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小说 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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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颇有特色的教育小说

  ——谫说向东方先生的《那个年代》

  (此文去冬发表在文艺网站上,今秋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华夏魂》文集收录,《那个年代》正式出版时将其附载于后)

  陈新国娟涓

  年逾古稀的向东方先生怀着对教育事业的一片真情,退休后转向文学,以学校教育为题材,以教育教学研究人员的活动为主线,饱蘸激情之笔,伏案十年之久,如愿创作出长篇教育小说《那个年代》。

  向先生系湖北省天门市人,原供职于湖北省监利县教研室,长期从事教育教学研究,侧重研究教育教学中的审美教育,先后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的专著有《学校美育学》、《论学生整体美的形成》、《基础教育研究》、《书法美》等。

  从抽象思维的教育教学研究转向形象思维的文学创作,这对于年事已高的知识分子来说,难度之大自可想见。但先生精神矍铄,踔厉风发,期在必至,且写作思想端正,创作态度严谨,在整个过程中,虽几易其稿,却矢志不移,故作品完成得颇有质量。作为该小说的第一读者,我们读过之后,着实为先生之蹈矩而从心所欲,年迈却文笔清劲的艺术表现力而感佩。

  先生小说的突出特点在于:

  取材不落俗套,不近陈式,另辟蹊径,独树一帜。鉴于已有教育小说的老套模式,先生不一般地去写教师和学生,而是着重写教育教学的深层方面,写江汉市那些进入研究领域的知识分子在教育科研中所展现的智慧、学识与能量;写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那个特殊历史时期展望教育未来,寻找笔墨缝隙,无私无畏、义无反顾、锐意进取的科学研究精神;写他们爱国敬业、忠心赤胆、坦荡做人的高尚品格。因此可以说,与其认为作者是在写学校生活,写教育那个单独平面,倒不如说他是在立体地为所有进入研究领域的华夏知识分子而讴歌。诚然,先生也是以学校教育教学活动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但我们感到,具体在题材的选择,主题的提炼,人物的塑造,结构的处理,情节的安排以及气氛的营造上,他都不是在平平反映教师的“教书育人”,描绘学校的上课下课,铺叙师生的尔授我受。他写的是那个特定知识分子群体的特殊研究活动,写他们在研究活动中富有人情味,充满灵肉感而又饱含机灵性的方方面面。唯其如此,作品对于不同战线、不同业务的知识分子来说都有它难得的亲合力,都有其厚重的现实感。小说中的主人公、江汉市教研室主任方真昭,以会说会写会做享誉于江汉教坛,以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潜心于教育教学研究而名播四方。但面对当时的形势,他那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研究,往往带来的是不幸的遭遇与遗憾的回应。故事情节的第一高潮即从他所经受的第一遭遇,所碰到的第一回应展开:本来,他刚为江汉教育写了一篇声震遐迩、名扬全国的长篇调查报告,继而指导他夫人、市实验小学的骨干教师、当代有成就的女诗人胡美俊在其学校组织的教研活动中教了一节令人折服、引人陶醉的观摩欣赏课,且他将那观摩欣赏课(包括其他老师教的)上升到理论高度,作了更令人鼓舞,更叫人赞佩的讲评。但是,在此期间,他因与《江汉日报》社的一位记者合写了一篇旨在呼唤“内行治教,专家治校”的教育论文,发表后受到批判,不日被发配到江汉市的“西伯利亚”雁鹭湖,加入到正在那里进行改造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行列中接受劳动改造。——情节由此向前推进,故事沿此朝纵深发展;在推进、发展中,作者浓墨重彩,多维映照,错综班驳,经纬纵横,或粗犷勾勒、或精细镂刻一幅幅色彩绚丽的生活画卷;或气势恢宏、或瑰丽多姿地铺陈一个个生动感人的场面;或慷慨陈辞、或娓娓道来地谱写一首首知识分子群体的心灵曲。同时,穿插凸显一系列深刻而高远的教育观、审美观、历史观,使置身于社会主义初期的我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与思想情操得到充分展现,使他们为建设社会主义教育作贡献的光辉品质得到应有彰显。作为教育同仁,读完小说,我们着实有豁然开朗、心向往之的淋漓痛快感。

