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思想教育和文化方面做出哪些重要贡献?

如题所述

孔子在教育上有三大创造和贡献：

一是春秋时期，王官之学衰微，孔子首开私人讲学之风，设杏坛讲学授徒，整理并以《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为教材，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教育内容；

二是打破教育上贵贱贫富的等级，提纲“有教无类”，使人人享有教育的平等权利，学生众多，史称“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三是主张尊师重道，“三人行，必有吾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学精神和因材施教、学思并重、举一反三、启发诱导的教学原则及“不耻下问”的学习态度，等等，至今为人所称颂和沿用。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职业教师，也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他也由此被称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 引用：孔子对后世影响深远，他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尊称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曾修《诗》、《书》，定《礼》 、《乐》，序《周易》，作《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论语》是儒家的经典著作，由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而成，是一本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
　　 1988年，75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在巴黎发表联合宣言，呼吁全世界“21世纪人类要生存，就必须汲取两千年前孔子的智慧。”由此可见孔子思想之伟大。鲁哀公2年（孔子59岁），孔子离开卫国经曹、宋、郑至陈国，在陈国住了三年，吴攻陈，兵荒马乱，孔子便带弟子离开，楚国人听说孔子到了陈、蔡交界处，派人去迎接孔子。陈国、蔡国的大夫们知道孔子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有意见，怕孔子到了楚国被重用，对他们不利，于是派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带粮食吃完，绝粮7日，最后还是子贡找到楚国人，楚派兵迎孔子，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孔子64岁时又回到卫国，68岁时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被迎回鲁国，但仍是被敬而不用。鲁哀公16年，孔子73岁，患病，不愈而卒。德治主张
　　同孔子的仁说和礼说相联系，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实际上已打破了传统的礼不下庶人的信条，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孔子以前有不少文献，孔子一方面学习它，一方面加以整理，同时向弟子传授。《论语》所涉及的有《易》，有《书》，，有《诗》。虽然有“礼”，却不是简册（书籍）。据《礼记·杂记下》“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那么，《仪礼》诸篇虽出在孔子以后，却由孔子传出。孺悲这人也见于《论语》，他曾求见孔子，孔子不但以有病为辞不接见，还故意弹瑟使他知道是托病拒绝，其实并没有病。但孺悲若是受哀公之命而来学，孔子就难以拒绝。《论语》没有谈到《春秋》，然而自《左传》作者以来都说孔子修《春秋》，孟子甚至说孔子作《春秋》。《公羊春秋》和《谷梁春秋》记载孔子出生的年、月、日，《左氏春秋》也记载孔子逝世的年、月、日；而且《公羊春秋》、《谷梁春秋》止于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左氏春秋》则止于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三种《春秋》，二种记载孔子生，一种记载孔子卒，能说《春秋》和孔子没有关系么？我不认为孔子修过《春秋》，更不相信孔子作过《春秋》，而认为目前所传的《春秋》还是鲁史的原文。尽管王安石诋毁《春秋》为“断斓朝报”（初见于苏辙《春秋集解自序》，其后周麟之、陆佃以及《宋史·王安石传》都曾记载这话），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大纲却赖此以传。更为重要的事是假若没有《春秋》，就不会有人作《左传》。《春秋》二百多年的史料，我们就只能靠地下挖掘。总而言之，古代文献和孔子以及孔门弟子有关系的，至少有《诗》、《书》、《易》、《仪礼》、《春秋》五种。孔子弟子不过七十多人，《史记·孔子世家》说“弟子盖三千焉”，用一“盖”字，就表明太史公说这话时自己也不太相信。根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琴张往吊宗鲁之死，孔子阻止他。琴张是孔子弟子，这时孔子三十岁。其后又不断地招收门徒，所以孔子弟子有若干批，年龄相差也很大。依《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载，子路小于孔子九岁，可能是年纪最大的学生。（《史记索隐》引《孔子家语》说颜无繇只小于孔子六岁，不知可靠否，因不计数。）可能以颛孙师即子张为最小，小于孔子四十八岁，孔子四十八岁时他才出生。假定他十八岁从孔子受业，孔子已是六十六岁的老人。孔子前半生，有志于安定天下，弟子也跟随他奔走，所以孔子前一批学生从事政治的多，故《左传》多载子路、冉有、子贡的言行。后辈学生可能以子游、子夏、曾参为著名，他们不做官，多半从事教学。