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历史题，有高手帮忙解决一下啊~~！！！
近代史上，太平天国运动、捻军、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都在山东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记，请你选择其中一项，通过阅读相关书籍、参观博物馆、走访知情人士等，探究事件的背景，描述事件过程，分析其历史作用。将你的研究成果以提纲形式列在下面。
就是这道题，历史高手帮帮忙，最好写的多一点，400或500字
起义酝酿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将大笔军费和巨额赔款，全部转嫁给劳动人民，导致阶级矛盾激化。由于五口通商，外国的工业产品涌进中国，质高价廉的工业产品，排斥了中国传统的家庭副业和手工业，使东南沿海地区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失去生计。同时，地主加紧了对农民的盘剥，土地兼并更为严重。清政府的捐税，年年增加，使农民不堪重负。1840-1850年，广东、广西和全国许多地区，水灾、旱灾、蝗灾，连年不断，广大农民家破人亡，陷入绝境,使农民们对清政府的不满更加强烈。农民反抗斗争多达110次。特别是两广地区，由于受到鸦片战争的直接冲击，社会动荡更为激烈。
在此期间，洪秀全被《劝世良言》中的单一神权思想和基督教的平等观所吸引，把基督教的平等观和中国农民的“天下太平”、“人人平等”的平均思想结合起来，用三年时间从事宗教理论建设,从农民阶级的要求和利益出发，先后撰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他宣传“皇上帝”是唯一的“真神”；人们都是上帝的“赤子”，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他提出清朝最高统治者，实乃“阎罗妖”，世间“相凌相夺相斗相杀”，都是“阎罗妖”的罪过。同时期，冯云山在紫荆山区的广大贫苦农民和烧炭工人中，宣传反清思想，开展拜上帝会的组织工作。1849年，拜上帝会众已达万余人。1850年前后，拜上帝会与地主团练的冲突日趋尖锐，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酝酿和发动的。
金田起义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率众起义，建国号“太平天国”。3月，太平军转战到武宣东乡，洪秀全正式称“天王”；9月，太平军攻占永安州。在永安滞留期间，进行了休整补充和制度建设，初步奠定了太平天国政治制度的雏形。 1852年4月，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北上围桂林，克全州，入湖南。在全州战役中，冯云山战死。太平军转战湖南途中，发布了《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等重要文告，阐明太平天国“扫除妖孽，廓清中华”宗旨，号召广大群众纷纷响应。湘江上的纤夫、船工；码头上的挑夫、搬运工；城镇中的铁匠、商贩、木匠；以及郴州、桂阳山区的煤矿工人，参加起义，太平军迅速壮大。1853年1月，太平军攻克武汉三镇，队伍增至50万，声威大振。2月，太平军水陆兼程，沿江东下，连克九江、安庆、芜湖等重镇。
进入全盛
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攻克南京，改名天京，定为都城。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为了巩固和发展胜利成果，进行了北伐和西征。1853年5月，林凤祥、李开芳率军进兵北京。北伐军出江苏，过安徽，进河南，渡黄河，入山西，直捣直隶，逼近天津，由于孤军远征，终于失败。洪秀全为了控制长江中游，确保天京安全，又派兵西征。1853年5月，赖汉英、胡以晃、曾天养率军溯长江西上，攻占了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的广大地区。在湖南境内，多次打败曾国藩组织的以地主团练为骨干的湘军。1856年上半年，太平军又在天京外围展开了激烈的破围战，先后击破了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在军事上达到全盛。1853年冬，制定并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试图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天朝田亩制度》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维持绝对平均主义，不可能付诸实施。但是，它表达了广大农民要求得到土地的强烈愿望,是几千年来农民反封建斗争的思想结晶。太平天国还实行男女平等；改革考试制度；对外关系上，坚持独立自主。
革命转折与失败
正当太平军在西征战场取得胜利之时，1856年8月，天京城内发生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杖责洪秀全，逼迫洪秀全封他为“万岁”的事件。洪秀全感到事态发展下去对自己不利，表面上答应了杨秀清的要求；暗地里却密召在前线的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回京救驾。韦昌辉想借机谋取权利，立即率3000精兵赶回天京。9月2日凌晨，在秦日纲的配合下，包围了东王府，杀了杨秀清和他的全家，及部下和士兵2万多人。天京城内一片恐怖。石达开从湖北赶回，斥责韦昌辉滥杀无辜。韦昌辉又想杀死石达开，石达开只好半夜缒城逃出天京，石达开的全家老小都被韦昌辉杀了。韦昌辉的行为，引起太平军全体官兵和百姓的愤慨。11月2日，洪秀全诛杀了韦昌辉及其心腹200余人，平息了这场自相残杀的内乱。韦昌辉被处死后，石达开应召回京“提理政务”。洪秀全经过“天京事变”，对石达开也不信任，于是封洪仁发和洪仁达为王，钳制石达开。石达开既无实权，又心存疑虑，1857年6月，率领10万精兵远走西南。石达开的队伍孤军奋战，1863年6月，被清军围困在四川大渡河畔，全军覆没。天京事变成为太平天国由盛入衰的转折点。
天京变乱和石达开出走，使太平军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向防御。清军乘机反扑，攻占了长江中下游许多地方，重建江南、江北大营，围困天京。洪秀全为重振国威，提拔陈玉成、李秀成等青年将领，委以重任。1858年8月，陈玉成、李秀成会集各路将领，在安徽枞阳召开军事会议。各路大军协同作战，一举攻破浦口歼敌万余，再次击溃江北大营。11月，在安徽三河镇全歼湘军精锐6000余人，迫使清军从安庆撤围，稳定了天京上游的局势。