  其次,先生笔下人各有情,人各有神,人各有灵。先生历史地审视那个特殊年代,艺术地描写那群知识分子在奋斗与坎坷,欢乐与苦痛,成就与遭遇中的内心境况及情感世界。他所刻划的,无管是从事专门研究的研究人员,还是顺着实践之自然进入研究领域的校长、教师,抑或是那些与教育联系着的有关人物,他们的进取忍让,他们的显隐消长,他们的喜怒忧乐,无不可亲可信,诱人感人,无不充满个性特点和各自风采并折射着时代风貌,读来确有如抚其脉,如触其魂,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痛快感。方真昭,谈吐充满智慧与力量,论说总受敬服与赞赏。他虽禀性刚烈,但却极富情怀,虽执着坚毅,却审时度势。他虔诚于真理,潜心于研究,一以贯之地带领同事,指导教师,把江汉的教学导得红红火火,搞得欲罢不能。他虽一次次地被政治斗争的漩涡卷进“深水”之中,但也一次次泅出水面后理智加斗志地去重理旧业,去做教育所需的科学研究;全国先进学校湖滨中学的党支部书记汤正平(中共江汉市委委员),思想深刻,正气凛然,礼贤下士,忠诚执着,在内忧外患中挣扎,中年丧偶后亦不却步。他积极支持方真昭,方真昭毫无保留地支持他,他俩配合默契,把湖滨中学的教改搞得生动活泼,使该校的教育教学始终处在全省、全国的一流水平上;原任市报社教育记者、后为方真昭所动而调至市教育局普教科任副科长的林穆,既有容易冲动而又遇事易惊的一面,也有像方真昭那样锐敏而刻苦的精神,其研究所得,亦颇富超前性、战略性。他和汤正平、方真昭意气相投,见识相吻,曾被誉为是“江汉教育三巨头”。但不幸,他因驻干校感染了血吸虫,“文革”后虽又有幸同方真昭一起走进市教研室,但终因“小虫”危害而医治无效,肝腹水致癌而死。他虽赍志而没,但留给人们的仍是深层的文化感,仍是遗憾中的美好怀念,更是追忆中的无限遐想;市农业局原任局长郑重,兼有汤正平、方真昭俩的思想深度,后因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撤职,去农场劳改回城后转向市农校当校长,“不让做官敢治教”,于不太长的时间,让停办已久的农校得到复兴,给人留下的亦是“打不倒”“整不垮”的优秀知识分子干部形象;原市委书记王尚文及其后继人陈哲,在小说中虽出场不多,但因都对教育事业充满感情,颇有见地,对同志关怀备至,体贴入微,给人留下的亦是美好的领导形象。尤值一提的是作者笔下各具特色的知识女性。她们水灵灵,活脱脱,可触可及,可亲可信。方真昭的妻子胡美俊,虽才貌俱佳,教艺超群,但质朴无华,和霭可亲。她理性、诗性兼在,韧劲、柔情两全,一出场就给人以抒情诗般的美好感,一登台就造就成无可攀比的精彩教学画面;市实小的副校长(后升任为校长)糜婵榛,在领导岗位上指挥若定,在学科教学中亦颇具特色,执教时往往也惊震一堂,折服一方。虽如此,但不恃才傲物,不盛气凌人,待人接物仍是那样的富有同情心,富有亲情味,富有真实感;上海名教授的女儿、林穆的妻子、市教研室的打字员戈荻,早年好学,熟读诗文,颇有文化功底。参加工作后,虽一直从事简单劳动,其表现亦不平庸。她给人的印象是:性格开朗,情感丰富,快言快语,对于富有创见的文人赞美不已,对才华横溢者仰慕至深。在夫妻感情方面,她先前是那样执着,后来却表现得不够专一,再后来竟朝她尊之为“姐”的胡美俊的丈夫、她心目中的才人方真昭投以五彩缤纷的爱的光环。但,未轻举妄动,贸然行事,故留给人们的仍然是愉悦之情与审美快感;戈荻读高中时的女同学黎明,父亲是香港著名经融?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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