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政治制度

　　唐初的主要制度

　　唐初所行制度，基本上沿用隋制，但在某些方面有所改进，因而比隋制更完善，更严密，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

　　1.政治制度

　　唐初，中央的主要机构为三省、六部、一台、五监、九寺。地方上实行州县两级制。太宗时，又在州之上设道，作为监察区。

　　三省六部制 三省为尚书省、门下省和中书省（隋称内史省），职掌与隋制同。尚书省下设吏、户（隋称民部）、礼、兵、刑、工六部，职掌亦与隋制相同。中央还另有殿中省和秘书省，但在中枢政治中的作用不大，故习称唐代是三省六部。

　　三省长官起初均为宰相，共议国政。但由于尚书令权力太大遂以唐太宗曾任此职为理由，不再授人，而以左右仆射代行职权。左右仆射起初是当然的宰相，但后来要加“同中书门下”头衔才是宰相。由于中书令、门下侍中的名位较高，所以也不常设。于是就给其他官员加上“参预朝政”、“参议朝政”、“参议得失”，“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头衔，担任宰相。宰相们平时在政事堂讨论军国大事。政事堂会议是协助皇帝统治全国的最高决策机构。宰相的权力分于三省，又由品级较低的官吏担任宰相，这就进一步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但同时也更便于发挥整个统治集团的意志。

　　一台五监九寺 一台即御史台，掌监察中央和地方官吏，参预大狱的审讯。五监即掌文教的国子监、掌皇家手工业生产的少府监、掌土木工程的将作监、掌制造军器的军器监和掌水利建设的都水监。九寺即掌礼仪祭祀的太常寺，掌皇室酒醴（lǐ李）膳羞的光禄寺，掌兵器仪仗的卫尉寺，掌皇族谱籍的宗正寺，掌皇帝车马和国家牧政的太仆寺，掌刑法断狱的大理寺，掌国宾、礼仪的鸿胪寺，掌国家仓廪储备的司农寺和掌财货，贸易的太府寺。

　　州县和道 唐初的地方行政制度与隋朝基本相同，仍为州县两级制。州的长官为刺史，县的长官为县令，县下设乡，乡下设里。

　　唐太宗时，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把全国划分为十个监察区，称为道。时常派黜陟使或巡察使到各道巡察。唐玄宗时，又分全国为十五道，每道设采访使一人，督察所属州县。

　　2.府兵制

　　府兵是唐初的主要军事力量。其编制的基本单位是折冲府（又称军府）。府分三等，上府一千二百人，中府一千人，下府八百人。军府长官为折冲都尉，副职为左右果毅都尉。府兵称卫士或侍官。军府分别隶属于十二卫和六率。十二卫各设大将军一人，直接听命于皇帝。六率各设率一人，隶属于太子。军府最多时有六百三十四个，约百分之四十分布在京师所在的关中，以便中央政府手握重兵，控制四方。府兵必须凭尚书省兵部的兵符才能调拨。战时由皇帝命将率军出征，战争结束，将领回朝，士卒归府，将无常兵，难以干预国政。

　　唐代府兵制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是兵农合一的制度。卫士二十一岁入军，六十岁免役。征点标准是“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①。府兵农忙时生产，农闲时操练。其经常性任务是轮流到京城宿卫（称为“番上”），或到边境和内地的要地戍守。战时则应征作战。卫士服役期间，免除其自身的租调，但衣装、口粮和大部分兵器都要自备。府兵制虽减轻了国家的负担，但卫士个人的负担却很沉重。在均田制破坏的过程中，此制亦随之破坏，后为募兵制所代替。

　　募兵（又称兵募）在唐初不是常备军，只是战时才临时招募，后来逐渐制度化，成为常备军。另外，还有北衙禁军，其主要任务是守卫皇宫。

　　3.科举制

　　科举制始创于隋朝。至唐朝进一步发展、完善，成为选拔官僚的主要方法。随着科举制的推行，学校教育也日益发展。中央设国子监，下辖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六学。地方上设有州、县学。学生称生徒，学习成绩好的，由学校保送参加科举考试。

