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英国著名剧作家肖伯纳到莫斯科旅游,在街上遇到了一位聪慧的小女孩,十分投缘,便站在街头天南地北的和她聊了很久,临分别时,肖伯纳说:“回去告诉你妈妈,今天你在街上和世界名人肖伯纳聊了很久。”
小女孩看了一眼,也学着他的口气说:“回去告诉你的妈妈,你今天和漂亮的苏联小姑娘安娜聊了很久。”我们不能不为小姑娘的机智所称道,并从中受到深深的感悟:一个人不管有多大的成就或多高的地位,对任何人都不能不平等对待。
2、有一次,周恩来总理同国民党谈判。在我方义正词严面前,对方不但不接受,反而说同我方谈判是“对牛弹琴”!周恩来总理当即灵机一动,利用对方抛来的词语,将计就计,巧妙地回敬了对方:“对!牛弹琴!”在这里,周恩来总理把对方抛来的”对牛弹琴”这个成语巧妙地进行了结构上的调整,变成了一个内涵丰富的“对!牛弹琴!”,从而既摆脱了困难,又迫使对方陷入无地自容的窘境。
3、席间,他对一位贵妇说:“夫人,你太美丽了!”不料那妇人却说:“先生,可是遗憾得很,我不能用同样的话回答你。” 头脑灵敏,言辞犀利的马克·吐温笑着回答:“那没关系,你也可以像我一样说假话。”
马克·吐温收到一封信。这是一位青年人写来的,他想向马克·吐温请教成为大作家的诀窍。信中说:“听说鱼含大量的磷质,而磷是有利于脑子的。看来要成为一个大作家,一定要吃很多鱼吧?但不知道你究竟吃的什么鱼,又吃了多少呢?” 马克·吐温回信说:“看来,你得吃一条鲸才行。”
4、一次记者招待会,周恩来总理介绍我国建设成就。一个西方记者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这涉及到国家机密,不可能直言相告。总理眉头一皱,很快答道:“有18元8角8分。”在场的人全都愕然。总理解释说:“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面额为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共十种主辅人民币,合计为18元8角8分。
中国人民银行有全国人民作后盾,信用卓著,实力雄厚,人民币是世界上最有信誉的一种货币。”话音刚落,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总理有意回避问题的实质,以“总面额”替代“总金额”,于是堵了外国记者的口,又不损害招待会和谐的气氛。
运用曲解,使语言犀利而风趣,充分表现出他过人的应变能力和高超的语言艺术。
5、他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家里没有一本书;他的叔父决定送他上学,令其命运有了转折,但也给他一个包办婚姻,在离家求学十余年后,他依然跟妻子相濡以沫。1946年,季羡林回国后经陈寅恪推荐赴北京大学任教,被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为了专心研究,独自过了16年,他才把家属接来。
他的妻子叫彭德华,济南人,比季羡林大四岁,只念过小学。婚后,l933年他们先有了女儿,取名婉如。1935年,又有了儿子延宗,即是季承。这桩婚姻,既无爱情可言,又由于文化差异悬殊,缺少共同语言,让季羡林从一开始感受的就不是欢乐,而是痛苦。
在季羡林眼中,彭德华是一位贤妻良母,她对季羡林关怀备至,对子女也做到了慈母应做的一切。她同季承的祖母一起,把家料理得井井有条。季羡林维持了这段婚姻,以及表面的安乐与祥和。
彭德华也许一辈子也没明白她丈夫研究的是个什么学问,陷入悲痛的季羡林在《寸草心?我的妻子》一文中写道:“如果中国将来要修‘二十几史’,而且其中又有什么‘妇女列传’或‘闺秀列传’的话,她应该榜上有名。”他自从1929年结婚,到1994年妻子去世,和“包办婚姻”的妻子一起生活了65年。
1、徐孺子年九岁,尝月下戏,人语之曰:“若令月中无物,当极明邪?”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无此必不明。”
2、国共两党谈判期间,国民党代表在以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义正词严、咄咄逼人的气势下,理屈词穷、恼凶成怒:“和你们共产党谈判真是对牛弹琴。”“对,牛弹琴!”巧妙的反戈一击,不仅充满机趣,也包含智慧。
