、物性固未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又加上自身一生的穷困潦倒，使他有博大的圣人情怀和济世救民的执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对国家民族的强烈责任感“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蜀相》）。杜甫对现实有深刻的认识和揭露，对百姓有深切的同情。他的“三吏”（《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和《兵车行》都是这样的作品。《兵车行》为历代所推崇，揭露了唐玄宗长期以来的穷兵黩武，连年征战，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在艺术上寓情于叙事，诗人激切奔越、浓郁深沉的思想感情，都自然地融汇在全诗的始终，诗人那种焦虑不安、忧心如焚的形象也仿佛展现在读者面前。
三、不同意象的运用
袁行霈认为，在建立自己独特的意象群方面，李白和杜甫都是能手。飘逸与沉郁这两种不同的风格，突出地表现在不同的意象群上。李白所创造的富于个性特点的意象中最突出的就是飞翔的大鹏，还有奔腾咆哮的黄河、长江，高出天外的山峰、飞泻直下的瀑布，这些“都具有超凡的气概，曲折地表现了李白冲决束缚、追求自由的热情，可以见出他飘逸不群的风格”；而杜甫伤时忧国的情怀借着客观物象表现出来，形成带有浓厚忧郁色彩的意象，如瘦马、病桔等，“在这些被损害与被遗弃的生物身上，杜甫表现了多种深沉而忧郁的情思。”作者指出，李杜风格的不同还体现在意象的组合上。李白诗中意象的组合比较疏朗，好象疏体的写意画，三两传神之笔可能胜过满纸的勾画；杜甫诗中意象的组合比较紧密，往往把几个意象压缩在依据诗中，显得凝重、老成、深沉。李杜意象疏密的不同还表现在诗的章法上：李白的诗章法疏宕，跳跃性强，诗的节律也比较急迫，有一股不断向前冲击的力量；杜诗意象之间的脉络相当分明，章法十分严密，节律回旋舒缓，有一种沁人心脾的渗透力。
四、不同诗体和技巧的运用
在诗体上，李白擅长古歌行体，擅长五言七绝，他性格自由奔放使他不囿于格律音韵，他的《蜀道难》长短参差。而杜甫精于音律，擅长铺陈排比，因此律诗尤其是七律是他的长处。李白直抒胸臆多，乐则大笑，悲则大号。而杜甫的诗多含蓄曲折、沉郁顿挫。
五、不同的创作思想（诗论主张、美学思想）
李杜诗论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主张吸收风雅骚赋，建安以前各家之作，取精用宏，成就他们的伟大；不同之点主要在于对声律的看法，分道扬镳，各行其是，成就他们各自不同的特色。李杜诗论更具体地表现在创作方面。
李白推崇“清真”。“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古风·其一》）。这种“清真”，应该是一种自然朴素而又炉火纯青的美。“览君荆山作，江鲍堪动色。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王安石评价道：“诗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此李白所得也。”（《渔隐丛话》）与之相对，李白反对字雕句琢的模仿，认为那样便丧失了诗歌的“天真之气”：“丑女来效颦，还家惊四邻。寿陵失本步，笑杀邯郸人。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棘刺造沐猴，三年费精神。”（《古风·其三十四》）因此，李白的诗作多为感情真挚随口道来之作，读李白的作品，最大的感受就是李白的古诗喷薄而出，一泄不回；李白的近体诗清新朴素，了无杂质。这些都是对他“清真”的美学追求的体现。
杜甫则强调“传神”。这个“神”，很多文论家思想家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庄子》讲“神遇”，刘勰讲“神思”，而杜甫则明确把“神”的概念用到了诗歌创作上。杜甫的“神”当是指诗歌所蕴含的深厚的精神风韵：“将军善画盖有神”（《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书贵瘦硬方通神”（《李潮八分小篆歌》）。罗宗强也在《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为这个“神”定义道：“惊警而不流于刻板，在惊警中流露神韵”。杜甫讲传神，同时也讲究写实，他最推崇“形神兼备”的境界。为了实现这种传神之美，杜甫一方面强调锤炼，炼字，炼句，苦思，苦学。“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孰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解闷十二首》）黄庭坚则赞杜诗：“无一字无来处”。另一方面，从自然和生活中提炼真实而自然的素材，在作者辛勤的钻研锤炼之下，方能写出传神之作。此外，杜甫讲传神，也讲写实；讲苦学与功力，也不反对一蹴而就的天赋；既赞成感情的自然抒发，又提倡比兴规讽；既赞美自然清新的美，也追求悲壮的美（罗宗强语）。可见，杜甫的诗论既反映了盛唐人追求壮美和风骨的倾向，又表现出了中唐人关心时弊提倡美刺比兴的要求。罗宗强的《文学思想史》就认为杜甫总结盛唐，开启中唐，而李泽厚在他的《美的历程》中则认为杜甫的“盛唐”不同于李白的“盛唐”，李白和张旭的盛唐冲决了旧的范式并形成了内容上的创新本回答被提问者和网友采纳