　　唐代科举分为常举和制举。常举每年举行考试，科目主要是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另外还有秀才、道举、童子、一史、三史等科。常举的应考者有两个来源，一为生徒，即由各级各类学校保送者；二为乡贡，即经州县考试选拔的自学者。应考者主要集中在明经和进士两科。明经科主要考试对儒家经典的记忆，比较容易；进士科主要考诗赋和政论，难度很大，而且又是做高官的主要途径，因之最受重视。人们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说明考中进士之不易。常举初由吏部主持，后改由礼部主持。

　　制举是为了搜罗非常人才而临时设置的考试，不常举行。所设科目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等一百多种。一般士人和官吏都可应考，录取者优予官职或提升。

　　科举制有利于庶族地主参政，进一步扩大了封建统治的阶级基础。

　　4.土地与赋役制度

　　唐继隋末大乱之后，人口死散很多，土地大量荒芜，社会经济凋弊。唐朝为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发展农业生产，保证赋税收入和徭役调发，采取了许多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是武德七年（624年）四月颁布了均田令和租庸调法。

　　均田制 均田令规定：继续实行均田制，庶民依据户籍授田。人三岁以下者为黄，四岁为小，十六岁为中，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丁男和十八岁以上的中男授田一顷。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可以传给子孙，八十亩为口分田，死后要还官。老男、残废、重病者授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授口分田三十亩。这些人如为户主，加授永业田二十亩。和尚、道士授口分田三十亩，尼姑、女冠（女道士）授口分田二十亩。工商业者的永业田、口分田减半授给；若在狭乡（人多地少地区）则不授。狭乡农民亦减半授田。

　　贵族和官员授田另有规定：最多者为亲王，可授永业田一百顷，最少者为武骑尉，可授永业田六十亩。各级官员另有数量不等的职分田，以其收入作为俸禄的一部分。各级官府还有数量不等的公廨田，以其收入作为办公费用。职分田和公廨田在原任官离职时，则由新任官接管，不得出卖。

　　土地买卖受到严格控制。但官僚贵族的永业田和赐田可以出卖；百姓的永业田在人死家贫无力埋葬时亦可出卖；百姓的口分田在由狭乡迁往宽乡，或者卖充住宅、邸店、碾硙时，亦可出卖。买地者不准超过本人应占田限额。

　　唐代的均田制和前代一样，是在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实行的，并不触动地主占有的大量土地。所谓授田，主要是从荒地上调拨。地主占田往往逾限，而农民大多授田不足额，甚至有些地区每户农民有田不过十亩、五亩。虽然如此，但农民在均田制下毕竟得到了一些土地，而且均田制禁止随意买卖土地和无限占田，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抑制土地兼并，维护小农经济的作用。所以均田制的实行对唐初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租庸调法 租庸调法是唐前期的主要赋役制度，是在均田制基础上实行的。租庸调按丁征收。每丁每年交纳粟二石，称为租。每年植桑区交纳绢二丈、绵三两，种麻区交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为调。每丁每年服徭役二十天，闰月加二日。如果不服徭役，每天折纳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称为庸。如果政府额外加役，十五天免调，三十天租调全免。额外加役最多不能超过三十天。隋朝规定五十岁以上的人才能以庸代役，而唐朝将此加以推广并制度化，并规定了役期的最高天数。这些都使农民有较多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5.法律

　　唐代法律分为律、令、格、式四种。律是刑法典。令是关于国家各种制度的规定，如《户令》、《田令》等。式是各项行政法规，办事细则，如《水部式》等。格是对律、令、式所做的补充和修改。律、令、格、式互为补充，以律为主，同时并行。

　　唐律是直接从隋《开皇律》发展而来的。唐律从唐高祖时开始制订，到唐太宗时修订完成。唐高宗永徽年间，又对律文加以解释。释文称为“疏”，具有和“律”同等的效力。二者合编，称为《永徽律疏》，后世称之为《唐律疏议》。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封建法典。

　　唐律分十二篇，共五百零二条。刑名有笞、杖、徒、流、死等五种。在量刑定罪上，唐律比隋律又有所减轻。

　　唐律的基本精神是维护封建统治，亦把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唐朝政治制度不仅为唐代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而且对唐以后各朝的政治制度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如果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发展的角度来观察，唐朝政治制度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唐朝最终结束了家国一体和贵族门阀政治的国家体制，开启了皇帝—官僚政治体制。

