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和文类 的区别

　　文体，含义有二。 一是指文章、文学作品的体裁。我们常说的文体指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 二是文娱和体育的合称。
　　文类就是文章的分类，它的基本形式是文学的问题类别。常用三分法或四分法，即叙事文学、抒情文学和戏剧文学，或者诗歌、小说、散文、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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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阅读:

　　一、文学分类的原则
　　通常认为，文体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种文学作品类型，是作品群的内在与外在的统一形式，是作品存在必要的、普遍形式。就是说，文学通过体裁而把内容物质化，成为揭示文学的不同类别变化的形式结构。[1]每一种文体都有其独有的审美特征，决定这些特征的最主要因素是文学语言的审美表现性，如语言的表现功能、节奏和韵律就是区分文体的标志；其次是描写对象的不同，叙事性文体如小说与抒情性文体如诗歌的描写对象就有区别；第三是容量，不同的文体容量如篇幅、规模、场景、人物等都不大一样。文体的分类遵循着一定的原则，如西方通行的抒情类、叙事类、戏剧类着眼于文学种类的性质，而我国流行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四分法注重的是作品的形态。
　　俄国文学理论家维谢洛夫斯基（A.Veselovsky,1838-1906）在《历史诗学》一书中曾经探讨了西方文学中几种主要文体的起源。按照他的看法，在人类原始文化初期，存在着各种艺术混为一体的现象，他称之为“混合艺术”。这种艺术是有节奏的表演、歌舞和语言因素的结合。起初歌词只是偶然的即兴的叫喊，慢慢地被赋予意义，诗歌的雏形便产生了。其中抒情诗来自合唱歌曲中情感激昂的呼喊，最简朴的形式是即兴的两句诗或四句诗。叙事诗的萌芽是故事的吟诵和演唱，后来按传说的年代顺序或根据故事的内在结构编织在一起，则成为叙事诗文体。戏剧的起源比较复杂，大体可以推断是从不同的礼仪和祭祀中逐步发展起来的。维谢洛夫斯基的说法可以作为参考。
　　二、文学分类的历史性与相对性
　　一种文体的孕育、成熟和衰亡，往往沉淀着文化和历史的投影。例如中国古典诗歌的流变，便经历了四言诗、楚辞、乐府民歌、五言诗、七言诗、长短句的词、散曲等阶段。文体的演变和社会、文化、语言观念等的发展呈现出某种关联性。法国作家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在《<克伦威尔>序言》中试图对这种现象加以探讨。他将西方流行的抒情类、叙事类与戏剧类三种文体划分对应于人类社会经历的三个历史时期：原始时代是用牧歌歌颂理想的抒情诗时代，古代是赞美部族和民族之间的战争和英雄的叙事诗时代，自基督教以来的近代，是人间与天堂、灵魂与肉体、美与丑相互对立的戏剧时代。
　　一种文体一经形成，便有着相对的稳定性。对于以该文体来写作的作家来说，常常具有审美规范的约束力。所以巴赫金称之为一种“艺术的记忆”，认为“就其本性来说，体裁反映了文学发展的最稳固的、‘经久不衰’倾向。”[2] 具体说，体裁对文学的语言形态、意象创造及结构安排常常起着无形的规范作用。例如诗歌要分行排列，结构上富于跳跃性等。但是另一方面，伟大的作家总是在某种程度上突破既有的审美规范，赋予文体以新的面貌与性质。克罗齐说，“每一个真正的艺术作品都破坏了某一种已成的种类，推翻了批评家们的观念”[3]。克罗齐以此作为反对文学分类的理由固然不甚恰当，但他所说的情况大体符合事实。比如小说这种文体是从传奇发展起来的，到巴尔扎克（Guez de Balzac，1799-1850）等19世纪经典现实主义作家那里，人物性格创造、环境描写和故事叙述都较为成熟，形成了古典小说人物、环境、情节三大要素。在20世纪初意识流小说家如沃尔芙（Virginia Woolf，1882-1941）等人那儿情况便不同了，她着力展示人物的意识流动。到了20世纪下半叶罗伯-格里耶等新小说派作家那里，小说的人物、环境、情节全面淡化，只剩下若明若暗的情绪的表达。而且，文体之间的交叉、互渗现象也是常有的，如古典小说《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中都容纳了大量的诗词。同时，不少作家还致力于打破文学分类的超文体写作，如德国作家歌德（G.W.Goethe，1749-1832）的《浮士德》既是戏剧又是诗歌，法国作家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的《词语》可以说是文学传记，也是文学评论及理论著作。而我国当代作家张承志的《心灵史》则集小说的虚构叙事、往事的历史考证、宗教的心灵探索于一体，另一作家孙甘露的《访问梦境》、《信使之函》则是小说、诗歌、散文、哲学、谜语、寓言等文体的混合物。这些探索都给既有的文体注入了新的因素与活力。
　　第二节中西文学分类的演变
　　一、中国文体分类的演变和文学四分法的形成