地位和评价。李白与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成就最高的伟大诗人，都是继往开来、沾溉百世的人物。“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韩愈）从在诗歌史的地位上说，李白是第一个吸取民族优良传统和外来形式，兼有陶谢庾鲍沈宋各家之长，把中国诗歌推向全面发展的先驱人物，被称为“诗仙”；杜甫则是把诗歌创作提到现实主义空前未有的高度，被称为“诗史”“诗圣”。
背景、个性和风格特色。李白和杜甫都有很大的政治抱负，其个性差异表现在各自选择的从政道路不同：杜甫是标准的正统派，立志作贤臣，采取的入仕方式亦与一般士子无异；李白则梦想当策士，献奇策立奇功，一举而致卿相。但他们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之均以悲剧告终。（裴斐观点）
李杜共同经历了唐王朝由极盛到动乱的历史，由于出身、个性、经历和个人才能的不同，形成了迥然不同的诗歌艺术风格。总的说来，李白的诗歌表现为浪漫主义的创作风格，杜甫的诗歌表现为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李白多平民的个性、自豪和反抗；杜甫多人道主义的关注和悲天悯人的情怀。李白豪放飘逸，杜甫沉郁顿挫。
二、不同风格的表现
李白诗歌继承了自《楚辞》以来的浪漫主义传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感情热烈，气势宏大，想像丰富，语言清新，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李白诗歌形成于唐朝最强盛的年代,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中心,咏唱对自由人生、个人价值的渴望与追求。李白的人生理想既是超脱的又是积极入世的。比如，蜀道雄奇险峻，难以表述，李白却能以变幻莫测的笔法，在《蜀道难》中艺术地展现了古老蜀道逶迤、峥嵘、高峻、崎岖的面貌。用“五丁开山”“六龙回日”等神话传说，写出了历史上蜀道不可逾越之险阻；写黄鹤不得飞过、猿猱愁于攀援，映衬出人在其上行走难上加难；摹写神情、动作（“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险危之状如在眼前；借景抒情(“悲鸟号古木”“子规啼夜月”)，使人闻声失色，烘托了蜀道之难；运用夸张（“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极言山峰之高，绝壁之险，渲染了惊险的气氛。他在《蜀道难》中着力描绘了秦蜀道路上奇丽惊险的山川，从中透露了对社会的某种忧虑。他说“黄鹤之飞尚不得过”“剑阁峥嵘而崔嵬”，这可能是对当时政局混乱或个人抑郁不得志的一种隐喻。
天宝三年（744年）被迫离开长安后，李白在失意和痛苦中的诗作仍表现出豪放洒脱的风格。“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其一》），表现出乐观主义天性和对理想的执着追求。《梦游天姥吟留别》则表现了在失意和幻灭之中的反抗和放达，一个平民的傲骨和自由不羁的天性。“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杜甫的诗歌表现为格律严谨、情感内敛、沉郁顿挫、充满现实主义的艺术风格以及他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性格特征。他的风格逐渐在苦难的生活中形成，特别是安史之乱时期和晚年的生活。杜甫终身的愿望是“致君尧舜上，再使民风淳”，这种愿望有如“葵藿倾太阳、物性固未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又加上自身一生的穷困潦倒，使他有博大的圣人情怀和济世救民的执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对国家民族的强烈责任感“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蜀相》）。杜甫对现实有深刻的认识和揭露，对百姓有深切的同情。他的“三吏”（《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和《兵车行》都是这样的作品。《兵车行》为历代所推崇，揭露了唐玄宗长期以来的穷兵黩武，连年征战，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在艺术上寓情于叙事，诗人激切奔越、浓郁深沉的思想感情，都自然地融汇在全诗的始终，诗人那种焦虑不安、忧心如焚的形象也仿佛展现在读者面前。
三、不同意象的运用