秦汉以来皇帝也要依靠官僚来进行统治，但是在中央政府中，皇家事务和国家事务还没有分开。汉代九卿中，太常、光禄、卫尉、太仆等寺都是掌管皇帝或皇家事务的。国家还保持了古老的家国不分、家国一体的传统。皇权本身，也始终依托于当时最有势力的集团或阶层。西汉初年是功臣集团，西汉末年是外戚，再后就是世家大族和士族门阀。皇帝总是要依靠他们来进行统治，让他们担任宰相和高级官吏。西汉初年，以功臣列侯为相。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汉武帝元朔五年以布衣公孙弘为相。刘秀依靠豪强大族建立东汉后，虽然还可以不用功臣，但度田也实行不起来。此后，随着豪强大族势力越来越大，他们世代担任中央高官和地方佐官，并且把持察举。但是这些都还没有形成制度。直到魏晋之际，世家大族利用九品中正制才完成了门阀制度，并在东晋形成了典型的门阀政治。除了让世家大族世代担任高官，皇帝也总是要和当时最有势力最有影响的豪强大族或贵族联姻，以加强皇权和地们的联系。皇后废立也就成了一件重要的国家大事。

这些情况在南北朝时期开始发生变化。江南士族、山东士族和关陇贵族先后开始衰落，从隋朝开始，到唐朝初年全都退出了历史舞台。

隋文帝开皇初年采取了两项重大举措：一是取消九品中正制，地方佐官改由中央仼免；二是府兵制实行君主直辖化即禁卫军化，征召扩大化即兵农合一化。前者抽去了山东士族最后赖以苟延残喘的依靠，后者则挖了关陇贵族存在的基础。隋炀帝进一步取消了关陇贵族的特权。门阀政治终于在隋朝结束。

从政治体制来看,中书省和门下省发展到南北朝，中书草诏敕，门下审署下达，已逐步形成制度。但两省仍在禁中，因此这些做法，仍然可以看作是皇帝个人行为的延伸。在这个时期，作为宰相机构的尚书省已经是一个严密的政权机关，但是中书省和门下省在性质上仍然是皇帝的秘书、咨询和侍从机构，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于皇权之外的决策、发令和政务处理系统。

中书省、门下省要和尚书省一样都成为国家政权机关，需要几个前提：第一、三省中各省必须是有长官负责，有下级属官的严密的机构，而不是一个高级官员各司其职，与中下级官员在工作上没有严格的上下级隶属关系的松散系统。第二、三省中各省必须是单纯的政权机关，而不是皇帝的个人附属机构。第三、在政务处理上，三省有明确的分工和紧密的联系，是一个按照一定程序运行、相互之间有着依存关系的有机整体。在这样的前提下，以下几方面的发展依次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一是原来宰相机关尚书省职掌和权力的分化。尚书上省的决策权转移到中书省和门下省，下省的行政权保留下来，尚书省向职能化方向发展。这个过程在南朝的梁、陈表现得尤为明显。二是皇帝权力的分化。隋文帝令中书令与侍中知政事，使中书令和侍中摆脱了皇帝秘书、侍从的身份，从禁中走了出来，成为政事的参与者。以郡县佐官由中央任免为起点，地方权力向中央集中，尚书省六部的工作内容随之发生了变化，工作量大为增加。由于政务的决定、审议和批准尚未形成一种分层负责，各有权限，并按一定程序运行的制度，隋文帝时大事小事，甚至营造细小之事，出给轻微之物，也要向皇帝奏报。隋炀帝把司进御的五局移出门下省，在门下省设立给事郎，“审读奏案”。这样以分层决策为特征的政务运行模式终于完成，而门下省也终于摆脱了皇帝侍从、秘书和顾问机关的性质，成为在外廷独立处理政务的国家政权机关。尽管它所处理的政务过去在禁中也曾处里过，但并未制度化，而且是以皇帝秘书、顾问的身份去协助皇帝个人处理这些政事的。而现在则是以国家政权机关官员的身份，作为政务运行中的一个程序，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去处理有关政务。这样，在隋文帝和隋炀帝时期，中书省、门下省摆脱了皇帝秘书咨询机关的性质，从内廷走了出来。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一起，并列为国家政权机关。皇帝则成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与这些变化相适应，关于皇帝在国家中地位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西汉初年，天下是皇帝的天下，从观念上来说，还是朕即国家。而从北齐到隋，则形成了“以一人主天下，而不以天下奉一人”这样的观念。皇帝和国家不再划等号，皇帝是国家的最高主持者。而“朝廷”不像秦那样，最初只是宫殿的别称，也不像西汉初年那样，往往作为皇帝的同意语，而是作为国家或政府的同意词更加普遍地加以使用。“国家”在唐朝前期还如同“朝廷”在西汉那样偶或用之，到唐朝后期也普遍使用了，并且被赋予更广泛的意义。

