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魏晋南北朝与春秋战国时期文学发展的异同

比较魏晋南北朝与春秋战国时期文学发展的异同

1政治上:天下动乱,四分五裂,诸侯混乱;兼并战争与民族融合并存。 2经济上:战争破坏了社会生产力,但侧面也推动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引起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农业和手工业技术的提高。 3文化上:门派并立,各种思想并存,丰富了中华文化,科技进步思想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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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6-07-01
1政治上:天下动乱,四分五裂,诸侯混乱;兼并战争与民族融合并存。 2经济上:战争破坏了社会生产力,但侧面也推动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引起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农业和手工业技术的提高。 3文化上:门派并立,各种思想并存,丰富了中华文化,科技进步思想活跃。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第2个回答  2016-07-11
一、思潮比较
春秋战国时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的大思潮就是诸子百家,其中尤以儒家、墨家为显家,兵家、庄子、名家、法家、纵横家、阴阳家、农家、杂家、小说家百家争鸣。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思潮就是玄学,道家,佛家,儒家。
比较而言,有这样几个特点:
1、整体而言,这两个时期的思潮,在中国思想史上都是激荡纷纭的典型.且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春秋战国时的儒墨之争,名实之辩等.魏晋南北朝时的佛道之辨析。
2、这两个时期,又是思想融合的时期.如秦汉之融儒于法,或融阴阳于儒,成就了董仲舒的儒术独尊的倡议.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更是佛道融合的典型,成就了独特的中国佛学。
3、这两个时期的思潮都成就了众多著称于后世的思想家,如孔丘,庄周,墨翟,韩非,公孙龙,邹衍;僧肇,慧能,向秀,王弼等。
4、这两个时期的思潮都基于动荡的社会时局.春秋战国诸侯纷争,战国七雄更是战端迭起,三代之礼失,学术下移,教育走向平民,各诸侯国也竞相延士以壮名势.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承汉末之乱像,各地方势力逐鹿中原,虽有两晋短暂的统一,但终究未能形成稳定的局势,再加上佛学的传播,在社会,文化等方面均是一个动荡之世。
一、春秋战国时期文学发展
百家争鸣是指春秋 ( 公元前 770 ~公元前 476 年 ) 战国 ( 公元前 475 ~公元前 221 年 ) 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汉书●艺文志》将战国主要思想学派分为十家——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兵、小说。西汉人刘歆在《七略●诸子略》中将小说家去掉,称为“九流”。俗称“十家九流”就是从这里来的。“百家争鸣”反映了当时社会激烈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主要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是由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过渡的时期,新旧阶级之间,各阶级、阶层之间的斗争复杂而又激烈。
  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作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辩难,于是出现了一个思想领域里“百家争鸣”的局面。
百家争鸣出现的原因概括起来是以下几点因素:
  其一,政治因素。当时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各诸侯国林立纷争。各诸侯国的国君为了在争斗中取得霸主地位,竞相招贤纳士,运用不同思想学说以使自己的国家富足强大起来。这便给百家争鸣创造了一个宽松的学术氛围。
  其二,经济因素。当时经济有了极大发展,这使得有某些人成为有闲阶层,有时间从事自己的学术活动。
  其三,科技因素。科学技术取得了较大进步,如天文学、数学、光学、声学、力学、医学等方面在当时均达到较高水平。这些科技成果标志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丰富了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质生活。
  其四,文化因素。当时"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其结果是打破"学在官府"的局面,使原来有贵族垄断的文化学术向社会下层扩散,下移于民间(这种历史现象被称为"文化下移"),致使"私学勃兴"。
  其五,学术自由因素。各学术团体于政治权势是相对于独立的。他们虽从不同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出发,纷纷著书立说,议论时事,阐述哲理,各成一家之言,但是他们并非政治附庸,依附于某个政治权势集团,而是"用我则留,不用我则去"。
  此外,各个学派之间、同一学派的不同流派之间,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学习和借鉴。这也是促成百家争鸣的另一重要因素。
三、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新期,诗、赋、小说等体裁,在这一时期都出现了新的时代特点,并奠定了它们在此后的发展方向。文学史上所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始于东汉建安年代,迄于隋统一,历时约四百年。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论著中,可以看到一种新的文学思潮,这就是努力将文学从学术中区分出来,进而探寻文学的特点、文学本身的分类、文学创作的规律,以及文学的价值。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看,魏晋南北朝文学出现的这些“新变”,与佛教在中土的传播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建国以来,收各大专院校、科研机构集体编写和专家个人编写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各有特色,其中有些著作还发生过较大影响。
人物品评在汉末多带有预言成败的意味,偏重在识鉴人才、拔擢俊彦,所以品评的重点在政治、道德方面。魏晋以后的人物品评有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在预言性和政治、道德的评议外,增加了许多审美的成分,为已经享名的人物用形象的语言、比喻象征的手法加以品题。如《世说新语》中的这些品题:“公孙度目邴原:‘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赏誉》)“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赏誉》)“时人道阮思旷:‘骨气不及右军,简秀不如真长,韶润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渊源,而兼有诸人之美。’”(《品藻》)“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容止》)《世说新语》中品题人物常见的审美概念有:清、神、朗、率、达、雅、通、简、真、畅、俊、旷、远、高、深、虚、逸、超等,其中最常见的是:真、深、朗三者。而用作比喻的又不乏自然物象,如:千丈松、松下风、玉树、玉山、云中白鹤、龙跃云津、凤鸣朝阳。人物审美的兴盛,对文艺审美起了催化的作用。有的文学审美范畴来自人物审美,如“风骨”、“骨气”、“风神”、“清虚”、“清通”、“高远”、“情致”、“才情”等。而人物流品的划分,也直接影响着文艺批评,锺嵘《诗品》、庾肩吾《书品》、谢赫《古画品录》,就是明证。
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论著中,可以看到一种新的文学思潮,这就是努力将文学从学术中区分出来,进而探寻文学的特点、文学本身的分类、文学创作的规律,以及文学的价值。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兴盛是与文学的自觉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的自觉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是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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