1859年，洪仁玕提出《资政新篇》。主张“权归于一”，反对“结党联盟”；广开言路，“上下情通”。效法西方，兴办工矿交通和金融事业；准许私人投资，雇佣劳动；奖励民间制造器皿技艺，准其专利自售，中外自由通商，平等往来，兴办学馆，建立医院，设立社会福利机构。《资政新篇》作为太平天国后期的政治纲领，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倾向。1860年上半年，李秀成、陈玉成部捣毁江南大营，并开辟了苏南根据地。1861年9月，安庆失陷。次年5月，陈玉成败走寿州，被俘就义。太平天国西线陷入无法挽救的危境。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同清政府互相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坚决地同侵略者进行英勇斗争，先后重创“常胜军”、“常安军”、“常捷军”，并将华尔打死，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安庆失陷之后，太平军在江苏、浙江的根据地也相继失守，只剩下天京及其周围小块地区，这时，天京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形势日益危急。李秀成提出“让城别走”，另辟根据地的主张，被洪秀全拒绝。1864年6月1日，洪秀全病逝。7月19日，湘军挖掘地道，用火药轰塌城墙，经过激烈巷战，天京陷落。大部分太平军将士壮烈牺牲，少数人突围。幼天王和洪仁玕在江西被俘，英勇就义。李秀成在天京突围时被俘，被曾国藩杀死。太平军余部转战大江南北，一直奋战到1868年。
中国历史上这场空前规模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前后奋战17年多，纵横18省，威震全中国，最终在清政府和外国侵略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
半个世纪以来，太平天国一直是中国近代史领域中研究得最为广泛和深入的课题之一。太平天国这短短十几年的历史扑朔迷离，众说纷纭。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真相是什么？必须要以科学的态度依据史实资料，让太平天国运动自身来回答。
首先，太平天国运动所取得的功绩是要得到肯定的。我认为，主要是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太平天国运动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是农民阶级的伟大创造，给予了农民阶级一定的物质利益，反映了农民阶级渴望自由、平等的强烈愿望。《天朝田亩制度》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提出的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等纲领性文件，也是历史上农民起义者第一个有关分配土地的具体方案，体现了平等思想，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资政新篇》批判重本抑末，尊重科学技术，提倡兴办企业，主张工商谋利，鼓励私人资本，是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要求，其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反映了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结局。
其二，定都天京后，积极地实施对外贸易政策，并开展正常对外贸易。对外贸易方针是积极开发，平等互利，独立自主，与清政府闭关自守，投降媚外，丧权辱国等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对鸦片输入态度很强硬。1854年，杨秀清在致英使的信中谈到通商时写道：“不惟英国通商，万国皆通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立埠之事后方定，害人之物为禁。”给侵略者当头一棒。1863年，上海港出口茶叶为1200万磅，比1858年翻了一番。1862年，在上海报关的轮船180艘，上海港进口关税收入为3370114两，两码头收入51960两，极其繁荣。
其三，初步担负起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从金田起义揭竿而起，就把斗争矛头指向清王朝。在意识形态方面，把矛头指向了封建王朝的精神支柱孔孟之道，反对封建等级制度，提倡平等思想。太平天国的反封建斗争，沉重打击了清朝统治者。至于反帝斗争，旗帜也非常鲜明。洋枪队头子华尔、法国提督卜罗德死在太平天国战士的刀下。1862年，有一个外国侵略者来南京向洪秀全建议，协力击败清军之后，平分中国。洪秀全当即严词驳斥：“我争中国，意欲全图；事成平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这充分体现了其爱国主义立场。
但太平天国最终还是失败了。究其原因，实在是太多太多。
一是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虽然提出了《天朝田亩制度》，但在当时，是空想，根本不可能实现；太平天国运动轰轰烈烈，但中国依然是封建社会。
二是战略上的失误。例如，金田起义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徘徊在紫荆山周围，缺乏进取；起义之后，没有尽一切可能争取知识分子，不能把反孔和争取知识分子统一起来；定都天京后，孤军北伐。
此外，天国法令相当森严，刑律残酷，凡犯天条者，一律处死刑，违背了当初革命救世和人道宗旨。
总之，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巨大，波澜壮阔的一次伟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战争。但由于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农民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将大笔军费和巨额赔款，全部转嫁给劳动人民，导致阶级矛盾激化。由于五口通商，外国的工业产品涌进中国，质高价廉的工业产品，排斥了中国传统的家庭副业和手工业，使东南沿海地区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失去生计。同时，地主加紧了对农民的盘剥，土地兼并更为严重。清政府的捐税，年年增加，使农民不堪重负。1840-1850年，广东、广西和全国许多地区，水灾、旱灾、蝗灾，连年不断，广大农民家破人亡，陷入绝境,使农民们对清政府的不满更加强烈。农民反抗斗争多达110次。特别是两广地区，由于受到鸦片战争的直接冲击，社会动荡更为激烈。