隋代还确立了尚书省的最高行政机关的地位。寺监也不再是国家行政机关，而成为掌管各种事务，包括皇帝和皇家事务的机关。

这样，隋朝就最后完成了国家政务与皇家事务的分离。中国古代国家形态已经摆脱了家国一体、贵族政治、门阀政治等早期形态。但直到唐朝初年，前一时期的残余和影响仍然存在，直到唐高宗废王立武才基本告一段落。废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这件事不仅标志着关陇贵族的最后退出历史舞台和门阀贵族政治残余的最后扫除，也是从南北朝开始的、隋代基本实现的国家体制从皇帝贵族体制到皇帝官僚体制过渡的最后完成。

二、唐朝政治体制的基本格局，奠定了后代官僚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和运行模式。

隋和唐初所确立的体制及其它相关制度虽然具有很大的开创性，开启了此后一千多年官僚政治制度的基本模式，诸如各级政府都由官吏负责运转，官吏按才学标准并通过考试由中央任免等。但它仍然具有很大的过渡性。这是因为，隋和唐初的制度和法令都是建立在经济不很发达，小农占居多数的基础之上的，职掌固定，少有弹性。尚书各部也是据令式以掌政令，行政事务的处理以唐初制定的令式为依据。这样，就不能适应急速变化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有些需要通过行政手段解决的问题没有部门过问，因为各行政部门均无此职掌；也没有法令可循，因为法令制定时还没有这些情况。如果说，隋朝是以地方事务向中央集中为契机，初步完成了国家体制和政治体制的的变革；那么，唐朝则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政务和事务的不断增加，推动了政治体制的不断革新。

唐代政治体制变革的核心内容，就是政府机构在按职能分工的基础上，不断加以调整。政府机构按职能分工，不论是尚书、门下、中书三省，还是尚书省六部和寺监，都是如此。这是南北朝以来不断变革的总结。而在此基础上的不断调整，不论是对原有机构的微调，还是从临时差遣到固定使职，到逐步形成军事的、财政的和其它使职系统，则是根据现实情况的不断变化，对原有制度的修改和补充。使职和使职系统为政治制度的不断调整提供了一种灵活的形式，并使一些制度增加了弹性，更能适应日益加快的社会变化。唐朝后期的三司使，北宋枢密使、三司和监司的发展变化，都显出了它的生命力。

唐朝初年运用制度和法律来保证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以及由令式所规定的政务处理的高度程式化，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是很突出的。各种制度和令式，规范了各级政府的组织机构和职掌，明确规定了官员组成及其职责范围；规定了公文处理的程序和程限，使政务的处理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程序；四等官制按政务处理程序把官吏分为长官、通判官、判官和主典，明确了各级官吏在公文处理过程中的地位和责任。律令和各种制度，包括勾检制度、监察制度、谏议制度、考课制度，规定了各种监督百官执行的制度。对官吏失职、违法乱纪、贪赃枉法，也从法律上规定了具体的处分办法。这些做法基本上为以后各朝所承袭。