　　大致说来，我国从汉代到明代，对文体和文类的划分是逐渐展开、趋于细致的。三国时曹丕《典论·论文》里按照“本同而末异”的原则划分了四类，并且指明了它们的体性：“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宜实，诗赋宜丽。”西晋的陆机在《文赋》提出“体有万殊，物无一量”，列出了十体并对其特征加以概括：“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刘勰《文心雕龙》五十篇，自第六篇到二十五篇共二十篇谈的是文体，实际是把文章分为三十三个体类：明诗第六、乐府第七、诠赋第八、颂赞第九、祝盟第十、铭箴第十一、诔碑第十二、哀吊第十三、杂文第十四、谐隐第十五、史传第十六、诸子第十七、论说第十八、诏策第十九、檄移第二十、封禅第二十一、章表第二十二、奏启第二十三、议对第二十四、书记第二十五。梁代昭明太子萧统在《文选》中则将七百五十二篇诗文分为三十七类：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到明代吴讷《文章辨体》中将诗文分为五十九类，徐师曾《文体明辨》在前者的基础上，将诗文分为一百二十七类，其中仅诗歌就划为二十六种，赋划为四类，更是显得繁杂了。
　　清代以后，我国文体划分开始走向归并与简化。如桐城派古文家姚鼐编纂的曾经影响很大的《古文辞类纂》就将文章分为十三类：论辩类、序跋类、奏议类、书说类、赠序类、诏令类、传状类、碑志类、杂记类、箴铭类、颂赞类、辞赋类、哀祭类。直至现代进一步简化，分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四类。四分法出现于五四时期，是在流传进来的西方三分法的基础上，结合本民族文学的历史与现状而形成的。四分法最早见于1919年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一文：“散文在文学上，没甚高的位置，不比小说，诗歌，戏剧。但是日用必须，整年到头的做它”[4]。后来朱自清、鲁迅、胡适等多人沿用这个划分，至1935-1936上海良友公司赵家壁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将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分卷出版，四分法遂约定俗成。
　　我国古代的文体分类显得繁杂，缺乏概括，而且存有偏见，在很长时间里把后来得到很大发展的小说、戏曲排除在外。但也有其特点和优点：一是承认散文的地位，二是对某些文体特别是论述文体的特点把握得比较细密而精微。
　　二、三分法是西方文学分类的基本方法
　　西方从古希腊开始便将文学分为叙事类、抒情类与戏剧类三个类别。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一开头就谈到史诗、悲剧、喜剧以及其他艺术都是摹仿，只是摹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文学用语言，音乐运用音调和节奏；摹仿的对象不同，悲剧摹仿的是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喜剧摹仿的是比我们今天的人坏的人；摹仿所采的方式不同，“时而用叙述手法，时而叫人物出场”的是史诗，“始终不变，用自己的口吻来叙述”是抒情诗，“使摹仿者用动作来摹仿”[5]的是戏剧，这奠定了文学三分法的基础。歌德在他的《西东胡床集注释》中提出，文学一般有三种自然形式：清晰的叙述式、热情的激动式与个人的行动式。这种分类实际上是与史诗、抒情诗和戏剧相对应的。歌德认为这三种自然形式可以单独存在，也可以结合在一起。德国古典美学的代表人物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在《美学》中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并做了发挥，认为史诗是诗歌发展的正题，抒情诗是反题，而戏剧诗则是合题。他把史诗与事物的客观形状相联系，“按照本来的客观形状去描绘客观事物”，把抒情诗与诗人的内心世界相联系，“主体自我表现作为它的唯一形式和终极目的”，而戏剧诗则是内在精神与客观事物的统一，是“处在整体状态的精神”[6]。其后，虽然有克罗齐质疑三分法甚至主张取消艺术分类本身，三分法还是西方最流行的文学分类方法。例如美国的韦勒克、瑞士文学理论家施塔格尔（一译希台格尔，Emil Staiger，1908-1987）、凯塞尔（Wolfgang Kayser）以及前苏联的波斯彼洛夫等人便取三分法。在《诗学的基本概念》一书中，施塔格尔用抒情式、叙事式和戏剧式代表三种主要的文学类型，认为抒情式风格即回忆，叙事式风格即呈现，戏剧式风格即紧张。但纯粹抒情式、叙事式和戏剧式的文学并不存在，一切文学皆参与了三个类，因参与的程度不同，形成古往今来文学的无限丰富性。由于抒情式、叙事式和戏剧式的语言要素分别是音节、词和句，正合人类语言发展的三个阶段：语言的感性表达阶段、直观表达阶段和概念思维表达阶段，并且正合人类本质的三个领域：情感的、图象的和逻辑的。[7]
　　文学分类问题与特定的文化传统有关。西方叙事文学和戏剧发展较早，故三分法出现较早。我国诗歌发展较早，叙事文学与戏剧发展与成熟相对较晚，加之散文比较发达，所以能够接受四分法。
　　三分法和四分法各有其存在依据。解放后，我国文学理论教学与研究中三分法和四分法并行不悖。以“文革”前后影响很大的两部文学理论教科书为例，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主张四分法，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就倡导三分法。因此本书将三分法与四分法相结合进行文学分类。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