在此期间，洪秀全被《劝世良言》中的单一神权思想和基督教的平等观所吸引，把基督教的平等观和中国农民的“天下太平”、“人人平等”的平均思想结合起来，用三年时间从事宗教理论建设,从农民阶级的要求和利益出发，先后撰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他宣传“皇上帝”是唯一的“真神”；人们都是上帝的“赤子”，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他提出清朝最高统治者，实乃“阎罗妖”，世间“相凌相夺相斗相杀”，都是“阎罗妖”的罪过。同时期，冯云山在紫荆山区的广大贫苦农民和烧炭工人中，宣传反清思想，开展拜上帝会的组织工作。1849年，拜上帝会众已达万余人。1850年前后，拜上帝会与地主团练的冲突日趋尖锐，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酝酿和发动的。
金田起义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率众起义，建国号“太平天国”。3月，太平军转战到武宣东乡，洪秀全正式称“天王”；9月，太平军攻占永安州。在永安滞留期间，进行了休整补充和制度建设，初步奠定了太平天国政治制度的雏形。 1852年4月，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北上围桂林，克全州，入湖南。在全州战役中，冯云山战死。太平军转战湖南途中，发布了《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等重要文告，阐明太平天国“扫除妖孽，廓清中华”宗旨，号召广大群众纷纷响应。湘江上的纤夫、船工；码头上的挑夫、搬运工；城镇中的铁匠、商贩、木匠；以及郴州、桂阳山区的煤矿工人，参加起义，太平军迅速壮大。1853年1月，太平军攻克武汉三镇，队伍增至50万，声威大振。2月，太平军水陆兼程，沿江东下，连克九江、安庆、芜湖等重镇。
进入全盛
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攻克南京，改名天京，定为都城。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为了巩固和发展胜利成果，进行了北伐和西征。1853年5月，林凤祥、李开芳率军进兵北京。北伐军出江苏，过安徽，进河南，渡黄河，入山西，直捣直隶，逼近天津，由于孤军远征，终于失败。洪秀全为了控制长江中游，确保天京安全，又派兵西征。1853年5月，赖汉英、胡以晃、曾天养率军溯长江西上，攻占了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的广大地区。在湖南境内，多次打败曾国藩组织的以地主团练为骨干的湘军。1856年上半年，太平军又在天京外围展开了激烈的破围战，先后击破了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在军事上达到全盛。1853年冬，制定并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试图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天朝田亩制度》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维持绝对平均主义，不可能付诸实施。但是，它表达了广大农民要求得到土地的强烈愿望,是几千年来农民反封建斗争的思想结晶。太平天国还实行男女平等；改革考试制度；对外关系上，坚持独立自主。
革命转折与失败
正当太平军在西征战场取得胜利之时，1856年8月，天京城内发生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杖责洪秀全，逼迫洪秀全封他为“万岁”的事件。洪秀全感到事态发展下去对自己不利，表面上答应了杨秀清的要求；暗地里却密召在前线的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回京救驾。韦昌辉想借机谋取权利，立即率3000精兵赶回天京。9月2日凌晨，在秦日纲的配合下，包围了东王府，杀了杨秀清和他的全家，及部下和士兵2万多人。天京城内一片恐怖。石达开从湖北赶回，斥责韦昌辉滥杀无辜。韦昌辉又想杀死石达开，石达开只好半夜缒城逃出天京，石达开的全家老小都被韦昌辉杀了。韦昌辉的行为，引起太平军全体官兵和百姓的愤慨。11月2日，洪秀全诛杀了韦昌辉及其心腹200余人，平息了这场自相残杀的内乱。韦昌辉被处死后，石达开应召回京“提理政务”。洪秀全经过“天京事变”，对石达开也不信任，于是封洪仁发和洪仁达为王，钳制石达开。石达开既无实权，又心存疑虑，1857年6月，率领10万精兵远走西南。石达开的队伍孤军奋战，1863年6月，被清军围困在四川大渡河畔，全军覆没。天京事变成为太平天国由盛入衰的转折点。
天京变乱和石达开出走，使太平军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向防御。清军乘机反扑，攻占了长江中下游许多地方，重建江南、江北大营，围困天京。洪秀全为重振国威，提拔陈玉成、李秀成等青年将领，委以重任。1858年8月，陈玉成、李秀成会集各路将领，在安徽枞阳召开军事会议。各路大军协同作战，一举攻破浦口歼敌万余，再次击溃江北大营。11月，在安徽三河镇全歼湘军精锐6000余人，迫使清军从安庆撤围，稳定了天京上游的局势。
1859年，洪仁玕提出《资政新篇》。主张“权归于一”，反对“结党联盟”；广开言路，“上下情通”。效法西方，兴办工矿交通和金融事业；准许私人投资，雇佣劳动；奖励民间制造器皿技艺，准其专利自售，中外自由通商，平等往来，兴办学馆，建立医院，设立社会福利机构。《资政新篇》作为太平天国后期的政治纲领，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倾向。1860年上半年，李秀成、陈玉成部捣毁江南大营，并开辟了苏南根据地。1861年9月，安庆失陷。次年5月，陈玉成败走寿州，被俘就义。太平天国西线陷入无法挽救的危境。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同清政府互相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坚决地同侵略者进行英勇斗争，先后重创“常胜军”、“常安军”、“常捷军”，并将华尔打死，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安庆失陷之后，太平军在江苏、浙江的根据地也相继失守，只剩下天京及其周围小块地区，这时，天京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形势日益危急。李秀成提出“让城别走”，另辟根据地的主张，被洪秀全拒绝。1864年6月1日，洪秀全病逝。7月19日，湘军挖掘地道，用火药轰塌城墙，经过激烈巷战，天京陷落。大部分太平军将士壮烈牺牲，少数人突围。幼天王和洪仁玕在江西被俘，英勇就义。李秀成在天京突围时被俘，被曾国藩杀死。太平军余部转战大江南北，一直奋战到1868年。
中国历史上这场空前规模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前后奋战17年多，纵横18省，威震全中国，最终在清政府和外国侵略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