子夏曾居于西河，为魏文侯所礼遇，曾参曾责备他“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礼记·檀弓上》），可见他在当时名声之大。孔门四科，文学有子游、子夏，而子张也在后辈之列，自成一派。当然也设帐教书，所以《荀子·非十二子篇》有“子张氏之贱儒”、“子夏氏之贱儒”和“子游氏之贱儒”。姑不论他们是不是“贱儒”，但他们传授文献，使中国古代文化不致绝灭，而且有发展、有变化，这种贡献开自孔子，行于孔门。若依《韩非子·显学篇》所说，儒家又分为八派。战国初期魏文侯礼待儒生，任用能人；礼待者，即所谓“君皆师之”（《史记·魏世家》，亦见《韩诗外传》和《说苑》）的，有卜子夏、田子方（《吕氏春秋·当染篇》说他是子贡学生）、段干木（《吕氏春秋·尊贤篇》说他是子夏学生）三人。信用的能人有魏成子，即推荐子夏等三人之人；有翟璜，即推荐吴起、乐羊、西门豹、李克、屈侯鲋（《韩诗外传》作“赵苍”）的人。吴起本是儒家，其后成为法家和军事家。李克本是子夏学生，但为魏文侯“务尽地力”，即努力于开垦并提高农业生产力，而且著有《法经》（《晋书·刑法志》），也变成法家。守孔子学说而不加变通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头目，只尊重他们，却不任用他们。接受孔门所传的文化教育，而适应形势，由儒变法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头目却任用他们，使他们竭尽心力，为自己国家争取富强。魏文侯礼贤之后，又有齐国的稷下。齐都（今山东临淄镇）西面城门叫稷门，在稷门外建筑不少学舍，优厚供养四方来的学者，让他们辩论和著书，当时称这班被供养者为稷下先生。稷下可能开始于田齐桓公，而盛于威王、宣王，经历湣王、襄王，垂及王建，历时一百多年。荀子重礼，他的礼近于法家的法，而且韩非、李斯都出自他门下，但纵在稷下“三为祭酒”（《史记·孟荀列传》），却仍然得不到任用，这是由于他仍然很大程度地固守孔子学说而变通不大。但他的讲学和著作，却极大地影响后代。韩非是荀卿学生，也大不以他老师为然。《显学篇》的“孙氏之儒”就是“荀氏之儒”。然而没有孔子和孔门弟子以及其后的儒学，尤其是荀卿，不但不可能有战国的百家争鸣，更不可能有商鞅帮助秦孝公变法（《晋书·刑法志》说：“李悝[即李克]著《法经》六篇，商鞅受之以相秦。”）奠定秦始皇统一的基础；尤其不可能有李斯帮助秦始皇统一天下。溯源数典，孔子在学术上、文化上的贡献以及对后代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孔子的学习态度和教学方法，也有可取之处。孔子虽说“生而知之者上也”，自己却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似乎孔子并不真正承认有“生而知之者”。孔子到了周公庙，事事都向人请教，有人讥笑他不知礼。孔子答覆是，不懂得就问，正是礼。孔子还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就是说，在交往的人中，总有我的正面老师，也有我的反面教员。子贡说，孔子没有一定的老师，哪里都去学习。我们现在说“活到老，学到老”。依孔子自述的话，“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就是说学习不晓得老。不管时代怎么不同，如何发展，这种学习精神是值得敬佩而采取的。孔子自己说“诲人不倦”，而且毫无隐瞒。元好问《论诗》诗说：“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过去不少工艺和拳术教师，对学生总留一手，不愿意把全部本领尤其最紧要处，最关键处，俗话说的“最后一手”“看家本领”传授下来。孔子则对学生无所隐瞒，因而才赢得学生对他的无限尊敬和景仰。孔子死了，学生如同死了父母一般，在孔子墓旁结庐而居，三年而后去，子贡还继续居住墓旁三年（《孟子·滕文公上》）。有这种“诲人不倦”的老师，才能有这种守庐三年、六年的学生。我们当然反对什么守庐，但能做到师生关系比父子还亲密，总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孔子对每个学生非常了解，对有些学生作了评论。在解答学生的疑问时，纵然同一问题，因问者不同，答复也不同。《颜渊篇》记载颜渊、仲弓、司马牛三人“问仁”，孔子有三种答案。甚至子路和冉有都问“闻斯行诸”，孔子的答复竟完全相反，引起公西华的疑问。因材施教，在今天的教育中是不是还用得着？我以为还是可以用的，只看如何适应今天的情况而已。时代不同，具体要求和做法必然也不同。然而孔子对待学生的态度和某些教学方法如“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就是在今天，也还有可取之处。孔子以前，学在官府。《左传》载郑国有乡校，那也只有大夫以上的人及他们的子弟才能入学。私人设立学校，开门招生，学费又非常低廉，只是十条肉干，自古以至春秋，恐怕孔子是第一人。有人说同时有少正卯也招收学徒，这事未必可信。纵有这事，但少正卯之学和他的学生对后代毫无影响。孔子所招收的学生，除鲁的南宫敬叔以外，如果司马牛果然是桓魋兄弟，仅他们两人出身高门，其余多出身贫贱。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路“冠雄鸡，佩猳（jiā）豚”，简直像个流氓。据《史记·游侠列传》，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更为穷困。《论语》说公冶长无罪被囚，假设他家有地位，有罪还未必被囚，何况无罪？足见也是下贱门第。据《弟子列传·正义》引《韩诗外传》，曾参曾经做小吏，能谋斗升之粟来养亲，就很满足，可见曾点、曾参父子都很穷。据《吕氏春秋·尊师篇》，子张是“鲁之鄙家”。颜回居住在陋巷，箪食瓢饮，死后有棺无椁，都见于《论语》。由此推论，孔子学生，出身贫贱的多，出身富贵的可知者只有二人，那么，孔子向下层传播文化的功劳，何能抹杀？《淮南子·要略篇》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这不是说墨子出自儒，而是说，在当时，要学习文化和文献，离开孔门不行。《韩非子》说“今之显学，儒、墨也”，由儒家墨家而后有诸子百家，所以我说，中国文化的流传和发达与孔子的整理古代文献和设立私塾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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