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摄影真实性的基本要求：
新闻摄影真实性的基本要求新闻真实性的多层次性,即分为事实真实和本质真实或者宏观真实是新闻理论界的普遍观点。具体到新闻摄影这种新闻形式，是要以客观存在的事实为拍摄对象,强调新闻事件本身的客观真实；二是从事物的整体和相互的联系上看也应该是真实的,即:既要做到事实真实，又能全面揭示现实生活的真相,强调新闻摄影全而反映现实社会的真实环境。同时，考虑到新闻摄影的特殊性，还要求新闻形象必须是现场选择抓取的，既不能干涉摆布，也不能事后重演甚至用模特代替,即新闻摄影形象的真实。
1、关于事实真实。新闻摄影真实首先是由假照片的出现引起的,大跃进和文革中为了宣传而创作的照片给新闻摄影事业带来的极大的危害,引起了人们的反思。假照片假的地方，就是新闻摄影真实性要注意的地方。从分析假照片入手，新闻照片真实性有两点要求:是事实确凿“恪守时间、空间和对象三位一体的摄影原则”;二是文字说明准确可靠,事实上，如果在拍摄和后期制作过程中排除特技手段，照片本身是不存在假的问题的，很多假“新闻照片”都是文字说明“说”出来的,文字对照片解释的不准确直接导致读者对照片信息的曲解。
2、关于本质真实。新闻摄影准确反映事物的本质，就是“对在生活中客观存在着的新闻事物的形象，进行一种事实求是的从内容到形式的直接反映”。讨论本质真实的前提,是新闻事实的真实，那么保证本质真实的手段就是对新闻形象是在调查研究基础上的选择。本质真实在理论上有很大争议，在实践中很难把握。事实上，大量的个体新闻事件并不涉及严肃的本质问题，本质问题是一个宏观传播效果的评估和判断。而且这个提法容易被人利用,借“真实本质”操纵新闻传播的典型历史教训是深刻的。本质对新闻报道来说是一个临界点,只可接近无法达到。与其说是本质真实，不如说是一种社会责任,即新闻记者和编辑为了维护社会利益而对新闻事件进行特定的鉴别和选择。
3、关于形象真实。形象真实是要求摄影记者在不干涉对象的基础上选择抓取最能反映事物特征和本质的镜头。违背形象真实的主要表现是摆拍,即:或者导演事件发展过程中本没有的形象场景，或者打破时间、空间、人物一致的原则事后补拍。这是新闻摄影失真的特有的现象形象与事实不符。
1、关于事实真实。新闻摄影真实首先是由假照片的出现引起的，大跃进和文革中为了宣传而创作的照片给新闻摄影事业带来的极大的危害，引起了人们的反思。假照片假的地方，就是新闻摄影真实性要注意的地方。从分析假照片入手，新闻照片真实性有两点要求：一是事实确凿，“恪守时间、空间和对象三位一体的摄影原则”；[10]二是文字说明准确可靠，事实上，如果在拍摄和后期制作过程中排除特技手段，照片本身是不存在假的问题的，很多假“新闻照片”都是文字说明“说”出来的，文字对照片解释的不准确直接导致读者对照片信息的曲解。
2、关于本质真实。新闻摄影准确反映事物的本质，就是“对在生活中客观存在着的新闻事物的形象，进行一种事实求是的从内容到形式的直接反映”。[11]讨论本质真实的前提，是新闻事实的真实，那么保证本质真实的手段就是对新闻形象是在调查研究基础上的选择。本质真实在理论上有很大争议，在实践中很难把握。事实上，大量的个体新闻事件并不涉及严肃的本质问题，本质问题是一个宏观传播效果的评估和判断。而且这个提法容易被人利用，借“真实本质”操纵新闻传播的典型历史教训是深刻的。本质对新闻报道来说是一个临界点，只可接近无法达到。与其说是本质真实，不如说是一种社会责任，即新闻记者和编辑为了维护社会利益而对新闻事件进行特定的鉴别和选择。
3、关于形象真实。形象真实是要求摄影记者在不干涉对象的基础上选择抓取最能反映事物特征和本质的镜头。违背形象真实的主要表现是摆拍，即：或者导演事件发展过程中本没有的形象场景，或者打破时间、空间、人物一致的原则事后补拍。这是新闻摄影失真的特有的现象：形象与事实不符。
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肖绪珊《谈西方新闻摄影的真实性》一文，以详实的资料分析揭露了西方新闻界利用新闻摄影的“真实性”搞虚假宣传的种种做法，第一次把传播理论应用于新闻摄影理论研究。文章指出，在新闻摄影的各个环节，包括记者、编辑、被拍摄对象、利益集团都有可能按照自己的意图利用照片对新闻事实进行歪曲，这既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西方新闻界所鼓吹的客观报道的实质，也是防止我们自己的新闻摄影事业发展走弯路。1988年，李全《析宏观造假与微观造假》一文，也从传播效果的角度探讨如何整合新闻摄影的整体力量真实反映现实社会全貌的问题。传播理论的引入为新闻摄影理论研究开阔了视野。
八十年代，新闻摄影界在本质真实的讨论中，主要关注的是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报喜不报忧的极左错误；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大量关于负面社会现象的揭露报道涌现，造成了一定的思想混乱，于是新闻界开始再次反思探讨本质真实和宏观真实问题。1990年郭天中的《新闻摄影的客观真实性》、1993年陈维禧的《略论新闻摄影的客观真实性》，都提到了“冲破禁区的同时，要避免进入误区”[12]的问题，强调要防止“矫枉过正”、“过犹不及”。1995年，许必华在《论纪实》一文中，明确提出当代中国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摄影记者有责任充分表现“光明面或者说主旋律”，“主题一旦确定，就必须在照片的拍摄、文字的写作上下工夫，体现其本质。”[13]
九十年代后期，数码技术开始应用于新闻摄影，照片的拍摄、处理、传输效率得到大大提高，给新闻摄影事业注入了一鼓新的活力。但同时，新技术也给修改甚至虚构照片提供了便利，已经出现的丑恶事件大大增添了人们对新闻摄影真实性的疑虑，新闻摄影界如何应对新技术的挑战成为新闻摄影真实性问题讨论的热点。1997年，李瑞淦《“信任危机”的质疑与对策》一文对此做了专门探讨，他指出，数码只是“一种技术、一种工具”，“技术本身是不存在弄虚作假问题的”，[14]数码技术出现以前，也有很多人千方百计利用传统技术修改制作假照片。况且，后期修改照片只是假新闻的一个层面，更高层次的假新闻是利用真实的照片对事物的本质进行歪曲，这就不是技术的问题了。文章最后指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使用技术的人”，要根本上维护新闻摄影的真实性，是对新闻摄影记者素质和道德的挑战。
1999年，朱亚平《真实：必须恪守的准则》一文，回顾了从延安整风到文革后拨乱反正这一历史时期我国新闻摄影界关于真实性三次大讨论的曲折历程，总结危害新闻摄影真实性的两大因素：一是客观上“新闻传播活动受制于特定时代与政治需要，而置固有客观规律于不顾”；[15]二是主观上新闻摄影记者“出于牟取名利动机或是迎合某种需要”[16]而弄虚作假。这是一切假新闻出现的两个根源。这篇文章从历史的角度在理论上对新闻摄影真实性问题进行了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