半个世纪以来，太平天国一直是中国近代史领域中研究得最为广泛和深入的课题之一。太平天国这短短十几年的历史扑朔迷离，众说纷纭。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真相是什么？必须要以科学的态度依据史实资料，让太平天国运动自身来回答。
首先，太平天国运动所取得的功绩是要得到肯定的。我认为，主要是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太平天国运动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是农民阶级的伟大创造，给予了农民阶级一定的物质利益，反映了农民阶级渴望自由、平等的强烈愿望。《天朝田亩制度》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提出的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等纲领性文件，也是历史上农民起义者第一个有关分配土地的具体方案，体现了平等思想，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资政新篇》批判重本抑末，尊重科学技术，提倡兴办企业，主张工商谋利，鼓励私人资本，是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要求，其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反映了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结局。
其二，定都天京后，积极地实施对外贸易政策，并开展正常对外贸易。对外贸易方针是积极开发，平等互利，独立自主，与清政府闭关自守，投降媚外，丧权辱国等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对鸦片输入态度很强硬。1854年，杨秀清在致英使的信中谈到通商时写道：“不惟英国通商，万国皆通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立埠之事后方定，害人之物为禁。”给侵略者当头一棒。1863年，上海港出口茶叶为1200万磅，比1858年翻了一番。1862年，在上海报关的轮船180艘，上海港进口关税收入为3370114两，两码头收入51960两，极其繁荣。
其三，初步担负起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从金田起义揭竿而起，就把斗争矛头指向清王朝。在意识形态方面，把矛头指向了封建王朝的精神支柱孔孟之道，反对封建等级制度，提倡平等思想。太平天国的反封建斗争，沉重打击了清朝统治者。至于反帝斗争，旗帜也非常鲜明。洋枪队头子华尔、法国提督卜罗德死在太平天国战士的刀下。1862年，有一个外国侵略者来南京向洪秀全建议，协力击败清军之后，平分中国。洪秀全当即严词驳斥：“我争中国，意欲全图；事成平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这充分体现了其爱国主义立场。
但太平天国最终还是失败了。究其原因，实在是太多太多。
一是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虽然提出了《天朝田亩制度》，但在当时，是空想，根本不可能实现；太平天国运动轰轰烈烈，但中国依然是封建社会。
二是战略上的失误。例如，金田起义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徘徊在紫荆山周围，缺乏进取；起义之后，没有尽一切可能争取知识分子，不能把反孔和争取知识分子统一起来；定都天京后，孤军北伐。
此外，天国法令相当森严，刑律残酷，凡犯天条者，一律处死刑，违背了当初革命救世和人道宗旨。
总之，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巨大，波澜壮阔的一次伟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战争。但由于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农民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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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9-01-22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首先兴起于山东，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极其复杂、深远的因素。甲午战争后，备受日军蹂躏的山东人民，在帝国主义阴谋瓜分中国的狂潮中首当其冲。列强疯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清政府的无情搜刮，连年不断的天灾人祸，已逐渐把人民逼到死亡线上。特别是洋教猖獗，教案频繁，地方官又不能秉公持平办理，进一步加剧了本已十分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使苦不堪言的广大群众义愤的怒火愈燃愈烈。
但山东义和团的斗争不是开始于帝国主义军事、经济势力庞大的山东半岛沿海各地，而是开始于帝国主义还没有大规模渗透的鲁西南和鲁西北地区；并且自始至终以反对外国教会为主要形式。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外国教会的入侵、洋教士作为山东社会的一种罪恶势力的存在，是促使山东义和团运动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中国近代，西方基督教的传入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同步进行，其规模之大、教派之多都是以往任何时候都无法比拟的。殖民主义者纷纷把宗教作为他们推行侵略政策的有力工具和开路者，用传教士来实现其军事、政治和经济侵略的目的。传教士在中国凭借着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特权的保障，以及受到“自1842年以来就络绎不绝的外国军舰的赤裸裸的武力”的支持（丹特：《美国人在东亚》）。他们已成为近代中国社会中一股特殊的势力。传教士们扬言，要在中国“每一个山头和每一个山谷中都设立起光辉的十字架”（1868年蒲公使团在纽约发言，见张力等编纂《中国教案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25页），在华宗教渗透。十九世纪末，在中国的欧美天主教、基督教、沙俄东正教等外籍传教士共有3200多人。据《中华归主》一书记载，截至1900年，山东全省108个州县中，已有72个州县有基督教会的活动，设立总堂达27所。山东的天主教、基督教设有教堂“共大小一千三百余处，教士一百五十余人，各洋人文牍、函电几无日无之”（《养寿园奏议》（未刊本），卷4）。十九世纪末，天主教在山东分为北境、南境、东境三个教区。北境总堂设在济南，南境总堂设在兖州，东境总堂设在烟台。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到处都是传教士的足迹，遍布着帝国主义的侵略据点。这样一支庞大的教会侵略势力，积极为西方殖民主义服务，自然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外国传教士在山东各地的罪恶行径，促发了反洋教斗争的开展。
