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 是什么时间，在哪里发表的，有没有具体点的资料？写论文需要，拜托啦

如题所述

　　杨绛先生写了一部《记钱钟书与<围城>》的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收人“骆驼丛书”出版。说它是书，其实只有一万人千字，比起曾经有过和以后还会有的许多“专著”以及洋洋大观的“传记文学”或“文学传记”来，它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但它的确是一本书，不仅因为它是设计朴素、装帧精美的“骆驼丛书”之一种，而且因为它完全可以容纳足可称为“书”的内容：只要放纵想象，“据实构虚”，就可以写出数十万言的传记来。以杨先生的手笔，也完全可以写得“优美动人”。但是，《记钱钟书与<围城＞》不是传记，尤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传记。杨先生只用了两个小标题：“钱钟书写《围城》”、“写《围城》的钱钟书”，并以她写《干校六记》那种平淡清丽的文风，记叙了《围城》是如何被“捏造”出来的，以及“捏造”它的作者从小就具有怎样的“痴气”。与“想人非非”的写《围城》的夫婿相反，杨先生不容许自己想象，不作主观的“自我介入”。她“既不称赞，也不批评，只据事纪实”。

　　“据事纪实”本来是传记家的准则，“据实构虚”才是小说家的本领。但人们却往往把二者颠倒过来，看小说以为是作者的“据事纪实”，写传记则忘记了不可以“据实构虚”，结果弄出无数人间喜剧来。钱钟书先生对这种喜剧看得多也看得厌了，所以一听说为人作传之类营生便不免产生厌恶的情绪。

　　早在1941年，开明书店出版过钱钟书先生一本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在开卷第一篇《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里，他就写下一段关于传记的对话：

　　“你看，人怕出名啊！出了名后，你就无秘密可言。什么私事都给采访人去传

　　说，通讯员等去发表。这么一来，把你的自传或忏悔录里的资料硬夺去了。将来我若作自述，非另外捏造点新奇事实不？”我问。

　　他又笑了：“不料你的识见竞平庸得可以做社论。现在是新传记文学的时代。为别人作传记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不妨加入自己的主见，借别人为题目来发挥自己。反过来说，作自传的人往往并无自己可传，就逞心如意地描摹出自己老婆、儿子都认不得的形象，或者东拉西拉地记载交游，传过别人的轶事。所以，你要知一个人的自己，你得看他为别人做的传；你要知道别人，你倒该看他为自己做的传。自传就是别传”。

　　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过去了，钱先生的话似乎并没有起到醒世的作用，相反的，这类“自传”或“别传”一天天多起来。久而久之，人们产生一种心理：宁愿将小说当“别传”或“自传”来读，也不妨将“自传”或“别传”当小说或故事来写。例子之一就是人们对于《围城》的反应。有人干脆认为，方鸿渐就是钱钟书，仿佛福楼拜曾经说过的“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有人甚至特地拜访过当年和“方鸿渐”一起去“三闾大学”的教授哩。更有好事者，几乎要根据《围城》写出一部“钱钟书评传”来。

　　笔者也是“好事者”之一，也曾经想过能有一部“钱钟书评传”该多好，这样也就不至于再有人翻翻《管锥编》以后问我：“钱钟书是哪个朝代的？”1982年上半年，当香港出版界约请郑朝宗先生写一部有关钱钟书生平和著述的评传时，我因此而极力怂恿。但郑先生人为所动，他太了解钱先生了。

　　最了解钱钟书的，当然莫过于杨维光中了；最熟悉《围城》的写作经过的，无疑也莫过于杨先生了。正如她自己所说：“好比学士通人熟悉古诗文里同句的来历，我熟悉故事里人物和情节的来历。除了作者本人，最有资格为《围城》做注释的，该是我了。”正因为熟悉，而又“只据事纪实”，才使《记钱钟书与<围城>》给人的印象首先是真实，钱先生“读后也承认没有失真”。换句话说，杨先生没有把它写成“传记”。它不是“自传”，也不是别传。

　　钱钟书的“痴气”

　　读杨先生此书，我最感兴趣的还不是“钱钟书写《围城》，而是“写《围城》的钱钟书”。作为学者的钱钟书，其学识之渊博，视野之广阔，是足以令人惊叹的。作为作家的钱钟书，给人们的感觉是神秘的。在不少读者眼中，钱钟书和他的《围城》简直是个谜。是机智，是讽刺，是幽默，是深于嘲弄，还是深于歌哭的？是希望，是失望，是悲哀，是深谙今世，还是深悲来生的？总之是“神龙般的迷走”。自从《围城》重印以后，国际国内曾掀起好一阵《围城》热，不管钱先生是“诚诚恳恳地奉劝别研究”它，还是“客客气气地推说‘无可奉告’”，或者“不讲情理”地拒绝求见者，人们还是按照各自的想象和理解去理解和想象《围城》与它的作者。

　　杨先生毕竟是女性作家和学者，比起“不讲情理”的钱先生，似乎更能理解读者的心情。她的《记钱钟书与<围城>》充分地满足了《围城》的爱好者们渴望理解小说与作者的愿望。她以极简约的笔墨为读者写出了一个真实的钱钟书，一个从小“痴气”旺盛、天生一副作家脾性的钱钟书，并且第一次向我们透露了钱先生创作兴致极浓却只能从事研究或评论工作的原因。

　　钱先生于文艺创作有极浓的兴趣，是和他自幼便具有的“痴气”直接相关的，杨先生对此作了非常生动的记述。钱先生从小爱读书，并且“一辈子钟情于书”，仿佛是命中注定的。据说他周岁时“抓周”抓了一本书，由此而得名。他在伯父的庇护下读书，像《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这些“正经小说”，家里是有的，他很早就开始“囫囵吞枣”地阅读，尽管把“呆子”读成“皑子”，山不知《西游记》里的“呆子”就是猪八戒，但那又何妨？伯父肯花铜板计他向书摊租小说，那是求之不得的事。那些家中不藏的书，父亲未必让看。什么《说唐》、《济公传》，什么《七侠五义》，他都看得津津有味，回到家里，还要把刚看过的小说向弟弟搬演一番：

　　希望可以帮到你
　　论文时候就写，因年代久远，所以发表日期不详，望老师海涵。然后在拽点文邹邹的东西
　　哈哈~！！ 老师都喜欢这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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