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古希腊，赫拉克利特就曾经从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把审美经验理解成人对于具有美的性质的“波流”的感知，认为每一种事物都在不断地发散着波流，当波流冲击人的感官时，就会压紧它与感官之间的空气，其影像便会铭刻在人的感官上。只是感官的快感是短暂的、低级的且永远无法满足，而“大的快乐来自于对于美的作品的瞻仰”，所以人们应当拒绝一切无益的享乐。
在柏拉图心目中，审美经验是对于“上界”的回忆。他认为，每个人在出生之前，他的灵魂就已经历过“永恒的真实界”；灵魂一旦依附于肉体，它原来的真纯本色就会被蒙蔽。只有小部份人在特定情境下才会“神灵”附体，进入到一种虔诚、敬畏和神迷的状态。柏拉图把审美经验界定为一种前世经验的回忆，审美就是从“尘世的美”如“一个有神明相的面孔，或者美本身的一个成功的仿影”，回忆起“上界里真正的美”。在回忆的过程中，由于感官和心理因素的共同作用，人既感到“上界”极其伟大恢弘，也能产生一定的快感，“美就是由视觉和听觉产生的美感”。
亚里士多德从两个方面否定了柏拉图的“回忆说”，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古希腊的审美经验理论。他首先从人的心理结构与功能出发，提出“灵魂论”，认为灵魂是使人的身体成为有机整体并具有相应心理特征的东西；依照其进化程度，可以分为“营养的灵魂”(如植物的灵魂)、“感觉的灵魂”(如动物的灵魂)、“理性的灵魂”(人的灵魂)。灵魂之于身体，如同笛声之离不开笛子。同时，灵魂又是运动不居的，高级的灵魂总是超越、包含了低级的形态，人的“理性的灵魂”也包括了“感觉知觉”、“公共感觉”、“想象”、“记忆”、“理性”等层次。
亚里士多德建立了完整的“快感论”，强调快感只是感觉思维本身的“后加之物”，它不能单独产生，总是与感觉思维联系在一起，并随着感觉思维的活跃而增强，随着感觉思维的减弱而减弱。对于美的事物的经验，人们不仅依靠感觉、回忆，而且还要依靠思维，而真正的快感就是心灵和智慧的快感，它来自于人的“自我觉识”即从审美对象中看到自己的理性、道德、才能和智慧，这才是人的快感的实质。由此，亚里士多德把审美经验归结为显现人的自我本质的实践活动，不仅看到审美经验作为精神活动的极其复杂的一面，也看到审美经验实际是人在生物进化过程中超越于一般动物的本质显现。
古罗马的普洛丁(Plotinus)既是古罗马时代希腊哲学的殿军，又是新柏拉图主义的领袖人物。他继承柏拉图学说，把“理式”看作是最高级、三位一体的真善美，把审美经验界定为必须依靠心灵才能观照的美的理式。他把美分为两类：感官接触到的美是最低级的，人们的事业、行动、风度、学问和品德等属于从感觉上升到比较高的领域的美，而纯粹理式的美才是最高级的形态，“要观照这种美，我们就得向更高处上升，把感觉留在下界”，“见到这种美所产生的情绪是心醉神迷，是惊喜，是渴念，是爱慕和喜惧交集。”
欧洲中世纪最大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Aquinas）研究审美经验，为了进一步证明上帝的至高无上性。在他看来，美是通过感官来接受的，是感性的；审美经验是对于美的事物的直接的、不假思索的感知，“所以美在于适当的比例。感官之所以喜爱比例适当的事物，是由于这种事物在比例适当这一点上类似感官本身。感觉是一种对应，每种认识能力也是如此。认识须通过吸收，而所吸收进来的是形式，所以严格地说，美属于形式因的范畴”。审美经验就是以人的感官的比例适当来认同事物的比例适当，这个认同过程也是从外在事物中发现人的特征的过程。
16～17世纪，随着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兴起和新兴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强调感性经验是知识来源的观念日益盛行。经验派心理学创始人之一霍布思(T.Hobbes)，在《巨鲸》一书中把人的想象力和判断力联系起来，认为前者用来求同，后者用来辨异，并且彼此互相补充。
英国经验主义的集大成者休谟(D.Hume)，提出了一个概念——“人心的特殊结构”，认为“由于内心体系的本来构造，某些形式或性质就能产生快感。”在休谟看来，大千世界中真正的存在，只是人的感觉与知觉，感知之外的世界——不管是物质的实体还是精神的实体都是不可知的，所以“美不是事物本身的属性，它只存在于观赏者的心里”，即是某种现状在人心上所产生的效果，而这种效果之所以产生，乃是由于人心本身的特殊构造。
康德，在西方美学史上第一次深刻分析了审美愉快的心理结构，看到了审美愉快的两方面成因，即合目的的形式与主体心意能力(想象力和知性)的互相协调、自由活动，认为这两方面互相契合，就会形成审美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