传教士在列强争夺中国势力范围的斗争中，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天主教圣言会的传教士安治泰为德国占领胶州湾竭尽全力。他搜集情报、出谋划策、制造舆论、物色基地、挑选时机、制造借口等无所不为。天主教圣言会及安治泰的劣迹和德国借口巨野教案强占胶州湾，激起群众的无比愤慨，它们直接引发了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山东原是受法国保护的天主教方济各会的教区，德国在荷兰史泰勒成立了圣言会。1879年派安治泰和福若瑟两名教士来华传教。安治泰在香港学习中国语文将近一年，就搭船前来烟台。这位“干练、伶俐、狡猾”的传教士，利用途经上海的机会，拜见了德国总领事，提出“有在中国成立一个规模较大的德国天主教的意图”（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第298页）。安治泰怀有为德国扩张势力的极大野心，在分得山东省南部曹州、济宁直隶州、兖州及沂州及其所属各县为圣言会教区以后，力图摆脱法国的保护而归附德国。此举于1891年终于得到罗马教皇的批准。安治泰在19世纪80年代获得圣言会主教教职后，一面招致大批德籍教士来山东，一面又不择手段地吸收地痞恶棍入教来扩大圣言会在山东的势力。圣言会归德国保护后，安治泰通过德国使馆向清政府要求官阶，1893年他得到了三品顶戴，第二年又获得二品顶戴（《教务教案档》第5辑，第575页），与中国总督、巡抚平行。
作为德国政府的忠实奴仆，安治泰对德国政府侵华野心十分清楚。他早在1896年就怂恿德国瓜分中国。他“激烈地要求政府为教会的利益做一次有力的行动”（《德国外交部档案》第14卷，转引自《义和团运动史论丛》，第131页）。他利用教士云游四方之便，多方收集情报、查勘地形、了解政情民情，积极为德国统治集团侵华出谋划策。德皇威廉二世说：“在华的天主教会，无时不受到我的支持。安治泰主教回到柏林，时常作我的座上客，他以中国的各项重要事情报告我。”（《义和团运动史论丛》第130页）1897年安治泰曾向德国政府“申说占领胶州是个重要关键的问题，不但有关在华教会的发展，而且有关教会的存亡”（阿里尔：《中国的扰乱》第83页，转引自《义和团运动史论丛》第131页）。1897年11月巨野教案发生时，安治泰正在荷兰史泰勒，他闻讯后立即来到柏林，要求德国外交部乘机夺取胶州湾，他说：“我们现在应该利用机会占据胶州，它对我们在各方面是个最好的、最能发展的据点”。他还觐见德皇威廉二世，强调胶州湾有比上海更大的发展前途，巨野事件是德意志帝国在东亚取得属地的机会。占领胶州湾“不会使东方任何人惊异，因为一切人早已料到这件事”（《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154页）。从1895年起德国就企图夺占中国沿海一个港口作为侵华基地，但没有选定合适地点。安治泰的意见对威廉起了很大的作用。当他了解到胶州湾内有安全的停泊地，附近有煤田，气候良好宜于欧洲人居住等条件后，于是在11月底召开会议，作出用武力夺取胶州湾的决定。安治泰在晋见德皇的同时，又写信给德国外交部，拟就了巨野教案要求中国政府赔偿德国的条款三款：1、赔偿我们遭破坏的和被抢走的全部损失；2、偿还由于这个事件所产生的一切支出；3、在欧洲建筑师的领导下，建两座教堂，它们应该像济宁正在建造的教堂那样大。每个教堂都应挂有中国皇帝题词“敕建天主堂”，“以受切实保护，绝不允许再遭破坏”（R·Hartwich，steyeerMissionaryinChina1879—1903年第330页）。这些条款成为1898年3月6日清政府同德国政府签订的关于巨野教案协议的蓝本。德国政府借口巨野教案强占了胶州湾。在整个过程中，安治泰起了急先锋的罪恶作用。为此他得到了德皇威廉二世和巴伐利亚摄政王路易得保德很高的评价和嘉奖，甚至得到巴伐利亚王室封给他贵族的称号。这正暴露了这个披着宗教外衣的传教士的伪善面目，是疯狂瓜分中国领土的帝国主义分子。已故的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邵循正认为圣言会主教安治泰是“山东的太上皇、压迫人民的恶霸，千万胶澳事件的罪魁”（邵循正：《19世纪帝国主义在华天主教保护权的争夺》，载于《光明日报》1951年7月10日）。这是对安治泰狰狞面目的真实写照。
德国强占胶州湾后，山东驻有德国军事力量。因此传教士可以直接请求驻青岛的守军，镇压山东人民的反抗。安治泰承认，德国占领胶州湾是山东人民反教斗争显著增多的“第一个主要原因”（J·Heeren：OnTheShantongFront，第110页）。由此可见，它无疑是反教斗争的动员令。
传教士插手中国官场，干涉中国内政在十九世纪末的中国已是司空见惯，在山东也不例外，甚至更为突出。安治泰捞得二品顶戴后，和督抚平起平坐，对总理衙门办事大臣视为书吏，对地方官更以上司自居，公然命令山东各级地方官服从教堂指示。圣言会的不少传教士经常挟持官府，欺压人民。1899年3月4日，清政府在传教士的压力下，为迎合列强的旨意，竟然拟定《地方官接待教士章程》，正式规定“总主教或主教其品位既与督、抚同，应准其请见督抚。……即督抚司道府厅州县各官亦按照品秩以礼相答”（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第137卷，第6页）。根据这个章程，传教士在品秩上与清政府官员分别同级，这显然是助长了传教士的嚣张气焰，抬高了他们的身价。许多教堂还建立反动武装。如武城十二里庄、禹城韩庄、平阴白云峪等教堂均拥有快枪百余杆，其中有的还私藏大炮（《署理山东巡抚袁世凯折》，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东昌府有一百二十座教堂“自购军械”（佐原笃介：《拳匪纪事》）。外国传教士也不断包揽词讼，甚至私设刑庭，欺压百姓。如山东省汶上县教民在外国传教士指使下，“聚百余人捆缚平民，口称拿获红拳会，擅送济宁教堂，并有殴人勒索情事”（《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在处理教民案件的过程中，地方官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往往“袒教抑民”，以致造成普遍的“民冤不伸”和教民“理屈者不以为屈，杀人者亦不抵罪”的局面（《皇朝政典类纂》第490卷，第9页）。传教士也强行摊派差役，“需索骚扰，片纸下乡，中业倾产”（《泰安府禀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十日到》《泰安府属剿办拳匪卷》）。他们又擅自收税，“山东州（邹）县西南乡教堂教士向商贾收税，苛虐异常”（《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册，第3929页）。传教士“至必官为护送，马夫支应，恒取于民”（《兰山县王小斋与孙蕙生书》）。传教士还勾结和扶植地主恶霸势力，以便共同鱼肉人民。如山东清平县，有左、王两族大地主，钱粮占全县之半，他们加入天主教后，不缴漕征，高利剥削平民，“官以奉教也，亦无奈之何”（《义和团拳始乱记》，《西巡大事本末记》，卷2）。
