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西游记你领悟到了什么?

如题所述

孙悟空开始的师傅是道家，后以唐僧为师，但孙悟空并不容于道家，也与真正的佛教立场有别。原因就在于孙悟空的性格是要在现实中真正实现正义，这是儒家的立场，从而与佛老有别。这个立场一直贯穿在孙悟空从“大闹天宫”，到去“西天取经”路上的斩妖除魔，乃至即使成佛后，也是“斗战胜佛”这样一个描述中。他的优点是正直、不畏强权不畏邪恶势力而实现正义。缺点是“自大”和“无法无天”。这都是儒家社会中产生出的老问题和新问题，是儒教社会如何解决其长期存在的精神和社会问题的反映。如果制度不能实现正义，那么，他自己就是实现正义的力量；如果制度以“上天”的名义支配世界，但既存的上天观念系统本身却并不正义，那他就敢“大闹天宫”。同样的原因下，它也敢挑战佛祖。相比之下，《水浒传》《三国演义》和《红楼梦》就远不彻底，甚至迷盲了；从早期三代中就已经出现的“怨天尤人”，最终演变成孙悟空性格。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孔子为解决“怨天尤人”的问题，强调了诉求仁义之道的基本立场，但无论从制度，还是从精神问题都并非完全解决了问题（包括“生死”的精神问题，孙悟空“砸阎王殿”的隐喻）。这一点正是中国社会何以在魏晋南北朝后逐步接受了佛教，道家何以道教化，以及儒教何以开始一个在非常复杂的考虑中去“以儒化佛老”，从而形成明清时代三教合流的重要思想原因。但即使这样，中国人的精神问题实际仍然没有真正解决。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历史。《西游记》是这个思想文化历史背景的产物和艺术化的表现。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孙悟空“石猴”出身的隐喻，反映着一个更加诉求独立个体价值的人在面对社会和世界中的精神、思想和社会问题，尤其是与儒教社会中血亲伦理的矛盾。普通社会关系中的个体和个体间关系的规则和正义，是中国社会传统中不断产生其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历史问题。与明中叶开始的工商业社会的发展相联系的是，个体价值的承认和尊重，以及公共正义为诉求。如果社会日益把人看作是作为个体的人来相互交往，那么，它如何处理与强调血亲伦理关系的社会传统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如果以艺术夸张的方式来表现，就成了《西游记》中孙悟空区别于“胎生”的“石猴”出身形象。儒教本可以在精神上以人同为“上天子民”，从而相互展现个体间的“民胞物与”“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爱友善及合作关系。在宋明儒，这个思想从先儒那里强调出来，但并未真正落实为政治社会制度的新重建。宋明儒所重建的制度仍然是政治专 制制度及其伦常秩序的高度理性化。所以，它并不真正能够实现儒家仁义之道的基本价值和立场。于是，个体与血亲伦理的关系、与政治社会关系的正义问题就存在许多的矛盾和冲突。它常常使个体在精神上陷入孤独、好斗和与制度的紧张关系。个体需要新的意识形态和真正实现仁义的正义制度，但思想家没有实现真正的精神和社会重建。我们看到，可以说，中国整个现代思想史无非是孙悟空性格及其问题在真实历史中产生、呈现和解决的历史，从孙中山的“革命”，到“五四”和鲁迅的激烈批判、孤寂和彷惶，再到毛的斗争哲学和政治而达到顶峰。它既意义重大，又问题多多。一个反叛传统的人又如何能够真正在精神、性格和社会关系，以及与家庭的关系中确立起真正的新形态。鲁迅式的批判是孙悟空版本的“大闹天宫”和“西天取经”路上的“斩妖除魔”。鲁迅们批判多于建设，迷盲大于成熟。鲁迅并没有真正超过孙悟空。如果孙悟空的“斗战胜佛”路线在宗教精神的可能性上是值得怀疑的，那么，什么样的精神形态可以拯救鲁迅，和拯救我们。 多年来，对《西游记》研究被置于“四大名著”研究之末，而且学界多无真正建树，这个状况应当改变。它的价值即使不排在《红楼梦》之前，那也应当排在第二。可以说《西游记》作者以惊人的勇气和卓越的才华，把中国古代特别是明清时代宗教矛盾和精神问题全景式地呈现出来了，也是中国现代思想和问题的真正滥觞。你可以绕过《红楼梦》的情感哀怨和迷盲，也可以绕过《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制度背景，但你无法绕过《西游记》提出的中国人的精神和基本性格问题。这就是《西游记》对我们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正值暑假期间，我愿意向中国所有爱读书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们推荐这本书及其电视剧。我想告诉他们，为正义而斗争是中华民族的真正传统。我也愿意向电影电视界提出重拍《西游记》的倡议。因为它的意义被低估了。鉴于繁重的儒学研究任务，我不打算涉及更多的文学研究问题，但我要为《西游记》研究说说话。作为今天的儒学家，我不能不说我们在精神世界所作的努力，应当也必须对《西游记》的问题意识做出回应。那是一部我们在精神和性格上无法真正绕开的伟大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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