三、唐朝各级官吏的任用都必须经过考试，官僚形态呈现出新的特征。

在中书省和门下省都成为国家机关的同时，科举制在隋炀帝时也从古老的察举制中脱颖而出。北朝的强调军功，南朝的重视文才，都是和门第相对立的。才学的标准虽然已在实际中运用，但在选举制度上并没有完全否定门第。隋初废除了九品中正制，最终从制度上结束了按门第选官的做法。科举制是不论门第的。门荫虽然也是给予高级官吏的一种政治特权，但其标准是当朝的官品，也与传统意义上的门第无关。而且不论是门荫、杂色入流（包括流外入流、勋官、品子等）或科举入仕，都需要经过出身考试和入仕考试。科举制的建立，以及不论何种出身均需经过考试、考试合格方能做官的机制，使中国古代官僚形态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唐朝在选举制度上强调才学的标准。但在不同时期，根据当时的需要和人才的实际情况，都有一些不同的做法。即使在人才辈出的武则天时期和开元天宝时期，对于一般人才和具有特别才能的所谓优异之士，也都制定了相应的制度和政策，既保证了官僚机器的正常运转，又保证了优秀人才能脱颖而出。

随着科举出身者在官员中、特别是高级官员中的比例不断增加，且因科举及第者多为馆学生徒，于是官员的思想修养和地方工作经验越来越受到重视。职在亲民的刺史、县令被认为是治理之本。是否担任过县令、刺史，有没有地方政务实践，逐步成为选拔三省、御史台高级官员的先决条件，即所谓“凡官不历州县者不拟台省”。

四、唐代政治制度一直随着社会形势的不断变化而调整，体现出较强的自我完善的机能。

贞观初唐太宗说过，“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 ]。这虽然是有关政事的处理原则，但制度的调整也是政事的重要内容。因此，唐太宗的这段话为政治制度的及时调整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对制度进行必要的调整，在唐朝被看作是很正常的事。而“变通”二字也往往成为制度调整时的依据。这样在制度的调整和革新上，唐朝前期在思想上的阻力要比其它朝代，特别是唐以后的朝代小得多。

唐朝前期除了通过制敕对制度进行及时的调整，还对规定各种制度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令、式进行过几次大规模的修订。由于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唐初所制定的律令格式已经不能适应日益复杂的社会需要，而随时发布的制敕则因其灵活性而在政治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并终于超越了唐初由令式来规定各种制度的律令体系，制敕取代律令在法律体系中居于首要地位。原来的格是用来“编录当时制敕，永为法则，以为故事”的，是律令格式法令体系中的一种，随着制敕在法律体系地位的变化，格便很自然的用来编录这些制敕，成为主要的适应形势变化的法令形式，律令不再修订，新格应运而生，格随之发生了质的变化。开元以后，格也不能适应日益加快的社会变化，格后所颁布的制敕往往与格发生矛盾，于是又出现了格后常行敕和格后敕，制敕实际上成为日常行用的法律文书。而唐朝也找到了制度调整和归整的良好手段。政治制度的及时调整，是政治活力的表现。唐代社会之所以能生机勃勃地向前发展，政治制度的高度自我完善机能是一个重要原因。

五、在政治制度的运行中，呈现出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

《唐律》中的许多规定是具有灵活性的，一些在原则上一般禁止的行为，在特定条件下又成了必须的做法。对于律令不便于时者，在《唐律》中也规定了进行修改的程序。选举制度中，贡举有常科和制科，以常举选拔平常之士，以制举选拔卓越之士。开元时适应参选人员的不断增加，设立了循资格，但同时也设立了科目选。以循资格选拔一般的官吏，以科目选拔擢杰出的人才。而在对待逃户问题的处理上，不论是武则天末年，还是玄宗开元年间，都采取了变通的做法以保证户令继续实行。