外国传教士还参与对山东人民的经济掠夺。他们强占人民的土地房屋。如1861年天主教教士江罗思在济南假造地契，霸占十三亩六分土地和民房三百多间，强修教堂。外国传教士们“在其道站所在地区购置田地，然后用苛刻的条件出租给附近农民，几乎和中国封建主一模一样。（福森科著：《瓜分中国的斗争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外国传教士还从事商业投机活动，甚至放高利贷盘剥人民。如郯县神山教堂，德国传教士戈巴德和布恩溥勾结起来，囤积大批粮食，乘粮价高时牟取暴利”（《山东省志资料》1960年第2号第96页）。滕县美籍传教士放高利贷给贫苦农民，进行剥削。美国传教士郭显德在烟台市玉皇顶一带买田数十亩，“建造工厂，栽种果林”。另一传教士马茂兰在烟台设马兰公司，经营花边、发网、绒线、印刷、西药等，对中国输出资本。当时有人说：“自有花边工业的人来，教会大富。”（连警斋：《郭显德牧师行传全集》，附《山东长老会概况》第276、275页）
干尽坏事的圣言会主教安治泰对中国人民欠下的血债是抵赖不掉的。传教士们在山东的种种罪恶行径，中国人民也是不会忘记的。正是他们的罪行，使山东人民亲眼看到和感受到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狰狞面目。于是反教会斗争就成为当时山东人民自发反帝爱国运动的主要斗争形式，在此基础上，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了。
但山东义和团的斗争不是开始于帝国主义军事、经济势力庞大的山东半岛沿海各地，而是开始于帝国主义还没有大规模渗透的鲁西南和鲁西北地区；并且自始至终以反对外国教会为主要形式。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外国教会的入侵、洋教士作为山东社会的一种罪恶势力的存在，是促使山东义和团运动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中国近代，西方基督教的传入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同步进行，其规模之大、教派之多都是以往任何时候都无法比拟的。殖民主义者纷纷把宗教作为他们推行侵略政策的有力工具和开路者，用传教士来实现其军事、政治和经济侵略的目的。传教士在中国凭借着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特权的保障，以及受到“自1842年以来就络绎不绝的外国军舰的赤裸裸的武力”的支持（丹特：《美国人在东亚》）。他们已成为近代中国社会中一股特殊的势力。传教士们扬言，要在中国“每一个山头和每一个山谷中都设立起光辉的十字架”（1868年蒲公使团在纽约发言，见张力等编纂《中国教案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25页），在华宗教渗透。十九世纪末，在中国的欧美天主教、基督教、沙俄东正教等外籍传教士共有3200多人。据《中华归主》一书记载，截至1900年，山东全省108个州县中，已有72个州县有基督教会的活动，设立总堂达27所。山东的天主教、基督教设有教堂“共大小一千三百余处，教士一百五十余人，各洋人文牍、函电几无日无之”（《养寿园奏议》（未刊本），卷4）。十九世纪末，天主教在山东分为北境、南境、东境三个教区。北境总堂设在济南，南境总堂设在兖州，东境总堂设在烟台。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到处都是传教士的足迹，遍布着帝国主义的侵略据点。这样一支庞大的教会侵略势力，积极为西方殖民主义服务，自然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外国传教士在山东各地的罪恶行径，促发了反洋教斗争的开展。
传教士在列强争夺中国势力范围的斗争中，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天主教圣言会的传教士安治泰为德国占领胶州湾竭尽全力。他搜集情报、出谋划策、制造舆论、物色基地、挑选时机、制造借口等无所不为。天主教圣言会及安治泰的劣迹和德国借口巨野教案强占胶州湾，激起群众的无比愤慨，它们直接引发了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山东原是受法国保护的天主教方济各会的教区，德国在荷兰史泰勒成立了圣言会。1879年派安治泰和福若瑟两名教士来华传教。安治泰在香港学习中国语文将近一年，就搭船前来烟台。这位“干练、伶俐、狡猾”的传教士，利用途经上海的机会，拜见了德国总领事，提出“有在中国成立一个规模较大的德国天主教的意图”（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第298页）。安治泰怀有为德国扩张势力的极大野心，在分得山东省南部曹州、济宁直隶州、兖州及沂州及其所属各县为圣言会教区以后，力图摆脱法国的保护而归附德国。此举于1891年终于得到罗马教皇的批准。安治泰在19世纪80年代获得圣言会主教教职后，一面招致大批德籍教士来山东，一面又不择手段地吸收地痞恶棍入教来扩大圣言会在山东的势力。圣言会归德国保护后，安治泰通过德国使馆向清政府要求官阶，1893年他得到了三品顶戴，第二年又获得二品顶戴（《教务教案档》第5辑，第575页），与中国总督、巡抚平行。
作为德国政府的忠实奴仆，安治泰对德国政府侵华野心十分清楚。他早在1896年就怂恿德国瓜分中国。他“激烈地要求政府为教会的利益做一次有力的行动”（《德国外交部档案》第14卷，转引自《义和团运动史论丛》，第131页）。他利用教士云游四方之便，多方收集情报、查勘地形、了解政情民情，积极为德国统治集团侵华出谋划策。德皇威廉二世说：“在华的天主教会，无时不受到我的支持。安治泰主教回到柏林，时常作我的座上客，他以中国的各项重要事情报告我。”（《义和团运动史论丛》第130页）1897年安治泰曾向德国政府“申说占领胶州是个重要关键的问题，不但有关在华教会的发展，而且有关教会的存亡”（阿里尔：《中国的扰乱》第83页，转引自《义和团运动史论丛》第131页）。1897年11月巨野教案发生时，安治泰正在荷兰史泰勒，他闻讯后立即来到柏林，要求德国外交部乘机夺取胶州湾，他说：“我们现在应该利用机会占据胶州，它对我们在各方面是个最好的、最能发展的据点”。他还觐见德皇威廉二世，强调胶州湾有比上海更大的发展前途，巨野事件是德意志帝国在东亚取得属地的机会。