袁行霈认为，在建立自己独特的意象群方面，李白和杜甫都是能手。飘逸与沉郁这两种不同的风格，突出地表现在不同的意象群上。李白所创造的富于个性特点的意象中最突出的就是飞翔的大鹏，还有奔腾咆哮的黄河、长江，高出天外的山峰、飞泻直下的瀑布，这些“都具有超凡的气概，曲折地表现了李白冲决束缚、追求自由的热情，可以见出他飘逸不群的风格”；而杜甫伤时忧国的情怀借着客观物象表现出来，形成带有浓厚忧郁色彩的意象，如瘦马、病桔等，“在这些被损害与被遗弃的生物身上，杜甫表现了多种深沉而忧郁的情思。”作者指出，李杜风格的不同还体现在意象的组合上。李白诗中意象的组合比较疏朗，好象疏体的写意画，三两传神之笔可能胜过满纸的勾画；杜甫诗中意象的组合比较紧密，往往把几个意象压缩在依据诗中，显得凝重、老成、深沉。李杜意象疏密的不同还表现在诗的章法上：李白的诗章法疏宕，跳跃性强，诗的节律也比较急迫，有一股不断向前冲击的力量；杜诗意象之间的脉络相当分明，章法十分严密，节律回旋舒缓，有一种沁人心脾的渗透力。
四、不同诗体和技巧的运用
在诗体上，李白擅长古歌行体，擅长五言七绝，他性格自由奔放使他不囿于格律音韵，他的《蜀道难》长短参差。而杜甫精于音律，擅长铺陈排比，因此律诗尤其是七律是他的长处。李白直抒胸臆多，乐则大笑，悲则大号。而杜甫的诗多含蓄曲折、沉郁顿挫。
五、不同的创作思想（诗论主张、美学思想）
李杜诗论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主张吸收风雅骚赋，建安以前各家之作，取精用宏，成就他们的伟大；不同之点主要在于对声律的看法，分道扬镳，各行其是，成就他们各自不同的特色。李杜诗论更具体地表现在创作方面。
李白推崇“清真”。“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古风·其一》）。这种“清真”，应该是一种自然朴素而又炉火纯青的美。“览君荆山作，江鲍堪动色。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王安石评价道：“诗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此李白所得也。”（《渔隐丛话》）与之相对，李白反对字雕句琢的模仿，认为那样便丧失了诗歌的“天真之气”：“丑女来效颦，还家惊四邻。寿陵失本步，笑杀邯郸人。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棘刺造沐猴，三年费精神。”（《古风·其三十四》）因此，李白的诗作多为感情真挚随口道来之作，读李白的作品，最大的感受就是李白的古诗喷薄而出，一泄不回；李白的近体诗清新朴素，了无杂质。这些都是对他“清真”的美学追求的体现。
杜甫则强调“传神”。这个“神”，很多文论家思想家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庄子》讲“神遇”，刘勰讲“神思”，而杜甫则明确把“神”的概念用到了诗歌创作上。杜甫的“神”当是指诗歌所蕴含的深厚的精神风韵：“将军善画盖有神”（《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书贵瘦硬方通神”（《李潮八分小篆歌》）。罗宗强也在《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为这个“神”定义道：“惊警而不流于刻板，在惊警中流露神韵”。杜甫讲传神，同时也讲究写实，他最推崇“形神兼备”的境界。为了实现这种传神之美，杜甫一方面强调锤炼，炼字，炼句，苦思，苦学。“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孰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解闷十二首》）黄庭坚则赞杜诗：“无一字无来处”。另一方面，从自然和生活中提炼真实而自然的素材，在作者辛勤的钻研锤炼之下，方能写出传神之作。此外，杜甫讲传神，也讲写实；讲苦学与功力，也不反对一蹴而就的天赋；既赞成感情的自然抒发，又提倡比兴规讽；既赞美自然清新的美，也追求悲壮的美（罗宗强语）。可见，杜甫的诗论既反映了盛唐人追求壮美和风骨的倾向，又表现出了中唐人关心时弊提倡美刺比兴的要求。罗宗强的《文学思想史》就认为杜甫总结盛唐，开启中唐，而李泽厚在他的《美的历程》中则认为杜甫的“盛唐”不同于李白的“盛唐”，李白和张旭的盛唐冲决了旧的范式并形成了内容上的创新本回答被提问者和网友采纳
第2个回答 2012-01-07
李爷奔放豪迈，“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让人止不住遐想；
杜公实在，体察民情，温柔细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一个是爹来一个娘
杜公实在，体察民情，温柔细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一个是爹来一个娘
第3个回答 2012-01-07
一个浪漫豪放派，一个现实主义派
书上这样说的~~~~~
书上这样说的~~~~~
第4个回答 2012-01-07
思想及艺术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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