唐初所行制度，基本上沿用隋制，但在某些方面有所改进，因而比隋制更完善，更严密，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
1.政治制度
唐初，中央的主要机构为三省、六部、一台、五监、九寺。地方上实行州县两级制。太宗时，又在州之上设道，作为监察区。
三省六部制 三省为尚书省、门下省和中书省（隋称内史省），职掌与隋制同。尚书省下设吏、户（隋称民部）、礼、兵、刑、工六部，职掌亦与隋制相同。中央还另有殿中省和秘书省，但在中枢政治中的作用不大，故习称唐代是三省六部。
三省长官起初均为宰相，共议国政。但由于尚书令权力太大遂以唐太宗曾任此职为理由，不再授人，而以左右仆射代行职权。左右仆射起初是当然的宰相，但后来要加“同中书门下”头衔才是宰相。由于中书令、门下侍中的名位较高，所以也不常设。于是就给其他官员加上“参预朝政”、“参议朝政”、“参议得失”，“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头衔，担任宰相。宰相们平时在政事堂讨论军国大事。政事堂会议是协助皇帝统治全国的最高决策机构。宰相的权力分于三省，又由品级较低的官吏担任宰相，这就进一步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但同时也更便于发挥整个统治集团的意志。
一台五监九寺 一台即御史台，掌监察中央和地方官吏，参预大狱的审讯。五监即掌文教的国子监、掌皇家手工业生产的少府监、掌土木工程的将作监、掌制造军器的军器监和掌水利建设的都水监。九寺即掌礼仪祭祀的太常寺，掌皇室酒醴（lǐ李）膳羞的光禄寺，掌兵器仪仗的卫尉寺，掌皇族谱籍的宗正寺，掌皇帝车马和国家牧政的太仆寺，掌刑法断狱的大理寺，掌国宾、礼仪的鸿胪寺，掌国家仓廪储备的司农寺和掌财货，贸易的太府寺。
州县和道 唐初的地方行政制度与隋朝基本相同，仍为州县两级制。州的长官为刺史，县的长官为县令，县下设乡，乡下设里。
唐太宗时，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把全国划分为十个监察区，称为道。时常派黜陟使或巡察使到各道巡察。唐玄宗时，又分全国为十五道，每道设采访使一人，督察所属州县。
2.府兵制
府兵是唐初的主要军事力量。其编制的基本单位是折冲府（又称军府）。府分三等，上府一千二百人，中府一千人，下府八百人。军府长官为折冲都尉，副职为左右果毅都尉。府兵称卫士或侍官。军府分别隶属于十二卫和六率。十二卫各设大将军一人，直接听命于皇帝。六率各设率一人，隶属于太子。军府最多时有六百三十四个，约百分之四十分布在京师所在的关中，以便中央政府手握重兵，控制四方。府兵必须凭尚书省兵部的兵符才能调拨。战时由皇帝命将率军出征，战争结束，将领回朝，士卒归府，将无常兵，难以干预国政。

唐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唐朝的三省为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中书省的正副长官是中书令和侍郎，下设中书舍人，负责起草诏制。门下省的正副长官是侍中和侍郎，下设给事中，负责审核中书省起草的诏旨，驳正违失，并审批尚书省的奏钞。尚书省的正副长官是尚书令和左右仆射，下设左右丞；该省统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负责贯彻执行中央拟定的政令。因唐太宗曾任尚书令，以后臣下避居该职，形同虚设，故左右仆射实际上成为尚书省的最高长官。唐初，三省的最高长官都是宰相。当时在门下省还设政事堂，为三省宰相共议军国大事的场所。后来，凡参加政事堂会议的其他官员也是宰相，他们均加有"参知机务"、"参知政事"等衔，再后逐渐确定为"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六部的正副长官是尚书和侍郎，左右仆射与六部尚书合称"八座"。每部分设四司，各司的正副长官是郎中和员外郎，合称"郎官"。

秉承六部政令加以贯彻执行的事务机构有九寺五监。九寺是：太常寺、光禄寺、卫尉寺、宗正寺、太仆寺、大理寺、鸿胪寺、司农寺和太府寺。五监是：国子监、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和都水监。九寺五监也是中央的重要机构。

中央的监察机构是御史台，以御吏大夫、御史中丞为长官，主要掌纠察百宫和监督府库出纳，可以说是"天子耳目"。御史大夫下分设台院、殿院和察院。台院置侍御史，掌弹劾中央的百官，殿院置殿中侍御史，掌纠察朝仪、朝会、郊祀及巡视京师，以维护皇帝的尊严；察院置监察御史，掌监察地方官吏。

中央的司法机构有：大理寺，是最高的审判机构；刑部，是司法行政机构；御史台，负责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活动。每遇重大案件，大理寺卿会同刑部尚书和御史中丞共同审理，称"三司推事"，即后世"三法司"的前身。 三省六部制，科举制，但都是隋朝创立的，唐朝是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