占领胶州湾“不会使东方任何人惊异，因为一切人早已料到这件事”（《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154页）。从1895年起德国就企图夺占中国沿海一个港口作为侵华基地，但没有选定合适地点。安治泰的意见对威廉起了很大的作用。当他了解到胶州湾内有安全的停泊地，附近有煤田，气候良好宜于欧洲人居住等条件后，于是在11月底召开会议，作出用武力夺取胶州湾的决定。安治泰在晋见德皇的同时，又写信给德国外交部，拟就了巨野教案要求中国政府赔偿德国的条款三款：1、赔偿我们遭破坏的和被抢走的全部损失；2、偿还由于这个事件所产生的一切支出；3、在欧洲建筑师的领导下，建两座教堂，它们应该像济宁正在建造的教堂那样大。每个教堂都应挂有中国皇帝题词“敕建天主堂”，“以受切实保护，绝不允许再遭破坏”（R·Hartwich，steyeerMissionaryinChina1879—1903年第330页）。这些条款成为1898年3月6日清政府同德国政府签订的关于巨野教案协议的蓝本。德国政府借口巨野教案强占了胶州湾。在整个过程中，安治泰起了急先锋的罪恶作用。为此他得到了德皇威廉二世和巴伐利亚摄政王路易得保德很高的评价和嘉奖，甚至得到巴伐利亚王室封给他贵族的称号。这正暴露了这个披着宗教外衣的传教士的伪善面目，是疯狂瓜分中国领土的帝国主义分子。已故的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邵循正认为圣言会主教安治泰是“山东的太上皇、压迫人民的恶霸，千万胶澳事件的罪魁”（邵循正：《19世纪帝国主义在华天主教保护权的争夺》，载于《光明日报》1951年7月10日）。这是对安治泰狰狞面目的真实写照。
德国强占胶州湾后，山东驻有德国军事力量。因此传教士可以直接请求驻青岛的守军，镇压山东人民的反抗。安治泰承认，德国占领胶州湾是山东人民反教斗争显著增多的“第一个主要原因”（J·Heeren：OnTheShantongFront，第110页）。由此可见，它无疑是反教斗争的动员令。
传教士插手中国官场，干涉中国内政在十九世纪末的中国已是司空见惯，在山东也不例外，甚至更为突出。安治泰捞得二品顶戴后，和督抚平起平坐，对总理衙门办事大臣视为书吏，对地方官更以上司自居，公然命令山东各级地方官服从教堂指示。圣言会的不少传教士经常挟持官府，欺压人民。1899年3月4日，清政府在传教士的压力下，为迎合列强的旨意，竟然拟定《地方官接待教士章程》，正式规定“总主教或主教其品位既与督、抚同，应准其请见督抚。……即督抚司道府厅州县各官亦按照品秩以礼相答”（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第137卷，第6页）。根据这个章程，传教士在品秩上与清政府官员分别同级，这显然是助长了传教士的嚣张气焰，抬高了他们的身价。许多教堂还建立反动武装。如武城十二里庄、禹城韩庄、平阴白云峪等教堂均拥有快枪百余杆，其中有的还私藏大炮（《署理山东巡抚袁世凯折》，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东昌府有一百二十座教堂“自购军械”（佐原笃介：《拳匪纪事》）。外国传教士也不断包揽词讼，甚至私设刑庭，欺压百姓。如山东省汶上县教民在外国传教士指使下，“聚百余人捆缚平民，口称拿获红拳会，擅送济宁教堂，并有殴人勒索情事”（《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在处理教民案件的过程中，地方官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往往“袒教抑民”，以致造成普遍的“民冤不伸”和教民“理屈者不以为屈，杀人者亦不抵罪”的局面（《皇朝政典类纂》第490卷，第9页）。传教士也强行摊派差役，“需索骚扰，片纸下乡，中业倾产”（《泰安府禀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十日到》《泰安府属剿办拳匪卷》）。他们又擅自收税，“山东州（邹）县西南乡教堂教士向商贾收税，苛虐异常”（《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册，第3929页）。传教士“至必官为护送，马夫支应，恒取于民”（《兰山县王小斋与孙蕙生书》）。传教士还勾结和扶植地主恶霸势力，以便共同鱼肉人民。如山东清平县，有左、王两族大地主，钱粮占全县之半，他们加入天主教后，不缴漕征，高利剥削平民，“官以奉教也，亦无奈之何”（《义和团拳始乱记》，《西巡大事本末记》，卷2）。
外国传教士还参与对山东人民的经济掠夺。他们强占人民的土地房屋。如1861年天主教教士江罗思在济南假造地契，霸占十三亩六分土地和民房三百多间，强修教堂。外国传教士们“在其道站所在地区购置田地，然后用苛刻的条件出租给附近农民，几乎和中国封建主一模一样。（福森科著：《瓜分中国的斗争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外国传教士还从事商业投机活动，甚至放高利贷盘剥人民。如郯县神山教堂，德国传教士戈巴德和布恩溥勾结起来，囤积大批粮食，乘粮价高时牟取暴利”（《山东省志资料》1960年第2号第96页）。滕县美籍传教士放高利贷给贫苦农民，进行剥削。美国传教士郭显德在烟台市玉皇顶一带买田数十亩，“建造工厂，栽种果林”。另一传教士马茂兰在烟台设马兰公司，经营花边、发网、绒线、印刷、西药等，对中国输出资本。当时有人说：“自有花边工业的人来，教会大富。”（连警斋：《郭显德牧师行传全集》，附《山东长老会概况》第276、275页）
干尽坏事的圣言会主教安治泰对中国人民欠下的血债是抵赖不掉的。传教士们在山东的种种罪恶行径，中国人民也是不会忘记的。正是他们的罪行，使山东人民亲眼看到和感受到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狰狞面目。于是反教会斗争就成为当时山东人民自发反帝爱国运动的主要斗争形式，在此基础上，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了。
参考资料：光明日报
第2个回答 2009-01-24
军：咸丰二年（1852），淮北地区的毫县等地大旱，民不聊生，农民纷纷入捻。11月，捻军的著名首领张乐行率领捻众劫狱，营救被捕的捻子，威名大振，各地捻子纷纷来投，捻军声势日益壮大。咸丰五年（1855），张乐行召集各地捻子在雉河集会盟，揭竿而起。大家一致推举张乐行为盟主，称他为“大汉明命王”，建立黄、红、蓝、白、黑旗军制，宣布信条，人数达十万人之众，从此捻军成为北方反清武装的主力。咸丰七年（1857），张乐行接受太平天国的印信，从此改用太平天国的旗帜，蓄长发，洪秀全封张乐行为沃王。捻军以雉河集为根据地，四处出击牵制清军，他们运用打圈圈的战术，是敌人的马队找不着、摸不着，疲于奔命，清军急得焦头烂额。
回答者： kelvin0515 - 兵卒 一级 1-22 13:33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首先兴起于山东，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极其复杂、深远的因素。甲午战争后，备受日军蹂躏的山东人民，在帝国主义阴谋瓜分中国的狂潮中首当其冲。列强疯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清政府的无情搜刮，连年不断的天灾人祸，已逐渐把人民逼到死亡线上。特别是洋教猖獗，教案频繁，地方官又不能秉公持平办理，进一步加剧了本已十分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使苦不堪言的广大群众义愤的怒火愈燃愈烈。
