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我国财政收入的规模与支出的规模结构有哪些问题

如题所述

　　根据瓦格纳法则等对财政支出规模的一般性描述，财政支出规模(或者说，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发展变化的一般趋势是随着人均GDP的增长而上升，达到一定水平则相对稳定;同时，由于各国国情的不同，因而不同的国家以及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发展时期，这一比重的高低也是不同的。我国财政支出占GDP
比重的发展变化有本身的特殊性。

　　改革开放后我国财政支出绝对数除1980、1981两年负增长外，其余年份都是增长的，而且增长速度不算很慢，财政支出增长率基本上是一条波折上升的曲线，有的年份波折度较大。但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运行则是另外一种情形。1995年以前，由于财政支出增长速度慢于GDP增长速度，导致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一路下滑，1996年才停止下滑，1997年开始回升，而且回升速度较快。因此，改革开放后，我国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运行的曲线呈现先逐年下滑而后又逐年回升的特征，这种发展变化的趋势体现了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征。

　　在经济体制改革前，我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是比较高的，这是由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决定的。一方面，实行“低工资、高就业”政策，在GDP的初次分配中，个人所占的比重较小，同时许多个人生活必需品由国家低价乃至无偿供给;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利润乃至折旧基金几乎全部上缴国家，相应地，它们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投资乃至更新改造投资都由国家拨付。简而言之，在改革前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国家扮演了一个总企业家和总家长的角色，这种角色在GDP分配上的体现，便是实行“统收统支”制度，既然要“统”，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就必然较高。经济体制改革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经济改革首先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调动起千千万万个微观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使社会主义经济充满勃勃生机，为实现这一目标，实行放权让利政策显然是一个必要条件。因此，在改革之初，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向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和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阶段。与此相对应，财政收入增长放慢了，许多项目的支出(特别是预算内基本建设支出)便在财政支出账上或多或少有所缩小，有的甚至消失了，由此导致财政支出增长弹性和增长边际倾向的下降，进而导致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出现逐步下滑的趋势。而且我国列入预算内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下滑的速度过快，下降的幅度过大，1979—1985年17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

　　但是，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逐年下滑并不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我国经济改革初期之所以逐年下降，是因为改变了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局面，调整政府职能和分配格局，激发经济活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一旦经济体制迈上市场经济的运行轨道，随着经济改革的逐步到位和GDP的加快增长，上述逐年下滑的趋势理应逆转，改革之初财政支出比重下降的趋势会在某一时点中止，转而趋于回升。我国财政支出增长弹性边际倾向以及由二者决定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都在1996年停止下降，1997年开始回升，特别是自1998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以后，回升速度较快。我国目前的财政支出增长弹性和边际倾向已远远超出美国，这是未来我国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继续增长的重要因素。

　　影响财政支出规模的宏观因素。

　　答：为探讨财政支出的合理规模，必须从分析影响财政支出规模的因素入手。参照前人的规范性分析并结合本国财政支出发展变化的现实情况，寻求本国财政支出的最佳规模。归纳起来，经常影响财政支出规模的宏观因素有经济性因素、政治性因素和社会性因素三个方面：

　　(1)经济性因素。主要指经济发展的水平、经济体制以及中长期发展战略和当前经济

　　政策等。关于经济发展的水平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如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的分析，说明了经济不同发展阶段对财政支出规模以及支出结构变化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决定财政支出规模的明显例证，是经济发达国家高于发展中国家。总体来说，我国长期内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制仍处于转轨过程中。从经济性因素来看，我国在经济改革之初曾导致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下滑，这是财政为经济改革必须付出的成本和代价。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和经济稳定的增长，财政收入增长加快了，但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夯实基础设施等先导产业、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科学教育，保护生态环境、扩大就业领域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任务，却十分迫切和十分繁重，而且需要同时并举。这就要求在一段时间内仍然需要适度提高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因而财政收入增长的可能性和财政支出规模增长的必要性，将是今后一段时间内财政运行的主要矛盾。

　　(2)政治性因素。政治性因素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局是否稳定;二是政体结构和行政效率;三是政府干预政策。关于政局稳定问题，皮科克与怀斯曼的分析已有所分析，当一国发生战争或重大自然灾害等突发性事件时，财政支出的规模必然会超常规的扩大，而且事后一般难以降到原来的水平。政体结构和行政效率首先是和一国的政治体制和市场经济模式有关。一般来说，倾向于集中的单一制国家，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高一些，倾向于分权的联邦制国家则相对低一些，北欧各国由于政府包办高福利而导致财政支出规模最高;行政效率则涉及政府机构的设置问题，若一国的行政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经费开支必然增多，这是确定无疑的。政府的经济干预政策也是影响财政支出规模的重要因素。显然，政府通过法律和行政的手段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与通过财政等经济手段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具有不同的资源再配置效应和收入再分配效应，如通过政府管制和政府法令进行经济干预，并未发生政府的资源再配置或收入再分配活动，即财政支出规模不变。不同财政手段的干预效应也是不同的。比如，财政资金的全额投资可以带动社会的配套资金是无疑的，但如果采取财政贴息、财政补贴和税收支出等手段投入，则可能以少量的财政资金诱发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并引导社会资金的使用方向，即发挥所谓“四两拨千斤”的效应。

　　(3)社会性因素。如人口、就业、医疗卫生、社会救济、社会保障以及城镇化等因素，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财政支出规模。在发展中国家人口基数大、增长快，相应的义务教育、卫生保健、社会保障、失业和贫困救济、生态环境保护以及城镇化等支出的增长压力便大。比如，我国在尚未实现工业化之前人口的老龄化已经来临，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增加迫切要求加快城镇化速度，加快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国有企业改革带来大量职工下岗失业等等，诸如此类的许多社会问题，会对财政支出不断提出新的需求，构成扩大财政支出规模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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