3、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写了一部著名讽刺作品《镀金时代》立刻引起轰动,在记者招待会上马克不禁脱口说道:“美国国会议员中有些人是狗婊子养的”。报上连篇累牍加以报道。有些美国议员纷纷抗议,要求马克在报上公开道歉。
马克答应了,于是在报上公开发文:“日前,小的在宴席上信口雌黄,说美国国会议员中有些人是狗婊子养的,议员先生们对此大加问责,细细考虑,此言确有不妥,现修改如下:美国国会议员中有些人不是狗婊子养的。”妙极!妙极!如此智慧之语焉能不引人注目。
4、唐伯虎为一老妇祝寿,儿女欢天喜地,恭请唐伯虎为之写祝词:伯虎也不推辞,提笔写到:“这个女人不是人”,一言既出,老妇脸现怒色。“九天仙女下凡尘”,由怒变喜。“生儿个个都是贼”,儿女皆惊,恨上心头。“偷来蟠桃献至亲”,结语一出,众人欢娱。真是一波三折,充满机变,令人叹为观止。
5、安徒生是丹麦著名童话作家,尽管受到孩子们的喜爱,但有些人就是不喜欢他。有一次,一个绅士见到安徒生,讥笑他:“安徒生,你脑袋上面的玩意儿,能算个帽子吗?”“你帽子下面的玩意儿,能算个脑袋吗?”语气一致,词语移易,令人为之捧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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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作为表意文字,集形象、声音和词义于一体,这在世界文字中是独一无二的,因而具有其他文字所无法比拟的独特魅力。鲁迅先生将之归纳为三美,即“意美以感心,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古人对文字的运用可谓炉火纯青,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元曲,多少优美的文学作品,多少脍炙人口的精美诗句,至今读之依然令人怦然心动。
“杏花春雨江南”“小桥流水人家”,互不关联的几个名词,不加任何修饰地放在一起,却组成了一幅幅生动的画面,产生了动人心弦的效果。这是语言大家的本事,也是汉字的魅力所在。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以鲁迅、茅盾、巴金等为代表的现代作家,在倡导并实践运用白话文创作的时候,并没有抛弃文言文的精华。相反,他们积极学习和借鉴文言文的语言艺术,使自己的作品语言呈现出别样的特色和魅力。
鲁迅的犀利辛辣、凝重洗练,巴金的简洁生动、流畅奔放,沈从文的清新灵动、典雅唯美,老舍的俗白简练、幽默诙谐,在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当代不少优秀作家继承了前辈作家的优良传统,十分注重作品语言的锤炼,形成了自己的语言风格。
在当代作家中,汪曾祺堪称语言大师。他的小说语言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中汲取养分,看似平淡无奇,实则匠心独运,呈现出中国古典文学特有的音乐美、绘画美、意境美,令人回味无穷。当我们阅读他们的作品的时候,我们不仅是在读故事,同时也是在享受语言的魅力。
文学被称为“语言的艺术”,作家自然是“语言的艺术家”,应该成为规范使用语言的榜样,他们的作品应该是人们学习语言的范本。遗憾的是,能够当得起这一称呼的作家并不是很多。毋庸讳言,现在有一些作家,不太重视语言的运用。
有的作品语言粗糙,词汇匮乏,读之无味;有的作品语言鄙俗,趣味低下,甚至以脏词入文;有的作品滥用外来语和网络语言,破坏汉语言文字的纯洁性和规范性。不单文学作品,在其他以语言为基础或与语言相关的艺术样式——如电影、戏剧、歌曲中,也存在语言贫乏和粗俗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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