但山东义和团的斗争不是开始于帝国主义军事、经济势力庞大的山东半岛沿海各地，而是开始于帝国主义还没有大规模渗透的鲁西南和鲁西北地区；并且自始至终以反对外国教会为主要形式。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外国教会的入侵、洋教士作为山东社会的一种罪恶势力的存在，是促使山东义和团运动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中国近代，西方基督教的传入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同步进行，其规模之大、教派之多都是以往任何时候都无法比拟的。殖民主义者纷纷把宗教作为他们推行侵略政策的有力工具和开路者，用传教士来实现其军事、政治和经济侵略的目的。传教士在中国凭借着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特权的保障，以及受到“自1842年以来就络绎不绝的外国军舰的赤裸裸的武力”的支持（丹特：《美国人在东亚》）。他们已成为近代中国社会中一股特殊的势力。传教士们扬言，要在中国“每一个山头和每一个山谷中都设立起光辉的十字架”（1868年蒲公使团在纽约发言，见张力等编纂《中国教案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25页），在华宗教渗透。十九世纪末，在中国的欧美天主教、基督教、沙俄东正教等外籍传教士共有3200多人。据《中华归主》一书记载，截至1900年，山东全省108个州县中，已有72个州县有基督教会的活动，设立总堂达27所。山东的天主教、基督教设有教堂“共大小一千三百余处，教士一百五十余人，各洋人文牍、函电几无日无之”（《养寿园奏议》（未刊本），卷4）。十九世纪末，天主教在山东分为北境、南境、东境三个教区。北境总堂设在济南，南境总堂设在兖州，东境总堂设在烟台。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到处都是传教士的足迹，遍布着帝国主义的侵略据点。这样一支庞大的教会侵略势力，积极为西方殖民主义服务，自然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外国传教士在山东各地的罪恶行径，促发了反洋教斗争的开展。
回答者： kelvin0515 - 兵卒 一级 1-22 13:33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首先兴起于山东，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极其复杂、深远的因素。甲午战争后，备受日军蹂躏的山东人民，在帝国主义阴谋瓜分中国的狂潮中首当其冲。列强疯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清政府的无情搜刮，连年不断的天灾人祸，已逐渐把人民逼到死亡线上。特别是洋教猖獗，教案频繁，地方官又不能秉公持平办理，进一步加剧了本已十分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使苦不堪言的广大群众义愤的怒火愈燃愈烈。
但山东义和团的斗争不是开始于帝国主义军事、经济势力庞大的山东半岛沿海各地，而是开始于帝国主义还没有大规模渗透的鲁西南和鲁西北地区；并且自始至终以反对外国教会为主要形式。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外国教会的入侵、洋教士作为山东社会的一种罪恶势力的存在，是促使山东义和团运动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中国近代，西方基督教的传入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同步进行，其规模之大、教派之多都是以往任何时候都无法比拟的。殖民主义者纷纷把宗教作为他们推行侵略政策的有力工具和开路者，用传教士来实现其军事、政治和经济侵略的目的。传教士在中国凭借着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特权的保障，以及受到“自1842年以来就络绎不绝的外国军舰的赤裸裸的武力”的支持（丹特：《美国人在东亚》）。他们已成为近代中国社会中一股特殊的势力。传教士们扬言，要在中国“每一个山头和每一个山谷中都设立起光辉的十字架”（1868年蒲公使团在纽约发言，见张力等编纂《中国教案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25页），在华宗教渗透。十九世纪末，在中国的欧美天主教、基督教、沙俄东正教等外籍传教士共有3200多人。据《中华归主》一书记载，截至1900年，山东全省108个州县中，已有72个州县有基督教会的活动，设立总堂达27所。山东的天主教、基督教设有教堂“共大小一千三百余处，教士一百五十余人，各洋人文牍、函电几无日无之”（《养寿园奏议》（未刊本），卷4）。十九世纪末，天主教在山东分为北境、南境、东境三个教区。北境总堂设在济南，南境总堂设在兖州，东境总堂设在烟台。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到处都是传教士的足迹，遍布着帝国主义的侵略据点。这样一支庞大的教会侵略势力，积极为西方殖民主义服务，自然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外国传教士在山东各地的罪恶行径，促发了反洋教斗争的开展。
第3个回答 2009-01-22
捻军：咸丰二年（1852），淮北地区的毫县等地大旱，民不聊生，农民纷纷入捻。11月，捻军的著名首领张乐行率领捻众劫狱，营救被捕的捻子，威名大振，各地捻子纷纷来投，捻军声势日益壮大。咸丰五年（1855），张乐行召集各地捻子在雉河集会盟，揭竿而起。大家一致推举张乐行为盟主，称他为“大汉明命王”，建立黄、红、蓝、白、黑旗军制，宣布信条，人数达十万人之众，从此捻军成为北方反清武装的主力。咸丰七年（1857），张乐行接受太平天国的印信，从此改用太平天国的旗帜，蓄长发，洪秀全封张乐行为沃王。捻军以雉河集为根据地，四处出击牵制清军，他们运用打圈圈的战术，是敌人的马队找不着、摸不着，疲于奔命，清军急得焦头烂额。
第4个回答 2009-01-22
义和团运动 （呵呵 来个颠覆的）
是一群流氓，是他们造成了辛丑条约。
至于为什么嘛？讲了你也不敢写
是一群流氓，是他们造成了辛丑条约。
至于为什么嘛？讲了你也不敢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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