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国策到左传看先秦叙事散文的艺术成就

如题所述

　　《战国策》的叙事有很高成就。书中围绕谋臣策士的游说活动，描写了一大批个性鲜明的人物，其范围之广泛，上至国君贵族，下至闾巷细民。其中刻划最精采的，还是那些“天下骏雄弘辩之士”。作者以生动的笔触，再现了他们在战国政治舞台上的卓越风采。与《左传》在编年叙事中随事写人有很大不同，《战国策》往往在一篇作品中集中叙写一个人的事迹，在叙事中又有不少夸张、渲染乃至虚构，作者不仅通过富于特征的言行表现人物性格，而且注意揭示其内心世界，这样就使人物形象血肉丰满，形神兼备。例如《秦策一》记苏秦早年以连横说秦王，受到冷遇：
　　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羸滕履毂，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状有归（愧）色。归至家，妻不下衽，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喟叹曰：“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
　　于是乃摩燕乌集阙，见赵王于华屋之下，抵掌而谈。赵王大悦，封为武安君。受相印，革车百乘，绵绣千纯，白璧百双，黄金万镒，以随其后，约从散横，以抑强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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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说楚王，路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秦曰：“嫂，何前踞而后卑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苏秦曰：“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
　　文中再现了一个纵横家的发奋史。苏秦早年的落魄，后来的尊贵以及深夜发愤的情景，都写得历历在目；前后几次独白，有力的表现了其性格和思想特征；而家人的前踞后恭之态，又使人看到了苏秦生活的典型环境，使这一形象更加真实可信。在这些方面，作者都是有意加以渲染、夸张，甚至加入了想象的成分。
　　《战国策》叙事记言，都以人物为纲；书中所记，多为权谋之士出奇智谋异策，转危为安，运亡为存的事迹，作者又往往着意渲染，因此，奇异曲折的情节与恢奇卓异的人物有机结合在一起，是作品带有传奇色彩，如《齐策四》“冯谖客孟尝君”一节，冯谖一出场便给人以不同寻常之感，接着，作者又通过弹铗而歌、焚券市义、营造三窟等情节，不断制造悬念，在引人入胜的故事中，展现了冯远的奇士风采。清代吴楚材、吴调侯说：“三番弹铗，想见豪士一时沦落，胸中磈礧，勃不自禁。通篇写来，波澜层出，姿态横生，能使冯公须眉，浮动纸上。沦落之士，遂尔顿增气色。”（《古文观止》卷四）另外，作者在写人叙事时，往往不惜笔墨，加以细致入微的描写，如《齐策一》“邹忌讽齐王纳谏”中邹忌几次览镜自照的心理活动，《赵策四》“触龙说赵太后”中触龙与赵太后对话的情景以及赵太后态度的转变，都写得细入毫发，惟妙惟肖。《战国策》中的这些细致描写，与以简练为宗的《左传》有很大不同。

　　从战国策到左传，不难看出，先秦历史散文奠定了古代史传散文的传统。史家用记载史实的方式总结历史经验，表达思想见解，他们或在叙事中寄寓褒贬爱憎，或敢于秉笔直书，这种以史见志的精神被后代史传文学作家发扬光大。汉代司马迁极为赞同孔子“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行事深切著明”的观点，他通过作《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既在其中寄托了理想与爱憎，又写成一部“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先秦历史散文把严谨的史笔与生动的文学表现手法结合起来。达到了真实性与形象性的统一，作品在叙事中注重刻划人物，描写细节，善于表现戏剧性的情节。从这些作品中发育出编年、国别等不同的体式，《穆天子传》、《晏子春秋》等杂史进而以一个人物为中心记载史事。这些创作特征与经验不仅为后代历史散文所继承，而且直接孕育了《史记》、《汉书》等传记文学的诞生。《史记》所创立的人物传记，大量借鉴了《左传》、《国策》等书叙事写人的艺术，其中的《本纪》、《表》、《世家》、《列传》等记事体例，也借鉴了《世本》中的《帝系》、《纪》、《王侯谱》、《世家》、《传》等体裁，而篇末的“太史公曰”，显然又受到《左传》中“君子曰”的启发。

　　我国古代的小说与史传文学有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先秦历史散文就是它们的一个重要源头。先秦的一部分杂传如《穆天子传》等，本身就带有小说色彩，逐渐发展为汉魏六朝小说。另一部分史传文学则通过《史记》等后代传记文学为纽带，影响了古代小说的形成。我国古代小说往往以历史故事为题材，又往往采用史传的叙事形式，作者按时间的发展顺序安排情节结构，在叙事过程中通过主人公的行动和语言来刻画人物，很少进行静止的描写。这些鲜明的民族特征，都能在先秦历史散文中找到遗传基因。先秦历史散文的丰富内容，更是成为后代小说、戏曲取材的宝库。

　　先秦历史散文的风格、语言和写作技巧，也成为后代散文家学习的典范。西汉前期的散文家大都带有战国纵横家的余习，司马相如等人的大赋也明显带有《战国策》铺采驰骋的痕迹。唐宋散文家在倡导古文运动时，都把先秦历史散文当作学习的榜样。韩、柳的散文都受《左传》的影响，韩愈的《平淮西碑》模仿《尚书》而写成，柳宗元还主张为文要“参之国语以博其趣”（《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欧阳修非常推崇《春秋》的“简而有法”，而苏洵、苏轼父子的论说文则较多的借鉴了《战国策》。直到清代桐城派，仍把《左传》等先秦历史散文当作古文的楷模，方苞的“义法”理论就是在总结《左传》、《史记》的创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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